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读书笔记

《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

 约翰·S·戈登

 109个笔记

 译者再版序 华尔街的辉煌与窘迫

• 这也就是为什么从2005年《伟大的博弈》中文版出版以来，被重印了35次，并在社会上引发较大反响的根本原因。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伟大的博弈》告诉我们：一部金融史也是一部金融投机史和金融危机史，更是一部不断出现危机、不断修正和不断完善监管体系的历史。华尔街早期超过百年的自我演进和野蛮生长随着1929年的股灾和30年代大萧条的降临戛然而止，随后出台的美国《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标志着现代金融体系和监管框架初露端倪；2008年的危机，同样带来了对现代金融发展和监管模式的深刻反思，数月前，奥巴马政府《金融监管改革法》在美国各个利益阶层的博弈和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得以通过。但可以想见，现代金融体系和监管框架的重塑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而今天华尔街的窘迫也凸显了一个经济体渐趋成熟后，其金融市场缺乏增长动力的尴尬。《伟大的博弈》也告诉我们，在美国的经济起飞过程中，无论是19世纪末期的重工业化进程，还是20世纪末期的高科技产业崛起，华尔街都是其背后无形的推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市场有很多缺陷，长期以来倾向于高度自由的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更是一个不断崩溃和重生的周而复始的过程，但无法否认，作为一个社会和经济体中资源配置最迅捷和高效的场所，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成长是互为因果的，其效率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现代经济的制高点。可以预见，在危机后下一轮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中，很大程度上，资本市场的竞争力对于哪国经济体能在此轮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样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上的华尔街——作者和译者的对话

• 戈登：我认为美国经济——包括资本市场——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人们能够自由地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 美国从一开始就有一项传统，如果没有什么既定的法律限制你不能做什么事，你就可以做，直到颁布法律不允许你再做，而在很多其他国家则恰恰相反，你做任何事都需要政府颁发执照，这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宪法》的立法宗旨是给予政府足够的权力，让其正常发挥功能，但又不给它太多的权力，以免其滥用职权。美国还有一点很幸运，那就是，在美国建国初期，经济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与美国建国在同一年，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巧合。
• 经济周期是人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经济好的时候，人们对未来过于乐观，盲目扩张，该裁减的冗员没有裁减。于是，坏年景很快就来了，人们又变得过于悲观，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当市场崩溃时，每个人都想要现金或黄金，可是，此时市场上恰恰最缺乏流动性。因为没有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人们就会失去信心，所以，历史上的美国经常面临恐慌，也经常经历比其他国家更为迅猛的繁荣和更为深重的崩溃，美国经济周期的振幅也远远大于欧洲。但是，有趣的是，这些市场崩溃也有对美国经济有利的一面。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比美国富有得多，美国人修建铁路，开办工厂，需要资金，英国人则到美国市场来投资。美国人修成了铁路和工厂，英国人成为这些铁路和工厂的所有者。但是，当市场崩溃时，英国人就会把这些股票低价抛售给美国人。结果，美国人既得到了铁路和工厂，又拿回了这些铁路和工厂的所有权，变相地洗劫了英国的财富。
• 祁斌：1929年股市崩溃之后，美国政府认识到，完全依靠市场自我演进式的发展，可能要支付过高的社会成本。在1987年股市崩溃中，美国政府进行了一定的干预，维护了市场的信心，减少了股灾对经济的危害。此外，政府在一个市场中还应起到制定规则和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戈登：从长期来看，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是一定会崩溃的。胡佛曾说过，资本主义的最大问题是资本家本身——他们太贪婪，他们总是牺牲市场整体利益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任何一个市场都需要警察和裁判，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没有警察的社会人们甚至可能在停车场里相互杀戮，一场没有裁判的橄榄球赛将会是一场灾难。一个自由的市场并不是一个没有监管的市场，市场需要有人仲裁，也需要有人来制定规则。但我们必须要保证裁判的公正性，要特别小心是谁在制定规则，规则是服务于谁的利益。
• 1929年的市场大崩溃中，纽约证券交易所创下了1600万股的日交易量纪录，美国股市用了39年的时间，在1968年再次赶上了这个纪录。可是今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只需一瞬间就能完成1600万股的交易量。每天9点30分市场开盘，9点30分01秒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就超过了1600万股。1929年时，全美国只有2%的美国人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今天有超过50%的美国人拥有股票或共同基金。所以，在这个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更多的人成为了资本家。
• 谁知道呢？但我相信，人类都是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与冰山相撞并沉没。它沉没时，仅仅10英里之外就有另一艘轮船，但不幸的是，船上的无线电报务员睡着了，对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一无所知，否则1500多人就不会葬身大西洋底。“泰坦尼克号”沉没后，英美两国都举行了听证会。于是才有了《北大西洋冰层巡逻制度》，该制度严格规定每条船必须装备24小时有人监听的无线通信装置。从那时到现在，92年过去了，虽然人类也发生过其他的海难，但再也没有发生过轮船与冰山相撞并沉没的事件。

 前言

• 经典政治学给世界强国所下的定义为：“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所考虑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世界强国的原因，没有人胆敢不考虑一个军火库中存有千百万核武器的国家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世界强国是否必须是一个国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世纪的罗马教廷肯定是一个世界强国，尽管它只控制相对较少的领土和人口。的确，教廷的“王国”固然是宗教性质的，但其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同样，早在1818年，当法国不得不向银行举债来偿还战争欠款时，路易十八的首辅大臣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感叹道：“在欧洲有六大强国：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以及巴林兄弟银行[插图]。”他说的并不是一句戏言。如今，金钱的威力比其在19世纪初期远为强大，而国家控制世界经济——也就是金钱的能力却被大大削弱，所以，不要怀疑华尔街已经成为一个可与世界强国比肩而立的金融帝国。虽然在地理上它并不占有多大的面积，仅仅是位于“一块墓地和一条河流之间”[插图]的6个狭窄街区，但长期以来，“华尔街”一直是纽约金融市场的代名词。当人类迈进第三个千年时，这个市场已经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跳动的心脏。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市场，乃至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密切关注华尔街，否则必然会遭受损失。
• 美国很幸运，它建国于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的同一年，而《国富论》是人类历史上一部开创性的系统的经济学研究著作。作为一个新生国家，美国没有那些古老社会里难以消除的特权对生产力的束缚。有人曾经估算过，在大革命爆发前的法国，如果一个人要从法国的鲁昂运货到马赛（尽管现实中永远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做），他将不得不缴纳多达50种以上的税赋，这些征税权是由王室一次一次地分别授予各地贵族和领主的。1787年的美国立宪大会，使得美国有机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共同市场，而美国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美国从建国之初就禁止对货物的跨州流通征收任何税赋或是设置其他限制。不仅如此，正如工业革命为西方文明的进步提供了经济基础，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也为政府不干预经济的理念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使得美国经济和华尔街的发展受益于政客们最小程度的干预。在现实生活中，政客们和资本家们差不多一样自私自利。

 第一章 “人性堕落的大阴沟”（1653年～1789年）

• 你也许不会想到，纽约最终成为一座世界性的商业都市和金融中心，竟然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有一种无法分割的必然联系。·作为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著名投机活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昭示了此后人类社会的一切投机活动，尤其是金融投机活动中的各种主要要素和环节：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引发了公众对财富的狂热追求，资产价格被进一步推高，使得更多的人更加疯狂地投入，直至理性的完全丧失和泡沫的最终破灭，千百万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此后的人类历史不断上演金融危机的大戏，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可以说，一部金融的历史，也是一部投机的历史和金融危机的历史。·但是，人们往往只看到“郁金香泡沫”投机狂热的破坏性，却忽视了荷兰人可贵的商业精神。当和其他欧洲人一起飘洋过海来到北美洲这片新大陆时，荷兰人将他们的商业精神带到了纽约——那时它的名字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在新大陆的各个殖民地中，纽约最好地继承了荷兰人的商业精神，包括他们的投机文化。除了纽约自身的地理条件外，这种至今仍在纽约的大街小巷无所不在的商业精神，或许是成就纽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和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荷兰人早在导演和参与“郁金香泡沫”时练就的投机技术，很快就被运用到了北美新大陆。发生在这块处女地的第一次金融投机活动是针对当时原始的货币——贝壳串珠进行的投机，这次金融投机揭开了北美350年的金融史——同时也是350年的投机史的序幕。这些投机技术在以后的历史中被反复应用，投机者们沉溺其中，乐此不疲。
• 这块殖民地的荷兰统治者彼得·斯特文森[插图]市长曾经是一名军人，并习惯以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由于担心新英格兰会从陆路进攻，彼得决定在城市的北部建立一道防御城墙。他从当地的商人手中借了6000荷兰盾，并命令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帮助建造城墙。墙用圆木建成，每根圆木长约16英尺（约5米，3英尺约合1米），其中1/4埋于地下，顶部被削尖。该墙东起珍珠街（那时的海岸线），西至今天的三一教堂，全长2340英尺（约713米）。教堂的西侧邻近哈德逊河畔[插图]陡峭的悬崖，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城墙设有两个大门，一个建在东河口，是船只卸货的地方；另一个建在与百老汇街的交汇口，是向北的主要陆地通道。当彼得将修筑城墙的预算单呈给刚刚成立的市政委员会（成立于1653年2月2日）要求其拨款时，委员会犹豫不决。那些刚被任命的自以为是的委员们认为筑墙的费用应由该殖民地的所有者——荷兰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负担，而不应由市政委员会支付。直到彼得同意上缴酒税作为补偿后，委员会才批准了市长筑墙的预算。但是就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军人一样，彼得在制定新阿姆斯特丹的防御方案时忘了将海上的威胁考虑进来。当英国人最终在1664年攻打该城时，他们并没有如彼得所担心（并严加防备）的那样从北部的陆地发起进攻，相反，一支英国舰队从南边驶向这个港口，将全城置于炮火之下，从火力上完全压倒了新阿姆斯特丹城堡的守军。彼得丝毫不为所动，准备誓死保卫该城。但是城里的商人，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恳求市长开门投降，以免城堡和他们的财富都在炮火中毁于一旦。犹豫再三之后，彼得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请愿。第二天，他所深爱着的新阿姆斯特丹被命名为新约克郡（New York，简称纽约），以此作为献给约克公爵［Duke of York，英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Ⅱ）的弟弟及继承人］的生日礼物。
• 荷兰人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指卖出自己并不拥有的股票，希望在股价下跌后购回以赚取差价）、“洗盘”（bear raid，指内部人合谋卖空股票，直到其他股票拥有者恐慌并全部卖出自己的股票导致股价下跌，内部人得以低价购回股票以平仓来获利）、对敲（syndicate，指一群合谋者在他们之间对倒股票来操纵股价），以及逼空股票（corner，也称杀空或坐庄某一只股票，或囤积某一种商品，指个人或集团秘密买断某种股票或商品的全部流通供应量，逼迫任何需要购买这种股票或商品的其他买家不得不在被操纵的价位上购买）。
• 同样也是在荷兰，曾经爆发了“郁金香泡沫”，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16世纪中期，郁金香被从土耳其引入西欧，不久，人们开始对这种植物产生了狂热。到17世纪初期，一些郁金香珍品被卖到了不同寻常的高价，而富人们也竞相在他们的花园中展示最新和最稀有的品种。到17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时尚导致了一场经典的投机狂热。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其内在的价值或作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因此获利（这种总是期望有人会愿意出价更高的想法，长期以来被称为投资的博傻理论）。
• 1635年，一种叫Childer的郁金香品种单株卖到了1615弗罗林（florins，荷兰货币单位）。17世纪早期的荷兰的一头公牛（与一辆拖车等值）只值480弗罗林，而1000磅（约454公斤）奶酪也只需120弗罗林。可是，郁金香的价格还是继续上涨，第二年，一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当时的荷兰全境只有两株）以4600弗罗林的价格售出，除此以外，购买者还需要额外支付一辆崭新的马车、两匹灰马和一套完整的马具。但是，所有的金融泡沫正如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名称所喻示的一样脆弱，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投机并不创造财富，而只是转移财富时，总有人会清醒过来，这个时候，郁金香泡沫就该破灭了。在某个时刻，当某个无名小卒卖出郁金香——或者更有勇气些，卖空郁金香时，其他人就会跟从，很快，卖出的狂热将与此前购买的狂热不相上下。于是，价格崩溃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万劫不复的大崩溃中倾家荡产。
• 因此，当该城市被英国人接管时，纽约的市民们仍旧保持着他们那种一贯只对金钱有兴趣的传统，因此也就很快适应了英国的统治和法律。到了今天，除了一些荷兰语地名，比如说布鲁克林（Brooklyn）；一些荷兰语单词，如小甜饼（cookie）；以及一些荷兰语人名，如罗斯福（Roosevelt）等等以外，荷兰人在哈德逊河畔40年的历史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当然，这样说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他们留下了他们的商业精神。
• 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情：第一，他寻求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以保证国家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在此前的联邦体例下，联邦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只能被迫向各个州要钱）；第二，他想用美国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及战争期间几个州的债务；最后，他想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来代替政府管理金融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
• 但是一批政治家追随他们著名的领袖杰斐逊，极力反对汉密尔顿，很快他们就被称做杰斐逊主义者。杰斐逊主义者认为那些以低价买进旧债券和其他票据的人是投机者，不能允许他们兑换新券来获利，只有初始的债券拥有者才应该获得赢利。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要确定谁是这些债券最初的持有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汉密尔顿这一偿债法案最终在国会得以通过，但是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例如，为了让杰斐逊主义者接受偿还国债的方案，汉密尔顿不得不作出让步，使纽约失去了成为新联邦首都的机会（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纽约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商业、文化和金融中心，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的话，历史将如何演进。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纽约成为首都，那么美国，包括纽约，会和今天完全不同）。一旦汉密尔顿的计划开始实施，它便对新生的美国经济产生了非凡而迅速的影响。但是汉密尔顿的政治对手对他的敌意改变了美国的发展格局。事实上，整个美国政治史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是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由于华尔街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一直被杰斐逊主义者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从安德鲁·杰克逊[插图]、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插图]到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认为是汉密尔顿“错误政策”的标志。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在18世纪90年代，重要的是，汉密尔顿的计划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处于金融混乱之中，有点像今天的俄罗斯，但是到了1794年，美国已经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它的债券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塔列朗（Talleyrand，他很快成为了法兰西的外交部长，但此刻正在北美流亡）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说，这些新债券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它们以非常稳健的方式在市场发行，而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

