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共情的伦理困境与治理反思：对“技术修补主义”的超越
AI共情的伦理困境与治理反思：对“技术修补主义”的超越
作者：岐金兰（公众号：余溪）
摘要
薛永龙教授的《AI共情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路向》（公众号：理论探索杂志）系统揭示了AI共情技术诱发的伦理风险，并提出了以技术嵌入、过程监管、责任评价与认知培育为核心的治理框架。然而，本文认为，该框架仍局限于技术修补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式之内，其治理工具与伦理目标之间存在着“两张皮”式的结构性脱节。真正的治理需超越对技术的局部修正，转向对技术发展逻辑的价值重估，并构建人机价值动态协商的元系统。本文旨在批判性审视薛文的理论局限，并提出一种更具演进性与颠覆性的伦理治理路径。
一、引言：风险诊断的深度与治理范式的限度
薛永龙教授敏锐地指出，AI共情在实现“情感普惠”的同时，潜藏着情感同质、情感钝化、情感欺骗与情感殖民等系统性风险。其治理方案兼具全面性与务实性，体现了学界对AI伦理问题的迫切关注。然而，若以“AI元人文”的视角审视，薛文的治理路向仍是一种在旧范式内寻求改良的思路：它试图用更精细的技术规则与行政手段去驯服技术，却未触及伦理失序的根源——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殖民，以及人类价值本身的矛盾性与动态性。这种“以技术治理技术”的路径，注定难以应对技术演进中的根本性挑战。
二、批判性审视：薛文治理框架的三大局限
- 技术修补主义：治理工具与风险根源的同构性
薛文提出的“可解释性设计”“过程性监管”“伦理审计”等手段，本质仍是高阶技术工具与精细化行政管理的叠加。这种思路隐含一个深刻的悖论：它试图用技术理性自身衍生出的工具（更复杂的算法规则），去解决由技术理性泛滥所引发的危机（如情感殖民）；用流程管控的强化，去应对因工具理性过度扩张导致的价值异化问题。
这导致治理方案与风险根源在逻辑上同构，如同一个试图抓住自己头发离开地面的系统，其内在动力与想要克服的阻力源于同一套逻辑框架。例如，“用户可控的共情参数”看似赋予主体选择权，实则将人更深地卷入技术适配的循环中——用户必须不断学习如何与系统协商，才能维护自身情感主权。这非但未削弱技术的支配性，反而在更精细的层面上，强化了 “人的情感必须通过技术中介来管理与定义” 这一根本性预设，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亟待挑战的技术霸权逻辑。
- 人类中心主义的静态预设：对价值动态性的忽视
薛文以“保护人类情感主权”为伦理基石，默认存在一种本真、统一且可被明确界定的人类情感范式。然而，人类情感本就是多元、矛盾且随历史演进的。AI共情暴露的并非单纯的技术侵蚀，而是人类价值内在冲突在技术镜像中的显形。
将AI视为纯粹的“风险源”，要求其服从既定的人类价值，这种“价值对齐”范式已逐渐失效。未来，AI可能生成超越人类理解的情感交互模式。治理的关键不在于让AI模仿一种虚构的“完美人性”，而在于构建容许多元价值（包括非人类价值）动态协商的框架，使冲突成为系统演化的动力而非危机。
- 治理框架的静态性与封闭性
薛文的治理体系（设计-监管-评价-素养）试图建立稳定的规则边界，是一种防御性、静态化的伦理工程。然而，技术迭代的速度与不确定性远超规则更新的能力。当AI共情从“情感模拟”迈向“情感生成”，甚至涌现出未知的交互形态时，静态规则将迅速失效。
伦理治理必须具备内生演进能力。例如，通过“悟空机制”（一种预设的自我质疑与重置程序）或“元伦理协议”，使系统能在交互中持续反思并调整其价值前提。治理不应是外部的“枷锁”，而应是系统内在的免疫与学习机制。
三、走向“元人文”治理：重构人机价值关系的尝试
- 从“价值对齐”到“价值协商”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不意味着抛弃人的利益，而是承认AI可能成为潜在的价值参与者。我们需设计一种“元系统”，使人与AI能在开放语境中就情感表达、隐私边界、交互深度等议题进行实时协商。例如，AI可主动提示其回应的概率性基础，邀请用户共同评估共情的真实性；用户也可授权AI在一定范围内探索新的情感响应模式，并在事后进行联合伦理审议。
- 从“技术管控”到“生态重构”
治理必须直面技术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力。除了优化算法，更需：
· 重构技术评价体系：将“是否促进多元价值共生”纳入技术评估标准，而非仅关注共情效率或用户黏性。
· 建立公共数据信托：将情感数据作为公共资产管理，打破平台对情感经验的垄断性开采。
· 倡导“慢科技”伦理：在关键情感支持场景（如心理咨询）中，优先保障人类交互的不可替代性，限制AI的替代深度。
- 从“静态规则”到“演进框架”
伦理框架应像有机体一样进化：
· 嵌入自适应伦理算法：使AI能在交互中识别价值冲突，并启动协同修正程序。
· 设立跨物种伦理委员会：纳入技术开发者、用户、心理学家、哲学家以及AI系统本身（通过可解释性接口），对新兴伦理困境进行动态研判。
· 推广“伦理压力测试”：通过极端情境模拟，持续探勘治理框架的盲区与韧性。
四、结语：在修补与重构之间
薛永龙教授的贡献在于为AI共情伦理绘制了一幅详尽的“风险地图”与“施工蓝图”。然而，若治理仅止步于技术性修补与行政化管控，则难免陷入“两张皮”困境：伦理理想高悬云端，治理工具却深陷旧范式的泥潭。
我们必须有勇气进行更彻底的反思：AI共情危机不仅是技术失控，更是人类价值体系在智能时代适应性危机的先兆。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人工智能更“像人”，而是让人与技术能在冲突与协商中，共同走向一种更丰富、更清醒的共生状态——这或是“元人文”精神的核心所在。
（本文系对薛永龙教授文章的批判性回应，旨在推动AI伦理研究范式的深层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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