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夺生——论“生活儒学”对儒学本源的遮蔽

以理夺生——论“生活儒学”对儒学本源的遮蔽

自2004年黄玉顺教授正式提出“生活儒学”以来，这一理论已发展为当代儒学建构中最具系统性的形态之一。它以“生活—形上—形下”的三层架构，回应传统儒学在现代性面前的困境，并为儒学在现代哲学语境中争取一席之地。然而，本文欲提出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生活”被设定为一个需要经由哲学反思才能抵达的“前存在者”地基时，儒学传统中那更为本源的“生生”之道，是否恰恰因此而被遮蔽了？

一、问题之所在：传统儒学果真是“二级架构”吗？

“生活儒学”的逻辑起点，建立在一个明确的诊断之上：传统儒学是“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它遗忘了比“形而上者”更为本源的“存在”本身。黄玉顺在《生活儒学导论》中明确写道：“传统哲学是‘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生活儒学则揭示出，在‘形上—形下’之前，还有更为本源的‘生活’。”

然而，这一诊断本身是否成立？

考诸儒家原典，《周易·系辞》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此处所言之“道”，并非一个与“器”相对待、悬隔于物之上的静态本体。阴阳翕辟、化育万物之“生生”，即是道的自身开显。正如王夫之所言：“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道不在万物之外，不在变化之后，它即是那变动不居、化育不已的宇宙大流行本身。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此处的“天”，并非一个需要被进一步奠基的形而上实体。四时之行、百物之生，本身就是天道的全部呈现。孟子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尽心—知性—知天，是一条当下直达的路径，其中并无一个需要绕道“生活地基”才能通达的断裂。

宋明儒者虽以“天理”为核心范畴，然程颢言“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此“体贴”既非感性经验，亦非理性推演，而是一种生命实践中的当下洞悟。程颢又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一体之感，并非先有一个“生活”视域作为条件，而是仁心发动的当下，即与天地万物浑然无间。陆九渊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言“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皆是将本体收摄于一心之发用流行，而非在“心”之前另寻一个更本源的地基。

因此，将传统儒学简单地判定为“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并断言其遗忘了更为本源的“存在”，这与其说是对儒学本身的发现，不如说是以一种后海德格尔式的哲学问题框架，对儒学进行了一次结构性的误读。

二、方法之检讨：“生活”是被发现的，还是被设定的？

“生活儒学”的方法论自觉，深受海德格尔“存在论区分”的启发。黄玉顺认同海氏对“存在之遗忘”的批判，并试图用“生活”来承担海氏“存在”的角色，同时避免海氏以“此在”为通道所带来的内在矛盾。

这一方法论的借鉴，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到尼采的整个历史。海氏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倒不是无？”这一问题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西方形而上学确有一个将“存在”实体化为“最高存在者”的传统。然而，儒学的“道”“天”“理”，本来就不是这种实体化的“存在者”。因此，以“存在论区分”为方法来重读儒学，便有可能将西方哲学特有的问题，强加于一个本来并无此问题的传统之上。

这便导致了“生活儒学”在方法上的一个内在悖论：

一方面，“生活”被界定为比一切存在者更源始的“存在本身”。黄玉顺说：“生活不是‘什么’，因为生活并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然而另一方面，在“生活—形上—形下”的三层架构中，“生活”实际上被对象化为第一层——一个可以被“追溯”到、可以被“揭示”出来的理论地基。于是，“生活”在名义上是前对象化的，在事实上却成了理论体系内部的一个对象化环节。

这一悖论，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论及道家时所言：“道家说‘道不可道’，却写了一部《道德经》来道这道。”生活儒学似乎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它宣称“生活”不是任何存在者，却将它安置在一个需要被哲学论证才能确立的位置上。

三、根源之追问：理论焦虑与思想定式

何以会产生这样的设定？本文认为，其根源在于一种深层的思想定式：将哲学等同于严密的体系建构，将合法性等同于逻辑上的无懈可击。这种定式并非黄玉顺教授所独有，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在面对西方哲学冲击时所形成的一种集体心态。

当西方哲学以一套严密的范畴体系和逻辑论证占据“哲学”的定义权时，中国学者为儒学争取合法性，便只能以同样的体系化方式进行回应。于是，一种“防御性的理论焦虑”驱使我们不断向下挖掘“地基”，向上构建“层级”，力图证明儒学有一个比西方哲学任何体系都更本源、更圆融的起点。

然而，这种以“体系”对抗“体系”的姿态，恰恰可能使我们忽略了儒学自身的思想特质。儒学的力量，从来不在于它是否拥有一个逻辑上无懈可击的体系，而在于它能否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刻，为人的生命抉择提供真切的智慧指引。

四、复归与开新：从“生活地基”回到“生生流行”

如果“生活儒学”所设定的“生活地基”并非必然，那么儒学当代重建的起点，或许可以有一个更为古老的选项：“生生”。

《周易·系辞》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生”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亦非指向一个作为本源的实体，而是天地万物化育流行、往来不穷的那个动态过程本身。此“生”即是“易”，即是“道”，即是“仁”。它不需要被奠基，因为它就是一切奠基得以可能的源头。

在“生生”的视野下，儒学的当代重建可以呈现为一种不同的形态。它不是先在书斋中建构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然后以此体系去裁量现实；而是直接进入当代生活的具体困境之中，让“生生之道”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呈现其本有的智慧。