 第二章 “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1789年～1807年）

• 资本市场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来到市场的人物形形色色，有普通的投资者，也有恶意操纵市场的庄家。和此后数百年中的无数政府精英一样，汉密尔顿绞尽脑汁，试图寻找到一条“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
• 从这个时候起，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精英们就一直竭尽全力地试图寻找到一条分界线，来区分像杜尔这样的无赖赌徒和受人尊敬的投资者，3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努力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杜尔的疯狂投机和迅速溃败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恐慌，汉密尔顿下令财政部购进大量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流动性支持，他的果断行动成功地阻止了金融恐慌的蔓延，使得这次金融危机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在这一时期，有限责任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得以奠定，美国各州通过了《普通公司法》，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从1792年到1817年，联邦税收在25年内增长了9倍。
• 1791年年底，杜尔开始与亚历山大·麦科姆（Alexander Macomb）合伙经营，麦科姆是纽约最富有和最出名的公民之一。他们计划合作一年，对股票，特别是对纽约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股票放在麦科姆的账户上并以他的名义交易，但杜尔是真正的幕后指使人。实际上，这一协议将麦科姆的财富和杜尔的投机天赋，以及他与财政部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了。在年终他们将平分利润。当市场传说美国银行正在收购纽约银行，并要将纽约银行变成美国银行在纽约的分行时，杜尔开始买进纽约银行的股票。如果传言被证实的话，股价肯定会上涨，那么杜尔和麦科姆将获得可观的利润。但事实上，杜尔似乎有着更深的计谋。他用麦科姆的账户在市场上做多纽约银行股票的同时，又用他自己的账户在做空这只股票。在他的建议下，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利文斯顿家族也开始做空纽约银行。这样，杜尔公开在赌纽约银行将被收购，但私下里他也在赌这不会发生。即使收购没有发生，杜尔和麦科姆合营的股票账户损失惨重，杜尔自己的账户上也会大发其财。因为他与麦科姆的合营协议中约定使用麦科姆的钱，而没有他自己的，他这样两面同时“下注”的做法顶多只会牺牲掉他自己的信誉，对杜尔来说，他是非常乐意作这种“牺牲”的。当投机狂热逐渐升温时，又有几家银行宣布合并。纽约州百万银行（The Million Bank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如其名字所喻，真的拥有100万美元的资本，它的公司章程允许它与纽约银行合并。不言而喻，这一合并将发生在广泛传言的纽约银行和美国银行的兼并之前。于是投资者蜂拥抢购，在百万银行的股票发行时，该股票的认购权证很快就卖到了92美元。当坦慕尼[插图]银行宣布发行4000股股票以筹资20万美元的时候，银行收到的认购单超过了21740份。在这股狂热的高潮中，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杜尔身上，似乎他不会错。他的股票操作本来应该是很秘密的，但却很快为公众所知，并被其他的投机者模仿。同时，杜尔四处借钱购买股票也为股价的上涨火上浇油。他向银行借款，也向私人借款，包括在1792年3月初向沃尔特·利文斯顿（Walter Livingston）借了20.3万美元。此外他还跟很多著名人物签订了投机协议，这些人包括约翰·罗斯福（John Roosevelt）和尼古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他开始买进银行股，为未来交割做准备，相信股价的上涨会使他有能力还钱。汉密尔顿十分震惊，他在1792年3月2日写道：“这种时候，应该有一个区分好人和恶棍的界线，来区分受人尊敬的股票投资者和纯粹的毫无原则的赌徒。”在此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和政府的精英们竭尽全力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条界线，而他们殚精竭虑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让人喜忧参半的结果。将股票卖给杜尔的人中，有好几个是利文斯顿家族的会员，因此他们希望看到股价下跌而不是继续上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开始从银行中提取黄金和白银，以减少当地的货币供应，并迫使银行收回贷款。换句话说，他们启动了一轮信用收缩。于是利率飙升到日息1%。这对杜尔和那些借款做多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当审计员发现杜尔所负责的财政部的账户上少了23.8万美元时，终于东窗事发了。汉密尔顿此前曾给过杜尔时间让他收拾好他的烂摊子，现在别无选择，他下令财政部对杜尔提起诉讼来追回这笔款项。绝望中，杜尔试图借钱来填补这个窟窿，但是仅仅在几周前还恨不得蜂拥把钱扔给他的人们，现在连一分钱都不愿意借给他。像所有其他华尔街的绝望者一样，杜尔孤注一掷。在3月22日他写给沃尔特·利文斯顿（他曾经借给杜尔巨额的款项）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安全，敌人无法伤害我，我的心中充满神圣，我在独自面对整个世界。”事实上，不用说，他此刻绝对不是安全的，一天后，他就因欠债不还而入狱，并在那里了结余生。杜尔入狱后，市场恐慌随之而来，股价一路狂跌。第二天，在当时纽约这个小小的金融社区里，就有25起破产案发生。沃尔特·利文斯顿，这个曾经在纽约的上流社区挨家挨户向大家保证过他还有钱的人，现在也宣布自己已经破产。而亚历山大·麦科姆早在4月初就已经破产，并锒铛入狱。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最终，我们的股票泡沫破碎了，杜尔的破产传染给了纽约的其他人，就这样，他们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个倒下了。”杰斐逊一向痛恨投机者，此时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算了一下，投机者损失总值达到了500万美元，这相当于当时纽约的房地产总值。他的结论是，股市恐慌所带来的损失跟自然灾害摧毁纽约所带来的损失是一样的。
• 事实上，情况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糟。虽然很多投资者的确在股灾中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他们明白自己在玩什么游戏，也只会怪罪自己。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很年轻，吃一堑，长一智，还会从失败中恢复过来。
• 同时，汉密尔顿迅速采取行动，保证恐慌不会摧毁基本完好的交易体制，以免无辜的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受到伤害。他下令财政部购买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联邦证券，支持市场并且要求银行不要收回贷款。此外，为了缓解货币供给的短缺，他允许商人可以用期限为45天的短期票据来支付海关进口关税，而此前这些关税只能用黄金或合众国票据支付。汉密尔顿高度赞扬财政部和这些银行，他说：“只要这些金融机构保持完整，任何真正的公共性灾难都不会发生。”汉密尔顿所做的正是一个社会的货币和财政当局在金融恐慌中应该做的。他这样一个严密的应急计划有效地阻止了恐慌，使之没有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确保了股市危机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尽管有个别的投机者无法避免地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幸的是，汉密尔顿所采取的正确行动及其所包含的经验并没有被杰斐逊主义者看到，他们无法分辨投资者、投机者和赌徒，他们只看到汉密尔顿是在保释一群赌徒。当他们随后执掌政权时，他们摧毁了汉密尔顿构建的体系，使得这个国家一次又一次陷入金融灾难之中。直到1987年，也就是195年以后，联邦政府才再一次义不容辞地介入一场重大的投机恐慌，成功地阻止了一场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国性的灾难。杰斐逊主义的另一个后果是：华尔街将在一个权力真空中发展，它仅有的领导机构和调节机制只会来自于它的内部。在此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将不得不自己建立规则，自己设计运作程序。这使得华尔街作为一个金融市场，比世界上其他的市场要自由得多。但是一个没有监管的自由市场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压力面前它很容易崩溃。

