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生活》读书笔记

《政治学与生活》

 Michael G. Roskin, Robert L. Cord, James A. Medeiros, Walter S. Jones

 59个笔记

 点评

• 2026/07/27 认为好看

   

  
  

 前言

• 前言据说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有一期《真理报》曾将“今日无新闻，事件变化快”作为头条。政治学教科书的作者往往也有同感。贝拉克·奥巴马的当选适逢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为我们活跃课堂讨论提供了诸多话题和例子。奥巴马的当选以及他面对庞大的财政赤字而推动的医疗和金融改革政策，引发了保守派的反击。对“相信变革”的过分信任很快转变为对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和高失业率的过分失望。愤怒的茶党（Tea Party）发誓要阻挠奥巴马的一切努力。《政治学与生活（第12版）》力图体现这些浪潮。我们用这些新的事件表明意识形态存在并活跃于美国政治中，事实上，意识形态两极化已经达到数十年未见的水平。通过医疗改革可以看到美国政治文化深处的一个本能认知：大政府是坏的。愤怒贯穿缓慢复苏的始终，选民们指责总统并表示会让他在选举中受到惩罚。争论的氛围可能让学生对政治再次产生兴趣，这对政治学教师们来说是个好消息。救市、赤字、中国的经济崛起等都引发了讨论。近年来，学生们已经对政治感到冷漠，本书一直试图阻止这种趋势。现在我们可以问：“好吧，你想要什么样的国家？你最好现在就开动自己的理性思维，因为你很快就要作出政治选择了。”《政治学与生活（第12版）》一书既授业也传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生们通过导论课的学习就会成为政治科学方面的专家。当然，我们希望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使一些学生会主修政治科学。本书既不是关于美国政府的文本，也不是关于比较政治的文本。相反，它用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案例向新生们介绍政治科学的整个领域。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很少有熟悉他国的政治体系的，而这正是我们想要纠正的。第12版延续了我们一贯的折中方法，以避免兜售任何单一的理论、概念框架或范式作为政治科学的锁钥。将任何伟大的设计强加于读者的企图，都是违背本学科性质的，也不利于学生知识视野的拓展。不同观点的教师使用本书也没有任何问题。重要的是，第12版仍然认为政治是引人入胜的，并努力将这种感觉传递给初次接触这个学科的年轻人。
• 本版更新教师们的参与、局势的快速进展及同事们的洞见为第12版带来了以下变化：我们修改了第5章，将“宪法”改为“权利”以强调保障很多人认为的所谓普世价值是多么困难。它们可能是普世价值，但其建设过程是漫长的，也是艰辛的。第6章分析了民主现在面临的一些怀疑和竞争。权威主义至少在西方金融危机这段时期内要更有效，这似乎也表明了民主的缺点。关于医疗改革的争论恰好说明了美国的政治文化是怎样高度怀疑政府项目的。在第7章中它将引领我们讨论政治文化。茶党对大政府的敌意引出了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可以摒弃官僚和官僚制吗？它将带领我们进入第14章。第16章“政治经济学”更新了经济衰退和现在如何走出经济衰退的争论：支出还是紧缩？现在我们列出的经济问题包括消费债务和收入不平等。最后一章“国际关系”引入了一个新的讨论，即中国的崛起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话题。

 统领科学

• 亚里士多德，这位学科[插图]的创始人，把政治学称作“统领科学”（the master science）。 他的意思是几乎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其政治背景，城邦（古希腊的城市国家）的决定支配着其他大多数事情。用耶鲁大学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1902—1978）的话来说，政治学就是研究“谁得到什么”。但也有人反对说，在自由市场的国家里，是经济体制（而不是政治）决定人们的所得。没错，但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无须政府干预的完全自由的市场体制吗？一个挽救摇摇欲坠的银行业的决定对这个观点作出了愤怒的反击。很少有人喜欢银行家，但是经济学家呼吁必须采取措施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
• 人类学人类学传统上关注的是原始社会，好像跟政治科学没什么关系。但人类学中分类和访谈的技术却已为政治学家所普遍采用。政治文化这一分支领域也可以看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我们今天仍能见到的日本人的顺从模式形成于一千多年前。有些当前的政治体系仍为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家族或部落保留政治权力。在中亚，不论是在波斯人、俄国沙皇、GONGCD人还是在新独立的国家统治下，埃米尔[插图]家族都握有权力。在非洲，投票和暴力都是按部落边界来的。心理学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有助于政治学家理解哪种个性对政治有吸引力，人们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服从权威人物，人们是怎样形成国家的、团体的和投票的情感的。对希特勒、斯大林和maomaomao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学的。心理学家尤其擅长方法论[插图]，他们想方设法去客观地研究事物，并且教我们质疑那些有漏洞的主张。用事先毫不知情的方式提问以及控制某种因素，都是从心理学发展出来的方法。
• 关键概念 ◇ 合法性、主权和权威这三个相关的概念——合法性[插图]、主权[插图]和权威[插图]——是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合法性的最初含义是指合法的国王或女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该术语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有些国家强点，有些国家弱点——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美国的合法性是相当高的。虽然美国人对政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但通常都服从它。毕竟我们连税都交了。一个快速检测合法性的方法是：有多少警察？警察很少，像瑞典和挪威，说明不需要什么高压手段，合法性是高的；警察很多，像朝鲜或伊拉克，说明需要很多的高压手段，合法性就低。在合法性低的地方，很少有人感到必须交税和遵守法律，因为政府本身被看作肮脏的和不诚实的。更有甚者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乱，像2000年的南斯拉夫。公民集会反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总统的“罪恶暴政”，警察的棍棒和选举的操纵都无法阻止他被选下台的命运。2003—2004年的伊拉克政府委员会由所有伊拉克团体推举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代表组成，但它却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因为它是由美国占领军任命的。可以证明，该委员会将会是伊拉克历史上最好的政府，却没什么人重视它。没有了合法性，政府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一个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方法有若干种。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它必须提供安全保障，那样人民才有安全感。很多伊拉克人抱怨说现在跟萨达姆时一样糟，那时候他们至少还能走在大街上。就像霍布斯（见第2章）所看到的那样，没有安全感就意味着没有合法性。与安全感相关的是“法治”。实行法治的政体能够获得合法性。存续的时间长一点也有助于培养合法性。公民通常都会尊重已经建立很久的政府。美国宪法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它赋予了美国政府极大的合法性。与之相对应，新政府的合法性往往不够稳定，它的公民很少或根本就不尊重它。一个政府可以从其良好政绩中获得合法性。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以便人们可以养家糊口有助于政府建立合法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于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政府一开始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可言，但稳健的领导层和正确的经济政策逐渐为波恩政府赢得了合法性。与之相对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魏玛共和国遇到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从而损害了它的合法性并让希特勒攫取了权力。政府的组成结构对合法性也有影响。如果人们感到政府是公平地代表他们的，而且在选任官员时有发言权，他们就更愿意服从。最后，政府通过操纵国家象征来支持其合法性。国旗、历史纪念碑、爱国游行、有力的演说等都是要让人们相信政府是合法的，是应当服从的。虽然老挝在1975年就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君主制，但在2002年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却为650年前创立老挝王朝的国王铸造铜像进行祭拜。老挝GONGCD人试图把自己跟古老的国王绑在一起来支撑受损的合法性，因为国王这个合法性象征是很多老挝人都可以理解的。不过，当合法性减弱时，操纵国家象征就显得滑稽可笑。菲律宾前独裁者马科斯（Marcos）的大型雕像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也成了他的政权不法的象征。象征符号本身并不会带来合法性。主权（源自古法语中的“统治”）的最初含义是君主统治其王国的权力。后来词义扩大为民族国家对其领土的控制，即成为其地盘的主人。民族国家非常珍视它们的主权，政府也小心翼翼地保护它。它们维持军队以抵御外敌入侵，它们通过护照和签证来控制边界，它们还追捕恐怖分子。在那些最难以解决的地方存在着主权争议，例如巴勒斯坦、车臣和伊拉克。主权有时只是法律上的假定。伊拉克在2004年获得名义上的主权，但仍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主权与合法性是相互关联的。例如，黎巴嫩的穆斯林把基督教徒主导的政府看作不合法的。1975年，十几个政治与宗教的民兵组织之间爆发了内战。叙利亚从1976—2005年占领了黎巴嫩东部，以色列则在1982—2000年占领了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实际上丧失了主权，现在它试图收回主权。几十年来，它无法控制自己的领土，也无法将入侵者赶走。合法性的失去导致了主权的丧失。权威是领导者获得他人服从的心理能力。它有赖于人们对职位的合法权力的服从。列兵服从上尉，驾车者服从州警察，学生服从教授。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服从权威。有的列兵也会犯上，有的驾车者也会超速，有的学生也会对指定书目不予理踩。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服从那些他们认为是合法的权威。虽然有些权威来自于职位，但它也必须加以培养。美国总统拥有巨大的权威只是因为他是总统。杰拉德·福特受到尊敬和服从，即使他不是通过选举而当上副总统和总统的。他是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当斯皮罗·阿格纽（Spiro T. Agnew）辞去副总统时由他接任，当理查德·尼克松辞职时，他当上了总统。尼克松由于卷入1972年的水门事件，受害于行政权威的腐蚀而无法有效统治。总统不能单凭政令统治，而必须获得国会、法院、公务人员和重要利益集团的同意。当尼克松失去了这种同意时，他的总统权力也被侵蚀掉了。简单地说，合法性意指对政府的尊重，主权是对国家的尊重，而权威是对领导的尊重。没有哪个是天上掉下来的，都必须去赢得。找到一个，也就找到了其他。一个被侵蚀了，其他两个往往也逃脱不了。
• 心理学的对政治和服从的心理学解释与生物学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都假定政治群体的形成是出于人的天生需要。心理学家通过经验性研究使其观点变得更加精确。一个是著名的米尔格拉姆（Milgram）实验，不知情的受试者在一个教授的引导下将逐渐加大的电流击到受害者身上。被绑在椅子上的“受害者”其实只是假装受害的演员。大部分受试者都想把强大到足以致命的电流击到受害者身上，仅仅只是因为“教授”——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权威人物——告诉他们那样做。许多受试者并不想伤害受害者，但他们的借口是他们只是遵从命令，并且所有对受害者的伤害都是教授的责任。他们使自己的行动屈从于权威人物。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多数人是天生的墨守成规者。同一群体中的多数成员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一定的。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发现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中的许多错误是由一种“群思”（groupthink）的特殊情况造成的，这种情况是指领导集体告诉自己一切正常，现行政策运转良好。群体总是倾向于忽视那些并不因循守旧的“制造麻烦者”的建议，例如，日本将会袭击珍珠港（1941年）、古巴流亡者的猪湾登陆（1961年）将会失败。对权威和群思的服从意味着人类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需要——几乎是天生的——把自己融入群体并遵守它的规范。或许这正是使人类社会成为可能的原因，但它也可能酿成惨剧，如纳粹的大屠杀和更多最近的大屠杀。

 经典理论

• 关键概念 ◇ 政治如游戏（博弈）有些理性选择思想家认同一个数学分支——博弈论，它把政治决策看作桌上游戏。古巴导弹危机的“游戏”会让几个人扮演肯尼迪总统，他必须权衡是否轰炸古巴。其他人要扮演赫鲁晓夫，他要权衡到底是坚持行事还是收回前言。观察游戏中玩家的互动能给予我们领悟和警示，即在危机决策中什么行为会出错。如果你“玩完”了古巴导弹危机“游戏”并且发现十次当中有三次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你就能够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论文。博弈论认为构建一个合适的“游戏”可以解释为什么政策结果常常不可预见，却并非偶然发生的。博弈能够展示决策者是如何考虑的。我们认识到他们的抉择是多么的不容易或不简单。博弈甚至可以被数字化并输入电脑。博弈论的最大弱点在于，它有赖于对双方决策者的预期的正确估计，但这只有仔细检查历史纪录后才能非常接近。我们知道古巴导弹危机是怎么解决的，因此我们调整我们的“游戏”使它得出同样的结果。博弈理论只是又一个系统化和阐明历史的有效方式（这并非坏事）。
• 描述性的：解释是什么。规范性的：解释应该是什么。现实主义：对待世界如其所是而非如我们所愿，通常聚焦于权力。社会契约：一种理论，认为个人加入并保持公民社会就好像他们是签了契约似的。市民社会：开化之后的人类社会。现代用法称作“公民社会”，指的是介于家庭和政府之间的社会组织。原初状态：人类开化之前。公意：卢梭关于共同体中每个人愿望的理论。时代精神：黑格尔的理论，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与众不同的精神，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无产阶级：马克思对产业工人阶级的称呼。布尔乔亚：作形容词用，来源于法语，指的是城市居民。后来和现在的用法，通常指中产阶级。上层建筑：马克思的术语，指建立在经济之上的所有东西（法律、艺术和政治等）。左派：热衷于激进的社会变革以提高穷人的地位和状况。制度：政府正式的结构，例如美国国会。实证主义：一种认为社会被科学研究并且随着知识的增进而不断进步的理论。行为主义：对实际的人类行为进行经验研究而不是抽象的或猜测的理论。后行为主义：在政治研究中，综合了传统主义的、行为主义的和其他技术的方法。命题：最重要的观点或主张，需要论据来证明。国内生产总值：一国一年产出的全部产品和劳务，常见的表述是人均GDP。范式：被一个学科按接受的做研究的模式或方法。

