摘自：中华复兴网 http://www.1840cn.com
人的绝对自由，就在于他们是被偶然地抛到这个世上，而“决定一切的（正）是不可逆料的偶然；或者说，偶然就是世界的主宰，偶然就是人的命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甚至历史也变得循规蹈矩，简化到了光溜溜、赤条条的阶级斗争，压迫反压迫，然后是造反、反造反与反反造反，如此更替，子子孙孙，生生不息。一切都围绕着离肚皮不远的中心而展开，肠胃决定大脑，屁股决定眼睛，观念只有一个：历史是必然的。这种必然就意味着，苦难可以摆脱，迟早有条康庄大道通往永恒幸福，在那里，狗将成其为狗，猫将成其为猫，一切没有受到是其所是的对待，都将废除；一切异化所造成的痛苦，将以所有人的自由而宣告终结。
幸亏一个人，只要他不是全身瘫痪，只要他的脖子还可以扭动，那么即使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屁股被万能胶水沾住，他还是可以扭动脖子，换一种方式看。换一种方式看，他就会看到，尼罗河也好，亚马逊河也好，从来不曾有哪条河流，温驯得不曾发生过改道。而历史也不是一成不变，别人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它也仅仅是一种图象，它随着光与影的变换而变换。历史是一条变形虫，是形体从来不可确定的鞭毛藻；关于它的所有规律，仅仅是人眼加工的复制品。我们可以谈论复制品。至于真实，则也只能如诗人米沃什所云：“在一切当中，我不知道什么是真实。”
谈论真实过于虚妄，那就让我们谈谈复制品吧，谈谈那一纵即逝、转瞬即化为烟云的复制品。在众多的复制品当中，我们会不期而然邂逅一本名字叫《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的书；在那本书中，我们又可以邂逅拿破仑的痔疮。
拿破仑的痔疮和常人的痔疮没有什么两样，想必也是由于拿破仑在直立行走时直肠静脉血向上回流比较困难，加上内脏的下压导致静脉扩张而形成的，再加上拿破仑恐怕经常熬夜，生活无规律，平时不注意定时排便以及肛门卫生，饮食也不清淡，热衷于辛辣刺激性食物，又不肯多吃香蕉西瓜之类的润肠食物，结果使拿破仑那太阳照不见的地方呈现出一般痔疮的临床表现：瘙痒、肿痛、出血。无论拿破仑多么伟大，他反正是得忍受他的并非众所周知的痔疮了。
但拿破仑的痔疮不同于常人之处在于，拿破仑的痔疮改变了整个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根据Richard Zacks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中所描述，拿破仑的痔疮实际困扰他一生，“在他极其焦虑的常见姿势中，他经常搔自己的身体，经常搔得疮口出血为止。他经常说：‘我只在皮肤上感觉到活着。’可是，经常困扰他的，并不仅仅是他脸上的皮肤。滑铁卢战争期间，他的痔疮经常恶性发作，这使拿破仑这位极聪明的进攻型战略家，无法骑马外出视察军队，也无法与战地军官们商讨战争局势，特别是在最后两天，当时，那场战争仍然是有希望打赢的。有好几种来源证实，在很多时间他是用止痛的鸦片在帐篷里抽得飘飘然。”（Richard Zacks，《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P247，海南出版社2002）
Richard Zacks的这种说法如果在当时提出可能会显得荒唐，但他并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它至少说明一点，历史上的滑铁卢，很可能就在于那隐秘的痔疮；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以后的历史进程，就由那颗痔疮决定。这种说法在今天来看，应当不算过分。因为在今天，众多的先进理论武器当中，人们很容易接触到一种名字叫蝴蝶效应的理论。
蝴蝶效应简单得一目了然，就是巴西森林里的一只斑斓蝴蝶漫不经心振动翅膀的话，很可能就会引起加州的一场无数人无家可归的暴风雪；微观世界的细微运动可能造成宏观世界的巨大震动。在这种理论中，决定一切的是不可逆料的偶然；或者说，偶然就是世界的主宰，偶然就是人的命运。这点，也许古代的人比现代人还要了知得透彻。底比斯的国王俄狄浦斯不懂什么是蝴蝶效应，但他刺瞎自己的眼睛之后内心透亮，知道自己必须接受偶然安排的命运——对于他来说，他的神不是别的，就是偶然。偶然就是神定的意志，它过于疯狂，使人无法抗逆，正如一句电影台词里所说的，“每个人偶然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由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一次疯狂举动。”