 第三章 “舔食全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1807年～1837年）

• 伊利运河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纽约市的人口开始爆炸性增长。1820年的纽约人口为123700，费城人口是112000；到了1860年，这两个数字就变成了1080330和565529。同样令人吃惊的是纽约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的迅猛发展：1800年，美国的外来商品大约只有9%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到了1860年，这个比例已经跃升到了62%。纽约很快变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新兴城市，城区和未开发地区的界线在曼哈顿岛上以每年两个街区的速度向北推移。由于曼哈顿群岛宽约两英里，这就意味着纽约每年增加大约10英里的新街道。这些街道上经常堆积着大量建筑材料，阻碍了城市交通，使纽约很快获得了“交通混乱”的名声，从那个时代起直到现在，这一名声一直和纽约如影相随。
• 很自然地，纽约商业的繁华和人口的膨胀也在经纪人的业务中得到了反映。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这些“经纪人”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经纪人”（相对于专业化的证券经纪人而言），他们代理的品种范围包括证券、棉花和保险等。可是，伊利运河的修建在当时的美国引发了对运河概念证券的狂热，迅速增加了华尔街以及波士顿和费城等其他主要资本市场的交易量。这些增加的交易量不少来自欧洲，因为欧洲资本也想从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中寻找获利的机会。实际上，许多美国的运河公司被伦敦的银行所控制，如巴林兄弟银行，其在纽约的代理人是精明的托马斯·沃德（Thomas W.Ward）。到1823年年底，巴林兄弟银行所拥有的各种运河股票价值不低于24万美元，1824年又增加了8.2万美元。英国人在美国市场的实力和影响让人不敢低估，并长达几十年之久，正如1833年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开玩笑说：“美国金融市场的晴雨表悬挂在伦敦交易所。”今天，情况正好倒过来，世界所有金融市场的晴雨表都挂在美国的华尔街上。由于对美国运河概念的狂热，运河证券的首次发行常常获得超额认购。为修建罗得岛州[插图]普罗维登斯的布莱克斯通运河而发行的股票，受到超过首发规模3倍的认购。新泽西的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后来成为华尔街很多投机活动的对象，在首发时也获得多倍的超额认购。这些项目即使最终付诸实施并成功建造，获得的回报也远没有招股说明书上信心十足地宣称的那么高，有些是因为经营不善，有些完全就是欺诈。而其余的，由于遇到了原先没有预料到的附加成本而变得无法赢利。切萨皮克和俄亥俄[插图]运河公司原计划建造一个伊利运河的南方版本，由于修建运河的过程中遇到无数工程上的难题，结果该项目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到1827年，该工程的最终费用估算为2200万美元，是伊利运河成本的3倍以上，因此，该项工程一直没有竣工。在随后的工业革命进程中，随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在华尔街上不断地重复上演。对未来机会玫瑰色的幻想引发人们盲目地投资于各种尚未开张的公司的证券，于是股价飞涨。而当公司正式开张进入运营阶段，面对现实的困境时，股价就崩溃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铁路业开始兴起时，这种现象也发生过。同样，到了20世纪20年代，投资者狂热买入航空公司的股票，而大多数航空公司连一条航线也没有开通过。当时投资者急迫地想参与到未来航空业发展的美好前景中去，他们疯狂抢购一家名叫海岸航空公司（Seaboard Air Lines）的股票，而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铁路公司，根本不是航空公司。20世纪60年代，投资者蜂拥购买连锁公司股票，试图从当时尚未被麦当劳和肯德基开发的连锁店市场中获利，而事实上，此类公司在股票首次发行之后，没有几家能够成功。
• 市场对新证券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中既有新公司发行的股票，也有州政府发行的债券，而此时，有关公司和证券的法律尚在襁褓之中，每一个经纪人，无论是经验老到的骗子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手，都能很容易地将那些价值很令人怀疑的股票卖出。此时（19世纪20年代），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资本市场和华尔街在规模和活跃程度上都相差无几，这两个市场允许公司甚至是州政府通过不断贷新款和发行新股票来筹集资金，以支付利息和股息。而纽约州法律禁止这种类似庞氏骗局[插图]的融资方式，这对于未来华尔街能够最终在各个资本市场的竞争中胜出并占据统治地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到1837年，这轮泡沫似的繁荣不可避免地落幕时，这一点就显现出来了。* * *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的牛市行情中，许多经纪人发现他们可以放弃许多其他的经纪业务种类，如保险和彩票，而将精力集中在收益更高的股票和债券上。事实上很多交易活动并没有发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指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租用的交易场地）中。1821年，交易所的理事会开始在宽街21号塞缪尔·毕比的办公室里举行会议，毕比是当时最为成功的经纪人之一。直到1827年，理事会才移到华尔街南边威廉大街和汉诺威大街之间的商人交易所（Merchant Exchange）。但是，华尔街的大部分交易活动还是在大街上进行的，许多不能成为交易所会员的经纪人在路灯柱下买卖股票。这里的交易量经常超过场内交易量（至少根据交易的股票数量而不是根据市值来算是这样），这正如现在如果按交易股数计算，纳斯达克的交易量经常可以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很多新证券在交易所上市交易之前，是在承销商的办公室开始交易的。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不足100股，在1830年3月16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仅仅31股，创下了开业以来交易量的最低纪录。
• 1830年的商人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租用了商人交易所楼上的一个房间。大楼的圆屋顶上面就是“旗语线”的第一站，通过旗语，纽约股市的开盘价格在大约半小时内可以传到费城。这种通讯方式最终被电报所替代。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对周边区域的覆盖客观上帮助纽约在金融中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 一夜之间，利特尔成为了华尔街上最著名的投机者，并且保持这一名声长达20多年之久，尽管这期间他曾三次破产。但每一次他都能努力地从失败中站起来，仿佛一只投机的不死鸟从破产的灰烬中重生。最终，他在1857年的市场崩盘中第四次破产，从此一蹶不振。此后数年，他仍然混迹于华尔街直到去世，但他只能零星交易一些小额股票，他的辉煌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威廉·沃辛顿·福勒[插图]关于华尔街的传记是19世纪60年代最畅销的书籍，他这样描述利特尔那样的人：凡是到过交易所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些经常光顾市场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曾有过幸福时光，但他们把他们的钱遗失在了华尔街，他们每天都来到这里，似乎希望在同一个地方找回失去的金钱。这些人是市场的幽灵，他们用毫无光泽的眼睛瞪着报价牌，用干枯的手指着它，似乎在说：“这些都是你们干的！”他们拥挤在大门旁，在交易所的大厅出入，破烂的衣服，褪色的靴子，蓬乱的头发，他们从不洗澡，不刮胡须，憔悴的脸上挂着的笑容比眼泪更令人心酸。真正成就利特尔的辉煌的是华尔街的第一次大牛市，而这次牛市的到来源于安德鲁·杰克逊政府的金融政策。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他家境贫寒，从小丧父。他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并于1788年移民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在当时，那里仅仅只有几座小木屋。作为一个律师，他很快发达起来，并购置了大片地产。当大量的人迁居到田纳西州中部人口稠密的乡村时，这些地产的价格飞速上涨。可是由于一笔地产账务出错，杰克逊发现自己要对另一个人的债务负责。处理这个案件花了他10多年的时间，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对投机、债务以及纸币的终生恐惧。当他在1829年成为总统的时候，杰克逊的金融政策很简单：尽快还清国债，关闭第二美国银行。他非常憎恨这家银行，因为它是美国东部“金钱权力”的象征。第二美国银行在美国经历了1812年战争期间近乎灾难性的财政困境之后，由国会在1816年授权建立。但是，像汉密尔顿的美国银行一样，该银行的许可证规定期限是20年，到杰克逊时，需要对它进行续批了。
• 到1834年，杰克逊基本上已经清偿了所有的国债，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实际上也是任何现代大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完全清偿国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双管齐下，一方面提高关税，另一方面无情地削减开支，尤其是大量减少在一些道路等民用设施上的投入。随着美国的日益繁荣，华尔街上的股票交易商也越来越多。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跌到每日100股以下。但到了30年代中期，每日平均拍卖的股票数目大约为6000股，1835年6月26日，交易量创下了一个历史纪录——7825股。但是，当时的拍卖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连续拍卖，而是会员们坐在各自桌边的座位上（现在交易所里的交易“席位[插图]”正出自于此），等待交易所总裁或主持人举行每天两次的拍卖，总裁或主持人会依次叫出每一种证券的名字。1836年，在所有挂牌交易的股票中，包括38家银行、32家保险公司、4家铁路公司、4家运河公司以及3家天然气公司的股票（在那时，煤气灯正迅速普及到全美各地）。在这个阶段，大部分股票交易发生在场外，交易所理事会对会员的苛刻要求将许多人排斥在外，更多的人往往在投票时被刷掉。这些人都靠证券经纪过活，至少在行情好的时候是这样。股票交易的节奏和价格仍然由理事会来决定，而街头交易多在下午，那时候，交易所的拍卖已经结束，价格已经决定。非会员经纪人通常挤在交易所门口，争取在第一时间听到最新的价格。1835年12月16日，在这一轮牛市势头正猛时，华尔街遭受了一场灾难，这一次不是金融灾难，而是一场自然灾难。那一天，纽约发生了火灾，起火的原因至今尚不清楚。大火蔓延，无法控制，整整持续了两天。虽然连费城的消防队员都赶来了，但也无济于事。恶劣的天气和猛烈的大风使得消防队员无计可施，大火愈加猛烈，熊熊的火焰将费城、波基普西[插图]以及纽黑文[插图]的天空都映红了。由于纽约此时依然缺少充足的水供应，手工运作的消防车不得不离开现场到东河去取水，而且，由于当时正值严冬，消防人员还不得不砸冰取水。
• 因为这场大火，纽约城中26家火灾保险公司中有23家宣布破产，这使得许多股票的持有者和投保人也跟着破产了。在毁坏的建筑中也有商人交易所，这是自1827年以来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举行拍卖的场所。幸运的是，交易所一名英勇的员工——J·R·芒特（J.R.Mout）在建筑崩塌之前设法将交易所的交易记录抢了出来，为此他得到了100美元的奖金。委员会很快重整旗鼓，在一个临时场所重新开业了。虽然纽约遭到大火的严重破坏，但这个时期美国的经济蒸蒸日上，这帮助纽约的经纪业很快恢复过来。
• 此时美国繁荣经济中的亮点是西部土地开发，这些项目是由政府新批准建立的银行资助的。1829年，在全美仅仅只有329家银行，8年之后就有了788家。但是，当银行的数目翻了两倍多时，这些银行发行的票据总值翻了3倍多，从原来的4820万美元增至1.492亿美元，发放的贷款翻了将近4倍，从1.37亿美元增至5.251亿美元。许多州的银行立法很仓促，所以有许多新银行经营不善（即使没有欺诈的话），它们普遍资本金不足，监管不严，对未来过度乐观。美国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接受它认为经营不善的银行的票据来维持它的稳定，但随着它权力的减弱，它控制形势的能力也减弱了。而且，作为毁掉美国银行的策略的一部分，杰克逊从该银行撤出了政府存款，转而存放在州立银行当中，这些银行因此迅速被杰克逊的政治对手们冠以“被宠幸的银行”的称号。因为增加了存款基础，这些银行可以发行更多的银行券，并以房地产作担保发放了更多贷款，而房地产是所有投资中最缺乏流动性的一种。
• 这样一来，最痛恨投机和纸币的杰克逊总统所实施的政策，意想不到地引发了美国首次由于纸币而引起的巨大投机泡沫。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次泡沫中，许多土地都是联邦政府卖给居民或投机者的。政府土地办公室（General Land Office）在1832年的土地销售总额为250万美元，到183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500万美元，这一年的夏季销售额大约为每月将近500万美元。美国俚语中“做土地办公室的生意”（do a land-office business）的说法就开始于这个狂热时期，意思是“非常兴隆的生意”。杰克逊清楚地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后来写道：“土地的拥有证只是到银行去贷款的信用凭证，银行把它们的银行券贷给投机者，投机者再去购买土地，很快，银行券又回到了银行，接着又被贷出去，银行券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是充当将宝贵的土地转移到投机者手里的工具。实际上，每一次投机都酝酿着更大的一次投机。”
• 典型的杰克逊式做法是将投机活动拦腰截断。他向他的内阁建议：土地办公室只接受铸币支付——金币或银币。但是，因为内阁的许多会员自身都深深地卷入到了这场投机中，所以总统的建议受到了坚决抵制。同样卷入很深的国会当然也不会同意，所以总统只有等到国会休会后的7月11日，将所谓的《铸币流通令》（specie circular）作为一个行政命令签署。它要求，除极个别情况外，8月15日以后购买土地都必须用金币或银币支付。杰克逊希望他的措施将会阻止全国的投机活动，但这些措施的效果远不止于此，它还对美国经济起了紧急刹车的作用。由于对铸币的需求激增，银行券的持有者开始要求用银行券换取金银铸币。银行为了筹集急需的钱，不得不尽快收回贷款。西部银行从东部银行吸收了大量的金银铸币，但一直很好地保存这些金银币，因为还有其他的政府项目需要资金。因为联邦政府有大量的财政盈余，但并没有负债，所以钱要么堆放在国库里没有被使用，要么存放在“被宠幸的银行”中。1836年，国会决定将大部分盈余分给各个州政府使用。它下令财政部从1837年2月开始，每个季度都从财政部在银行的存款中取出900万美元，并根据各州的人口按比例分配给各州。银行不得不作好准备，以应付存款基数的锐减。实力较弱的银行黄金储备较少，但却发行了大量银行券，所以纷纷开始破产。而那些需要银行贷款的商人也因此步履维艰。股市开始下跌。纽约的日记作者和前市长菲利普·霍恩[插图]，在1836年6月他百老汇的新宅奠基后去欧洲看望他的女儿，而当他10月回到纽约时，发现金融界的氛围完全变了。他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他列举了几只股票，这些股票在他去欧洲的时候每股价格超过100美元，但如今每股仅值60或70美元。《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在1837年2月2日（这一天，按照国会的决定，第一笔900万美元的钱从银行——其中大部分是东部银行——转给了各个州政府）报道：利率从年利7%一下飙升到月利2%，甚至3%。破产开始蔓延。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以避免黄金流出国门，这导致英国的棉花进口量下降，进一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而且，因为英国国内的利率升高，英国投资者不愿意再将钱投入到美国的证券上，这对华尔街资本市场无疑是雪上加霜。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大牛市终于被首次大熊市所替代，但交易量仍然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事实上，1837年3月，当马丁·范·布伦[插图]取代杰克逊入主白宫时，交易量达到每天上万股。杰克逊并非有意种下的苦果遭到了报应，股票价格开始复仇似地下跌。莫里斯运河股票的月初价格为每股96美元，在月末仅仅为每股80美元（到1841年，它几乎一文不值了）。长岛铁路（Long Island Railroad）的股票从每股78美元跌到每股64美元。当几个州的州政府试图为它们的债务进行再融资时，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人愿意购买它们的债券。到4月份，菲利普·霍恩自己也受到了波及，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投机狂热的日子里我们曾听说过的那些巨大财富，在4月的阳光到来之前，就像冰雪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没有人可以逃出这场劫难，我们最终一无所有；只有那些债务很少或根本没有债务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者。”
• 在5月底，全美的所有银行——至少是那些还没有破产的银行——都终止了金币兑付。政府的收入虽然在1836年达到了5080万美元，在1837年却只有2490万美元了，杰克逊的联邦政府不欠债的美好愿景一去不复返了。到1837年初秋，全美90%的工厂关了门，美国历史上首次进入了萧条时期（这仍然是迄今为止美国历时最长的萧条期）。就这次大萧条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美国绝大部分人居住在乡下，也就是今天经济学家所称的“货币经济”[插图]之外，感受不到经济崩溃带来的苦痛。他们能够自给自足，直到经济恢复过来。那些生活在“货币经济”旋涡之中的人们，像工厂的工人和老板、商人以及华尔街的经纪人，遭受的痛苦就要深重得多。随着恐慌的过去和萧条的到来，华尔街的商业活动停止了。为了找一个更小更便宜的活动场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这几年中搬迁了好几次。但是，如果说华尔街遭受了打击的话，那么，费城金融市场受到的冲击则更为严重。在人口扩张的几年里，纽约市场的发展速度比费城市场要快得多，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纽约已经成为最大、最重要的金融市场。而且，30年代中期的政治和经济事件对费城的影响要比对纽约的影响大得多。这时已经失去了国家授权的美国银行不得不去寻求其所在地政府的授权，这样，它的名字就被改为冗长的费城美国银行[插图]。但是，由于没有国家授予的经营权，它只是一家州立银行，这使得它原先那种造就费城金融市场繁荣的威力不复存在。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当大萧条来临时，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发现它没有能力偿还2000万美元的巨额债务，所以只能拖欠债务的本金和利息。由于费城的银行都是以州政府债券作为储备的，所以州政府违约对它们的打击跟大萧条的打击一样严重。而纽约的债务只有区区200万美元，完全能够偿还。当纽约的一些银行关门时，另一些经营得比较好的银行仍然幸存了下来。这样，已经屈于第二的费城，在金融业务总量上更加被纽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因此，“华尔街”在这个时期作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代名词进入美国人的字典绝不是偶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代表的含义就会越来越名副其实。但不无讽刺的是，华尔街似乎只有在历经了火灾、恐慌和萧条的洗礼之后，才能最终真正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代表。

