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竞争与社会主义

自希法亭提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列宁、巴兰、斯威齐与曼德尔将其确立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统理论以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有意或无意地将其视为一种结果意义上的价格理论。由此，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传统理论中能够定量求解、涉及竞争的价值与生产价格理论，仅仅适用于19世纪；而新时代的垄断价格，却因涉及过多因素而无法精确计算。
对此，谢克基于其真实竞争理论，批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将竞争与垄断视为对立的两极，并以实质上属于新古典主义的静态竞争概念，取代了马克思本人的动态竞争理论。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现实数据出发，都很难否认谢克批判中的合理成分。但是，本文认为，如果将“垄断资本主义”中的“垄断”理解为组织—社会性的垄断，而非价格结果上的垄断，或新古典意义上完全竞争与不完全竞争的划分，我们或许会发现，两种理论之间存在更多互补而非对立的联系。
这里所说的结果意义上的垄断，是指依靠市场权力控制价格、取得超额利润、攫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组织—社会意义上的垄断，则是指资本通过持股、融资和国家机构，将原本相互分离的生产单位纳入更大的控制网络。日益社会化的生产需要跨企业、跨部门的协调，资本主义便通过资本集中、组织联系和国家介入来满足这种需要。但这种整合始终发生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框架内。因此，组织—社会性的垄断，便是资本主义在自身框架内缓解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尝试。
为实现这种整合，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第一步，是资本从分散走向集中，从自由竞争形态过渡到列宁时代的垄断形态。这一阶段的典型特点，是少数被称为“大君”的大资本家，通过交叉持股、子母公司、托拉斯和辛迪加，将生产、流通和融资集中于自身掌握的组织之中。此时的垄断同时体现于社会层面和结果层面，二者相互增强：生产联系被集中控制，市场支配力与垄断收益也集中于这些组织。将这一形态推向极致的，是把国家动员与大资本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的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然而，这种生产与社会组织形态无法容纳稳定再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同时激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资本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并最终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出来。列宁关于“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判词，在这里基本适用。
大萧条及战后的资本主义，则是对早期垄断形态的再次否定，也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促成这一形态的契机，在于掌控国家政权的官僚力量增强，以及国家对经济社会介入的迅速扩大。正所谓“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由此发展出一种以国家为重要整合中心的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大多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私人资本巨头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大致按照各自的资本份额，参与国家掌握的资源与利润的分配，社会—组织意义上的垄断由此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金融和公司制度的发展，使管理权、控制权与收益权进一步分离，科层官僚体系得以借助公共投资、国有资本和宏观政策，从更具整体性的视角调节资本主义再生产。国家还能够通过反垄断、接口开放和市场规则，在维持生产网络联系的同时，削减个别企业的市场支配力。由此，“垄断的二律背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使生产在资本主义限度内趋于社会化，同时保留推动技术进步的竞争。诺基亚可以被苹果推翻，大公司也可以被拆解，但个别企业的胜败，并不会消除大资本集团之间联系与整合的总体趋势。
从这一视角出发，一些问题便可以得到解释。帝国主义论中的某些具体论断，针对的是一战时代的资本组织形态，不能机械地套用于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列宁已经强调，垄断不会消灭竞争；但其论据，例如“垄断资本无法消灭小生产和占据全部行业”，更多停留在垄断与竞争的外部并存关系上。我们还应进一步说明，垄断与竞争如何作为同一社会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同样，以传统的垄断资本—帝国主义理论分析当代世界体系，也会遇到一定困难。1996年，美国前十大银行控股公司所辖商业银行的资产，占全行业资产的38.5%；巴西银行业前十家机构则集中了约三分之二的银行资产，但美国却显然比巴西更接近一般语境下对“帝国主义”的规定。结果意义上垄断程度的表面下降，恰恰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随着控制网络日益密集，各资本利益集团无需在法律控制权上直接统一，也能够通过整个资本的社会联系网络，将自身意志作用于国家机器，从而形成当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经济社会结构。相较之下，传统的结果垄断反倒成为欠发展的证明，甚至是社会政治危机的预兆。
