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成书背景补充

费孝通被誉为中国社会学总设计师，《乡土中国》就是他“社会学本土化”的早期著作，以“社区分析”的方式观察、提炼中国乡村社会的普遍结构与性质。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普遍性或许是他当时着眼于乡村研究的原因之一。

理论概要

《乡土本色》

• 乡下人离不开“土”。从乡村走出去的人们无论到哪里都保留着耕种的习惯；“土地”在乡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可贵可敬的。
• 乡村社会流动率小。农业生产取资于固定的土地，因此除非天灾兵乱之类，不会出现普遍的人口流动。当然，小规模的流动仍然存在——人口不断增长，土地总会饱和，过剩的人口被迫去另辟新地，成功者将会缔造出新的乡村，就如同“老树吹出去的种子”。
• 中国乡村是“熟人”的聚落。
  • 与美国农民不同，中国农民主要是聚村而居。这有几点原因：每家所耕的面积小、合作生产效率更高、兄弟分祖上的田地，长此以往一块地上的人口越来越多。
  • 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非常熟悉的。这得益于乡村社会流动率小，人们“生于斯，长于斯”，从小到大都是和熟识的人打交道。这种熟悉造就了乡土社会中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大家遵循着约定俗成的礼俗，并不以法律等强制性措施作为社会规则。同时，相对简单的环境使人们在相处时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需要追求一般性的行为规范。

《文字下乡》

• 使用文字是因为人们交流时遇到了时间上或空间上的阻碍。而文字的表达总会有缺陷，例如可能受情境变迁的影响。在乡土社会这样“面对面”化的社会中，文字在空间上就已经失去了作用，没有使用场景。这是乡村文盲率高的根本原因。
• 进一步地，语言在乡土社会中也并非完全不可替代。语言的强大之处在于让人们互相了解并配合协作，而这个功能一定程度上被乡土社会的“熟人”属性替代了。于是语言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它是社会所固定的一套象征体系，和人们最本初的想法总不能完全贴切。于是，乡下人也常常会用“眉目传情”“指石相证”等更加直接的会意方式。

《再论文字下乡》

• 语言文字是人类学习的工具。人过着不断学习的一生，学习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类——自己的经验和社会的经验（后者也被称为文化），而无论哪种都是人与“过去”的交流。语言是经验的载体。当经验过于复杂以至于难以记忆时，文字便在时间层面起到了记录的作用。
• 乡土社会中的经验是简单的，不需要文字记录。由于低流动率，乡下人对故乡的人和物也都非常熟悉，生活往往千篇一律，造就了乡土社会中经验的单一。乡村文化中“人怕出名猪怕壮”一类反对变故的价值观就是这种简单经验的延申。于是乡土社会中，文字在时间上也失去了作用——这些简单的经验口口相传足矣。

《差序格局》

• 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在西方，个人的关系是建立在“团体”之上的。这里的“团体”是一个狭义的社会概念，指的是界限分明且明确规定其成员的权力和义务的社群。
• 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团体”的概念。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建立由近及远、一级一级的社会关系网。
  • 差序格局并不是界限分明的。关系网的大小可以视中心的“己”的势力大小或喜好而变化。
  • 儒家本质上是差序格局中的“推己及人”。人伦中“伦”字的本义就是如此。这种推己及人的典例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差序格局导致了“私”的普遍性。
  • 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儒家不存在跨越差序的“兼爱”。
  • 在差序格局中，“公私”永远是相对的。“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站在差序格局中的任何一圈，向内看永远可以说是“公”的。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 西方的团体格局可能是游牧经济的产物。游牧经济中“团体”是生活生产的前提。相比之下，中国的乡土经济更“自给自足”一些。
• 道德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其体系由社会格局决定。
• 西方的道德体系的核心是“团体”。其两条核心线索是：团体成员平等、“代理者”（Minister，可以理解为团体权力的执行者，例如国家的代理者是政府官吏）不得侵犯团体成员的权利。
• 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道德体系是私人层面的。差序格局是私人关系的网络，其中的道德是从“己”出发的——从克己复礼到孝悌忠信等，统统都是私人层面的道德。所谓“仁”，就是这一系列私人道德的统称。
  • 所有的价值标准都依托于差序的人伦，都视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变化。
  • 团体社会中团体成员是“兼善”的，和儒家的人伦差序相矛盾。因此儒家反对兼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