 第四章 “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1837年～1857年）

• 铁路的出现，带来了美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也极大地提升了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电报的产生则迅速确立了华尔街作为美国资本市场中心的地位；而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带来了美国经济和华尔街新一轮的快速增长，人们过着销金蚀银的挥霍生活。然而到了1857年，各种衰退的迹象开始显现，“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
• ·电报的发明在彻底改变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同时，也对华尔街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纽约股市开盘价格传递到费城所需的时间从30分钟减为几秒钟的巨大变化过程中，华尔街对于其他地方性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大大增加，这些地区性的资本市场被迅速边缘化，纽约从而一举确立了作为美国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个时代的华尔街弄潮儿以丹尼尔·德鲁为代表。出身贫寒、从贩卖牲畜起家的德鲁，来到华尔街这个刀光剑影的博弈场上，身为基督徒的虔诚信仰丝毫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惯用各种阴谋诡计的超级玩家。·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引发了全美国的淘金狂潮，大量的黄金支撑着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华尔街也因此再度繁荣。但到1857年，各种衰退的迹象开始显现，华尔街上的银行和经纪商开始破产，恐慌扩散到伦敦和巴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金融恐慌爆发了。等到这场灾难硝烟散去的时候，纽约一半的经纪商已经破产，而华尔街的一些革命性变革即将在这短暂的消沉之后来临。
• 1837年大崩溃之后，华尔街多年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那些除了证券之外还同时经营其他业务的经纪商在这场大崩溃后得以生存下来，但很多已经开始专营证券经纪业务的经纪商们则没有那么走运。那些已经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的交易所会员比起场外经纪商（也称街边经纪商，或路边经纪商）日子要好过得多。在19世纪30年代牛市的最高峰时期，场外经纪商因为不能进入正式的证券交易所，曾组建了一个交易所与其抗衡，它被称做新交易所（New Board）。但到了1839年，这些经纪商中有3/4都已经破产，到了1848年，新交易所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此时的欧洲和美国一样，也处于一片大萧条之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对美国证券的需求也相应大大减少了。更糟糕的是，截至1842年，美国共有超过9个州的州政府无法偿还其债券，这使得美国证券在欧洲市场上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当时在欧洲市场上，就连南美洲的一些市政债券也比美国国债的售价高。罗斯柴尔德[插图]银行巴黎分行的总裁曾经这样对美国人说：“你们回去这样告诉你们的政府，你们在欧洲见到了欧洲金融界的巨头，他们说，美国人在欧洲借不到钱，一分钱都借不到！”
• 受到铁路影响的远不止小麦。在铁路出现以前，由于区域性市场的需求量很小，许多工业产品往往可以用手工生产。但是，随着铁路的开通，在制造领域内实现规模经济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生产随之实现了规模化，这样就大大削减了成本，降低了价格。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厢和煤（尽管美国早期铁路的燃料主要来自美国丰富的木材资源）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雇用的工人数量巨大，前所未有，铁路同时也创造了工业时代第一批像彼得·库珀这样的富翁。
• 刚到华尔街和纽约的人特别容易受到这里“来也容易去也容易”的氛围的影响，甚至一些已有一定声望的华尔街人也不例外。罗伯特·斯凯勒（Robert Schuyler）是菲利浦·斯凯勒将军（General Philip Schuyler）的孙子，也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外甥，他当时担任哈莱姆铁路和纽黑文铁路的总裁。1854年夏季，在对纽黑文铁路的会计审计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斯凯勒向股东和记者保证，这些问题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保证，但是进一步的检查却发现，除了其他无数的不轨行径以外，斯凯勒还私自秘密印刷了2万股纽黑文铁路的股票，并且已经将股票脱手，并把200万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些钱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这2万股股票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掺水股”了。但是，等到这个消息公开的时候，斯凯勒已经携巨资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逃亡之路。他一走了之，至死也没有被绳之以法。在当时的华尔街上，斯凯勒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骗术高明的巨骗了，但他绝不是唯一的一个。
• 到1857年年中，繁荣的经济已经显示出衰退的迹象了。“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美国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先驱报》的创建者和出版商詹姆斯·戈登·贝纳特（James Gordon Bannett）在6月27日写道，“……政府腐败，公共诚信缺失，各种纸面富贵。人们疯狂地抢占西部的土地、城镇和城市。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不管是赚来的还是借来的，都花在豪华的住宅和高档的家具上；为了一时的攀比，女暴发户把成千上万的钱花在丝绸、鞋带、钻石和所有昂贵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东西上——而这些只是当时太多罪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些贪婪的罪恶是一回事，现实的经济数据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到这个阶段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产量已经趋于平稳，曾经大大刺激美国出口的克里米亚战争和欧洲谷物的歉收也已经结束。6月份的《纽约先驱报》写道：“我们的码头塞满了船只，大部分的船只都没有活干，有活干的船只所收取的费用也低得可怜。”同时一家波士顿报纸也指出，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同样处于痛苦挣扎的境地——因为没有市场需求，6000架棉纺机只能闲置在那里。
• 雪上加霜的是，在夏季和早秋，资金往往会流出纽约的银行，这是由于在这个季节，西部的农场主为了支付收割的费用和偿还贷款，会从当地的银行提走他们的存款，从而迫使这些银行将它们存在纽约银行里的资金调回。所以每逢8月份，纽约的资金供应都非常紧张。8月中旬，《纽约先驱报》写道：“市场上有大量摇摇欲坠、急欲抛出的股票，但找不到一个买家，看不到任何需求。”
• 但是，这场危机带给纽约金融市场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一半的纽约经纪商都走向了破产，另外还有985名纽约商人破产了，留下了1.2亿美元的债务，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正如它当初迅速地出现，短命的矿业交易所也以很快的速度消失了，街边交易场所又变成了一座不见人影的“空城”。甚至许多度过了1837年恐慌的实力雄厚的经纪商，在这次危机中也被击垮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前一次恐慌中，他们除了证券经纪业务之外，还有其他业务，但是在1857年，他们已经没有其他业务了。在许多经纪商离开证券经纪业之后，多年来一直像个封闭俱乐部一样运作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现在又有席位可供出售了，一些年轻而更有闯劲的经纪人加入了进来。像亨利·克鲁斯、伦纳德·杰罗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丹尼尔·德鲁、奥古斯特·斯盖尔等，他们将不再局限于华尔街那种古老的家庭作坊式的运作方式，他们将给华尔街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当时正在进行的南北战争给这些华尔街的新生力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随后在这里发生的将是“牙齿和爪子上都沾满了鲜血”的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例子，而历史正在拭目以待这一切将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 1857年 美国经济在狂热之后归于萧条，欧洲和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也在这个年代……19世纪30年代 鸦片贸易盛行，英国和印度商人开始在中国设立银行。随后，欧洲列强大量在中国开办银行，形成了第一次外国银行入侵[插图]。1838年 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1840～1842年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51年 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1853年 黑船事件爆发，美国用武力强迫日本打开国门。次年，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这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他西方列强跟随美国纷纷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于是英国、俄国、荷兰等西方列强都与日本签定了亲善条约。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幕藩体制也随之瓦解。