由此看来，真实竞争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并不像大多数人——甚至谢克本人——所认为的那样难以调和，反而呈现出不同层面上的互补关系。否定结果垄断、证明实际竞争存在的经验证据相当充分：新古典产业理论的大量研究表明，即便在少数寡头形成半垄断的行业中，价格也往往更接近博弈论模型，而非串谋模型；谢克列举了一系列反映竞争激烈程度的微观数据；甚至斯威齐本人也在《垄断资本》中，驳斥了企业不再通过竞争追求最大利润率的观点。然而，这些论据并不能否定社会性垄断，即资产阶级内部整合的存在。我们必须将研究社会性垄断与经济性竞争的理论结合起来，并在二者之间补上连接的桥梁，才能构建出具有当代解释力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视角还可以用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纵向阶级结构。占有生产资料或雇佣工人，只是成为资产阶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在一定历史、社会与行业条件下，一定货币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而获得增殖、进而实现扩大再生产的稳定性超过某一临界值，发生量变向质变的转化，生产资料的占有才能在社会总体意义上获得现实的、而非仅仅潜在的资本性质。因此，对阶级位置的判断，不能停留于孤立的产权形式，还必须考察这种占有能否持续再生产其作为资本的社会地位。
例如，夫妻店或雇有少数帮工的小餐馆，虽然在形式上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其生产的剩余价值，却往往由于市场力量不对称、供应链依赖和抗风险能力的差异，系统地向大资本集团转移。其经营活动因而主要停留于维持业主家庭生计的层面，实现扩大再生产的机会，未必显著高于劳动者依靠工资积蓄转化为资本家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上的资本占有，并不足以使其获得与大资本相同的社会位置。这种现象必须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内生再生产的结构特征，而非对某种先验状态的偏离。否则，便是唯心地将现实中的依附关系归结为偶然障碍，从而陷入与新古典经济学相似的方法论困境。需要解释的，恰恰是资本主义不断再生产出难以独立积累的小经营者的社会机制。
组织—社会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在此的贡献是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中积累条件的具体表现形式：扩大再生产的机会，愈发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官僚资本通过政治社会网络联结而成的资本集团相联系，而不再像十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典型图景那样，主要表现为对生产资料的直接私人占有。Hochberg等人对风险投资市场的研究发现，既有投资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增强一个标准差，外部投资机构的进入数量约减少三分之一。可见，货币资本能否进入特定积累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既有资本网络中的位置。集团内部的资本，仍处于前文所述竞争与垄断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缺乏这种组织联系的孤立资本，则存在向小生产者阶级位置回落的趋势，依附于大资本并填补大资本集团不愿直接占据的生产服务环节。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就是这一结构的典型表现。金融资本、算力基础设施、芯片和人工智能企业相互交织，并通过电力供给、公共投资、国家竞争乃至军工复合体，与国家权力形成复杂联系。独立于这一网络之外的科技企业，即使拥有技术和生产资料，也往往难以独立取得持续发展所需的融资、基础设施和市场入口。其成长过程因而同时也是进入既有资本网络、接受其组织条件的过程。
由此，“结果意义上的真实竞争”与“社会意义上的垄断”不能被理解为彼此独立的两个层面。后者通过组织积累条件，为前者划定范围，使经济上的统治者与社会政治上的统治者趋于统一和协同；前者则通过技术更新、企业更替和资本重组，反过来维持后者的生命力。竞争不仅发生于这一结构之中，也参与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纵向等级。
然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同样不应当被忽略。否则，我们便会将其视为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答案。归根结底，它仍然无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70年代的利润与分配冲突，以及以石油危机为集中爆发点的经济震荡，使战后妥协的限度显现出来。随着生产率增长难以继续支撑既有的福利与分配安排，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越来越无法容忍国家干预、再分配以及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从历史的视角看，福利国家阶段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系列具体历史条件的交汇：苏联缩小了世界市场空间，同时带来革命的外部压力；二战重建创造了大量需求空间；货币与资本管制安排则使国家能够兼顾国内政策与国际支付。福利国家并不是资本主义可以长期维持的稳定形态。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各国主要货币转向浮动汇率之后，资本能够通过投资转移和跨国流动迫使国家迁就其要求，国家与工人的控制力随之受到挤压，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金融监管的放松与产业资本的金融化，又使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新的尺度上结合，形成向早期垄断关系回摆的趋势。面对AI，这一矛盾尤为凸显。2025年，超过九成的重要前沿模型来自产业界，先进芯片同样高度依赖私人科技资本。面对掌握关键环节的个别资本沿着各自收益方向不受限制地扩张，资产阶级国家既无动机，也无能力使技术发展服从社会的整体安排。因此，将新生产力整合进社会总体生产体系的任务，最终仍只能落到社会主义民主的肩上。