 何为意识形态？

•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所讨论的有关政治的理论引起了我们对意识形态[插图]的思考。意识形态常常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之上，但是却被简化和通俗化为说服大众、构建政治运动和赢得选举的工具。意识形态可以被称为廉价的理论。这种现象在至少有两党竞争的美国政坛上是十分常见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插图]者，但他们却是相当意识形态化的。比如，近来共和党谴责民主党的医疗保健和财政改革是“自由主义”。但是，可能只有少数的共和党人知道他们所反对的实际上是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的亚当·斯密的关于政府不要插手经济的警示性观点。另一方面，民主党强调政府应在应对金融危机、贫困、医疗、房屋赎回权等问题上发挥作用。他们是与古典自由主义者大相径庭的现代自由主义者。意识形态在实用主义的美国依然非常盛行。
• 何为意识形态？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个信念，即相信事物会变得更加美好，它基本上是一套改造社会的蓝图。正如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所言：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文字幻象，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最终手段”。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于政治科学，它不是以平和的、理性的态度来理解政治系统，而是承诺要改变政治系统（古典保守主义或许是个例外，它努力使系统不至于转变得太快）。理论家[插图]是拙劣的政治学者，因为他们混淆了意识形态语言中的“应该”（Should）、“应然”（ought）与政治科学中的“实然”（is）。在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与“运动”、“政党”或是“革命”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奋斗并承受牺牲，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象。美国人有时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他们看重的是调和与实用主义，无法理解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拥有的巨大能量。我们往往忘记了，两个世纪前的美国人也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为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潘恩笔下关于自由、自治的激情所感染——打败了强大的、装备精良的英国人和从德国招募的黑森雇佣兵（他们并没有卷入战争的合适理由）。现在，我们被伊斯兰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弄得晕头转向。意识形态从不按其拥护者所宣称的那样精确地运行。某些是丑恶的失败尝试。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包括一定的满怀希望的思考，但是经常在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理论家宣称他们可以使世界变得完美，然而现实是非常不完美的。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插图]的确对19世纪的经济增长贡献良多，但是它仍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不平等和周期性的经济萧条，现在，它已经被改造成为当代自由主义。所有的意识形态，当用其实际表现来衡量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它们应该加入其他补充性内容。
• 主要的意识形态古典自由主义按照耶鲁大学的沃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的说法，1776年应被称为“意识形态诞生之年”，这并非只针对美国革命而言。在那一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为古典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斯密认为，国家的真正财富不是金银的总量增加，而是其国民创造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他驳斥了早期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观念，后者认为国家富裕的标准是金币的数量。西班牙通过对“新世界”的掠夺获得了大量贵金属，但国家却变得越来越贫穷。在路易十四之前的法国，也一直都遵循着重商主义的政策，通过实行计划、垄断补助、津贴、关税和其他形式的贸易管制来实现政府对经济的监管。斯密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不是实现繁荣的途径。政府干预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如果你给予一个企业以制造某类产品的垄断权，你就取消了竞争，取消了它以更低价格来制造新产品的动力。经济将由此走向停滞。如果你以关税来保护国内企业，你就取消了国内制造商生产更好、更便宜产品的动力。把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让经济自行运转（法文是laissez-faire），才会真正地促进繁荣。没有政府监管的自由竞争是否会造成混乱？斯密说，不会的，市场自身会规制经济的运行。有效率的生产商会取得发展，而无效率的生产商被自然淘汰。供给和需求决定着价格，这要比任何政府官员都灵。在自由市场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约束、修正着经济运行。如果人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某类产品，厂商就会增加产量，新厂商也会进入该领域，国外生产者也会带来他们的产品，抑或三者兼有。“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数个体的理性计算——在宏观上对经济进行调节而不需要政府的帮助。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为“自由主义”，它来自拉丁语中的“自由”（liber）一词：社会应当尽量从政府干预中摆脱出来。托马斯·杰斐逊恰当地总结道：“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美国人把古典自由主义视为在水中游弋的鸭子，它很适合充满激情的、热爱自由的人的需要，这使他们拥有足够的扩展空间。经济领域之外的自由同样适合美国人，政府也不应该干预宗教信仰、出版和言论自由。或许你会认为，这里所谈论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今天美国人所称的“保守主义”。这是正确的。在19世纪晚期，自由主义开始转变成为“现代自由主义”，我们叫它保守主义，以下要对它进行讨论。为使术语更为直接，应该把前述斯密的思想称为“古典自由主义”，以与现代自由主义相区别。经典论述 ◇ 意识形态的起源许多意识形态植根于第2章所讨论的政治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他强调个人的权利、财产和理性。共产主义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强调一个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艺术、音乐、建筑、治国方略、法律等，都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内在理性的具体表达。不过，哲学家的理念在此被简单化和大众化了。理论家需要的是行动的计划，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例如，马克思使经济成为决定一切的内在理性。大多数意识形态都有着经济方面的内涵，因为经济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列宁在此后又把他的理论应用于一个马克思曾表示怀疑的落后国家。maomaomao则把列宁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并使其与现实更加契合。一种意识形态逐渐衍生出其他的意识形态（见图3—1）。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我们能够看到它是如何向“左”推衍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分支；同时，也能够看到如何向“右”推衍出保守主义的分支。
• 古典保守主义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把18世纪晚期诞生的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叫作“古典保守主义”，因为它与现代保守主义存在着诸多分歧。伯克了解斯密的理论，赞同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体系。他同样反对派遣军队去镇压美国殖民地的起义，毕竟，美国人只是想从英国那里重新获得失去的自由。就此而言，伯克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过伯克强烈反对的是，以革命方式将自由主义理念应用于法国。在那里，受哲学家卢梭和美国革命新传播的潘恩思想的影响，自由主义变成了激进主义。事情通常如此，适用于某地的某种意识形态，应用于另一不同环境时就会发生扭曲。把自由主义用于美国是容易的。一旦英国人和他们的托利党（Tory）同情者被清除，就没有什么障碍了。但是在法国，一个庞大的贵族阶层和受国家支持的罗马天主教会将失去很多东西。革命者试图用断头台来解决问题，并废除了所有的既定制度。伯克警告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自由主义使人类理性有了太多的自信。但其实人们只是部分理性的，他们同样具有非理性的激情。为控制人类的非理性，社会经年累月地演化、发展出传统、制度及道德标准，如君主制和教会。伯克认为，将这些全部打碎，人类的非理性冲动就将导致无序和混乱，反过来又将产生比革命者推翻的更坏的专制。在他于1792年写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预言法国将要陷入军事独裁。结果1799年，拿破仑便上台了。伯克指出，现存的制度和传统不可能都是糟糕的，因为它们是千百年来屡次试错的结果。人们对它们已经习惯了。最好的方式是予以维持或“保留”（“保守主义”[插图]由此而得名）。它们虽然不完美，但是有用。这并不是说，事情就应该永远不变。当然应当改变，但只能是渐变，让人民有一段适应的时间。他写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变革的手段，也就没有保守的手段。”从以下意义上来说，伯克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使我们发现了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他看到了制度与生物体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长、调适。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革命易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社会无法在瞬间按照人类理性的命令得以重建。尽管伯克的思想被称为“反意识形态的”——它要扑灭席卷法国的激进主义浪潮——但仍具有巨大的力量。他对信仰、传统、道德的强调，为现代保守主义者所继承。他对运用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怀疑，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一位政治学者）那里引起共鸣。她发现，左派总是预期事情会变得更好，然而事实是，暴力颠覆使事情变得更糟。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潮中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关键概念 ◇ 意识形态的分类意识形态可以进行分类——也许是过度地简化——就像1789年法国国民会议里从左至右的光谱式排列那样。当时，为使持相似政见的代表聚合在一起，同时避免强硬的政治家间形成互斗，在半圆形的座位里，保守派（支持君主制）坐在发言席的右侧，激进派（主张全盘抛弃旧制度并渴望自由、平等、共和）坐在发言席的左侧，持折中态度的人（只支持一定程度的变革）坐在他们中间。自此，我们把他们的意识形态继承人叫作“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即使其具体的观点已经发生改变。现在，左派热衷于平等、福利项目、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右派强调个人的原初状态和私有经济行为。中间派则把二者的观点予以综合和折中。稍微有些倾向性的人被称为“中左派”或“中右派”。瑞典的政党就很像这么一个从左至右的光谱：一个小的GONGCD，一个大的社会民主党，中等规模的中间党（以前的农民党）、自由党、基督教联盟和保守党。现代自由主义[插图]斯密初创的古典自由主义又如何呢？到了19世纪晚期，情况已经很明显，自由市场并不像斯密所想的那样可以自我约束。竞争是不完全的，厂商倾向于操纵市场——斯密自己也曾予以警告过。市场中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趋势：垄断。经济体系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处于可怕的贫穷境地的下层民众（狄更斯曾经有过描述）。阶级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遗传性的：上层阶级的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与此相关的权利也使他们一帆风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尤其伤害了穷人和工人阶级。自由放任的社会出现了不少问题。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托马斯·格林（Thomas Hill Green）对自由主义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当经济增长驱除了自由时，情形又当如何？古典自由主义者对“契约”（在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下，由取得共识的政党达成的协议）非常重视：如果你不同意，就无须接受它。但是如果两个政党的谈判权力是相当不平等的，就像一个富有的老板和一个贫穷的求职者那样，又当如何？后者果真拥有接受或拒绝一份工资非常低的工作的自由选择权利吗？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任其发展好了，工资会自动达到一个合适的标准。但是如果工资低于最低生活线呢？格林认为，这时政府就应该参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是在“侵犯自由”，而是在保护弱者。不再是完全消极意义的“表象性自由”（freedom from），而是应该有某种程度的积极的“指向性自由”（freedom to）——格林称之为“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政府的干预是为了确保拥有足够的自由。古典自由主义把政府从市场中驱除出去，现代自由主义又将政府引了回来，这一次是为了保护公民，使之避免经济体系中某些时刻存在的不公平。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对工资和工作时间进行立法、组织工会的权利、具有失业与健康保险、改善受教育的机会。为此，在富人和工人之间，他们更愿意对前者课以重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20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威尔逊、罗斯福和奥巴马的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一支今天仍然存在，那就是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强调。现代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其他分支呢？那些拥护斯密创造的“最小政府”教义的人呢？他们仍然很活跃，只是我们改称之为“保守主义者”（在欧洲，他们仍然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这更让美国人感到困惑）。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那里受惠良多。他主张，自由市场仍然是最好的路径，斯密原初的教义是正确的，政府的干预无论在何处都会把事情弄糟。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试图在20世纪80年代复兴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结果是复杂的，但大部分尝试并不成功。现代保守主义同样从伯克那里继承了对传统的关注，特别是在宗教领域。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希望在公立学校中引进祈祷仪式，用立法制止流产，支持创办私立和教会学校。他们依然一以贯之地反对妇女和同性恋者的特别权利。所以说，现代保守主义者是斯密经济学思想和伯克传统主义观念的混合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尽管自由主义（古典的变异）占据了19世纪思潮的主流，但一股针对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潮流也影响深远。与格林不同，一些批判者不相信少许的改良就已足够，他们要求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者，其思想领袖就是马克思（在第2章中已经讨论了其复杂的理论）。马克思的作品不是学者风格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革命。在他发展出宣告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之前，他就对一直对布尔乔亚心存憎恶。马克思理论的最初纲要出现于1848年《GONGCD宣言》这本小册子，大致可以这样来概括：“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参与组织了欧洲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应当被无产阶级所推翻的庞大论著。紧接着就是社会主义的降临，那是一个公正的、产品极大丰富、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然后，在工业化生产水平达到相当高度的某一阶段，社会主义将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一个完美的、没有警察、货币，甚至没有政府的社会。商品是如此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不再有私有财产，也就无须警察的存在。由于政府只是一个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当阶级分化消失后，政府也无存在之必要，它将“逐步消亡”。
•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演变成为法西斯主义[插图]，这是20世纪最为严重的灾难之一。法西斯运动的一个象征物，就是穿着统一制服的成员。一战以前，意大利记者墨索里尼还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部队服役的经历使他成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当时，意大利充斥着不满的群众。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似乎有开始革命的威胁。在那一混乱的岁月，墨索里尼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一批古怪的身着黑衣的人群，梦想着清除民主制度、政党政治，建立起严酷的中央集权和纪律控制。这些法西斯分子——从古罗马有关权威的象征（一束树枝中间包着一把斧头）那里借用来的名词（fasces）——憎恨无序的社会状态，希望用强硬的领导来结束这一切。1922年，处于混乱包围之中的国王把权力交给了墨索里尼。1924年，他把意大利变成一个一党制国家，自己则成为“元首”（Duce）。法西斯分子把自己人安插进每一关键领域，以实现对经济的监控。当时的意大利似乎给人以深刻印象：犯罪很少、涌现出诸多纪念性建筑、物价稳定，还有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火车正点运行”。然而在表象的背后，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是混乱：隐性失业、可怜的经济成就和腐化。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崩溃，使某些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未来的潮流。德国的希特勒抄袭了许多法西斯主义做法，只是让其成员穿上褐色的制服，并且加上了种族主义的内容。对于希特勒来说，德意志民族的任务并不只限于反抗制裁性的、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处理魏玛共和国遗留下来的混乱，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高等民族。希特勒并不是德国种族主义的始作俑者，后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好几代以前，但他超越了前人。德国的种族主义认为，只有一个特殊的白人群体——雅利安人，才是一切文明的卫士。其中的一支——诺曼人（包括德意志人）则更为优秀（实际上，同其他欧洲人一样，德意志人也是多民族的混合体）。希特勒认为，高等的诺曼人有被诸如犹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甚至罗马天主教会等“邪恶”力量玷污的危险。这种教义是死亡集中营的源头。1933年，在一片喧闹声中，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像墨索里尼那样在两年时间里获得了完全的独裁权力。或许大部分德国人的确拥护希特勒。纳粹的“合作”经济使失业率下降，许多工人觉得，他们的境遇在国家提供的工作、职业和福利中得到很大改善。毕竟，纳粹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但是其中的“社会主义”是个幌子。希特勒的真实目的是战争，一场成就英雄的战争。在短短几年内，希特勒统治了欧洲，使东欧的斯拉夫国家成为德国的殖民地——他称之为“生存空间”（Lebensraum）。在这一过程中，纳粹的死亡集中营杀害了近600万犹太人和相近数目的基督教徒。希特勒疯了吗？很难说。他的许多观念在德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市场，他有上百万狂热的支持者。纳粹证明了民族主义走向狂暴而不仅是疯狂的危害性。“法西斯主义者”这个名称常常被滥用、误用。一些左派分子把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都冠以这一头衔。比如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很长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权威主义者”，因为他尽量减少大众对政治的参与，而不是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样去广泛动员。巴西总统瓦格斯（Getulio Vargas）于1937年建立了一个貌似法西斯主义的“新国家”，但是他只是借用了正在欧洲时兴的某些法西斯主义陈词滥调。美国的三K党有时也被叫作法西斯主义者，但是它强烈地反对政府的权力，而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则崇尚这种权力。在今天的欧洲，那些抵制移民的政党倒代表着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的抬头。