 第五章 “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1857年～1867年）

• 中国有句古话：战争是由银子堆出来的。虽然单场战役的胜利与否取决于战斗时使用的策略、火力、勇气和运气，但从长远看，战争的最终胜利几乎总是属于那些能够将其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的一方。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的第一次大冲突，也是拿破仑陷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00年中人类最大的军事冲突，其规模是空前的，也预示了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初期人类将要进行的全球范围的决战[插图]。因此，南北双方都面临着战争时期前所未有、也无法预知的财政需求，都不得不想出办法来满足这一巨大需求，同时不对原本的经济结构造成过大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联邦成功地应对了这些挑战，而南方邦联未能做到，这对战争的最终结果起了重大的影响。从一开始，战争双方都面临着极度困难的财政状况。由于从1857年开始的大萧条，此时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已经连续4年出现赤字，主要靠短期贷款来弥补财政赤字。1857年联邦政府只有2870万美元国债，186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6480万美元。1860年12月，当南方各州开始一个一个地宣布脱离联邦的时候，国库中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国会议员的薪水。1860年12月，联邦政府平均每天的费用支出只有17.2万美元，但是到了1861年的初夏，当战争打响的时候，每天的费用高达100万美元。到了这年年末，这一数字涨到150万美元。1861年12月，北方地区的大部分银行停止用黄金支付债务，几天后联邦政府也被迫如此。整个国家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华尔街一片恐慌。“国家的根基已经动摇，”林肯说，“我该怎么办？”为大规模的战争进行融资有三种基本方法。第一，政府提高税收。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征税的范围几乎包含了任何可以征税的东西，个人所得也第一次被列为课税对象，大约21%的战争费用是通过税收支付的。从某种角度来讲，美国税收总署（IRS）的前身——美国税务总局（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南北战争中最大的传奇之一。第二种方法是开动印钞机大量印钞，这也是独立战争时期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在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总共发行了4.5亿美元所谓的“绿背纸钞”（简称绿钞）[插图]，占了战争费用融资的13%，并引发了战时通货膨胀，使价格水平上涨到战前的180%。而南方政府拥有的融资手段远远少于北方政府，它被迫不断印钞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这使南方的经济完全失去控制，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南方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战前的9000%。绿钞的发行给华尔街带来了意想不到但却十分有意思的影响。当绿钞和金币同时流通时，最古老的经济规律——格雷欣法则[插图]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开始发挥作用了。当时虽然法律规定了绿钞和金币可以平价消费，但消费者在实际支付中总是首先选择使用绿钞，而不使用金币。金币很自然地从流通中消失，而被藏于千家万户的床垫下。但是金币在某些流通环节中是必需的，例如缴纳关税。（联邦政府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绿钞，但对自己却网开一面。）于是，华尔街上立刻出现了黄金交易和黄金投机。在开始的时候，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允许在交易所里进行黄金交易，但是，人们发现，当北方军队取胜时，黄金的价格就下跌，当南方军队取胜时，价格就上升，交易所委员会据此认为黄金的交易行为不够“爱国”，于1862年停止了黄金交易。为了满足对黄金交易日益增长的需求，场外经纪商很快将吉尔平新闻办公室（Gilpin’s News Room）作为交易所进行黄金交易，这个交易所显然是以其中一名组织者的名字命名的。它于1863年正式营业，任何人只要支付25美元年费就可以成为它的会员。如同证券交易所一样，吉尔平交易所的黄金价格也与联邦军队的战绩是相反的走势。在葛底斯堡战役[插图]前夜，287美元的绿钞只能兑换100美元的黄金，创下了绿钞价格的新低。不用说，黄金的价格牵动着很多人的心，除了人们在一些必要的贸易环节和缴纳关税时需要用到黄金并因此与黄金的价格休戚相关以外，华尔街上数以百计的黄金投机者也希望通过预测双方军队的胜败来投机黄金以谋取暴利。只要比公众早几分钟得到前线的消息，就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因此投机商们经常在北方军和南方军中同时安插为自己刺探消息的代理人，也因此经常比华盛顿更早、更清楚地了解即时战况。事实上，华尔街早于林肯总统知道了葛底斯堡战役的结果。[插图]葛底斯堡战役。南北战争在给美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融资的巨大需求，并因此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之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来源：维基百科）黄金投机商为了在黄金投机上获利，经常毫无感情地把赌注压在北方军失利一边，他们因此受到广泛的抨击和谴责。媒体经常称他们为“李将军[插图]在华尔街的左路军”，林肯总统则公开诅咒“所有这些罪恶的脑袋都应该被砍掉”。但是黄金交易商们无暇顾及这些批评，对于他们中的幸运者和投机高手来说，此时有太多的钱等着他们去赚。在当时，黄金从卖方转交给买方的过程中充满了危险。在发生了几起大的黄金抢劫案之后，纽约银行开始充当黄金保管人，保证黄金安全地在银行内部转手。即使这样，风险依然存在。1865年，曾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过一个席位且信誉良好的凯特汉姆父子公司（Ketchum，Son & Company）伪造了纽约银行几百万美元的黄金汇票，并且成功地提出黄金，一走了之。1864年6月17日，国会颁布法令，规定在经纪商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方买卖黄金都属非法。这条法令除了关闭吉尔平交易所并将交易者驱赶到大街上之外，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加大了黄金和绿钞之间的差价。很明显，这个结局并不是国会想要的，所以仅仅两个星期之后这条法令就被废止了，吉尔平交易所又重新营业，而投机依然和以前一样疯狂。包括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利维·P·莫顿（Levi P.Morton，后来当选为美国副总统）、贺瑞斯·克拉克（Horace Clark）、范德比尔特的女婿在内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和华尔街人士都意识到黄金交易是无法避免的，于是在当年10月，他们一起创建了纽约黄金交易所（New York Gold Exchange），它很快被人们称为“黄金屋”。据当时的人回忆说，这个黄金屋像一个“阴冷潮湿而充满怪味的大洞穴”，屋里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钟形标度盘，上面只有一个指针，这个指针用来显示黄金的当前价格。这个指针稍微动一下，就有黄金交易商发财或夭折。虽然黄金屋已经比先前杂乱无序、充满投机的吉尔平交易所（它在黄金屋开始运作以后就关门了）进步了很多，但对于那些心脏或神经比较脆弱的人来说，这个地方依然使他们望而却步。为战争融资的第三个方法是借款。联邦政府也的确这样做了，并且借款的规模超过了此前任何其他国家的想象。1861年美国国债总额只有6480万美元，到1865年已经激增到27.55亿美元，增长了42倍之多。战前政府支出总额从未超过7400万美元，但到了1865年，仅利息支付一项就是战前政府支出总额的两倍多。
• 联邦军队在布尔溪战役[插图]遭受惨败几天之后，财政部部长萨蒙·P·切斯（Salmon P.Chase）亲自到华尔街以7.3%的年利率发行5000万美元的债券，他选择这个利率显然是为了使100元面值的债券每天能产生两分钱的利息。虽然他筹集到了这笔钱，但切斯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笔资金对当时的华尔街银行来说已经很难负担，而对于政府的长期需求来说，这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显然，原来的借款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政府需要了。幸运的是，陪伴财政部部长去纽约的是一个名叫杰·库克（Jay Cooke）的年轻银行家。库克的父亲是个律师兼国会议员，库克在俄亥俄长大，此后定居费城，就在南北战争打响时，他在费城开了一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私人银行。于是联邦政府请库克（他的父亲和切斯是老相识）作为代理人来帮助发行一系列5～20年期的新债券，这些债券可以在5～20年之内赎回，年利率6%，用黄金支付。库克改变了以往把债券私底下出售给银行和经纪商，再由这些银行和经纪商将债券作为储备持有的传统模式。这一次，库克在报纸和传单上广泛宣传要发行的债券，并说服财政部将这次发行的债券面值缩小到50美元。他在报纸上讲了很多故事，告诉美国普通的工薪阶层购买这些债券不仅仅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债券销售的成功远远超出了原先最乐观的估计。
•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持有证券的人数远不到总人口的1%。除了富人以外，一般美国人还是习惯于把多余的现金藏在床垫之下，但是库克使5%的北方人口购买了国债。到战争结束时，库克卖国债的速度已经比政府战争部花钱的速度还快。随着大量债券的流入和大量债券持有者加入到金融市场，华尔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尽管股票市场在战争爆发时狂跌——股票市场几乎总是这样，但投资者随后开始意识到战争将旷日持久，不仅可交易证券的数量将大大增加，而且政府大量的支出将流向诸如铁路、钢铁厂、纺织厂和军工厂等公司，而这些公司产生的利润将流入华尔街，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要从华尔街获得急需的资本。华尔街历史上最繁荣的牛市即将开始。
• 华尔街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仅次于伦敦资本市场。在这疯狂的增长之中，纽约证券交易所依然在每天的上午10点30分和下午1点举行两次竞价拍卖，这显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巨大的交易需求了。其他的交易所也随之开始涌现出来，吸收这些过剩的交易量，就像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华尔街牛市时期一样。其中有一个名称不雅的“煤洞（Coal Hole）交易所”，起先只是在地下室进行交易，但很快它的交易额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在1863年以前被称做常规交易所（Regular Board），1863年以后改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一直延用至今]。煤洞交易所在1864年重组为公开经纪人交易所（Open Board of Brokers），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5年时间，但对华尔街的发展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它抛弃了原先证券交易所惯用的那种坐在自己席位上的“绅士式”拍卖方式（纽约证券交易所此时还采用这种交易方式），而采取了连续竞价的拍卖方式。经纪商可以在交易大厅不同的指定位置同时进行不同证券的交易，这些位置仍然叫交易席位（或称交易台或交易柱）。这来源于路边交易市场的交易方式，因为在路边交易市场上，交易商们聚集在不同的街灯灯柱旁进行不同股票的交易。这种新的交易系统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加准确地知道市场价格，而且也使交易量大为增加。到1865年，公开经纪人交易所（重组后的煤洞交易所）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10倍之多，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一次遇到了对其在华尔街上独一无二地位发起真正挑战的对手。它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以前在华尔街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交易所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改革。据估计，到1865年，华尔街的年交易量已达到了空前的60亿美元。“很多经纪人每天可以赚取800～1000美元的佣金，”詹姆斯·K·迈德伯瑞在1870年指出，“在当时，1500美元相当于一个相当不错的中产阶级一年的收入。”“全民都加入到这个行业之中，办公室挤满了人……纽约从来都没有这么繁荣过。百老汇停满了车，时尚女装的经销商、服装生产商和珠宝商都大发横财。在周末的第五大道和平日的中央公园都会举行各种盛大而精彩的露天表演，从来都没有如此丰盛的晚宴、隆重的招待会和盛大的舞会。城市的大道被各种华美和奢侈的物品装点，让人惊叹不已。终于，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与此同时，在真正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战士在这场内战中死亡，阵亡人数超过了以前全部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受1857年大崩溃影响而倒闭的矿业交易所在1870年重新开业了，而且很快就开始大量交易诸如乌拉乌拉古尔奇黄金开采及加工公司（Woolah Woolah Gulch Gold Mining and Stamping Company）之类的股票。其中有些公司是合法的，有些则完全是骗子公司，有些则兼而有之。当时的一个华尔街人士报道说，一个叫做加纳·希尔（Garner Hill）的公司以高价发行100万股，首次募集资金达到160万美元，公司早期的投资者除了最早投入的3万美元和后来扔进去的7万美元应急费用外，可以净赚150万美元。
• 在这种交易的狂热中，经纪人中午不再有时间回家吃饭，而南北战争前他们每天可以有规律地回家吃午饭。为了满足经纪人在紧张工作中吃饭的需求，快餐店第一次出现了，从此快餐店成为每个美国城市商业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美国人的快餐情结正是从华尔街开始发展起来的。并且，100年之后，也正是通过在华尔街上市，快餐业才在20世纪60年代从夫妻店发展为全国性的连锁店。