在蝴蝶的翅膀面前，铁的必然，退居其次。我们的手，卑微之人类的手，也从来抓不住命运，而只能听从偶然的安排。我们可以去认知，并自负于自身的认知能力，但那种冥冥中偶然的力量，并不因为我们认识了必然就得以解除。它存在，而我们看不见——超现实主义大师马格里特在画一幅可以说是他自己的肖像画时，也就只能让一只偶然飞过的鸽子，遮住自己的脸——因为偶然，我们看不清自己。古希腊太阳神庙上的箴言劝喻，每个人当认识自己，但在偶然面前，人真的可以认识自己么？我们有那种力量有那种权利对人做出裁夺么？谁又能够弄清楚，在基斯洛夫斯基《杀人短片》中，泽雅克杀人就一定要有一个清晰而明了的理由？一切莫非就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往，如如不动”的偶然？“认识必然即自由”的那种自由恐怕也就成为某种人造理念觊觎神的位置的幌子。
也正因为偶然，拿破仑的痔疮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历史如果可以如果的话，那么拿破仑多吃几只番茄，每日大便后用温水洗浴，外敷九华膏，五倍子散或黄连膏，平时坚持做一点提肛运动，今天或许呈现我们的历史面貌会截然不同——这位马背上的悲剧英雄，将给我们描绘出另一幅历史图景。一切因为那颗小小的痔疮而变得不可思议。一言以蔽之，历史是偶然的历史。
既然历史造就于偶然，那么，承担偶然恐怕就是人的运命。承担那隐藏在我们目力不及的深处的一次蝴蝶翅膀的振动，恐怕就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切。而在这一切之中，也许我们可以回溯一个古老的梦：究竟我就是那蝴蝶，还是那蝴蝶就是我？我何尝不就是那蝴蝶的复制品？那折磨着我们的蝴蝶，也只能任其在我们面前逍遥漫舞。
是了，蝴蝶在飞舞，从此往日被存在的美好形象，烟消云散，留在我们面前的，或如《金刚经》所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人的绝对自由，就在于他们是被偶然地抛到这个世上，而“决定一切的（正）是不可逆料的偶然；或者说，偶然就是世界的主宰，偶然就是人的命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甚至历史也变得循规蹈矩，简化到了光溜溜、赤条条的阶级斗争，压迫反压迫，然后是造反、反造反与反反造反，如此更替，子子孙孙，生生不息。一切都围绕着离肚皮不远的中心而展开，肠胃决定大脑，屁股决定眼睛，观念只有一个：历史是必然的。这种必然就意味着，苦难可以摆脱，迟早有条康庄大道通往永恒幸福，在那里，狗将成其为狗，猫将成其为猫，一切没有受到是其所是的对待，都将废除；一切异化所造成的痛苦，将以所有人的自由而宣告终结。
幸亏一个人，只要他不是全身瘫痪，只要他的脖子还可以扭动，那么即使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屁股被万能胶水沾住，他还是可以扭动脖子，换一种方式看。换一种方式看，他就会看到，尼罗河也好，亚马逊河也好，从来不曾有哪条河流，温驯得不曾发生过改道。而历史也不是一成不变，别人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它也仅仅是一种图象，它随着光与影的变换而变换。历史是一条变形虫，是形体从来不可确定的鞭毛藻；关于它的所有规律，仅仅是人眼加工的复制品。我们可以谈论复制品。至于真实，则也只能如诗人米沃什所云：“在一切当中，我不知道什么是真实。”
谈论真实过于虚妄，那就让我们谈谈复制品吧，谈谈那一纵即逝、转瞬即化为烟云的复制品。在众多的复制品当中，我们会不期而然邂逅一本名字叫《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的书；在那本书中，我们又可以邂逅拿破仑的痔疮。
拿破仑的痔疮和常人的痔疮没有什么两样，想必也是由于拿破仑在直立行走时直肠静脉血向上回流比较困难，加上内脏的下压导致静脉扩张而形成的，再加上拿破仑恐怕经常熬夜，生活无规律，平时不注意定时排便以及肛门卫生，饮食也不清淡，热衷于辛辣刺激性食物，又不肯多吃香蕉西瓜之类的润肠食物，结果使拿破仑那太阳照不见的地方呈现出一般痔疮的临床表现：瘙痒、肿痛、出血。无论拿破仑多么伟大，他反正是得忍受他的并非众所周知的痔疮了。