 制度化的力量

• 经典论述 ◇ 亚里士多德论政府的六种类型最早和最著名的政府分类是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提出来的。他区分了三种合法的政府——统治当局为了全体利益而行事——和三种堕落的政府——政府只按自己的利益行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君主制是一人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统治。但君主制可能蜕化为它的堕落形式——暴君制，单个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使权力。贵族制（aristocracy），希腊语意为最好的（aristos）统治，是少数人为了全体利益而统治。但这种精英的合法统治可以蜕变为它的堕落形式——寡头制，少数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统治。亚里士多德把共和制（我们应当把它叫作宪政民主）看作多数人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统治，并且是政府的最佳形式。所有的公民在选举领导和制定法律时都有发言权，但正式的宪法程序保护他们的权利。亚里士多德警告说城邦会衰败为堕落形式即民主制，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统治，是政府的最糟形式。受人人平等的思想的迷惑，民主制下的群众盲目追随腐败和自私的鼓动家并掠夺那些依靠苦力和能力致富的人的财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体系盛行了近25个世纪，它依然有用并可以概括如下：
• 在自由放任[插图]体制中，政府拥有很少或没有产业，以福利计划形式出现的再分配也相当的少。正如我们在第3章研究的那样，这些国家都是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也是托马斯·杰斐逊的信奉者，认为任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会降低增长并最终减少繁荣。这种理论认为私有企业和个人进取心造就了国家的自由和繁荣。福利国家[插图]也很少或没有自己的产业，但要通过财富的再分配来帮助那些境况较差的人。一些以“社会民主主义”闻名的西北欧福利国家通过健康保险、儿童照料、工作培训、退休基金等形式为国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照顾。为了支付这些开支，它们征收世界上最高的税收，例如，瑞典和丹麦的税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尽管如此，它们的产业几乎全都是私有的并按资本家的方式来经营。政府统制[插图]是一个早于自由放任的古老体制。在该体制中，国家（指全国性政府）是头号资本家，拥有并经营许多主要产业，却一点也不提供福利救济。政府统制开始于法国国王为了法国的财产和权力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来监督企业。政府统制，有时用法语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étatisme），包括国家对铁路、钢铁、银行、石油等其他大企业的所有权。中小企业都还留在私人手里。政府统制在很多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流行一时。法国、巴西、智利和墨西哥都曾是政府统制体制，但现在都在改革。很多发展中国家追随这种模式，因为它们认为只有政府才有资金、办法和能力创建新产业。但经济成效说明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因为它们是由官僚运营的而且缺乏竞争，它们经常亏本经营而不得不依靠国家财政的补贴。社会主义[插图]体制是政府拥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代表全社会来运营经济。在实践中，各国政府倾向于把这四种体制的因素结合起来。就连基本实行自由放任的美国也有福利政策以及被诟病的对金融巨头的援助。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过解决，国家经常改变它们的组合。在今天，我们看到在东欧、法国和拉丁美洲存在着一股大规模转变国有产业的现象。像瑞典这样的福利国家，已经感觉到过于慷慨的福利和过高的税收造成的困境了。美国人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政府应当保持小的规模。然而，在世界的其余大部分地方，国家权力被当作自然的和好的东西而接受。例如在法国，一个强大的国家创始于15世纪的路易十一，在17世纪路易十三和黎塞留大主教手里得到扩张，并将它灌输到法国人的意识中，后来扩展到欧洲的大部分地方。这种法国式的强国家[插图]监督经济和教育、征收捐税、修建公路和运河以及建立常备军。经过专门学校培训的知识精英管理着这个国家。这些看法在20世纪流行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在1870—1871年被德国打败后，法国精英们把国家当作现代化的工具。巴黎的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和团结的国民体系，把“农民转变为法国人”。一个集中的学校体系消灭了方言，打破了停滞的农村传统，并把优秀分子吸收到大学中来。国有产业把法国变为一个经济强国。在二战中再次被德国人打败后，法国精英们再次运用国家权力使法国实现现代化。这行得通吗？法国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但这是最快或最有效的方式吗？英国和美国在历史上更为先进，而其政府监管却最少，让自由市场的竞争精神来做这件事要快得多、容易得多。（当然，这个比较不公平，英国和美国没有与一个强大的、向外扩张的德国为邻。如果它们有的话，政府的作用可能会更为强大。）另一个国家指导现代化的例子是日本。随着1868年的明治维新，东京将不同的工业分派给武士家族，为其提供资金，并要它们模仿西方最好的东西。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从竹器时代进入了钢铁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财务省和通产省（MITI）通过把银行贷款引向发展中的工业、抵制外国竞争及用日本产品占领世界市场来指导日本经济的腾飞。在我们说政府对经济的指导不起作用之前，我们最好解释一下为什么它在日本还管用。当然，日本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和更为合作的文化。一个美国的MITI在我们的经济和态度的背景下可能不会起作用。国家真的是或应当是现代化的工具吗？政府应该通过提供计划、建议、广泛的产业合作、保险和贷款来监管经济吗？传统的美国式回答是“不，它只会把事情弄糟”。欧洲人和加拿大人对美国必须经过激烈争论才能通过的医疗改革感到惊讶，因为某些事情是他们几十年前曾做过的。即使在美国，我们注意到联邦政府通过取得大面积的土地、让移民者定居下来、给予铁路优先通行权等措施，一再刺激经济向前发展。20世纪30年代，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为美国的落后地区带来了电力并控制了洪水。2008年，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援助为保守派所厌恶，但大部分人认为这是必要的。美国也同样把国家当作现代化的工具，并且仍然利用联邦项目来促进产业的发展。现代政治的一大问题是：我们到底需要多少政府的干预？
• 民族：拥有自我历史意识的人口。国家：民族的政府结构。政治制度：建立和维持权威的模式。制度化：使某一政治关系持久化。虚弱国家：一个无法有效统治的、腐败的和罪恶弥漫的国家。失败国家：一个连最小限度的治理都无法实现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全国性的政府。君主制：国家统治权力由个人继承下去。共和制：没有君主的政治体系。单一制：国家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地方自主权很小。联邦制：中央和地方权力均衡，比如美国。第一级行政单位：一个国家主要的地区行政划分，如美国的州或西班牙的省。中央—外围紧张关系：地方对于受首都控制的怨恨情绪。地方主义：强调区域的不同并且有时有分裂倾向。权力下放：从中央政府转移部分权力给地方政府。准：几乎或接近于。省：法国第一级行政单位。省长：法国第一级行政单位长官。地方化分权：把行政管理的职能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层级，比权力下放的程度要弱一些。自治体：西班牙拥有自治权力的地方政府形态。县：日本的第一级地方行政单位。邦联：地区权力超过中央政府的政治体系。中心：国家的首都和权力中心。州：德国的第一级行政单位。加盟共和国：原苏联和原南斯拉夫的第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公开化：戈尔巴乔夫关于媒体公开化的政策。离心倾向：分裂主义的倾向。单一选区制：每一地区选举一人，美国和英国实行这一制度。多数主义制度：把议会半数以上席位给予某一获胜政党的选举制度。比例代表制：通过政党所得票数来分配席位。绝对多数：必须超过半数。简单多数：得票最多的获胜，即便是没有超过半数。混合制：把单一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结合在一起的选举制度。自由放任：法语的意思是“任其自然”，最小政府干预和监管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主要通过政府再分配给较穷的国民的经济体制。政府统制：主要产业归国家所有以提高国家的权力和威望的经济体制，前资本主义体制。社会主义：声称为了全社会的利益而使产业归政府所有的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相对。强国家：现代政府的组织形式，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管理和征税。

 现代世界的宪法

• 少数派：在大型社会内由语言、民族、种族或宗教等区分出来的小集团。法令：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普通法律，而不是宪法的一部分。宪法：构建政府的基本准则，通常是成文的。司法审查：法院决定法律是否合宪的能力，并非在所有国家都有。司法能动主义：某些法官积极主动地宣布某一法令违宪来推翻立法机关的决定。司法克制：某些法官不情愿地推翻立法机关通过的法令。基本法：德语为Grundgesetz，指德国自1949年以来的宪法。政治文化：一个国家关于政治的心理。立宪主义：政府限制权力的程度，又译宪政。权力分立：美国关于政府的各分部应当分立开来并且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原则，在其他政府中还比较少见。国家杜马：俄罗斯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宪大会：召集起草新宪法的立法机构。人权：免于政府诸如未经正当程序而逮捕、拷问、监禁、处死等虐待行为的自由。公民权：参与政治和社会的能力，比如投票和自由言论，有时会和人权混为一谈，但比人权的层次要高。经济权利：保障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最新的也是最有争议的权利。建构：人们普遍认为是古老和神圣的东西，实际上却是新近的和人为的。红色恐怖：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麦卡锡时期对共产主义颠覆的夸张的恐惧。煽动性言论：引起公共秩序混乱或国家颠覆的刺激性言论。XYZ事件是1797年发生在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外交事件。时任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的三位代理人（在最初公布的保密外交文件中被分别称为X、Y和Z）向前来进行和平谈判的美国外交使节索取巨额贿赂，以此作为继续谈判的条件。这一事件被披露后引发了美国的反法浪潮，进一步恶化了美国与法国的关系，并导致了1798年美国对法国的不宣而战。人身保护权：判决之前被拘留者可以抗议无罪。

 代议制民主

• 极权主义在极权主义体制中，统治阶层几乎完全不对民众负责；只要政体不垮台，他们稳居权力中心，这一点可从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中看出。现在很少有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强调对民众进行完全控制、洗脑、搞国家和个人崇拜，这种政体是不完善的。现在很少有人支持极权主义，20世纪初，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建立并且发展极权主义。有些人曾认为这种制度是未来趋势，但在20世纪，它却是社会弊病。我们的大多数例子都已成为历史，而不是现行的。何谓“极权主义”？20世纪的极权主义[插图]与过去的君主专制相去甚远。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都是专制君主，但是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技术，他们并不能密切掌握民众言行。即使是作为皇室独裁者的路易十四，也没有试图控制法国国内的一切。而20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正相反，统治者试图控制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1922年意大利进入墨索里尼统治时期，1933年德国进入希特勒统治时期。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受到重挫。外部分析人士于20世纪30年代创造“极权主义”一词，在该种政体下，一党掌握所有的权力，并且试图按照该党价值观念重构社会。自由消失了。旧的君主专制镇压民众，使民众缄口不谈政治，而极权主义国家却要时刻对民众进行煽动。卡尔·J·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和兹比格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给出了极权主义国家的六个标准。而前工业时代国家不符合其中四项标准。一个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 极权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一套涵盖历史、经济、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官方理论。这种意识形态用是非分明的词汇描述理想世界，声称要建立完美幸福社会。任何违背这种意识形态的人都是“全民公敌”。所有公民都要相信和认真研究学习这种意识形态。一党专政 极权主义国家实行一党专政和个人崇拜。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时期盛行个人崇拜。党员数量受到严格控制，只占总人口的10％，加入执政党是个人荣誉。党员身份带来特权，相应地，党员会更支持该党。政党有严格的层级制度[插图]，或是高于或是与政府机构结合在一起。执政党占据政府要职，对公民构建至少表面一致的形象。
• 有组织的恐怖 安全警察运用肉体和心理两种方法来威吓民众。纳粹的盖世太保、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和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奥夫拉”（OVRA）不受法律约束。宪法不存在或被忽视，统治阶级对民众进行秘密逮捕、监禁和虐待。安全警察有时被称为“秘密警察”，经常听命于统治阶级来对抗民众，比如犹太人、地主、资本家、社会主义者和神职人员。这些人经常强行进入民居搜查。集体逮捕和处决凸显了国家权力和民众的无助。苏联后来抛弃了斯大林时期的恐怖镇压政策，采取相对温和的控制和恐吓形式，比如解雇某人或流放边远城市。垄断媒体 极权主义国家的媒体为政府代言，宣传官方意识形态，宣扬政府领导。媒体只传播好新闻。然而，危险的外部力量正试图危害这个体制，因此必须予以制止。武器垄断 极权主义国家的政府完全垄断武器，以此来防止武装反抗。
• 威权主义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经常会被混淆，它们的意义不同。威权主义[插图]政权的政府由一个小集团统治，比如严格控制成员数量的政党、独裁者、军队。威权主义政权不会控制所有事情。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家庭事务由个人解决。威权主义淡化了极权主义的六项特征。威权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很少统一。有些人认为萨达姆政府是极权主义，但是它更接近威权主义。表6—3 给出了威权主义的主要类型。

 什么是政治文化？

• 价值：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政治文化的关键要素。犬儒主义：不信任和怀疑，特别是对政府而言。预期反应法则：政治家们根据民众可能的反应来制定政策。投票率：在某次选举中，合法选民参加投票的比例。参与型：对参与政治有兴趣或意愿。参政能力：知道如何通过政治途径来达成目标。参政效能：感到通过参与政治能够获得收益（相反的就是没有任何权力感）。从属型：认为公民就是要服从权威而不是过多地参与政治。教区型：比较狭隘，对于公共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世俗的：与宗教无关的事务。亚文化：在主流文化中的次组群体文化。“沃比冈湖”系美国喜剧大师加利森·凯勒（Ganison Keillor）在他的广播节目“大平原居家伴侣”（A Prairie Home Companion）中塑造的虚构小镇，其原型来自明尼苏达州、艾奥瓦州、北达科他州等州由北欧移民创立的农村小镇。——译者注主流：共享政治文化的普通标准。融合：把亚文化群体融入主流文化。操英语者：讲英语的人。操法话者：讲法语的人。边缘化：被推到社会和经济的边缘，通常指的是穷人和亚文化群体。社会化：对于文化的学习。公开社会化：明确的教导文化的政府政策。

 民意的形成

•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严重经济衰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会议员和共和党总统以及美联储主席纷纷同意发动联邦计划，紧急贷款数十亿美元给大公司。但这只是精英们达成的共识，公众一开始都不知道如何作出反应，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专业知识。然而到了2010年，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该项救援计划——即使大萧条已经避免，而且这些大公司已经开始偿还贷款——并扬言要对那些投了赞成票的人进行“选举处罚”。尤其令人侧目的是那些将大量红利装进自己口袋的金融大佬们。这一情节说明了关于民意[插图]的几个要点。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差距。大众对复杂的选择知之甚少，但之后他们可能会作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意识到不公平时便会抨击并且感到愤怒——这对一个良好的政策来说是一个很薄弱的基础——这重启了一个关于“应该由谁来治理”的古老问题，是能够理解这些复杂的事务专家还是普通公民？大多数政治学家对于给出治理方面的主导性舆论都持谨慎态度。民意对于民主是重要的。选举是公众意愿的直接表达，一次选举只能表明选民对官员整体表现的态度，他们很少去关心特定的问题。民意调查是对细节的反映，从而使官员们了解民众对于特定问题——比如医疗和战争的想法。因此，民意可以被看作把公众的观点“输入”政治生活的某种装置，是确保选举正常进行的一种途径。官僚机构经常试图“制造”它所需要的民意，在媒体中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强调有关国家事务。当尼克松于1971年末宣布，他将是访问中国的首位美国总统时，美国人很快就开始关注中国。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曾经是反对西班牙进入北约的领导人，后来他改变了看法，认为西班牙应该加入北约。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西班牙人并不想加入北约。在1986年的全民公决中，当冈萨雷斯为此寻求帮助时，西班牙人还是团结在他的周围。很久以前，英国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就说过：“没有自发形成的民意。它是信念和激情的产物。”利益集团经常引导或制造民意。把那些痛苦的画面带给公众，尤其是在电视上出现，经常能够制造广泛的同情。1965年，亚拉巴马州塞尔马市治安官的暴力行为出现在电视上，使得公众普遍支持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并因此通过了《选举权法案》。任何政府在民意面前都是脆弱的。甘地仅仅是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就利用民意使印度赢得了独立。那是一位面容樵悴、戴着眼镜、缠着腰布的瘦弱老人，领导着抗议运动，自己织布，发出假如英国人不撤出印度就自杀的威胁。他赢得了巨大的支持，逼迫英国不得不于1947年承认印度独立。一个仅仅依靠暴力和强制的政府不会延续很久。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尽管拥有强大的压制反对派的暴力武器，但要维持统治，首先也要靠无阶级的乌托邦理想和反抗纳粹侵略的爱国主义，其次才是那些习惯于夜晚突击搜查的秘密警察。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不得不放松管制，采用物质激励和舆论宣传双管齐下的方式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这些制度缺乏公众的支持。
• 关键概念 ◇ 民意是什么，不是什么？政治文化和民意密切相关，但并不是一回事。政治文化关注长期存在的价值、态度和人们深深持有的观念。大多数美国人坚信，政府权力具有走向专制的潜质，必须受到控制，而民主制度是唯一合适的政府形式。民意关注人们对特定的、短期的政策或问题的反应，比如向海外派兵或选举倾向。民意与个人政治观点也不同。一位妇人对于其邻居宗教信仰的态度并不是民意，但是她对于公立学校是否应该举行祈祷仪式的态度就是民意的一部分。民意指向政治或社会问题，而不是私人事务。捕风捉影的逸事[插图]并不足以反映民意，我们不清楚它的代表性有多大。“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想法是记者的观点。民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公众会有强烈、清晰或统一的信念。这种一致性非常少见。所谓的民意经常包括数个小规模的、相互对立的群体，加上许多游移不定的人群，再加上更多的对此问题并无兴趣或想法的公众。最主要的一点是，民意是关于政治态度的散布，它能够快速地改变。有时，民意显示出明显的漠视。200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1％的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联邦预算的增加，56％的美国人不知道格林斯潘是干什么的（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他曾是美联储主席）。有些被调查者是在刻意“制造”答案，以显示自己对该问题有一定的见解。194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9％的美国人认为，《金属法案》（Metallic Metals Act）的制定是一件好事，但这是国家应该考虑的问题。许多人对政治话题是陌生的。经过了三年的新闻报道，2006年哈里斯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仍有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64％的人认为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密切关系”。因此，数量并不意味着正确。很多美国人反对对汽油增税，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就不会增税。民选的领导人会屈服于民意吗？杜鲁门总统对民意非常厌恶，经常口出微词。几十年后，许多人欣赏他是一位不顾反对意见、执意按自己意图做事的领导人。有些人觉得，现在的政治领导人过于关心民意了。如果你总是小心翼翼地亦步亦趋，那还怎么领导这个国家？
• 民意调查对于某一问题，人们可能会赞成、反对或游移不定，但是在许多领域，不确定性和变化的因素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不能相信民意调查的结果，不能确信报告中赞成或反对的百分比，因此不能盲目相信民意调查数据。通常情况下，舆论的分布并不是理想的确定模式，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对政治并不关心。他们对与自己生活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兴趣不大，而且对多数问题也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例如大部分调查都表明，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说不出在国会代表他们的那个人的名字。因此，在大多数问题上，公众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形成清晰的观点，使新闻记者和编辑对他们产生兴趣。并且，在许多场合，一条普通的民意调查曲线只是对这些“较为关注的公众”的观点模式的模糊反映。既然民意中包含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含糊其词以及普遍的对政治生活的漠视，民意调查如何能精确地反映人们的想法呢？任何一种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测量公众态度的做法都可以叫作“民意调查[插图]”。公开出版的民意调查（特别是在选举年）备受关注。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美国人对于战争、失业、堕胎以及选举所持态度的数据和百分比。这对政策制定者和候选人是十分有用的，但是争论也存在于它的政治效果方面，比如，民意调查是否对不确定的舆论产生了过度的关注和影响？通过将民意调查当作权威性裁决，记者制造出自圆其说的语言，人们读后是否有被误导的可能？民意是否应该被当作——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决定公共政策的公正和民主的方式？民意调查在决定公共政策时，是否有足够的可信度？谁在使用民意调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能够相信他们吗？