• 范德比尔特为吉本斯工作到1829年，之后他自己也拥有了一艘蒸汽船。他的第一艘蒸汽船叫“卡罗琳号”（Caroline），以他姐姐的名字命名，这艘船最出名的事情是以从尼亚加拉瀑布上跌落而结束了它的航程，不过那已经是在范德比尔特把它卖出以后很久的事情了。在那个蒸汽机以“集体屠杀人类”而闻名的时代，范德比尔特从没有因为失火或者海难而损失过一艘船。到1840年，范德比尔特已经是美国最大的船东了，美国《商业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称他为“船长”，同时代的人都这么叫他，历史上人们也这么称呼他。范德比尔特总是一个最有力的竞争者。范德比尔特相信自己会比任何其他人更好、更便宜、更快地经营船队，所以他总是单枪匹马攻击一小撮船运商组成的卡特尔，而那个时代，卡特尔在蒸汽船领域里十分盛行。卡特尔经常发现，与范德比尔特竞争要比花钱让他离开昂贵得多。而范德比尔特也乐于接受用协议解决争端的方式，随后，他便带着他的船队换一个地方去和新的对手竞争。到1850年，他的商业活动领域已经扩展到了中美洲和欧洲，他甚至亲自开辟了一条穿越尼加拉瓜的航线。而在欧洲，他发现，甚至连他也竞争不过享受大量政府补贴的英国卡纳德海运公司（British Cunard Line）。到美国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可能已经拥有了高达2000万美元的财富。但是，再一次，范德比尔特看到了他所在的时代发生的另一个深刻变化。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他看到了铁路的前景。“船长”长期以来对这项新技术有一种反感，他的这种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1833年，当铁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他就和这个新生事物打过交道——他遭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起重大铁路事故，并且差点因此而丧命。事故发生时，火车在以每小时24英里（约40公里，在当时已经算是高速了）的速度运行，范德比尔特所在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全部在这次事故中丧生，只有他幸免于难。他从车厢中被甩了出来，被火车拖了一段距离后，最后被甩到了路基上。他的几根肋骨摔断了，肺也被刺穿，直到几个月之后才康复。早在1854年，他就开始密切关注纽约——哈莱姆铁路（New York and Harlem Railroad）。这条铁路从纽约出发，延伸到和奥尔巴尼隔哈德逊河相望的一个地方。他会带着午餐，从铁路线的这一端骑马走到另一端，然后再返回。有一个售票员回忆道：“当我收完票以后，船长经常会缠着我问一些关于哈莱姆铁路的问题，比如，我们每天能运多少加仑牛奶，我们有多少机车，性能是否良好，农民是否爱护铁路等。”在快到70岁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已经成为美国当时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就在这时，他决定放弃所钟爱的蒸汽船并开始涉足铁路事业。为此，他知道他必须来到华尔街，因为，哈德逊铁路和哈莱姆铁路的股票成为华尔街市场的龙头股已有多年。
• 范德比尔特无疑是19世纪最伟大的铁路经营者，但他却从来没有修建过一条铁路。相反，他购买铁路，并以无与伦比的效率来经营、扩张，尽一切可能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极限。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哈莱姆铁路既不重要，也没有前途，它于1852年建成，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是日趋衰落的乡村。南北战争前，这条铁路的客运收入仅有一年超过了50万美元，货运收入也只有在1859年超过了这个数字。即使以19世纪中期的标准来衡量，这点收入也是微不足道的。1863年3月，《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在所有交易的铁路股票中，哈莱姆股票的内在价值最低。”
• 但是“船长”注意到了其他人所忽视的东西。纽约——哈莱姆铁路和在它西边几英里的竞争者哈德逊铁路，是仅有的两条能够直接通到曼哈顿岛的铁路，它们的铁轨直通到纽约市的心脏。哈莱姆铁路沿着第四大道，即现在的公园大道，最早的时候可以一直到达纽约的第26大街。但是纽约的市政委员会很快就明令规定，那些危险而又污染空气的火车只能停在第42大街的北面，这也是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坐落在42街的原因。从纽约东面如纽约州或纽黑文过来的火车，必须向哈莱姆铁路付费之后，再通过它进入纽约市。而从纽约西边过来的火车则被哈德逊河隔断，停在特洛伊镇的南面，那时哈德逊河上还没有建桥。范德比尔特亲自仔细考察了哈莱姆铁路之后，进一步认识到哈莱姆铁路的管理不善。怀着和开拓蒸汽船事业时同样的自信，他相信他能以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效率来经营这条铁路并赢利。同时他还看到另外一个赚钱的机会：州立法机构在授予哈莱姆铁路运营权的同时，还授权市政议会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哈莱姆公司经营纽约市内公交线路的经营权。于是，范德比尔特开始搜集筹码，买进哈莱姆铁路的股票。要想从市议会获得公交线路的经营权，就必须像贿赂州议会一样贿赂市议会的议员。但至少市议会比州立法机构要小得多，因此贿赂成本也就低一些。市议会议员们无疑是被哈莱姆公司养肥了，而哈莱姆公司也因此获得了最好的公交线路的经营权：贯穿纽约最大最繁忙的街道——百老汇大街全程的线路，那个时代的一个作家估计说，这条线路每年会有多达2亿人次的客流量。除了向市议会议员个人大量行贿之外（议员们当然还利用内部信息，用他们自己的账户购买了大量的哈莱姆股票），哈莱姆公司还答应把运营这条路线年收入的10%上交纽约市政府。范德比尔特并没有参与哈莱姆公司的管理，但他一直在持续地买进股票，尽管很多华尔街人士认为哈莱姆是一只可以做空的好股票。福勒写道：“船长涉足华尔街的这浑水，他并不对自己所做的事保密，他只是平静地把看空哈莱姆的人抛出的大量股票收入囊中。”卖空者在等待哈莱姆股票价格的狂跌，而且一度似乎获得了有利于他们的信息。1863年4月23日，授予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的法案得以通过，此时哈莱姆股票价格只有每股50多美元。到5月19日的时候，价格已经涨到每股116.875美元，但就在那天，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卖空哈莱姆。而在这个卖空狂潮的背后，最大的卖家就是范德比尔特的“老朋友”——丹尼尔·德鲁，他是哈莱姆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价格下跌到了80美元，但是范德比尔特继续买进。“每当有人卖空股票时，总有一只巨大的手伸出来把它们接住，它们随即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仿佛被锁进了一个巨大的铁盒子里。”卖空的原因在6月25日开始明了，当天下午，市议会突然取消了他们两个月前颁给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哈莱姆的股价就像“一只被击中的鸟”一样直线下降到每股72美元，华尔街的卖空者满怀希望地等着范德比尔特第二天大出洋相。但是第二天股票价格并没有下跌，相反它骤升到每股97美元，第三天达到了每股106美元。《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当天解释道：“哈莱姆股票的主要持有人是范德比尔特先生和他的朋友，只要卖空者愿意继续卖给他们哈莱姆股票，他们在银行里随时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而卖空投机者卖空的哈莱姆股票总数已经超过了哈莱姆的总股本。”这些卖空投机者在卖空合同到期的时候，只好向范德比尔特购买哈莱姆股票来进行交割，最后，从没有涉足过华尔街的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股票逼空战中击败了美国最老练的投机商。6月29日，星期一，当《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卖空者可能需要5万股股票才能履行合同的时候，原先卖空哈莱姆进行投机的市议会议员看到大事不好，立刻改变原来的立场，重新将公交线路经营权授予哈莱姆。范德比尔特于是允许股票价格下降到94美元，以便这些他将来还可能用得着的市议会议员以这个价格买到股票，以便让他们从卖空合同中解脱出来。《纽约时报》对此显然很高兴，报纸上这样写道：“在这场较量中公众的同情心完全站在了范德比尔特这边，华尔街上的人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家庆贺无耻的市议会操纵股票的企图彻底破产，并得到了加倍的报复。”
• 范德比尔特虽然放过了将来也许会有用的市议会官员，但对于华尔街上的投机商他就没有那么仁慈了。整个夏季，在卖空阵营的一片咒骂声中，他一点一点地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直到做空投机商最后以180美元的价格平仓。至此，范德比尔特不仅买下了哈莱姆铁路公司的控制权，而且他自己的财富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大笔。与此同时，“船长”也在持续买入哈德逊铁路的股票，这条铁路沿着哈德逊河东岸一直延伸到东奥尔巴尼，在那里通过一个渡船连接到纽约中央铁路，该铁路平行于伊利运河延伸到布法罗。到1863年，范德比尔特已经成为哈德逊铁路公司董事会成员，并且是最大的大股东之一。
• 显然，一些没有参与卖空哈莱姆股票的投机者认为，因为此时范德比尔特正身陷哈莱姆逼空战中，他们有机会利用哈德逊铁路股票做些文章了。正当哈莱姆股价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对哈德逊铁路股票的卖空袭击。他们卖空哈德逊，迫使对手增加保证金，制造恐慌，使得股票价格进一步下降，企图最终在低位平仓以大赚差价。范德比尔特立刻反击，他让他的经纪人买断市场上所有的“卖方选择权”（seller’s option）。在那个时候，股票买卖通常在做完这笔交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才真正交割，通常是10天、20天或者30天，确切交割的时间则由某一方决定。如果交割的时间由买方决定，称为“买方选择权”（buyer’s option）；如果交割的时间由卖方决定，称为“卖方选择权”。当时大部分的卖空操作并不像现在这样通过借进股票来实施，而是通过卖出“卖方选择权”来进行。这些卖方和买方“选择权”有别于现代期权[插图]。现在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和看跌期权（put option）都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去履行合约。在买进了所有的卖方选择权以后，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事实上宣告了他们正准备逼空哈德逊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脑海里酝酿的计划比逼空更为高妙，正如金融家罗素·塞奇（Russell Sage）所说，范德比尔特将要证明“他之于金融，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诗歌和米开朗基罗之于绘画”。由于有哈莱姆股票战役的牵扯，许多投机商认定此时范德比尔特肯定资金不足。对此“船长”并没有辟谣，相反，他让他的经纪人与其他经纪人进行接洽，希望让他们帮他“倒”这只股票（turn the stock），这让那些投机商更加相信他们的猜测是对的。“倒股票”是股票逼空者可以以最少的现金实现买断股票的手段——当然，这种手段风险很高，要求有非常好的运气。“倒”股票时，股票的逼空者会先把股票卖掉，然后以稍高的价格从股票的买方手里买进“买方选择权”，这样，他就可以把现金保存下来。但是，问题是股票的买方并没有义务为逼空者持有这只股票而不卖出，如果他认为逼空将要失败的话，正如事实上大部分逼空的结果一样，他会卖掉股票，而当他必须履行“买方选择权”的义务的时候，他可以再从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并从中获利。许多卖给范德比尔特“买方选择权”的经纪人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并信心满怀地认为，范德比尔特是因为资金链行将崩溃，才这样铤而走险，于是，他们立刻把哈德逊铁路股票卖掉。但是他们错了，范德比尔特有足够的钱。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结果，他们把股票卖给了实际上在为范德比尔特工作的经纪商，而根据合同的规定，他们必须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将这些股票交付给范德比尔特。
• 1863年7月上旬，范德比尔特收网了。当合同到期的时候，卖空的投机商们到市场上去购买哈德逊股票，却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卖家，因为所有的哈德逊股票都在范德比尔特的手里。股票价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每股112美元飙升到每股180美元，范德比尔特开始要求那些投机商履行合同向他交付股票。这些可怜的倒霉蛋们只得面对市场上唯一的卖主，那就是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生性宽宏大量，他并没有坚持让那些深陷于自己构筑的陷阱中的卖空投机商们立刻履行合同。反之，他愿意借给他们此时所必需的股票，但每日的利息高达5%。就这样，正如格兰特将军夺取维克斯堡[插图]，正如西半球最伟大的战役——葛底斯堡战役决定了美国的命运，正如在纽约最大的一次暴乱后街道上陈尸累累，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的坎尼战争（Battle of Cannae）中扮演了汉尼拔[插图]统帅的角色，他两次围歼熊市投机商，给他和他的同伴带来了3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这次逼空战也被公认为金融操纵史上的杰作。《纽约先驱报》在7月13日宣称：“华尔街市场上从未看到过这么成功的股票逼空。”
• 幸运的是，伦纳德·杰罗姆劝说范德比尔特发一点仁慈来缓和一下，这样对他自己也有利。他告诉范德比尔特，如果哈莱姆股票升到每股1000美元，华尔街一半的机构将会面临倒闭，造成的恐慌将如此巨大，以至于无人能预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船长”最信赖的经纪人亨利·克鲁斯在他的回忆录中高兴地写道：“在普照人间的自然之光的感召下，在杰罗姆富有远见的劝说和恳求下，像古埃及的法老王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范德比尔特终于答应放了那些议员——允许他们以每股285美元的价格购买哈莱姆股票。”第二场哈莱姆股票逼空战就这样结束了，而且以后永远也不会有第三场了。确实，对于当时整整一代华尔街人来说，“卖空哈莱姆股票”也就等同于“陷入困境”。直到他1877年逝世，范德比尔特都一直享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誉和地位。1869年英格兰的《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报道说：“与其他所有的华尔街人相比，范德比尔特像一只具有皇家高贵气质和高尚品德的雄狮，屹立在豺狼和虎豹遍布的沙漠中。”
• 但是，即使在华尔街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的声望，范德比尔特却从来不属于华尔街。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铁路帝国，而不是买卖铁路股票。1867年，在应邀成为纽约中央铁路的总裁之后不久，他很快就把纽约中央铁路和哈德逊铁路合并了。这样他就把自己推到了与伊利铁路直接竞争的位置上。伊利铁路同样从纽约起到布法罗止，只不过其沿途的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假如伊利铁路经营良好，范德比尔特无疑也不会过多在意它的存在，因为他有足够的竞争优势，会获得“一头雄狮”在这个运输市场中应得的份额。但是伊利铁路很快就被掌握在丹尼尔·德鲁和两个年轻人——杰·古尔德与詹姆斯·菲斯科的手中。在这“三驾马车”中，德鲁做事毫无顾忌，古尔德在金融方面是个天才，而菲斯科长袖善舞，他们的传奇至今仍在流传。他们三个的联手给范德比尔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范德比尔特迫不得已，决定到华尔街收购伊利股票来控制伊利铁路，这时，地狱之门打开了。

