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与男孩（续）

写完上篇后，我很快遇到了一些很现实的内容——我所在的行业衰退，泡沫破灭，经济下行，以及一些个人境遇上的小挫折，诸如此类。这些事，直接把那个云端梦里的男孩瞬间拉回了这个现实的皮囊，思维也立刻条件反射地切换到那个永远都是不得已的男人。

上一篇中，我总是以男孩的视角看待这个论题，只是随便罗列几个莫名其妙的典型，抒发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忧郁；至于个中缘由，却只能支支吾吾，道不明个所以然。然而一进入男人的状态，面对着自己的现实，这一切就真真切切地摆在面前，自然又生发出了些别的思索。

上篇中说，男人总是为了某个目标，一步步走在不得已的路上；为了面对现实换取成功，一点点将各方面的底线妥协，给未来留出可能的路线；而这些妥协，总是这样或那样地伤到那个目标，甚至于路的尽头是一无所有的自己与伤痕累累的目标。对 the godfather来说，那个目标很简单，只是家庭；对我来说，那个目标也很简单，只是享受。

也许可以讲讲我为什么没有直接去追求我的这个目标，或者说，是时候直接质问自己为什么不去直接追求这个目标。

过去，也许可以用社会、家庭、环境之类的作挡箭牌，说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得已”。可是如今已经是独立于天地的（自称的）自主人格了，为何还不能遵从内心去做“应该”做的？

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一部分原因是思维的惯性，从过去的不得已继承了些许观念——我确然不是那么的“独立”。不过更多地是，作为一位“理性”的人，从“机械唯物主义”的计算中，我“意识”到与其将时间精力用来享受，不如用来提升享受的“倍率”；也即如果做一些与本愿违背的事情，可以在未来更好地享受。比如掌握了英语就能更好地体会一些英语的传世名篇、银幕经典和神作游戏；再比如有了更多的资源后可以将未来维生的时间省出来，也可以寻求更好的环境和设备来享受——这就是提升“期望总享受”的最优化策略。当然这很可能并非科学的计算，只是我从东亚延迟满足思维中继承的偏见。

那么我自诩“理性”，为什么又没能完全遵循这种“最优化”策略呢？

一种解释是这个“计算”本身就很无厘头。“倍率”真的存在吗？“享受”具有“可加性”吗？“客观上更优质”的“享受”真的有意义吗？退一万步讲，难道享受本身就不会提升“倍率”吗？干别的事真的能提升“倍率”吗？

另一种解释是自制力。比如，哪怕理性告诉我现在不享受明天就能享受双倍，我也可能会想要先享受了再说。也许是我不够“理性”，没法用“计算”说服“冲动”；也许是“双倍”享受本为假命题，衡量总体享受不能直接加、需要取对数或者更复杂的算法。

还有一种解释是“计算”太过于理想，只是一个真空中的球形鸡。并不是今日努力做了一些不想做的事未来就永远可以更好一点，世界的真实就在于无数的变量与随机性，对稳定的渴求反而会让我倾向于抛弃一切计划来随机应变。而且，如果这个“倍率”可以永恒地叠加下去，最优解就变成了永不享受，也就是说不享受才是享受最多。数学总是这么令人感到荒谬，这就像发散的无限项等比数列求和最终会得到黎曼 \(\zeta\) 函数是一个反直觉的小数字。

自然，人生是有极限的，这让很多事情发生，让很多趣味产生，也让很多问题简化。上一篇中所提到的那些男人，最后“人之将死”时，之所以“其言也善”，也许就是看到算法的极限，就是干扰算法的随机性已经无法被忽略，才想起要“花开堪折直须折”。

想通了这些，我似乎又慢慢回到了那个男孩，现实中些许难处似乎也只是千里外的蝴蝶振翅——我才不关心这些呢。就像窗外残阳，半沉西山，其殷如血；只是一个可叹的奇观，见了起些喜悦，和黄昏、夜与黑暗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