 政治中的沟通

• 关键概念 ◇ 媒体和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受到媒体广泛的支持。“9·11”是一个“重振士气的事件”，使得包括报纸在内的媒体变得激情万分，强烈支持小布什总统。媒体没有怀疑地接受了政府关于伊拉克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公告。不过在战后，我们发现没有这些武器，再保持舆论的一致就不可能了。哪怕是为了“报复”战前的误导，大多数媒体也开始转向批评性态度，于是政府发现媒体又不受控制了。是媒体的斥责降低了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吗？政治学家约翰·米勒指出在朝鲜（1950—1953年）、越南（1965—1973年）、伊拉克（始于2003年），2/3的公众都支持战争，但是在三年之内，人数锐减到了1/3甚至更少，并且越南战争公众支持率的降低时间甚至早于电视节目的播出，所以我们不能将这种降低归咎于电视。时间和牺牲人员的增加导致了支持率的降低，不是因为电视节目，美国人只是不喜欢长时间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降低得更快，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军方依旧在抱怨，电视就像在越战时那样降低了公众的支持率。这一指控从未被证实——偶然因素而不是摄像机的快门似乎更有决定性——但是军方仍然试图把媒体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在2003年，记者只能从战斗的细节中来“零乱”地报道这场战争。报道也向伊拉克人展示了美军前进的速度，这对许多人选择投降而不是战斗起到了劝说作用。不过这都是小角度的报道，是从悍马军车上发出的观点，它没有解释全部的情况。它也没有涉及巴格达陷落后的抢劫和抵抗。当新闻报道显示占领是多么困难时，公众对占领的支持就下降了。很难说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一个主要的道德观念上的转折——与越战中的迈来（Mylai）大屠杀的影响相比较——发生在媒体揭露美军对伊拉克战俘的虐待行为时。在数字化时代，图片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遍全世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2004年不同寻常的道歉中，懊悔过分相信政府的断言导致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编辑们说，他们没有充分地质疑，他们本应该追问更多的问题。后来，一些报纸报道了美国的秘密反恐计划，小布什政府威胁说要用1917年的《反间谍法》起诉他们。报纸辩称公众有知情权，政府则说它们危及反恐的努力。媒体和白宫再次纠缠不清。直至2006年，所有的专栏——包括保守的共和党人的报纸——都一致谴责政府。无论是白宫还是五角大楼都无法承受长时期的舆论压力。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管理”新闻报道，真相不断暴露，经常引起公愤。媒体似乎在遵循一种“反弹”模式：最初，媒体接受政府的公告，然后发现自己被误导后，开始变得愤怒和敌对。新闻界是否走得太远了呢？有人已经对媒体攻击所有权威的专横态度感到厌烦。媒体似乎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而政府总是错误的。共和党指责媒体过于自由化。此外，激进人士则批评媒体只听从总统和大公司的。双方的指责都有些道理，但也应该看到，终究绝大部分机构都在媒体的监督之下。报纸在第一时间揭发了克林顿总统的性丑闻。媒体好像在找所有政治家的碴。研究表明，新闻记者和写手的确更倾向于扮演自由派和民主党人，这在有些报道中可以看出，但是电台和报纸的老板，则倾向于扮演保守派和共和党人，并且会打击雇员的自由化激情。广播的访谈很明显地偏向右翼，纪录片制作者则大多是激进的自由派人士。对媒体偏见的指责很难被确证，因为人们可以发现，媒体错怪了所有的政治家，无论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小布什的白宫试图严格控制信息，这引起了媒体的不满。媒体在民主制度下的适当角色是什么？它们可以批评到什么程度呢？它们应该揣测处处都有错误行为和不可告人的秘密吗？记者们应该效仿因水门事件闻名的伍德沃德（Woodward）和伯恩施坦而去深挖丑闻吗？由于有最高法院的沙利文原则（Sullivan rule）[插图]，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免遭诽谤诉讼，“公众”人物被认为应该对媒体的监督保持公开。这使得许多公众人物感到自己在万能的新闻界面前无能为力和痛苦不堪，也普遍增加了他们对政治的愤世嫉俗的态度。公众对太过苛刻的新闻界的批评也与日俱增。也许美国应该找到一条令人愉快的中间道路。
• -面对面：通过个人接触而进行的沟通。登台演说：为了个人竞选向听众发表演说（原文为stump，意为树桩，相传古代人们是站在树桩上演讲的）。舆论领袖：当地有名望的、能够影响他人观点的人。关注自我：重视自我体验。寡头垄断：市场由几个大公司所主导。精英媒体：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为精英们和专注的公众所阅读。通讯社：为所有媒体服务的新闻机构。博客：网络日志的简称；在线免费杂志，通常是有派性的和另类的。媒体事件：为了迎合报道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新闻。在任者：已经在岗的官员。浪头：领先者获得更多支持的趋势。交叉压力：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的争夺选民之战，经常造成政治冷漠。非家长主义：不扮演监管和引导的角色。电磁频谱：传送广播电视信号的电波。框架：一个新闻故事的基本方向和说明。对抗关系：互相批评和反对，相互之间充满敌意。沙利文原则：1964年最高法院保护媒体免遭政府官员的诽谤诉讼的决定。

 什么是利益集团？

• 法团主义：利益集团对政府动作的直接参与。日本国会：日本的立法机关。腐败：把公共机构和权力用于私人目的。公共财政：利用税收所得来进行资助选举费用等。不可预知的后果：当法律或公共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时所产生的不好的、相互对立的结果。软钱：提供给政党和利益集团的竞选资金，目的是为了规避联邦政府对候选人政治捐助的限制。单一问题利益集团：只关注一个问题的利益组织。劳联—产联：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人联合会，全美最大的民众组织。美国企业联合会：工业企业的主要团体。社会经济地位：由收入和特权的组合带来的社会群体的分化。结构性通道：利益集团和官员们建立起来的长期的友好关系。游说：利益集团与立法者的联系方式。次贷危机：将高风险抵押贷款重新分配给不合格的借款人。丑闻：政府造成的腐败。

 政党的功能

• 假如没有竞争性政党，民主是否存在？什么是“利益聚合”？政党是如何进行利益聚合的？英国政党集中化的优点是什么？一个政党如何遭遇表面上的选举性自杀？共和党与民主党有什么不同？在意识形态范畴中，怎么将政党分类？什么是“兼容性政党”？政党制度的几种模式是什么？竞争性政党制度是怎么处理腐败的？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政党[插图]没有太大的意义。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宣称它们甚是不同，但它们在基本价值观和政纲上经常是重叠的。在选举中，候选人的个人品格和筹资通常比党派更重要。美国政党的这一弊端是耐人寻味的，因为美国是第一个发展大众政治性政党的国家，它出现于1800年的总统大选，先于欧洲政党数十年。尽管如此，但是欧洲的政党发展得更加完善。美国人似乎已经忘记，政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工具。正如E. E. 沙特施耐德所说：“毫无疑问，政党的出现是现代政府的显著标志之一。政党创造民主政治，现代民主也不容置疑地与政党互栖共生。”今天，几乎所有社会，不管它们民主与否，都通过政党将民众和政府联系起来。军事独裁者——例如西班牙的弗朗哥、智利的皮诺切特、巴基斯坦的将军们——都试图与政党分离，指责它们对国家的政治弊病负有责任，但即使是这些独裁者们，为支持自己的统治也建立了顺从的政党，并且这些国家在独裁者退位后立即出现自由性的政党。无论是爱是憎，任何国家似乎都离不开政党。
• 政党的功能在民主体制和专政体制下，政党承担着许多重要的功能，以帮助整合政治体制并使其保持运转。连接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借用一个系统词汇，政党是一个主要的“输入”设备，允许民众将其需要或愿望为政府所知。没有政党，个人就会孤立无援并被政府忽视。通过为某个政党工作或者投票给某个政党，公民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决策。最起码政党会让民众觉得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权力的，这种信念有助于维持政府的合法性，而这正是独裁政体也有政党的一个原因。利益聚合如果利益团体是最高形式的政治组织，政府将会变得混乱并且不稳定。利益集团之间会互相争斗，试图左右政府官员。几乎没有全体公民都认同的价值观、目标或者意识形态（有些人担心美国已经落入这样的境地）。政党通过利益聚合[插图]来驾驭和平息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把它们的不同利益聚集在一个更大的组织中。之后利益集团会发现它们必须得相互妥协、相互合作，为政党的利益而努力。作为回报，利益集团至少会达到一些自己的目标。政党尤其是大党，就是利益集团的联盟。政党作为利益聚合的经典例子是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使民主党五次当选的联盟。它由工人、农民、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组成。工会通过支持民主党，获得了自己无法争取到的劳动立法。只要这个联盟团结一致，民主党就无往而不胜，但从那之后联盟就四分五裂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把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保守团体整合到共和党内，这一联盟在2000年小布什手里得以复活。整合进政治体系政党会吸收那些曾经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的集团。政党通常欢迎新的集团加入自己的阵营，给它们话语权和整合信息的平台。这就赋予了利益集团实际的和心理上的利害关系以支持整个政治体系。集团的成员感到自己有了代言人，并产生了要为政治体系高效工作的动机和对政治体系的忠诚。例如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通过强调工会权利、平等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教育机会来赢得工人的支持。渐渐地，潜在的激进工人运动学会了按民主规则行事并支持这个体系。现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和美国的工人被如此成功地整合进政治体系，以至于许多人把选票投给保守党和共和党。在政党无法将工人整合进政治体系的国家，工人运动往往很激进，有时还带有革命性。在美国，政党也会将一波波的移民和少数派整合进美国的政治生活。政治社会化政党还教它们的成员如何玩政治游戏。政党将公民介绍给候选人或者当选的官员，并让他们学习如何公开演讲、组织会议和妥协，从而提升他们的参政能力，使他们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合法化。政党也是领导人的训练场。历史上，一些欧洲政党曾尝试建立独特的亚文化——通过政党的青年组织、足球联盟、报刊、妇女组织等来进行。然而，这种努力却弄巧成拙，因为这些政党让成员通过参政而社会化后，这些成员便不再接受其政党的亚文化了。这种努力的残余痕迹，仍然可以在意大利的人民党（前身为天主教民主党）和左翼民主党（前身为GONGCD）身上找到。一些美国政党还提供社会服务。纽约的塔慕尼协会会堂就帮助欧洲移民寻找工作和住所，同时也将他们纳入民主党的阵营。
• 政党：在一个特定标签下寻求竞选性政治职位的群体。利益聚合：通过政党将分散的利益需求整合成大众的诉求。动员：激励公众参与政治。集权：中央政府的控制程度。连贯性：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理性的整体。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有时候与选民无关。伟大社会计划：约翰逊总统关于社会改革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政治任命：给予非公务人员的政府职位，通常作为对其支持的回报。透明性：政治献金和交易对公众审查开放。国有化：把大企业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政治局：原苏联的政治机器，苏联GONGCD委员会的中枢机构。机会主义者：只寻求个人利益的人。GONGCD干部：俄语指“机构中的人”，即全职的GONGCD员。群众型政党：试图保持成员内在认同的政党，通常有着正式的身份标志。干部型政党：由一些职业政治家操控的政党，只有间歇性的活跃期。信徒型政党：依赖单一人格的政党。人格型政党：依赖领袖个人魅力的政党。世界观：德语的“世界观”，指试图兜售特定意识形态的政党。兼容型：意识形态非常宽泛，欢迎所有人加入的政党。政党制度：表明政党如何相互作用的制度。选举制度：规定选举的法律。主要有两种模式：单一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不发达：还没有形成完备体系。不稳定：指内阁经常变动。墨守成规：停留在一个的政治问题上。两大党制：国家拥有两个大党和一个或者数个小党派。极端多元主义：政党变得非常极端的政治体系。追求中心：政党变得温和，处于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以吸引大多数选民。远离中心：政党变得极端，忽视处于中间地带的选民。

 人们为什么要投票？

• 靠什么赢得选举？理论上，选举确保公民有了选择并指导政府的机会。但是在现代选举中，理性选择的成分是严重被两个因素操控的，一个是候选人性格，另一个是大众媒体。参加选举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为谁选举、为什么要选举，这些对于社会民主进步来说不是好事。现代政党，尤其是在发达工业国家里，喜欢展示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而意识形态等却很少被提及。广告和电视抬高了领导人的形象，有时候却忽略了领导人背后的政党。出席各个场合的领导人总是以超凡魅力[插图]、遇事果断而又平和细心的形象出现。罗纳德·里根和贝拉克·奥巴马就是在个人魅力上成为赢家的最好例子，他们出国访问的时候总是显得备受欢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赢得选举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比尔·克林顿的风格。法国总统候选人（除了萨科奇）经常表现出富有爱心的形象，在政治竞争中显示父母一般的形象，像无党派人士一样。德国总理候选人则表现出靠得住、值得依赖和积极向上的形象，但是却很少提及他们政治上的策略。这样的模式遍及世界：保持大方和开心，不提政党，笑对一切。在美国大选中，对美国抱有乐观态度的候选人通常会获胜，而担心事情变糟的悲观候选人往往会失败。2008年的大选中，奥巴马显得比麦凯恩更加乐观。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总是被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售卖，这样，领导人的形象是被控制的，甚至言行举止都被改变。“拍照机会”取代了问答会，这就回避了新闻记者的尴尬追问。拍照机会总是记录候选人自然的举动，语言解释随后被加上。照片是无声的，候选人的“经纪人”担心他们的候选人有时候会说出一些愚蠢的话，这会破坏其小心努力构筑的形象，因此和新闻记者还是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世界各地都存在这样的事，一个英国的观察家说：“电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竞选本身。”2010年，英国第一次直播了三个主要政党的电视辩论（美国的竞选电视辩论早在1960年就开始了）。三个候选人的辩论吸引了许多英国人的关注并使得电视取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在法国，新闻记者抱怨法国政治的“超媒体化”（hypemédiatisation）。在电视上，每一件事情都被很好地控制着，包括设置、灯光、音乐、化妆以及台词等，就像一个完美的迷你剧一样，比许多定期的节目都精彩。电视广告发源于美国，盛行于欧洲。法国称之为“政治剪辑”（le clip politique）。法国政治学家让－保罗·古里维奇（Jean-Paul Gourevitch）把这看成二个类型：（1）“简单剪辑”，获取注意力的简单做法；（2）“意识形态剪辑”，将一些意识注入形象中；（3）“寓意剪辑”，把候选人描绘得像史诗巨著中的英雄人物一般。候选人通过阳光的个性特点和华丽的广告逐渐地赢得大选。这就意味着候选人必须把大把大把的钱投入昂贵的广告中。候选人为募集资金而头疼，有时候不得不将自己出卖给利益集团。政党最后演变成了资金募集组织。这不只是美国的问题，它起源于美国，如今已经蔓延到欧洲。
• 投票率：合法选民参与投票的比例。后物质主义：认为现代文化已经变得强调所得和消费的理论。多重因果关系：有许多因素导致这一现象发生。假设陈述：认为两个变量是有关联的，一个发生时另一个也会发生。倾向性：找到有着关联性的两个变量，但往往并不非常紧密。政党认同：对于某一特定政党长期的支持态度。转投率：两次选举当中，选民改变支持对象的比例。阶级性投票：某一社会阶层稳定地对一个政党的支持，认为这一政党代表了本阶层的利益。投票集团：有着明显特征的投票群体。选举人团：美国总统选举制度中，由各州议会选举出的选举人团产生总统。过时：适用于过去的事物。关键选举：带来重组的选举。重组选举：主要的、长期的政党认同的改变。解组：在政党认同方面主要的、长期的衰减。极化：政治观点从中间向两端分散，形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宗教因素：宗教成分的影响程度，与公开宣称的选择不同。超凡魅力：有着非常强烈的追求权力的个性特征。回顾性投票：选民通过回顾总统在整个任期的表现来作出选择。选区选民：选举官员的人员或地区。