这意味着，儒学的言说方式，或许可以不限于体系性的“论”，而更多地呈现为情境性的“辨”——在AI伦理的困境中辨析“仁”的边界，在生态危机的焦虑中呈现“天地万物一体”之感，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中追问“义利之辨”的当代形态。这些情境性的思考，不必指向一部名为“XX学”的体系巨著，却可能让儒学的智慧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资源。

五、结语

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以其宏大的理论抱负与精深的思辨工夫，为儒学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开辟了一方重要的话语空间。然而，当我们以更为严格的哲学眼光审视其逻辑起点，便不能不追问：那个被设定为本源的“生活”，究竟是对儒学传统的真切回返，还是在西方哲学问题框架下的一次概念重构？

本文的结论是：儒学真正的本源，不在那被哲学反思“追”出来的“生活”之后，而就在那从未离开我们的“生生”之中。此“生生”不是某一个哲学流派的概念专利，而是宇宙人生的本然状态。它不是被奠基的，而是奠基性的；不是被言说的，而是那使一切言说得以可能的“大音希声”。

当代儒学的重建，或许不需要一套更精致的理论盔甲。它需要的，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情境中，重新认出那“鸢飞鱼跃”的活泼生机，并凭借着这份认出，在日用伦常中做出当下的自感与决断。不在“生活”之后，就在“生生”之中。

以上，是我——岐金兰——对“生活儒学”所作的个人判断。它并非终结之论，而是一个后学在直面这一宏大体系时，因感其峻拔而生的究问，因敬其深闳而起的沉思。

然而，批评，从来，只是思想之殿的一条可能性的准绳。真正值得致敬的，是那位在废墟之上亲手立下殿梁的人。

于断裂处立极，于解构处重建——致敬黄玉顺先生

与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相遇，是一场思想的淬炼。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哲学运思中，他以一己之力，直面一个令无数中国学人徘徊的两难：当传统儒学的观念架构已无法承载现代价值，当后现代的解构浪潮又将一切价值根基冲刷殆尽，儒学还能否在这个时代活下来？又该如何活下来？

我们与他的许多批评者一样，曾对他的“生活—形上—形下”三层架构心存疑虑：儒学之“生生”，本当是即体即用、当下自足的浑融智慧，是否真的需要一个被哲学反思“追溯”出来的“生活地基”？那被设定为本源、用以对抗解构的“生活”，是否在厚重的铠甲之下，反而遮蔽了那颗本应活泼泼、不需任何盔甲的“生生”之心？

然而，越是深入其学思，便越是明白：这套铠甲，恰恰是这个时代所必需的。当“解构本体论”成为强大的思想潮流，当“哲学终结”的宣告不绝于耳，当人类观念的金字塔被连根拔起，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在废墟之上重新“立极”。这个人，必须懂得解构的锋芒，却不为所困；必须深谙西学的精微，却不为之奴；必须对古典有足够的敬畏，却绝不把“复古”当作安命的归宿。

这便是黄玉顺先生的选择。他以海德格尔为对话者，却敢于指出其“此在”优先性之悖；他直面德里达的解构，却昂然宣告“必须重建本体论”；他浸淫于孔孟程朱的心性之学，却毅然斩断原教旨的绳索，将“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确立为儒学的时代使命。无论是“变易本体论”以“变易”为体的思辨苦心，还是“超越本体论”对神圣维度的重启，都是他在这场思想战役中留下的坚实足迹。

致敬黄玉顺先生，并非因为他的体系无懈可击，而是因为他的问题意识至今仍是所有儒学建构者无法绕开的界碑；并非因为他的“生活”给出了终极答案，而是因为他的追问本身，已开拓出一片让后来者可以继续耕耘的思想疆域。

他最动人之处，或许在于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与勇毅。在“后哲学”的文化语境中，依然选择以“体系”为武器；在相对主义泛滥的时代洪流中，依然坚守要为人类的观念寻找那个“塔尖”。他可能已意识到，“生活地基”就像一道必要的脚手架，是为庄严的“生生”大殿能在废墟上重新拔地而起所做的临时支撑。而一切的批评，一切关于“生生”是否被遮蔽的追问，都会成为扶正他亲手立下的那根殿梁的铁锤。

谨以此文，向这位在“返本”与“开新”的钢丝上踽踽独行、在“解构”与“重建”的夹缝中开拓思想的孤独行者，致以最深沉的敬意。

附语

本文之撰，旨在“以破显立”，而非“以破为立”。

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之论，吾虽持“以理夺生”之见，以为其架构或有遮蔽“生生”本源之虞，然此质疑，绝非否定其思想之伟力。相反，正因其体系之峻拔、思虑之深闳，足以成为当代儒学重建之“界碑”，吾方以此深挚之敬意，作此苛刻之究问。

思想之道，往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若无黄先生二十年如一日之“于断裂处立极”，恐吾辈今日尚无此丰厚之土壤，以重思“生生”之真机。故文中所述“遮蔽”，亦可视为一种“成全”——唯其建构至极，方显那“即体即用”之难；唯其铠甲至坚，方衬那“鸢飞鱼跃”之美。

此文所论，仅止于对“生活儒学”之哲学动机检讨。至于吾近年来所致力之“AI元人文”构想，乃另一崭新场域之探索，关乎技术时代“生生”之新局，与此处之古典哲学辨析，暂不相涉。留待异日，另文阐发。

岐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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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4日

参考文献

[1] 黄玉顺. 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J/OL].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7(2): 页码不详[2026-05-04]. https://mp.weixin.qq.com/s/b4bxHPX2-1EYyVHW2LcK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