 第六章 “谁能责备他们——他们只是做了他们爱做的事而已”（1867年～1869年）

• 第六章 “谁能责备他们——他们只是做了他们爱做的事而已”（1867年～1869年）
• 在华尔街历史上再也不会有第二家公司能像伊利铁路一样受投机者欢迎了。伊利铁路债台高筑，资本结构混乱不堪，政治化的路线设计，毫无章法的内部管理，公司诚信更是无从谈起——而在现代社会，公司诚信是任何公司的立身之本。伊利铁路的几个主要投机天才充分利用了伊利铁路的这些特点，一次又一次地把天真的投资者诱骗到伊利铁路这个圈套里来。“狂热似乎占据了每个人的头脑，”《弗雷泽杂志》在1869年这样描述当时的投机狂潮，“一贯传统的商人们抛弃了他们一生遵从的原则，孤注一掷，一举买下好几百股；白领阶层厌倦了收入的缓慢增长；小职员们已无法忍受那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牧师也不满足于那少得可怜的津贴。他们全都蜂拥而至，甚至在一个经纪行的广告中打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此吸引女人也参与到伊利股票的投机中。”
• 范德比尔特很讨厌这种欺骗伎俩，他在1865年辞掉了伊利铁路的董事职务。但是，范德比尔特对纽约中央铁路的兴趣却越来越浓，1867年底，他成了这家公司的总裁。随着他旗下的铁路扩展至五大湖区，他开始以一个更开阔的视角看待纽约州的铁路。他本能地意识到铁路本身是一个以量取胜的行业，铁路有很高的资金成本，而且不管是空载还是满载，火车都必须按照时刻表运行，经营铁路就意味着必须每时每刻去争取生意，否则就会走向破产。在19世纪，铁路行业的价格战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出于同样的原因，现在正在放开管制的航空领域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而避免价格战的唯一办法是形成同盟，即卡特尔。三条铁路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地区到纽约的商贸活动（此外还有不堪重负的伊利运河）：纽约中央铁路、伊利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其中，纽约中央铁路在范德比尔特的掌控之下，毫无疑问会处于良好的管理和高效的运营之中。在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领导之下的宾夕法尼亚铁路也以“把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而著称。整个牌局中最变化无常的就是伊利铁路。只要德鲁我行我素，这三条铁路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只会是一纸空文。基于这种形势，范德比尔特下定决心要在1867年10月8日举行的伊利铁路董事会选举中，占据董事会一个重要位置。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盟友，尤其是从来自波士顿的一个集团中——他们控制着足够多的伊利股票，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德鲁从董事会名单中剔除出去。但是，德鲁在蒸汽船时代就和范德比尔特打过交道，因此对范德比尔特非常了解。德鲁登门拜访范德比尔特，并且使范德比尔特确信，他留在董事会是范德比尔特最好的选择。他发誓要成为范德比尔特最忠实的利益代言人，并且向范德比尔特保证他要反过来帮助范德比尔特监督波士顿集团的所作所为。范德比尔特信以为真了，但由于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上说过很多德鲁的坏话，因此他们一同设计出了一个方案，既能反映范德比尔特立场的转变，又能为他保留面子。德鲁在董事会选举中很自然地落选了，但第二天，新当选的董事利维·安德伍德（Levi Underwood）就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德鲁被重新选举成为董事来替代安德伍德。德鲁甚至还重新担任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而他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就失去了这个职位。同时当选董事的还有华尔街人前所未闻的2个人，几家报纸在报道的时候甚至拼错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杰·古尔德与詹姆斯·菲斯科，但他们默默无闻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 这场伊利之战双方打了个平手。伊利的董事们卷走了范德比尔特700万美元，范德比尔特拿到了10万股没有任何价值的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控制了纽约，伊利公司的董事们只有和范德比尔特和解之后才敢回家。各家报纸都充斥着关于这场华尔街战争的各种故事。《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指出，伊利之战完全把公众视线从当时的总统弹劾案中转移了过来。董事们在泽西市岸边的泰勒酒店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它很快被当地媒体称为泰勒堡垒（Fort Taylor）。为了加强它的守卫，一支伊利铁路警察分队也被调了过去，有人专门在附近海域巡逻，“堡垒”甚至配备了3门12磅的大炮。此时伊利铁路东边的终点站已经从皮尔蒙特改为了泽西市，因此，伊利铁路主宰着这个小镇的经济命运，伊利的董事们当然也很注意给当地官员诸如免费乘坐铁路之类的小恩小惠。于是，当地官员也就很自然地竭力给他们提供帮助。
• 译者附注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在这个时代……1867年 《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1867年 伊利铁路控制权的争夺战开始。1868年 美国《宪法》第14次修改，黑人获得完全公民权。1869年 中太平洋铁路与太平洋联合铁路在犹他州的普洛蒙托莱正式接通，成为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1869年11月17日 苏伊士运河向国际运输开放。1869年 德国移民马库斯·高曼在美国创立了一家金融公司，并于1885年改名为高盛。也在这个年代……1866年 由于世界棉花市场崩盘，中国爆发第一次近代金融风暴。1867年 清政府任命首任出洋钦差：美国人蒲安臣。1867年 美国借口美船水手被杀，派军队侵犯台南，被台湾人民击退。1867年 明治天皇登基。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同年，日本统一货币、度、量、衡。1868年 因西北边疆动荡不安，清政府派左宗棠西征。1868年 《中美续增条约》订立，这是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与美国订立的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该条约在“平等”、“自主”的言辞下，使美国掠夺华工及在中国设立学堂合法化。

 第七章 “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洋洋”（1869年～1873年）

• 第二天清晨，早在黄金交易室10点开盘之前，纽约的金融区就已经熙熙攘攘了。古尔德和菲斯科在他们的经纪行威廉奚斯公司设有一个指挥点。当市场开盘的时候，菲斯科指示他的主要经纪人买下市场上售出的所有黄金。10点半，巴特菲尔德将军电告华盛顿黄金价格已经达到每盎司150美元，而且还在继续攀升。黄金交易室里挤满了狂热的人群，第二天的《先驱报》报道说：“这里是两个赌博集团的一场殊死搏斗，他们的大脑在飞速地转动，不停策划着各种阴谋，他们冷酷无情，贪心在极度地膨胀。金子，金子，金子，喊声一片。”挤满了越来越绝望的人们的黄金交易室就像是充满喊叫声的疯人院。像时钟一样指示每时每刻黄金价格的指针神经质似的上下颤动，力图跟上黄金价格的变化，而在这个国家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许多黄金价格指示器的指针都失灵了。加菲尔德解释说：“这些指针是由与黄金交易室连接的电报线中的电流通过复杂装置推动的。很显然，这种时候，电报报务员们忙不迭地发送市场消息，使得这些电线因超载而溶化或被烧断。”在遥远的城市里，从波士顿到旧金山，商人们停止了所有商业活动，聚集在黄金价格指示器前。在疯狂的2个小时里，黄金交易室里的交易几乎是整个国家唯一的金融活动。货币本身被操纵——古尔德和他的同伙正在试图垄断的不是猪肉，不是大麦，也不是棉花，而是黄金——全世界通行的法定货币，财富的象征。一个亲眼目睹当时景象的人几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百老汇大街上“到处都挤满了人，他们衣冠不整，有的衣服上没有了领子，有的帽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疯狂地冲到大街上，仿佛精神病院失去了控制。人们大喊、尖叫，搓着双手无能为力，而黄金价格稳步上升”。