 第四篇 政治制度

• 第四篇 政治制度第13章 立法机关总统制，如美国的那样，有一个独立于立法机关之外、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而且不容易被罢黜，即权力的分立。另一方面，像英国那样的议会制，由国家立法机关按排名顺序选出首相，即权力的融合。议会可以通过不信任投票罢免首相，这通常发生在执政联盟瓦解的时候。联邦制需要一个上院，如美国的参议院，但单一制可以是一院制，尽管许多国家仍采用两院制。从理论上讲，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但在实践中，它们从行政机关获得信息为自己的选区谋利。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批评可能是它们现在最大的作用。遗憾的是，立法机关的重要性随着行政机关的逐渐加强而不断下降。第14章 行政机关与官僚制美国总统制经常遭遇僵局，而议会制总是墨守成规。这些问题对于民主国家是很普遍的，似乎只有威权体制才能消除行政—立法的难题。首相们倾向于把自己当总统使用，以便攫取更多的权力。一些美国学者担心那些通过展示友好性格而占上风的过度强势的总统。在行政部门内，权力已流入官僚手里，因为只有他们理解复杂的情况和政策。日本的官僚是实际上的当家人。没有一种政治体制能够成功控制官僚。第15章 司法机关法律在美国制度中起着强有力的作用，这使得司法成为一个平等的权力分支，但在大多数国家并非如此。像美国这样的普通法系，具有“法官造法”的特点，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像欧洲那样的法典法系，拥有相对固定的模式，其中一些可追溯至古罗马。同样，英美的抗辩制与欧洲的纠问制完全不同。很少有其他国家的最高法院和美国的一样重要或有趣，可以决定重构的相关事项，这是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为自己争取的权力。沃伦法院的政治影响尤其强大且具有争议性，它改变了公民权利、刑事审判和立法选区。

 总统制和议会制

• 议会是如何产生的？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美国国会经常超支？什么是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僵局？单一制国家采用两院制议会的优点是什么？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它们创制的吗？美国的政治分肥是体制运行所必需的吗？立法机关的重要性是否在下降？为什么？从理论上看，政治制度随着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现代化、专业化和复杂化，差异也越来越大。原始的狩猎团体中，除了一个决定一切的首领外别无其他。部落中可能会增加长老会议来讨论重要问题并裁决争端。像雅典那样的城邦国家集立法、司法、行政各种角色于一身。罗马发展出贵族院，但它同样也结合了好几种角色，而且其权力也随着罗马由共和国过渡成帝国而被削弱。在中世纪，流行的封建制度是君主、贵族和主教之间权力的平衡，正是在封建制度[插图]中，我们第一次发现了“权力平衡”。政府权力有限的国家，通常有着封建主义的历史。这样的国家认为权力分散是好的，集中则是不好的。有着绝对主义传统的国家，在建立民主制方面存在很多困难。关于权力平衡的一个例子是中世纪阿拉贡（在西班牙北部）的贵族向新国王的宣誓：“和您一样优秀的我们，向并不比我们优秀的您宣誓，如果您能遵守我们所有的法律，我们便接受您作为我们的国王，否则就不接受。”野心勃勃的君主们经常发动战争，因此极需要增加财政收入。有些国王召集由贵族组成的会议去征税。为了回报他们“钱袋中的权力”，会议中的一些人被允许适当介入皇家政策。这就是英国议会[插图]的起源，它分成两院（贵族和主教组成上院，骑士和市民组成下院）；这也是瑞典议会的起源，它最初有四院（分别由贵族、教士、市民和农民组成）。法国的国民会议[插图]分成三院（贵族、教士和平民），从一开始权力就很小，并且在法国国王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后，逐步演变成为专制主义[插图]。在英国、瑞典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立法机关的权力慢慢扩大并能够抵制君主无限制的要求。在16世纪的英国，由于离婚而与罗马发生冲突的亨利八世与议会结成了同盟，因为他需要议会的支持，以通过使英国脱离天主教会并将教会驱除出英国的法令。到了17世纪，议会已经认为自己和君主取得了同等地位，甚至在征税方面还拥有最后决定权。英国内战实际上是保皇派和议会派在谁拥有最高权力这个问题上的一场争端。1649年，议会通过处死查理一世取得了最终决定权。约翰·洛克，这位经历了这一重要时期的英国哲学家，极力称颂“立法权”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在18世纪启蒙时期，政治学家孟德斯鸠和杰斐逊宣称，只有在政府被分成两个部分——立法和行政——且彼此都能给对方以制约与平衡时，自由才能得到保障。现代政府一般都分成这两个部分，但只有美国真正做到了彼此制衡。至少在理论上，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而进行社会价值的分配，行政部门则执行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司法机关具有同等地位的情况很少见，它主要是美国的一个创造。）不过，这些职责经常是重叠的，完全意义上的权力分割并不存在。
• 总统制和议会制总统制[插图]最能体现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分立。世界上采用总统制的国家不多，它拥有一个作为政府首脑而存在的总统[插图]。他（或她）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在美国，选举团在人民和实际选举之间斡旋），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不能被立法机关轻易罢免。在议会制[插图]中，国家元首（虚位君主或弱势总统）是与政府首脑（首相[插图]或总理）相独立的一个职位，后者才是重要人物。议会制国家中，选民仅仅是选举立法机关（见图13—1），立法机关再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行政机关。如果选举制度是建立在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见第4章），那么议会里就可能有好几个政党同时存在。如果没有一个政党能占据过半数席位，就必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组成联盟[插图]。不管是一党还是几党，国会中的多数必须支持内阁。通常君主（如西班牙和英国）或总统（如德国和以色列）“邀请”——实际上毫无选择余地——最大政党的领袖担任总理并组织政府。“内阁[插图]”和“政府”这两个词可以互换，在美国则被称为行政机关[插图]，如习惯上称卡梅伦的政府，奥巴马的行政机关。首相在咨询那些愿意支持他（或她）的政党后，会提出内阁成员名单，这些人本身也是议员。然后这些内阁成员就领导政府各部，形成行政机关。首相和内阁向议会“负责”（responsible的最初含义是“可回答的”）。（在19世纪实行民主制以前，大臣们只向国王负责。）
• 关键概念 ◇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两个术语经常让人感到困惑。国家元首是理论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往往只有象征意义上的责任，如英国女王或瑞典国王。这些君主接见外国大使，在爱国主义教育场合发表有限度的讲话，通过这些方式代表自己的国家。在共和体制下，与之对应的是总统，有些国家的总统还没有上面那些傀儡有权。德国、匈牙利和以色列的总统是国家元首，但在实际政治中几乎不发挥任何作用。（他们也并不知名。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政府首脑是真正起作用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称为总理或首相。他们是某一政党的领袖，控制着竞选，也控制着政府。在英国，是卡梅伦首相；在德国，是默克尔总理。美国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权力的分立和融合美国人对其权力分立[插图]制度，即开国元勋们所坚持的“制约与平衡”原则感到自豪。由于刚刚从乔治三世及其行政独裁中独立出来，所以他们将政府的一个部门设计成对另一个部门权力的制约。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安排，使美国免于暴政的危险。但这又是一个极为迟缓和令人厌烦的安排，政治学家科尔文（Edward S. Corwin）称其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互相争斗的“挑战书”。两个部门都能够有效地杯葛对方。国会可以否决总统想要的东西，总统也可以否决国会想要的东西。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行政—立法的“僵局”是美国总统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重要的事务，比如财政制度改革，会在两个机构之间僵持不下达数年之久。总统不能解散议会而举行新的选举，它是由选举日程决定的。国会也不能罢免总统，除非通过弹劾程序。只有两位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比尔·克林顿，曾经遭到弹劾，但参议院并未判定他们有罪。尼克松总统在众议院投票弹劾他之前就辞职了。奥巴马领导的行政部门和由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之间不断重复的斗争，在美国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些人偏好这种“分立的政府”是因为它能够抑制开支和愚蠢的政策。西欧人认为，美国的体制是无效率和不明智的，他们在修订美国宪法之后形成了更现代的体制。他们的议会制度是一种“权力融合[插图]”，并不一定要求各部门之间相互对抗。实际上，很难完全区分开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因为最高行政官员本身也是国会议员。在英国、德国、日本和荷兰，首相在成为政府首脑之前必须被选进议会，成为一名普通议员。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他们会在形式上（通常是被国王或虚位总统）邀请来组织政府。组成政府或内阁的官员，同时也在国会拥有席位，他们必须向国会报告工作情况。在任何时候，都有大约一百名英国议员[插图]同时在各个层级的行政部门服务。议员同样也是行政官员。内阁就如同议会派去监督政府行政部门的一个委员会。在英国议会开会期间，内阁成员也出席会议并且必须回答议会所提出的问题。质询时间通常是在开会期间的下午。两大主要政党的议员隔着过道，面对面地坐在“政府席位”和“反对派[插图]席位”上。前者的前排留给内阁大臣，后者的前排留给反对党的“影子内阁”（shadow cabinet）——一旦其政党在下次选举中获胜，这些议员就有可能成为大臣。没有行政职责的议员坐在内阁成员之后，被称为“后座议员[插图]”（backbenchers）。绝大多数向首相及其内阁提出的问题来自“反对席”——先是书面问题，紧接着是口头提问。内阁的答复经常遭到批评，反对党着眼于使政府陷入困境，为赢得下次选举作好准备。绝大多数议会制国家都与英国类似。在美国的权力分立体制下，参议院或众议院的委员会可以召集内阁成员或其他行政官员举行听证会。不过，在一个委员会面前与在整个议会面前接受拷问是两回事。当然，总统由于与议会处于同等地位并与议会分立，所以不能被召来接受质询。经典论述 ◇ 美国的制度源于何处？美国关于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制度，源自法国贵族孟德斯鸠（1689—1755）。他游历了整个欧洲，收集《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这一政治学经典所需的素材。在与法国国王发生矛盾后，他在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并对英国的自由非常崇拜。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在国王和议会之间形成了持久的权力平衡的结果。而法国的国民会议是无效的，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力。实际上，当孟德斯鸠对英国的权力分立和制衡进行考察时，它们已经发生了变化，议会已经超越了国王。孟德斯鸠以理想化的笔调来描述英国过时的混合君主制。然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阅读了他的著作，并试图按照他的分立和制衡的理论来进行构建。其他国家很少有这样做的。
• 在长时段的研究中，你可以在几个或一个世纪中选取5年、10年的时段。另一种纵贯研究的方式是考察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的行为、竞选费用、向国会提出的法案数量或是各州的总统选举。还可以将这些数据绘成图表，这样更为直观。并不是所有的纵贯研究都需要进行量化。有些是无法用数字表达的。比如，关于参议员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的研究，就可以引用他的演讲和著作，显示出他的立场和观点的变化，来考察越战期间外交事务委员会是如何反对这场战争的。教育 立法机关还具有在政府事务方面教育和指导民众的功能。它使民众高度关注某些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参议员富布赖特（来自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通过让电视转播其委员会的听证会，而使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了越南战争。民主党控制国会之后允许国会举行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重要听证会。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对议会辩论给予大量报道，现在更是在电视上予以直播。代表 立法机关最为基本的功能是代表人民，至少是让他们觉得他们的意志得到了代表。尽管议员比其所代表的人民更具精英色彩，大多数民主政体里的议员考虑关注选民的利益，这有助于他们再次当选。即使是在美国南部，考虑到黑人拥有相当数量的选票，议员们一般会非常小心地避免触怒他们。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感觉，民众需要感到自己“被代表”了。当这一感觉不存在时，他们就会敌视政府权力，政府就失去了合法性。“没有代表就没有税收”，原北美殖民地的人们反复强调这句话。茶党的支持者，感觉疏远华盛顿，发誓要夺回政府。在南非，由白人议会通过的种族隔离[插图]法律，就招致了黑人的广泛反抗。正因为如此，种族隔离制度最终无法存续下去。以上是由立法机关扮演的部分角色。注意，它们之中只有一个立法，而其通常只是由官僚和行政机关发起的想法的后续跟踪。不过，立法机关还执行其他提到的功能，它们还是有很多事可做的。
• 立法机关的衰落在19世纪末，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议会并不能以人们所预料的方式运行。和洛克的预期相反，立法机关失去了对行政机关的制约权。大多数政治学家都认为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并逐步加强。不过也有些学者坚信洛克的理论，认为议会即便不能创制法律，也必须对行政机关实施必要的制约。不管怎样，一个高科技时代已经使权力远离立法机关。结构性缺陷在议会体制下，政党纪律很严，议员必须遵循政党的意愿。在欧洲的议会里，我们可以在一次或两次投票中便预知议题的结果：大部分是有利于政府，因为政府（或内阁）掌握大多数席位。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不起什么作用，舆论和大众对议会事务也并无特别的兴奋点。仅仅当联盟破裂或一个政党的成员投向另一个政党（极为罕见）时，事情才会难以预测，变得有意思起来。欧洲的议会确实比美国国会更理性、更有效率，但它们的权力更少、更缺乏趣味性。效率导致了萎缩。美国国会不存在类似问题。在松散的政党纪律下，近乎敌意的权力分散以及与行政部门形成僵局的趋势，使它缺乏效率。不过这些缺陷使国会保持了活力和重要性。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国会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抗行政机关，甚至是推翻总统的否决。议员如果反对政党的决定，就会转投其他政党，不管怎么说，即使是在美国，权力也逐渐向行政机关倾斜。总统只有一个声音，而国会则是多个声音。国会被分成许多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其主席都在力图争取传媒的注意力，这会拖延并阻止形成一致的意见。国会期望甚至要求总统的领导，常常在争议和讨论后给予总统所想要的东西。专业知识的缺乏议员中很少有技术、军事、经济或社会问题的专家。在美国535名众议员和参议员中，近半数是律师。（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指出了美国的政治家将是律师的趋势。）在欧洲的议会里，律师要少一些，更多的是学校教师、记者和专职的政党工作人员。但是同样很少有技术专家被选进国会，很少有议员具备专业知识来处理诸如智力评估、医疗事务、国际货币流通波动及环境污染等技术性事务。因此，议员必须依赖由行政部门派来的专家。许多立法源于这些专家，他们也常常出席各委员会的听证会。如此产生的法律，赋予了这些专家在执行法律时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大部分议会几乎没有独立研究机构的支持，它们的信息、数据来自政府或利益集团。只有美国国会——基于权力分立的观念——可以自己收集信息。美国政府责任署（GAO，前总审计署）国会研究处（CRS）、国会预算局（CBO）等都是国会的分支机构。它们提供独立的评估和信息，以减轻国会对行政机关的依赖。世界上没有其他立法机关具备美国国会如此的研究能力，但它仍无法应对那些有利于行政机关的庞大信息。心理上的劣势任何国家的公民，对总统或首相的印象要深于议会。人类也许存在着拥戴单个领袖的心理需要。总统可以拥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但国会无法做到。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美国儿童学会了尊敬总统，却蔑视国会成员。正如第12章所述，即使在议会选举中，选民也更多地受首相候选人个人人格的影响。电视给行政首脑的时间要多于任何其他政治人物，更加重了这一趋势。人们把总统（或首相）视为慈父般的人物，他冷静地治理国家，而愚蠢的议员只会相互争吵。这导致了一些政治学家所担忧的“总统崇拜”。
• 关键概念 ◇ 国会的超支国会的超支趋势逐步增强，与议员的处境有关。从理论上说，他们都会寻求预算的平衡，但是一旦涉及具体事务——通常是有关能否再次当选的事务——他们就会乐于过分开支。新建的桥梁和高速公路项目、军事硬件设施、农业补贴等，都会使其选民直接受益。卫生部开列的处方药清单就清楚地显示出，他们注意到了富有的公民的诉求。个人利益驱动着整个系统，使其逐步走向超支，这或许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对于个人有利的，并不必然对整体[插图]有利。在很多时候，国会也试图约束自己。1985年，它试图限制对政府机关下拨经费的权力。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由予以否决。在1996年所谓的“单向选举”中（代表着国会权力向行政权力的转移），国会又试图限制白宫的权力，最高法院同样予以否决。这就好比国会自己承认：“我们放弃了。我们过于分散。总统先生，你把国会的责任都拿走吧。”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国会如同“最后的莫希干人”那样，希望把权力拱手让给行政机关。1994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中都取得多数席位，希望通过推行“开支封顶”来结束赤字局面。这一计划随即遭到各种形式的规避。在世纪之交的“千禧年”，经济上的繁荣带来了税收和预算盈余。很快，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忘记了这一计划。当繁荣结束、2001年税收减少时，预算赤字又开始上升，联邦政府的开销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正如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开支会越来越大一样，国会的开支难道也无法削减吗？
• 封建制度：在领主中间分配政治权力的制度体系。议会：国家的立法机关，最早出现于英国，特别是其下院居于重要位置。国民会议：法国的国会，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专制主义：封建制度晚期的君主集权。总统制：总统独立于立法和司法机构，拥有实际的权力（而不是象征性的）。总统：在美国，他是主要的政治领袖；在许多其他国家，他往往只是一位象征性的领袖。议会制：只有议会是民选产生，政府首相或总理由议会产生。首相：议会制下主要的政治领导人。联盟：多方政治力量联合在一起组成政府。内阁：政府的最高机构，领导着政府各部。在欧洲，内阁就相当于美国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由美国总统任命的执行团队，相当于欧洲的内阁。权力分立：立法和行政机关相互制衡，相互监督。权力融合：行政机关是立法机关的主要产物。议员：英国议会的成员，主要指下院成员。反对派：在议会中不支持政府的反对党。后座议员：英国议会中没有领导权、不负行政责任的议员。下院：地位比上院重要。两院制：拥有上院和下院两个部分的议会体制。一院制：只有一个部分的议会体制。上院：重要性不如下院。贵族院：英国议会中的上院，重要性不如下院。终身贵族：保留贵族院议员身份的贵族，但不再世袭。信任投票：议会举行的投票，以决定内阁的去留。党鞭：在议会中指挥其党员何时、如何投票的议员。国会山：美国国会所在地。少数政府：在议会中不占稳固多数的内阁。部长职位：指派到各部的部长或大臣。选民服务：议员们关注于本选区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监察专员：瑞典语中指督察官员，由议会雇用的律师，目的是纠正政府的错误。政治分肥：旨在使议员选区受益的政府项目。相互捧场：为使政治分肥性质的项目得以通过，议员们相互提供支持。质询时间：允许反对党议员对内阁提出质询的时间。纵贯研究：对于事物如何随时间而改变的研究。种族隔离：南非采取的严格的种族分离政策。整体：指被作为一个全体来考虑的事情或人群。