但拿破仑的痔疮不同于常人之处在于，拿破仑的痔疮改变了整个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根据Richard Zacks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中所描述，拿破仑的痔疮实际困扰他一生，“在他极其焦虑的常见姿势中，他经常搔自己的身体，经常搔得疮口出血为止。他经常说：‘我只在皮肤上感觉到活着。’可是，经常困扰他的，并不仅仅是他脸上的皮肤。滑铁卢战争期间，他的痔疮经常恶性发作，这使拿破仑这位极聪明的进攻型战略家，无法骑马外出视察军队，也无法与战地军官们商讨战争局势，特别是在最后两天，当时，那场战争仍然是有希望打赢的。有好几种来源证实，在很多时间他是用止痛的鸦片在帐篷里抽得飘飘然。”（Richard Zacks，《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P247，海南出版社2002）
Richard Zacks的这种说法如果在当时提出可能会显得荒唐，但他并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它至少说明一点，历史上的滑铁卢，很可能就在于那隐秘的痔疮；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以后的历史进程，就由那颗痔疮决定。这种说法在今天来看，应当不算过分。因为在今天，众多的先进理论武器当中，人们很容易接触到一种名字叫蝴蝶效应的理论。
蝴蝶效应简单得一目了然，就是巴西森林里的一只斑斓蝴蝶漫不经心振动翅膀的话，很可能就会引起加州的一场无数人无家可归的暴风雪；微观世界的细微运动可能造成宏观世界的巨大震动。在这种理论中，决定一切的是不可逆料的偶然；或者说，偶然就是世界的主宰，偶然就是人的命运。这点，也许古代的人比现代人还要了知得透彻。底比斯的国王俄狄浦斯不懂什么是蝴蝶效应，但他刺瞎自己的眼睛之后内心透亮，知道自己必须接受偶然安排的命运——对于他来说，他的神不是别的，就是偶然。偶然就是神定的意志，它过于疯狂，使人无法抗逆，正如一句电影台词里所说的，“每个人偶然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由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一次疯狂举动。”
在蝴蝶的翅膀面前，铁的必然，退居其次。我们的手，卑微之人类的手，也从来抓不住命运，而只能听从偶然的安排。我们可以去认知，并自负于自身的认知能力，但那种冥冥中偶然的力量，并不因为我们认识了必然就得以解除。它存在，而我们看不见——超现实主义大师马格里特在画一幅可以说是他自己的肖像画时，也就只能让一只偶然飞过的鸽子，遮住自己的脸——因为偶然，我们看不清自己。古希腊太阳神庙上的箴言劝喻，每个人当认识自己，但在偶然面前，人真的可以认识自己么？我们有那种力量有那种权利对人做出裁夺么？谁又能够弄清楚，在基斯洛夫斯基《杀人短片》中，泽雅克杀人就一定要有一个清晰而明了的理由？一切莫非就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往，如如不动”的偶然？“认识必然即自由”的那种自由恐怕也就成为某种人造理念觊觎神的位置的幌子。
也正因为偶然，拿破仑的痔疮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历史如果可以如果的话，那么拿破仑多吃几只番茄，每日大便后用温水洗浴，外敷九华膏，五倍子散或黄连膏，平时坚持做一点提肛运动，今天或许呈现我们的历史面貌会截然不同——这位马背上的悲剧英雄，将给我们描绘出另一幅历史图景。一切因为那颗小小的痔疮而变得不可思议。一言以蔽之，历史是偶然的历史。
既然历史造就于偶然，那么，承担偶然恐怕就是人的运命。承担那隐藏在我们目力不及的深处的一次蝴蝶翅膀的振动，恐怕就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切。而在这一切之中，也许我们可以回溯一个古老的梦：究竟我就是那蝴蝶，还是那蝴蝶就是我？我何尝不就是那蝴蝶的复制品？那折磨着我们的蝴蝶，也只能任其在我们面前逍遥漫舞。
是了，蝴蝶在飞舞，从此往日被存在的美好形象，烟消云散，留在我们面前的，或如《金刚经》所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