对资本主义下竞争与整合关系的探讨，同样能够为我们关于构建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讨论提供一定洞见。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大致可以从政治与技术两条相互关联的脉络加以理解，其后果表现为贝特兰所谓的“两个分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生产单元之间的相互隔离。一方面，工人阶级未能实现广泛而实质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未能实际掌握生产资料、企业管理、剩余产品分配乃至本阶级的国家机器，致使实际管理者逐渐形成具有特殊集团利益的官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如大卫·科茨的研究所揭示的，苏东体制虽然能够取得重要的科学成就，却在将这些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与产品创新、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激励缺失乃至扭曲。具体而言，创新成功的奖励往往不足以补偿创新失败的风险，生产单元间缺乏有效联系，阻碍了技术的跨产业应用，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也缺少顺畅的协作机制。斯达汉诺夫运动式的竞赛，同样难以独自承担持续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任务。
进一步看，这两条脉络往往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国家不得不借助行政手段推动技术应用，调节彼此分割的生产单元之间的交换比例，维持社会再生产的均衡；而这一过程又为权力寻租和生产控制权的进一步集中创造了条件。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指令实现产业整合，不仅难以建立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民主控制关系，也面临日益突出的效率限制。在基础设施和工业能力普遍不足的阶段，有效投资的方向相对明确，行政动员能够发挥显著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日趋复杂、既有投资领域逐渐饱和，信息获取与反馈、软预算约束等问题便更加突出，并可能导致重复建设和无效投资。苏联后期能源产业与轻工业之间的结构失衡，便是这一循环的表现之一。因此，经过充分反思的新社会主义方案，需要同时回应政治控制关系与生产组织机制这两方面的问题。
在政治方面，许多新社会主义构想具有相近的方向：建立以经济民主和制度联系为基础、自下而上形成的经济体系，或至少将其确立为过渡阶段之后的目标。但在技术方面，如何整合生产单位、激励创新并持续发展生产力，却存在更深的分歧。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竞争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因为它可能阻碍统一阶级意识的形成，加剧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的异化，并最终导向资本主义复辟；只要竞争仍然存在，生产单位之间的分离便无法克服，社会生产的一体化也就无法充分实现。倘若接受这一批评，整合与激励又应当通过什么机制完成？汉内尔的参与式经济提供了一种典型回答：生产单位在社会收益与成本的约束下自主改进产品和工艺，生产者则通过减轻劳动、改善工作条件及一定的物质奖励分享创新收益，同时由各级联合会及其研发机构支持创新，并推动成果在全社会传播。然而，施韦卡特以及科茨对评价与创新不确定性的强调则指出了这一方案的困难：当创新的收益与成本高度不确定，且分布于不同群体时，努力评分、社会成本核算与事前计划审核，能否充分支持创新试验，使其在实践中产生可检验的结果，并在事后形成有效激励？尽管这些质疑并非不存在回应，以下判断仍有其合理基础：在尚未实现按需分配、商品交换仍然存在的条件下，生产单位之间具有实际后果的竞争，相较于单纯依靠预先规定的物质奖励，似乎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淘汰旧产能和调整社会劳动投入方向方面，具有难以轻易替代的作用。
事实上，如果前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与垄断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成立，那么就不能仅凭竞争的存在，断言社会主义、阶级意识与生产整合必然受到破坏。资本主义自身便是反例：尽管企业和大资本之间始终存在激烈竞争，资产阶级仍然能够围绕共同的经济利益，形成政治诉求与意识形态上的联合；借助金融体系和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同样能够在生产单位形式上相互独立的条件下实现高度整合，在很多领域甚至超过行政指令式中央计划所能达到的程度。其整合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及私人积累目的对社会协调的制约，而非竞争机制本身。竞争与通过社会联系、政治组织实现的整合，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竞争比较生产方案、检验新技术、发现社会需求和调整投资方向，也不必然意味着将劳动者束缚于孤立的生产单位，使其陷入自我剥削，并最终丧失经济民主。