 总统与首相

• 经典论述 ◇ 拉斯韦尔的权力心理学耶鲁大学哈罗德·拉斯韦尔教授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引入政治学。在他1936年发表的代表作《政治学：谁得到什么》（Politics: Who Gets What）及一些其他的著作中，拉斯韦尔认为，政客们之所以投身政治，是由于心理上的不平衡以及与众不同的权力欲和控制欲。普通人会觉得政治无趣。如果拉斯韦尔是对的，一些官僚会被逐出办公室，只有那些不想要这份工作的人才会当选。这种分析有吸引力，却没有用，显然不会被实践领域采纳。柏拉图曾首次指出，即使是理智的人，一旦大权在握，也会变得疯狂。他们确实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他们不信任任何人。在他们的想象里（也可能实际存在），周围有很多的敌人，他们积聚着越来越大的权力以图击垮这种或真或假的敌人，从而树敌更多。希特勒就是典型的例子。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暴君一旦上位就会变得疯狂，根本不存在理智的暴君。这不是个体心理学的问题，而是大权在握的政客之本性。如果我们相信柏拉图的观点，解决办法就是限制权力，同时设立一种机制来罢免滥用权力的执政者。在美国的体制里，人们利用选举和弹劾制度来保持总统制的正常运行。美国总统也可能会面临弹劾[插图]，但是弹劾的程序冗长且成功率低，历史上仅仅发生过三次。1868年，约翰逊总统遭到众议院弹劾，但是弹劾案被参议院否决了。尼克松总统在众议院实施弹劾投票前，选择了辞职。克林顿总统也遭到了弹劾，但是没有通过。如果行政首脑面临此类问题，议会制相对于美国的总统制是有优势的，一次简单的不信任投票就能罢免不受信任的首相。这就解释了尽管议会制国家也有很多丑闻事件，但不会像水门事件那样造成严重的后果。
• 官僚制的困境官僚制并不受欢迎。这个词本身包含有轻蔑的色彩。在法国和意大利，对办公桌或柜台另一侧的办事员的憎恶，已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美国人乐于听到候选人对官僚制的抨击，但是从来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些基本的规则是必不可少的。即将就职的官僚们，尤其是共和党人，常常发誓要将商业管理的效率带到行政管理中来。结果，却没有人制止华尔街不负责任的借贷和投资。效率、利润和效益这些概念很难引入公共事务之中，社会安全或医疗等项目根本不可能达成这些目标。在最坏情况下，官僚制会出现“艾希曼现象”（Eichmannism）。这位纳粹官员组织过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动，但后来却冷静地向以色列法官陈述，说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纳粹官僚制将人和物等同起来，这并不仅仅限于德国。用一种幽默的说法，官僚制类似于帕金森定律：工作会扩张到占据所有可能的时间。帕金森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幽默家，而那些在环境舒适、工作毫无意义、推诿公文的机关中工作过的人，认为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官僚制总是与腐败交织在一起。无论在哪里，只要由官僚负责执行规则，他就会采取有利于朋友或恩人的行动。管制越多，官僚越多，腐败行为也就越多。只有少数具有强烈公共服务精神的国家——比如芬兰、新加坡——能够在行政管理中保持廉洁。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只是程度或轻或重而已。智利是拉美国家中最廉洁的，它的做法是削减公共部门和官僚的数量。由于私营领域的专家只会管理工商业，商业机构有时也就“控制”或者是“同化”了公共机构。金融领域的巨头们操控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他们的操纵是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作出这些危险决策的是政治任命的官员而不是常任职业文官。早期官僚理论认为，职业官僚并不负责公共政策的制定，只负责政策的执行。行政官员的政治中立是其忠诚于服务公众的原始保障，但在大多数国家，负责制定公共政策的行政机构却不对公众负责。日本是最典型的代表。让官僚制更具弹性、创造性和责任性是21世纪的伟大使命。
• 关键概念 ◇ 官僚政治一些政治学者认为，官僚机构之间或内部发生的争斗，直接决定着政策的制定过程。官僚们提供的信息是高层官员在决策时所必需的。掌握信息的人控制决策，也就是这个道理。美国的官僚机构以种种方式来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经常争吵不休。哈佛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发现，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有可能被延误，因为当时空军和中情局一直在为谁有权派出U2侦察飞机而争执不下，白宫差一点就不能得到准确的航拍照片。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和“标准化的危机处理程序”，是肯尼迪及其顾问作出决策时必须面对的。在1969年的文章中，艾利森提出官僚政治[插图]的模型，得到了政治学者的广泛认同。对于信息的控制成为关键问题，在“9·11”事件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都是如此。“9·11”事件之前，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没有分享情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法律的约束。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并没有解决这一难题，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与它没有隶属关系。在伊拉克战争中，国防部宣称掌握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这些武器还被用于恐怖袭击。国务院和中情局的官员对此表示怀疑，觉得这些证据还不够确凿。国防部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发动了战争。结果，战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防部对国务院及其计划反应冷淡。结果就是，占领区一片混乱，而国务院对这种局面深感愤怒。官僚政治模型还不够完善，因为还要充分考虑到总统的作用。他经常拥有强烈的个人偏好，还可以决定由哪一个部门来执行决策。小布什总统一直仇视伊拉克，正好国防部告诉他伊拉克是有罪的。后者还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确保对伊拉克发起攻击。它把证据扭曲了，走向了事情的反面。白宫创造了一个带有自身偏好的信息系统。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因“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而备受指责，好几位中情局高官被迫辞职，但如何发挥好这些机构的作用仍然是一个难题。大部分时候，官僚们只知道服从。
• 国家：在欧洲指政治系统中的所有分支，在美国则被称为“政府”。民主的僵局：指在总统制国家中，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相互否决。'大臣：政府部门的首长，相当于美国的部长。总理（chancellor）：德国的行政首脑。总理（premier）：法国和意大利的总理。议会（Knesset）：以色列拥有120名成员的单一制议会。解散议会：重新举行议会选举。托利党：英国保守党的别称。弹劾：由国会提出的要求总统下台的议案。克格勃：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权力极大的警察和安全机关。拨款：通过立法机关表决的政府经费。部（ministry）：行政机关中的主要分支机构，相当于美国的“department”。Y轴：图表中的竖轴。X轴：图表中的横轴。线状图：能够显示数据如何随时间改变而变化的图表。柱状图：几个相对独立的数据区排列在一起，可以进行比较。官僚制：职业的文官系统，负责政府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职业文官：非政治任命的、职业的公务人员。官僚制：职业的文官系统，负责政府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权贵阶层：苏联政府的高级职位及其占有者，即苏联精英阶层。次官：日本各部中最高的职业文官。通产省：日本负责经济、贸易和工业发展的内阁部门。容克：普鲁士的地方贵族。功绩制：建立在竞争性考试基础上，而不是世袭的继承。非政治化：不参与政治生活（主要指党派竞争）。官僚政治：职业文官系统内部的权力运作，目的是制定政策。

 法律的类型

• 法律：必须遵守的规则。制定法：由人们编写并能久经考验——与自然法相对。自然法：来自自然的法令，通过理性来理解。原告：在一件法律案件中的控告方。普通法：“法官制定的法律”，几个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判例。民法：适用于个人间的非刑事纠纷。宪法：形成一个国家的最为基本的法律。高级法：号称来自上帝的命令。互惠：法律标准的相互应用。一致性：对所有成员适用相同的标准。上诉：把案件递交给更高一级的法院处理。辩护状：诉讼一方提交的关于相关事实、法律和证明的书面摘要。判决先例：建立在先前裁决基础上的司法裁决。教会法：罗马天主教会的法律，基于罗马法。罗马法：基于古罗马法典的法律系统。法典法：编纂成书的法律，源于罗马法的更新。席位：拥有法官职权的职位。抗辩：建立在对立双方辩论基础上的制度。诉讼：类似抗辩制，但要有一个起诉人控告犯罪的被告。调查官：欧洲法律体系中，同时承担搜集证据和起诉职能的司法人员。起诉：提出声明，正式指挥某人犯罪。英裔白人新教徒：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美国白人。沃伦法院：1953－1969年期间，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的自由的、激进的美国最高法院。占座抗议：借审慎的违反使地方法律失效的策略，比如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快餐馆里静坐示威。散点图：通过图示来显示在两点坐标轴上指标的分布情况。异常值：指标从预期位置偏离。《种族隔离法》：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法律体系。

 第五篇 政治体系做什么

• 第五篇 政治体系做什么第16章 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广义的术语，涵盖了经济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影响。即使是保守派也要求政府稳定经济。有些政府会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性支出来稳定经济，另一些则主张通过利率来提高或降低货币供应量。美国经常遭受通货膨账、税收增加、预算削减、贸易赤字、石油危机、突发经济泡沫等问题的困扰。由于从未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这一切，美国必须不断地重新考虑其庞大的全民福利项目（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这被看作与针对穷人的福利（食品券和医疗补助）相对立的。第17章 政治暴力政治暴力是系统失灵的征兆，几乎每个国家都会经历。政治暴力可分为原生型、分裂型、革命型、政变型和问题型。恐怖主义使用暴力来削弱一个其痛恨的政治权威。变革和不断上升的期望可能助长暴力。越南的变革是“革命性的政治战”而非“游击战”。革命扫除了旧精英，然后遵循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早就指出的循环——政权衰败，由温和派接管，然后又为极端恐怖统治所取代，最终导致政变或镇压。伊朗恰好是这种情况。革命往往以失败告终——最糟的例子是柬埔寨——但这是难以阻止的，因为统治阶级不肯放弃它的财富或权力。第18章 国际关系由于其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不同且更广泛。主权国家努力维持秩序。权力和国家利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国家利益往往直到多年以后都难以分辨。关于战争的原因，可分为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错觉以及权力平衡（或失衡）。制止战争的各种计划，从世界政府到扩大集体安全，已受到极力主张。功能主义提出首先在一些特殊的或“功能性”的区域进行合作。外交，有时通过第三方调解，可以平息冲突。其次是维和行动。有人认为主权概念要变动，以便超国家机构，如联合国或北约，进行干预。经济因素日益凸显，与之相伴的是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美国人必须习惯生活于一个混乱而危险的世界。

 政府与经济

• 思考题如今我们面对的政策选择哪些不是经济方面的？对于大萧条，凯恩斯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是什么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国的税收过高吗？同什么相比可以看出？2000年后美国经济发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收入不平等在美国加剧了？津贴和福利有什么不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我们对贫困的看法？美国的哪些项目实际上是可以削减的？为什么医疗开支趋于增长？从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尝试再度引发争论：政府应通过加大开支来刺激疲软经济，或是实行紧缩[插图]的政策以恢复民众信心？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激烈争论。自由党和凯恩斯主义者支持前一种观点并批评奥巴马政府对此做得不够。保守党和哈耶克主义者却谴责奥巴马做过了头。当英国在2010年迅速采取行动减少开支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诺贝尔奖得主）预测：“不成熟的财政紧缩将导致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世界都惊恐地等待着结果是否如他所说。这场激烈的争论揭示着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紧急救助[插图]是必要的，不这样做世界或会陷入新一轮萧条。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似的做法，最坏的情况得以避免，但由于经济快速增长政府赤字严重，或许会导致通货膨胀甚至货币崩溃。希腊出于对援助机制的犹豫，对欧元甚至欧盟的未来提出了疑问。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政治的内容就是经济。大多激烈的争论都围绕着经济展开。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古老的有弹性的术语。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和卡尔·马克思——都对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插图]进行了论述。在此过程中，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后者把政府、社会和经济看作一个整体。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同样有一种规范性的取向，规定政府为促进繁荣应该做些什么。在19世纪末期，当经济学家们变得更加科学并基于数字说话时，他们将“政治”排除在其学科外，并从“应该”或“应当”的规定转向经验主义的描述和预测。近来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已经带着派性的暗示复活了。激进人士用“政治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以描述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间和国家内财富分配不均的批评。保守主义者使用该词以试图返回到亚当·斯密所提倡的纯市场体制。我们将避免带有意识形态的内容，用该词来意指政治和经济的交融面。这个交融面非常大。经济巩固了政治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政治家通过许诺带来繁荣以获得选举胜利并靠实现这种许诺来重新当选。几乎所有公共政策[插图]的选择都有其经济原因，并且这些原因还经常足以导致或破坏政策。一个设计保护环境的政策，如果导致工业发展的缓慢和失业的出现，就不可能持续太久。一项能源政策要为1加仑从谷物中提取的酒精资助50美分，它能够持续仅仅是因为农民的需要，即使它消耗的能源比所产生的能源还要多。随着经济的增长，一个国家能够支付得起新的福利措施的运作，就像美国在急速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那样。在经济停滞的时候，政府就不得不削减福利开支并制定刺激经济、促进更多生产的政策。不管什么问题——健康、环境、能源或者福利——都与经济相关。一些最糟糕的政策往往就是在决策者忘记了这一基本点的时候制定出来的。因此，经济政策具有优先性，并且影响着所有的其他政策。每一位政治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应同时是一位经济学家。作为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选举期间一直提醒自己：“傻瓜，就是经济！”他是对的，经济是最重要的。即使在他被弹劾时，繁荣的好年头依然支撑着他的声望。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使得多数美国人对克林顿的总统任期感到相当满意。
• 政府与经济现在，即使是保守人士，也不会期望政府不要干预经济。每个人都期望政府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并且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选民就会在下一次选举时对政府进行惩罚，正如2008年所发生的一样。麦凯恩落选是因为选民（或许不公正地）将金融危机归罪于小布什就任时的共和党政府。在经济无法恢复活力之后奥巴马的支持率也下降了。在20世纪早期，情形却不是这样。许多欧洲政府同华盛顿政府一样，遵循我们在第3章所讨论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奉行不干预经济的政策。然而，随着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爆发，不干预政策使情况越来越糟，于是人们开始要求政府进行干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写的一本书中，提出要通过抑制经济周期[插图]的波动来消除经济不景气。在萧条时期，政府应通过公共工程和福利的“反周期开支”来增加“总需求”，使萧条[插图]变得更短暂、更温和。当经济增长过快时——伴随着投机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危险——政府就应通过提高税收来冷却。信奉亚当·斯密古典自由市场观点的人担心“赤字开支”，但凯恩斯声称我们只是欠自己的钱，而且，“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亡”。一些人认为是“凯恩斯革命”将我们带入了大萧条，另一些人认为，是二战的庞大国防开支而非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完全贯彻了凯恩斯主义。还有人怀疑，新政没有获得除债务和通货膨胀[插图]外的任何持续的成就。二战过后，保守派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将凯恩斯学说视为基于亚当·斯密基本供求关系学说发展而来的“新古典主义”学说。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结束了，自由市场开始兴起。直到只被个别经济学家预见的2008—2009年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学家们才赶紧重新审视凯恩斯学说。甚至如总统布什等的共和党人，也青睐于将数十亿联邦资金注入无数摇摇欲坠的公司中，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式的努力。因为国会的反应太慢，抚平经济危机的斗争转向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插图]，该机构通过控制利率，可以更快地提高或者降低经济热度。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见证了布什总统为避免美国经济再度陷入萧条所做的努力。我们最主要的一些经济问题是什么？政府对这些问题该如何应对？考察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大致所经过的一系列事件，并注意这些问题是如何再次发生的。我们今天依然面临着其中的许多问题。通货膨胀直到1965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还算是低的，但1965年约翰逊总统将越南战争升级，通货膨胀率就随之上升了。战争开支给美国经济注入了1 400亿美金（若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现在的价值是当时的6倍），但却没有相应数量的商品和服务可以购买。过多的美金在购买过少的商品，这就是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经典描述。由越南战争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约翰逊总统以为，他能够在战争产生较大的经济后果前，迅速而廉价地在越南取胜。他失败了。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他在战争一开始就愿意提高税收的话，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的最糟糕的情况。增加税收约翰逊总统不愿因越南战争而要求提高税收，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1964年他刚在国会通过一项减税的法案，第二年却又要转回去，这是件很尴尬的事情。第二，他不想承认，他已将国家带入了一场持久而昂贵的战争之中。当约翰逊和国会终于在1968年改变主意，决定将税收提高10％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通货膨胀已难以消除。由此可以得出的教训是，在战争中你必须提高税收来抵消不断增长的政府开支。小布什忽略了这个教训，在减税的同时开战。收支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进口大于出口。 20世纪60年代由战争带来的繁荣使美国处于出口难以平衡进口的贸易逆差状态。美国工业不断外购，美国民众享受着廉价的进口商品。一个巨大的收支平衡[插图]赤字产生了。与外国货币相比价值太高的美元，意味着买外国的东西很便宜，但要在外国市场上卖我们的东西却很困难。特别是日本和随后中国的产品占据了美国很大的市场份额。美元充斥着世界，它们真是太多了。金本位在一次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努力中，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切断了美元和黄金之间的联系，这是自1944年以来一直执行的固定汇率[插图]。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1盎司黄金的固定价值是35美元，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构成了战后重建的基础。但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使得其黄金储备贬值，所以尼克松总统宣布不再有黄金了，让美元“浮动”到与其他货币换算的更低水平上。这一浮动汇率[插图]使美元贬值了约1/5。然而，美国的贸易和开支赤字却更加严重。工资—物价冻结与此同时，尼克松将工资和物价冻结，以试图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1971年的工资—物价冻结在一开始还是受欢迎的，但不久就有人抱怨利润并没有相应地冻结，以致商业获得了过高的利润。然而，与工资—物价冻结相伴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它们被取消时，淤积的压力使通货膨胀比以往更为严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尼克松18个月的冻结只是将通货膨胀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一些经济学家（大多是自由派）支持对工资和物价进行控制的思想——将此称为“收入政策”——但现在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愿意再做此尝试。石油危机国际石油交易，像大多数国际贸易协定一样，是以美元为标准制定的。美元的贬值意味着石油输出国由它们的“黑色黄金”所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20世纪60年代，石油价格低得离谱。作为1973年中东战争造成的结果，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终于能够做它们一直渴望做的事情了：将石油价格提高4倍。1979年，为响应伊朗的革命骚乱，它们将石油价格再次提高。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的价格由每桶2.5美元涨到34美元，这个价格到现在看来却还便宜。在2008年，油价每桶一度达到147美元，最近也在100美元左右。随着世界——尤其像中国和印度这种快速工业化的经济体需求的增长，石油价格一定会继续上升。滞胀石油价格的成倍增长引发了各地的通货膨胀，同时使经济陷入了萧条。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滞胀[插图]——来描述伴有经济增长停滞的通货膨胀。以前，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一种联系：当其中一个上升时，另一个也随之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联系被打破了。通货膨胀突破了两位数的水平（10％或更高），但经济却萎缩且失业率也增长了。从1973年起，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标准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人们认为其罪魁祸首是石油价格的大幅上升，它影响到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从农业和运输业到制造业和建筑业。美国尤其受到强烈的冲击，因为美国民众已经习惯了廉价的能源，并且他们的工业和生活方式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 公平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人的收入增长变得不平等，中产阶级逐渐减少。富人分得了国家经济蛋糕中的大块，穷人和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分到了小块。那些受到过适当教育和技能培训的人可能表现得更好，但那些具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人表现不佳。外包[插图]，其中大部分是给新兴工业化的亚洲，降低了美国蓝领工人工作的数量和收入，参加工会的工人数量降低至12.5％（在20世纪50年代初40％的美国工人组成工会）。高层管理人员和基金经理挥霍无度地进行补偿，共和党的减税政策也有利于富人。1977年，美国最富的1％的人得到国家9％的收入；2007年，他们得到23.5％。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靠工资生活的美国人的收入停滞不前，靠债务和妻子的收入来平衡。泡沫金融市场容易制造“泡沫[插图]”，投资的高增长让人们忽略风险——直到泡沫破灭。一些经济学家将这怪罪于狂热[插图]或恐慌[插图]，两者都属于严重的心理问题，凯恩斯称之为投资者非理性的“动物精神”。他敦促政府干预对其抑制。1929年的崩盘结束了股市泡沫。 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和贷款泡沫、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和21世纪初的房地产泡沫也同样破灭了。亚洲在金融和房产方面也经历了相同的泡沫。巨大的潜在问题是银行和投资者借贷无度，他们相信此举几乎没有风险。这鼓励了高债务，而联邦政府的监管十分薄弱或几乎不存在。最近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例子：银行收取高额费用，作为他们高风险借贷给无力偿还的买房者的回报。这个理论是，房价只升不降，所以每个人都将是安全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那些没人能理解的投资——将损失隐藏以至于没有人能准确评估资产。当房屋止赎浪潮开始，大公司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它们的股价暴跌，一些破产或被接管。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称之为“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破灭”。
• 紧缩：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紧急救助：政府紧急贷款，以挽救公司免于崩溃。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影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做的事情。公共政策：政府努力去做的事情，在各种选项中政府所做的决定。经济周期：若干年中在增长与衰落之间变动的经济趋势。萧条：经济处于下滑的阶段，国内生产总值缩水。通货膨胀：价格的普遍与总体上涨。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可以提高或降低利率。收支平衡：一个国家出口与其进口相当。固定汇率：美元兑换固定量的外国货币。浮动汇率：依据市场情况，美元兑换不同数量的外币。滞胀：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同时出现的增长缓慢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税档潜升是指同一人须缴纳更多的所得税。——译者注赤字：年度支出超出年度收入。欧元：从2002年开始的欧元货币开始在多数西欧国家使用，2010年1欧元可以兑换1.4美元。债务：过去多年的全部赤字总量。消费：购买产品。外包：美国工厂海外生产。泡沫：市场过热。狂热：欲望胜过恐惧的市场暴涨。恐慌：恐惧胜过欲望的市场崩溃。权利津贴：按照法律要求的美国联邦开支，比如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福利依赖：依靠福利但没有动力去摆脱。道德风险：保护公司免遭其行为带来的危险后果。