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借鉴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竞争结构中的某些组织形式：在保留生产单位自主探索与相互竞争的同时，维持劳动者之间充分的组织—社会—政治联系。当然，两者的目的存在根本差异：资本主义竞争服从于资本增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则应服从于社会全体的福利。然而，如果能够在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平等、劳动者自由流动、充分公共保障，以及对投资和收益分配的民主控制，落后产能的退出就不必转化为劳动者生活保障的丧失和社会政治权利的分化。竞争的结果因而可以推动社会生产能力的改进，而不致不断累积为对生产资料的排他占有和阶级地位的固化。由此，社会主义便能够在继承现代资本主义协调竞争与整合的组织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扬弃私人占有对社会化生产的限制。
对社会主义与竞争能否共存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来自南斯拉夫实践的失败经验。常见的批评主要有两种：竞争阻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竞争使厂长以及管理、技术人员成为工厂的实际控制者。然而，这两种后果的根本原因，应当从工人阶级组织—社会—政治联系的缺失中寻找。受经济、民族与地域等因素制约，南斯拉夫无产阶级未能形成牢固而广泛的社会纽带，也未能将其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力量；从工人委员会向上延伸的各级经济民主机构，同样未能建立起实质性的协调与控制能力，反而在实际运行中日益形式化。这使管理者凭借信息获取、资源支配和组织权威上的不对称优势，逐渐掌握生产单位的实际控制权。与此同时，生产单位主要以货币利润，而非劳动者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生产计划及其社会目标，作为绩效标准。这一经验说明，在社会主义政治改造尚未充分实现、劳动者之间缺乏有效组织联系的条件下，引入竞争可能加速新利益集团的形成；但它并不足以证明，竞争机制与资本主义复辟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另一种质疑认为，无论处于何种社会形态，竞争都会通过淘汰压力迫使劳动者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进而导致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的异化。这一批评忽略了生产关系对竞争的目的、约束与后果的深刻塑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受竞争驱使而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由于价值增殖本身没有内在限度，竞争便持续形成提高劳动生产率、压低劳动成本和延长劳动时间的压力。在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下，劳动者则共同决定产品的构成、数量，以及劳动时间和任务的分配，生产效率的提高因而可以转化为劳动负担的减轻，而非生产规模的无止境扩大。同时，如果劳动者能够自由流动，落后产能的退出也不再意味着个人生活保障和社会政治权利的丧失，那么竞争所淘汰的就不再是劳动者获得体面生活与平等参与的资格。生产者因而不必为了维持自身地位而不断扩大超出社会需要的生产，也不必被迫接受劳动强度的无限提升。竞争仍然要求生产决策接受实践检验，但这种约束可以置于劳动者的共同控制之下，其结果并不必然转化为异化。将竞争与异化直接等同，实质上是把竞争的形式置于首要地位，却将决定其具体性质的社会内容抽空了。
然而，这些质疑确实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向新社会形态的过渡，应当如何完成？新社会的建设从来不是在一块白板上展开的，而总是受到既有条件的制约：财产差异及其代际影响不会立即消失，教育平等与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无法一蹴而就，旧有文化与意识形态依然根深蒂固，阶级意识和组织—社会联系网络的形成也必然是长期工程。如果在民主控制、公共保障和劳动者组织联系尚未充分建立时便引入竞争，条件较好的生产单位就可能进一步聚集人才和资源，而处境较差的劳动者却缺少转岗、培训和迁移的能力。经营差异由此可能固化为群体利益差异，使我们重蹈南斯拉夫的覆辙。但如果长期缺乏有效的比较、反馈与纠错机制，就可能导致低效，并使生产分割与行政协调中的权力寻租持续存在，削弱新制度的实际优越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革命后借助行政集中迅速建立工业能力、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则又为这一过渡问题增添了一重复杂性。
毋庸置疑，这组矛盾只能在现实实践与理论反思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创造性的解决，但探索的大体方向仍然是清晰的：在社会改造的不同阶段，准确把握需要优先解决的主要矛盾，并根据实际条件安排制度变革的次序。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既有组织成果的论述，也为这一方向提供了启发。对于能够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兼容的价格信号、成本核算、技术试验等机制，应当在批判性改造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使其服务于新的社会目标，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能够支撑新生产关系自我再生产的制度体系。在社会分工与制度联系远比资产阶级革命乃至十月革命时期复杂的当代，这一点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