 体制失效

• 什么会导致政治体制的失效？暴力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如今哪种类型的暴力最普遍？现代化是如何引起动荡的？你如何判定是否发生了一场革命？为什么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表现突出？布林顿的革命阶段有哪些？所有的革命都以严重后果收场吗？为什么？革命为何不再流行？政治学家们——受第2章讨论的“体制”方法的影响——经常讨论体制和稳定，一些人甚至将政治系统描绘成从不会发生故障的动力十足的机器。但20世纪60年代末，媒体上就充斥着暴力和革命的画面，此时政治学家开始批评其学科的静态取向，而代之以将注意力转向失效和剧变。有的人已忽略了发生在自己后院的冲突和暴力。1965—1968年的黑人暴乱使学术界突然发现了美国的暴力。以前将暴力视为反常的许多学者，最后同黑人激进分子H·拉普·布朗一样，认为“暴力跟草莓派一样都是美国的一大特征”。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原南斯拉夫爆发种族屠杀时，欧洲人也开始震惊，发现自己并未免于暴力。体制失效政治体制可以而且确实会失效。事实上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遭受过或正在遭受体制失效[插图]，这些失效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暴乱、内战、恐怖主义、军事政变[插图]及不同程度的独裁政府专制。独裁很少是一小撮阴谋家单独就能达到的，它们是体制失效的结果，从而允许规模虽小但却组织良好的群体——通常是军事组织——来接管政权。这就是为什么谴责一个残暴军人政权没什么用的原因。确实，一些政权会犯下很大的罪行，阿根廷、智利和危地马拉的军人政权仅因为对左派的轻微怀疑就杀害了上千人。但为什么这些政变会发生呢？为什么体制失效会在一些国家反复出现？如果我们要开始理解这些骇人事件的话，这都是必须提出的更深层次问题。失效之下是合法性的缺乏，合法性是国民对政权的一种感觉，认为政权的统治是公正且应受到普遍服从的。合法性高的地方，政府只需要少量的警察；合法性低的地方，政府就需要许多。例如在英格兰，人们大都遵守法律，警察很少且多数不携带武器。但在北爱尔兰，直到最近，恐怖分子还在用炸弹和子弹杀人，因为其一部分人口认为政府是非法的。在北爱尔兰，警察全副武装，而且直到最近英国军队还带着自动武器、坐着装甲车巡逻。北爱尔兰的内战已夺去了约3 600人的生命。合法性受到侵蚀的一个突出原因是政权在管理国家上的有效性缺失。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腐败横行、大量失业或者战争失败都表明了政府的无能。作为征兆的暴力暴力——骚乱、大规模的罢工、恐怖分子实施的爆炸以及政治暗杀——本身并不能说明革命即将来临。实际上，对严重的国内骚乱来说，其最通常的反应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军事接管。暴力可被看作政府有效性和合法性已销蚀的表现。也许骚乱并不会导致什么大事发生，新的领导人可能会使国家平静下来并鼓励它，随后开始应对引起骚乱的问题，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但如果政府很迟钝，只想试图简单的压制和平息不满的话，那它只能把事情变得更糟。1932年，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组成的“索取退伍补偿金大军”，要求支付前期的退伍军人津贴以帮助他们渡过经济萧条的难关，但他们被麦克阿瑟将军所领导的军队驱散。公众对退伍老兵所受到的粗暴对待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这几乎决定性地使整个国家在那年秋天的选举中，一致反对赫伯特·胡佛总统当选。国内暴力既有令人绝望的一面也有其有益的一面。它说明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进展顺利，还有某些群体出于绝望或信念会愿意破坏法律以造成某种改变。当面对这些国内骚乱时，一个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压制它，并惩罚一小撮“激进分子和闹事者”。可以肯定，的确有一些煽动者会故意挑起事端，但一些人支持那些反对体制的团体的事实，告诉了当权者一些事情是错的。在1968年民主党的全国大会中，芝加哥警察粗暴地攻击那些赶来反对越战的人——还有许多碰巧路过的人。大会没有理会那些抗议者，提名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为约翰逊总统的副总统，但他失利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越战模棱两可的立场。那次骚乱表明民主党已经失去了与其选民最重要的联系，四年前他们曾投票给约翰逊，因为当时他发誓要使国家远离战争。民主党人应该倾听反对者而不是对其置之不理。我们几乎都谴责暴力，但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有助于某种目的的实现。整个美国，特别是国会，对内陆城市黑人的困境极少关注，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系列的暴乱席卷了美国城市。死亡和破坏十分可怕，但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能引起媒体、公众和政府的关注了。这次暴乱“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它引发了一次巨大的——或者说是非常成功的——改善美国那些衰退的城市的努力。当20世纪80年代美国“忘记”了内陆城市时，新的暴动提醒我们那里依旧存在问题。南非的白人少数派政府过去常常得意于其对黑人游击队的俘获或杀害。南非的安全力量是很有效力的，但成千上万年轻的南非黑人愿意拿起武器来反对白人专制政权的事实，应该已向比勒陀利亚政府表明了某些东西。几十年来，白人独揽权力的国民党幻想黑人（占这个国家人口的75％）只能待在已有的空间（其国土的13％）上。比勒陀利亚政府不愿与该国的非洲人对话，希望他们只能服从。不断增加的暴力事件最终迫使政府开始对话，并释放监狱中的纳尔逊·曼德拉、对多数黑人进行政治解放，以及由全民普选产生政府。暴力的类型并非所有的暴力都是一样的。暴力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分类。其中最好的分类之一是政治学家梅登（Fred R. von der Mehden）所做的，他将暴力分为五种一般的类型。原生型 原生型暴力产生于基本的社会群体冲突——种族的、民族的或宗教的，这些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如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战争，苏丹阿拉伯人和达尔富尔人之间的战争，以及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战争（20世纪90年代末导致近 80万人死亡），都是原生型[插图]暴力的例子。但是，原生型暴力并不一定只局限于世界的发展中地区，这样的对抗也出现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以及北爱尔兰，这些地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的冲突有点类似于宗族世仇。
• 分裂型 分裂型暴力——有时是原生型冲突的产物——目标是要实现相关群体的独立。从1983年到2009年，斯里兰卡北部的泰米尔人为分离而战斗，6万多人遭到杀害。20世纪60年代末，伊博人曾试图从尼日利亚分离出去建立他们的新国家比夫拉，但他们在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中被打败了。孟加拉人1971年成功地从巴基斯坦分离出去，建立了他们的新国家孟加拉国。20世纪90年代早期，为了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克罗地亚联合波斯尼亚攻打塞尔维亚。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想要建立自己国家，这一举动加剧了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人的独立斗争。革命型 革命型暴力旨在推翻或取代现政权，例如伊斯兰教徒（见第3章）想要接管穆斯林国家并把他们变成信奉正统派的人。一些像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都受到地下伊斯兰运动的暴力威胁。1979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索摩查推翻，同年伊朗国王垮台，还有接着的哥伦比亚游击队战争，都是暴力型革命的例子。直到最近，中美洲和南非还有革命型暴力的情形。梅登将此归结为“反革命”暴力，即保守的群体对革命性努力的抵制——例如，哥伦比亚“自卫力量”制造的屠杀。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0年和1980年波兰对自由化运动的镇压，也应归于这一类。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地方，GONGCD成为反革命的保守力量。政变型 政变通常是为了反对革命、腐败和混乱。一般来说，政变几乎总是军事性的，尽管军队通常与关键的文官集团有联系并从它们那里获得支持，就像1964年巴西的政变那样。大多数政变并不卷入过多的暴力，至少在一开始时是这样的。军队的坦克包围总统官邸，总统被迫辞职并通常流亡，然后一位将军作为总统接管政权。但是，当军事力量仍感觉到反对时，它会在合法的屠杀上变得疯狂。约有3万阿根廷人在1976年的军事接管后“消失”，许多人被活生生投到海中喂鲨鱼。在1973年军事政变后，智利军方至少杀害了3 000人。自1954年的政变以来，小国危地马拉的军事统治者就因怀疑左派而杀害了近20万人。在拉丁美洲，政变之后的反革命恐怖行动比革命所进行的任何事情都要残忍。如果一个国家发生过政变，那么就存在下一次的可能性。一些国家陷入军人专制主义[插图]（praetorianism）之中。1932年至今，泰国发生过18次政变，有11次成功了。巴基斯坦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发生过4次政变，最近的一次是在1999年。按照目前的动荡局势，新的政变很有可能在两国再度发生。政变的发生通常是因为政府的文官机构——政党、议会和行政部门——是软弱、腐败和无能的，从而给军队留下机会来接管或处理混乱。问题型 还有一些暴力不适合这些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由某一特定问题所引发的暴力是一种兼容的类型，并且常常不像其他类型的暴力那样具有致命性。反对全球化示威、2010年希腊和法国组织大罢工抗议紧缩政策以及警察殴打少数民族青年引发的骚乱，都是问题导向暴力的例子。一些失业和饥饿的巴西人有时会抢劫超市。1976年，南非索维托镇的黑人学生抗议在学校里必须学习南非荷兰语，警察为此枪杀了数百名学生。在问题型暴力和革命型暴力之间可能有一条细小的分界线——如果问题严重且警察残暴镇压的话，那么对某个问题的抗议就会演变为革命。所有这些类型——人们还会想到其他的——界限都是模糊的。有些情形不止符合一种类型。有些以一种类型开始，而后升级为另一种类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对其二等公民地位的抱怨成功地促使阿尔巴尼亚政党、抗议者、地下组织、暴力以及武装叛乱，使得科索沃在1999年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高度发达的国家，能够完全免于某种暴力的侵扰。
• 变革是引发暴力的一种原因许多作家发现，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变化是引发国内动荡的深层原因。具有古老的权威模式以及简单经济的纯传统社会相对不太受暴力的干扰。这些社会的人们像自己的祖先那样生活，没什么期望。同样，具有理性的权威类型与生产性经济的现代、发达的社会也相对少有暴力发生。正是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当现代化冲击和颠覆传统社会时，暴力最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社会已经脱离了一个具有传统稳定性的世界，但尚未达到具有现代稳定性的新世界。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件事都在变化——经济、宗教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政治体系——使人们焦虑、困惑，并寻求动用暴力的时机。关键概念 ◇ 不断上升的期望人们考察经济增长对一个社会有什么影响的途径之一，就是用图表来表示。在下图中，实线代表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所发生的实际经济变化——通常是向上攀升的。虚线代表人们的期望。在一个仍处于传统状态的社会中——在图的左边——实际的情况和人们的期望都很低。然而，随着增长的开始，期望值开始上升并快于实际的经济发展速度。随后可能会出现某种情况导致经济下降——歉收、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或过多的外债，同时，人们的期望受挫。这样，在人们想得到和能得到之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缺口。用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话说，就是“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从而产生一种由“不断增加的受挫感所引起的革命”。
• 经济的变革是最令人不安的。奇怪的是，经济的发展可以同贫困一样危险。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观察道：“尽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君主政体下最繁荣的时期，但这一极度的繁荣却加速了1789年革命的爆发。”为什么会这样？当人们一直很贫困并受到压制时，他们对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生活悲惨但很平静。当事物改善时，他们开始想象一个更美好的将来，他们的渴望被唤醒了，不再满足于目前所拥有的一切，他们想迅速地改善现状，甚至超过正在增长的经济所能提供的。更糟糕的是，在繁荣时期，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快致富，这就引起了嫉妒。某些群体会感觉到被经济变革抛弃了，由此变得极度怨恨，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阶级对抗”。然而，革命的情绪显然不是在穷人中，而是在那些被克兰·布林顿称之为“感到受政府限制、束缚和烦扰的不成功的人”中形成的，他们认为政府妨碍了自己取得更快发展的权利。这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极为微妙的时期。叛乱和革命都有可能会爆发。正如格尔（Ted Robert Gurr）所强调的，潜在的问题不是繁荣本身而是相对剥夺[插图]。那些非常贫困的人很少反抗，他们为养家糊口过于忙碌。但一旦人们吃饱后，就开始观察周围并注意到一些人比他们生活得更好。这种相对剥夺的感觉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愤怒，进而寻求暴力，有时诉诸革命。格尔的发现同托克维尔和布林顿的判断一致：革命通常是发生在事物变得更好的时候，而不是在变得更糟的时候。其他经济变革也会引起不安。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R. Wolf）指出，从简单的自给自足农业向依赖于市场、地主、银行家的先进农业的转变，使许多农民贫困破产，从而将他们从平静的生活推入革命。按照沃尔夫的观点，正是农业经济的现代化，为墨西哥、俄罗斯、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以及古巴这些国家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同样，内乱也与快速的人口增长有关。一项研究发现，1970—2000年，80％的国内冲突发生在那些60％的国民处于30岁以下的国家。失业的男性青年是天生焦躁不安的。基于世袭职位而没有大众参与机会的政治体系，同样也会过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在提高。人们开始意识到诸如“自由民主”这样的抽象观念。特别是知识分子，会对统治国土的专制主义渐生一种愤怒。农民憎恨这种在经济上压榨他们的体制，城市的知识分子[插图]则憎恨它压制了权利和自由。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正是这两个因素的融合——农民的“数量”和知识分子的“大脑”——催生了革命。
• 革命的几个阶段在其1938年出版的一本经典著作《革命的剖析》（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中，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1898—1968）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所有的革命都要经过相似的阶段，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要经过一场疾病的几个阶段一样。在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布林顿发现了下述一些大致的共同点：旧政权的腐朽 政府瘫痪，税收增加。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事实上，政府也不相信自己。知识分子将他们对现政权的忠诚转向一种建设性的理想化体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经济通常处于上升态势的情形下，但这种态势却激起了不满和嫉妒。革命的初始阶段 委员会、网络组织、基层组织或阴谋集团形成，它们要为推翻旧政权而献身。人民拒绝缴税。政治僵局形成，并且由于隔阂太深而无法解决。政府调出军队，但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军队开小差，民众因此更加愤怒。最初取得权力很容易，因为旧政权已将自己置于无用的境地。民众因此欢呼雀跃。起初，温和派接管政权 那些反对旧政权但仍与之有联系的人，凭借背景或所受的训练掌控着支配权。他们开始进行温和的、中间道路的改革，这对革命分子中的极端主义者而言是不够的，极端主义者指责温和派胆小懦弱而同旧政权的力量妥协。温和派是“好人”，它们不够凶狠以致无法压制这些激进分子，而激进分子在平行政府中是同温和派站在一边的。极端主义者接管政权 比温和派更残忍、组织得更好并确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极端主义者取代了温和派，将革命推向疯狂的顶点。每一样旧东西都被摧毁。人们被要求成为“好人”，并遵守极端主义者试图建立的新的、理想的社会标准。“坏人”在恐怖的统治下要受到惩罚。即使是革命同志，如果被认为要脱离正确的路线也要受到枪决：“革命吞噬了它的孩子。”整个社会看起来好像疯了一样，布林顿将其比喻为“生病时的高烧状态”。“热月”结束恐怖统治 最终社会再也经受不住革命。民众，即使是极端主义者，也对革命感到了厌倦并渴望安顿下来，使经济重新运行，然后享受一些个人的安全与快乐。这时，“热月”[插图]开始了——这是以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那个月命名的，在那个月里，极端主义者罗伯斯庇尔被送上了断头台——布林顿将其描述为“高烧之后的渐愈”。通常会有一个独裁者，结束类似于旧政权的专制统治，然后接管政权以恢复大多数人希望的秩序。
• 体制失效：主要的政治故障或不稳定性。政变：从法语的coup d’état中来，表示对国家的打击；法外接管国家，通常通过军事手段。原生型：人们生来就身处的群体，例如宗教和部落。恐怖主义：对暴力的政治使用，以削弱为其所憎恨的权威当局。圣战分子：参与圣战（“神圣战争”），穆斯林神圣的战士。军人专制主义：源自古罗马的禁卫队，军事接管的一种趋势。时事短评：建立在逻辑而非肯定的证据之上的评论。不可比性：表明一个事物不适合作为另一事物的范例。相对剥夺：一些群体感觉自身在经济增长中被遗忘。知识分子：那些对事情深入思考的受教育者。革命：旧体系突然被新体系取代。乌托邦：一种想象和理想化的完美体系。热月：当时法国革命后的夏日月份，标志着革命极端主义的终结。沙阿：波斯语对国王的称呼。阿亚图拉：伊斯兰什叶派的最高传教士。

 权力及国家利益

• 国际关系和我们一直在研究的国内政治不同，因为不存在使各国都遵守法律与维持和平的世界主权。同国内政治[插图]相比，国际关系[插图]更加无序和复杂。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探讨的，主权意味着你在自己的地盘上做主，在一个国家中居于支配地位。犯罪、叛乱、分裂等要素，在理论上都要受到主权的控制或压制，当然，现在主权的行使者不再是国王或女王，而是国家的政府。主权也意味着，外国势力不得干预他国事务。它们所能干预的——还是从理论上说——都止步于他国的边界。这些都是理论。在实践中，没有什么事情会如此泾渭分明。一个国家仅具有法律上的主权，并不一定意味着它能真正控制自己的疆域。最近的格鲁吉亚就是个例子：俄罗斯鼓励并武装分裂该地区，甚至在2008年发动进攻。那么格鲁吉亚是否还拥有“主权”呢？相反的是，欧洲各国从一开始和平地组成欧洲共同体，到现在形成欧盟。欧盟成员都放弃了一部分主权以形成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盟，最终（不久的将来）会变成一个欧洲联邦国家。因此，主权不是简单的有或没有，而是个有关程度的问题。更进一步说，主权可以阻止外在干预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小国弱国通常都被大国强国威慑或影响。东欧国家在冷战期间是在苏联的统治之下，而中美洲的小国家都在美国的监视中。一些加拿大人甚至抱怨美国的经济和文化渗透力侵蚀了他们的主权。对于无力统治的失败国家来说，主权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如此，“主权”还是有些用处的。在主权确立的地方，国家主权确实能带来国内的和平，而多数国家也声称已做到了这一点。在同其他国家交往时，主权国家多数情况下依然在做它们想做的事情。朝鲜在2006年开始首次核试验，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又能够做什么来阻止呢？尽管许多国家提出抗议。朝鲜可以在自己的领土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当美国强烈要求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许多国家都无视这个呼吁，继续与德黑兰方面进行石油交易。国会可以通过有关法律试图给予古巴和利比亚做生意的外国公司法律上的限制，但是美国国会不能通过法律来限制其他无视美国禁令的国家。除美国外，多数国家签订条约来与全球变暖、地雷、细菌战和武器出口作斗争，而美国声称这些条约是无效的，并有忽视条约存在的自主权利。其他国家也没有办法强迫强大有力的美国遵守这些国际条约。在一个主权实体内，存在——至少认为应当存在——法律。如果你对谁不满，你虽不能将法律裁决掌控在自己手中，但你可以把这个人告上法庭。在国际关系中，事情的走向几乎是相反的：国家把法律裁决操纵在自己手中——通过威胁或军事力量的使用——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通常也没有别的可行办法。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这一重大差异，有时会使其中某一领域里的行家里手在进入另一个领域时颇为困窘。约翰逊总统是国内政治的专家，他总能从国会得到任何他想得到的。但他却无法使瘦小的胡志明放弃主张，因为胡志明是自己越南地盘上的实际控制人。在国内对于约翰逊来说起作用的手段——交易、威胁、劝说——在国际上都行不通。有人认为，正是尼克松在国内政治中使用了国际政治的“肮脏伎俩”，导致了水门事件丑闻和他的下台。尼克松是个聪明的国际政治家，他同时改善了美国同苏联、中国的关系。但他的失误让他在微妙的国内问题上翻了船。国际政治并非仅是国内政治的放大。
• 国内政治：国家范围内的互动。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动。国家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对作为整体的国家来说有益的东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微观理论：关注个体。权力平衡：一种由主要国家组成和重组联盟以保持自己的体系。集体安全：在所有国家间达成共识，以自动地对付入侵者。功能主义：一种认为国家间在某个特定领域的合作将激发整体合作的理论。第三方：不卷入争论而帮助解决问题的国家。条约：国家间的合同。维和：由外界的军事力量来促进一个停火协议的平稳实施。国际维和部队：联合国的护卫军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波斯尼亚的维和努力中，它工作效率很低。执行部队：在1995年达成《代顿协定》后，由北约发起稳定波斯尼亚局势的有效力量。交战规则：明确维和部队在何时可以予以还击。超国家：在单个国家之上的治理实体（例如联合国）。两极：一种含有两个大的敌对阵营的体系，它们各自由一个超级大国领导，就如同冷战期间一样。多极：一种分成几个权力中心的体系。关税：对进口征税。配额：对某项进口的数量限制。保护主义：把国外产品拒之门外以保护国内相关生产商的政策。全球化：超越国界的自由商品流动，使世界形成一个大市场。外交政策：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分界面，用李普曼的话说，就是“共和国的防护罩”。干预主义：在其他国土上使用军队。孤立主义：美国将外部世界的重要性最小化的趋势。单边主义：违背盟友的意愿而以我们的方式来行事。不干涉主义：一种不向海外派军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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