 第八章 “你需要做的就是低买高卖”（1873年～1884年）

• ·也是在这个时期，一位对华尔街和美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脱胎于南北战争时期粗放狂野的华尔街，他把它迅速变成了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中最主要的力量之一。”这个人就是J·P·摩根。·摩根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华尔街新一代投资银行家的代表。不同于早年华尔街大部分的投机家，他信奉的理念是诚信为本。在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中，他和他所代表的华尔街人为美国这个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实体的新兴超级大国筹集了其迅速崛起所需的巨额资金，与此同时，他们还重塑了华尔街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使得华尔街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摩根创立的摩根银行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在华尔街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上，人性的方方面面都暴露无遗，因此也就从来不会缺少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是华尔街传奇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海蒂·格林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富有的女性之一。她视财富如生命，对于金钱的酷爱近乎病态，她可以为了很小的一笔金钱而毫不犹豫地放弃一切——时间、声誉、健康、友谊，等等。无疑，她是华尔街历史上葛朗台式的守财奴。但人格上的缺陷并没有妨碍她成为一个出色的投资者，她依靠投资股市而致富，在她“低买高卖”投资致富的同时，她对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筛选和判断，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资金的流转。当股市中成千上万的人这样做的时候，全社会的金融资源便得到了更高效率的配置，从而推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在此前的黄金操纵案中侥幸没有酿成大祸的格兰特在退休后也来到华尔街，这一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位幼稚的前总统和退休将军，受到华尔街老练的投机家沃德的蒙骗而深陷泥潭。他的公司最终不可救药地破产了，并引发了一场短暂的金融恐慌。曾经叱咤风云的格兰特，名下资产只剩下200美元，只好依靠写作回忆录来赚钱，这无意中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格兰特回忆录》。
• 除了牺牲外国投资者的利益造福美国之外，经济萧条还迫使美国公司为了生存而提高运作效率。经济繁荣时期积累下来的泡沫被挤出了经济循环，资源向强者手中聚集。当条件一旦改善、经济重新开始扩张的时候，美国经济体将会有更强的免疫力来应对坏年景。
• 在19世纪帷幕将要落下的最后几年中，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写下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壮丽的诗篇之一。有许多种因素在背后推动着这个进程：美国的南北战争刺激了对工业产品的需求，战时的高关税保护了美国的工业免受来自欧洲的竞争与冲击，而南北战争也摧毁了南方的政治势力，使得当时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北方利益集团在华盛顿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了上风。除此以外，随着大批移民涌进美国，农场耕作机械化使得农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减少，农村的年轻人随之大量涌进城市，因此，城市里迅速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力。19世纪初，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但到了1880年，城市人口已占到全美总人口的25%，到190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增加到40%。美国的铁路总里程也从南北战争结束时的3.5万英里（约5.6万公里）增加到1890年时的16.4万英里（约26.4万公里），铁路行业的迅猛发展为很多重工业产品如钢轨、机车、铜线等创造了巨大的市场。而且，铁路把美国联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从而实现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美国像南北战争之后这样规模的工业化，不仅仅需要高效的交通运输系统，它还需要资本，大量的资本，而这些资本的获得越来越依赖于华尔街。这个时代的华尔街正在迅速地被打上一个人的深深烙印，这个人就是J·P·摩根。J·P·摩根是华尔街新生一族中的代表，他们被称做投资银行家。他们脱胎于南北战争年代狂放粗野的华尔街，并把华尔街迅速变成了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中最有影响力的力量。J·P·摩根是19～20世纪之交华尔街人物中唯一一位至今仍在美国社会家喻户晓的人物，就像约翰·D·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耐基一样。摩根的外貌极具特点，很容易被画成漫画，他因此不仅代表华尔街的形象，而且也常常作为华尔街的象征出现在不计其数的政治漫画中。
• 在工作中，他的能力和敢于负责的精神立刻就显现出来了。公司派他到新奥尔良学习棉花经营，他很快看到了赚钱的机会。他用公司的汇票买了一船咖啡，而他并没有被授权做这种生意。当公司拍来电报，强制要求他立刻把咖啡处理掉时，他拍电报回去，告诉他们他已经把咖啡处理掉了，并且还赚了一笔可观的利润——此刻他正在将支票寄回公司。在摩根的一生中，这种快速果断的做事风格是他的最大特色。1862年9月，摩根创办了自己的公司——J·皮尔庞特·摩根公司（J.Pierpont Morgan and Company），这家公司在南北战争后的华尔街繁荣时期迅速发展起来。1864年，年仅27岁的摩根税前收入达到了53286美元。（内战时期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税表为公共信息。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好事。）
• 沃德在1869年的黄金大恐慌发生后不久来到华尔街，他到处吹嘘他充其量不过是平平的投资业绩。他原先是农产品交易所的一名小职员，业余时间里做点商品期货的投机生意。很快，他开始在铁路股票和其他股票上投机，并不断夸大他的成功。大部分华尔街人一般都不太会相信别人离奇的投资神话，但是格兰特公子却没有这么老练。他学习的是法律，此后曾经尝试过几次商业投资，但最终都以惨败告终。在沃德技巧高超的恭维之下，格兰特公子觉得自己和沃德很投缘，很快他们就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格兰特-沃德会司，开始从事经纪业务。

 第九章 “您有什么建议？”（1884年～1901年）

• 随着货币体制逐步回归到金本位制，美国财政部在1873年开始停止铸造银币。这一政策被称为“1873年的罪恶”（“Crime of 73”），遭到了美国西部和南部地区人们的强烈反感和怨恨，在这些地区，农场主和采矿业者主导着当地的政治。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银矿工人罢工，像康斯塔克矿工罢工事件等，要求将白银重新货币化的压力与日俱增。国会作为一个民主机构，试图使矛盾双方都感到满意，于是要求财政部每个月按照市场价格购买200～400万美元的白银，然后按照16∶1的比例将这些白银铸造成银币。也就是说，按照国会这一法令，不管其市场价格怎样，16盎司的白银都相当于1盎司的黄金，这实际上相当于随意增加了国家的货币供给，是“制造”通货膨胀的经典做法。
• 1878年，当《布兰德-埃利逊法案》正式生效的时候，16∶1的比率大致相当于市场上的白银价格。但是，随着西部地区继续以空前的速度开采白银，银价开始下跌，到1890年已经跌到了20∶1。更为糟糕的是，就在那一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插图]白银法案》（Sherman Silver Act），以此来取代《布兰德-埃利逊法案》。新法案要求财政部每个月购买不少于450万盎司的白银，这一数量大致相当于全美国的白银产量。由于银币的面值远高于它们所含白银的市场价格，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1879年1月1日开始，政府已经采用金本位货币制度，财政部也按照法定要求一直持有至少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以随时满足兑换黄金的需求。一方面，国会的白银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另一方面，黄金政策又保持了美元的币值稳定，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无异于既确保了通货膨胀的发生，同时又试图避免它的到来。除了国会山的那帮人以外，任何一个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预测到，格雷欣法则将要起作用了。白银的市场价格只有黄金的1/20，而把它铸成银币之后，按国会规定，其价格就相当于黄金的1/16，因此人们便开始使用白银而将黄金收藏起来。于是黄金如涓涓细流一般从国库中不断流出。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当政府每年都有巨额财政盈余的时候，这种神经质的货币政策的恶果还被掩盖着。但是在1893年市场崩溃的打击下，外流的黄金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滔滔洪水。随着政府收入急剧下降，国会匆匆忙忙废除了《谢尔曼白银法案》，但是为时已晚。美国国内外的公众已经开始对美元失去信心，他们要的是黄金。尽管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购买黄金，以维持国库的黄金储备，但是国库中的黄金存量仍然日渐干涸。
• 尽管有一些批评意见，但摩根对美元的救援行动改变了经济氛围，新的一轮复苏开始了。第二年，年仅36岁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因承诺不会把美国人民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面[插图]而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他的演说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但是口才比他逊色得多的竞选对手——威廉·麦金利[插图]却高喊着“保卫美元，保护弱者，保证繁荣”的竞选口号，将他踢出了竞选。
•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德国在原来许多小国的基础上最终统一为一个大国，它的犹太人曾经一度被严格限制在犹太区里面，现在这些犹太人也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包括投票权、土地所有权和执业权。在欧洲，这导致了反犹太人运动（Anti-Semitism）的兴起。这次反犹运动和过去中世纪的反犹运动具有不同的性质：中世纪的运动主要是宗教性质的，而这一次主要是社会和种族性质的。没过多久，“反犹”这个丑陋的教义便跨过了大西洋。事实上，反犹这个词正是在1881年才出现在英语当中的，它是从德语中直接借用过来的。到19世纪90年代，这种偏见在华尔街的年轻一代中已经相当普遍。然而，反犹太人运动直到1893年才引起公众的注意，当时联合联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拒绝接受一个名叫西奥多·塞利格曼（Theodore Seligman）的年轻人。联合联盟俱乐部是在南北战争时期由联合俱乐部的一些会员组建的，因为他们不满于联合俱乐部不肯将一些来自南方的会员拒绝在外[这些南方会员包括J·P·本杰明（J.P.Benjamin）。本杰明后来成为了南方邦联的总检察长、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他也是一位犹太人]。塞利格曼出生于纽约最古老也最有声望的犹太家族，是后来纽约犹太社区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家族的公司——J & W·塞利格曼（J.& W.Seligman）公司多年来一直是华尔街上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事实上这家公司现在还存在），除了纽约以外，这家公司在旧金山、新奥尔良、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都有分部。此外，在西奥多被俱乐部拒绝的时候，他的父亲杰西·塞利格曼（Jesse Seligman）正担任该俱乐部的副主席。毋庸多言，这种肯定能引起轰动的事件受到了报纸的广泛关注。老资格的会员，包括俱乐部主席科尼利厄斯·布里斯（Cornelius Bliss）、参议员昌西·迪普（Chauncey Depew，纽约中央铁路前总裁）都支持这个年轻人的申请。但是年青一代的俱乐部会员，也就是西奥多那一代，却反对这样做。他们的理由今天看起来很可笑，他们中有人说：“（我们的）反对不是基于讨厌某一个人，而是基于这样一个总的信念，那就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在社会行为方式上很难和不信仰他们宗教的人相融合。”
• 老塞利格曼立即宣布从联合联盟俱乐部退出——尽管俱乐部拒绝了他的退出，并且一直将他的名字列在俱乐部会员名单当中。俱乐部中的其他犹太会员也相继退出。而《纽约时报》对此只是冷冷地评论说：“这种不幸的事，如果是在需要筹集竞选经费的竞选年就绝不可能发生。”其意在讽刺联合联盟俱乐部犹太会员们的财富在共和党内的巨大影响力。与此同时，纽约权力阶层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如J·P·摩根和当时最为杰出的律师伊莱胡·鲁特[插图]（后来在西奥多·罗斯福[插图]政府里面担任国务卿，西奥多·罗斯福本人也是联合联盟俱乐部的会员），都在这件事情上引人注目地保持了沉默。很快，纽约其他一些主要俱乐部也停止接纳犹太会员了。差不多整整花了两代人的时间，这个丑陋的伤痕才得以愈合。联合俱乐部直到1956年才开始重新接受犹太会员，那一年犹太人哈罗德·麦迪那（Harold Medina）法官加入了这个俱乐部。

 第十章 “为什么您不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呢，摩根先生？”（1901年～1914年）

• 在20世纪，“左派分子”通常也被称做激进分子，而在19世纪，“左派分子”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他们是杰斐逊和杰克逊的传人，鼓吹小农场主的利益而反对维护“资本的利益”。因此，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华尔街的，就像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反对美国的第一和第二美国银行一样。但是，此时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场主在人口中的比例逐年下降。正在迅速崛起并逐步替代他们的政治力量，是新工业时代数以百万计的劳工，这些人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当然，杰斐逊早在工业经济来临前就死去了，于是左派只好将目光投向欧洲，希望学习欧洲模式来抵抗资本的力量。在此后的岁月里，大规模的国有经济在美国从未发展成为主流，但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却不然。从那个时候起，政府何时干预经济以及如何进行干预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论战的焦点。此时的美国经济体已经相当庞大，这主要得益于迅速发展的铁路网，它使得整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同时，内部竞争推动了成本的降低和创新的涌现。到1900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它保持着棉花、小麦、玉米等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同时，它也是世界主要的矿产品出口国，其中包括两种新的矿产品——石油和铜。在这个时期美国也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品出口国，1865年，工业品出口只占到美国出口额的22.78%，但到1900年，这些产品已经占出口额的31.65%，而出口总量也大大增加，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在所有的出口增长中，铁产品和钢产品的增长最为引人瞩目。它们是19世纪后期最前沿的工业技术中的“锋刃”。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钢铁制成品出口额每年只有大约600万美元，但是1900年，美国出口了价值12191.4万美元的钢铁产品，包括火车头、发动机、铁轨、电力设备、电线、管道、车床、锅炉和其他钢铁产品，甚至连缝纫机和打字机等也开始大批量出口。
• 欧洲这个素来大量进口原材料而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制造业基地开始警惕起来。19世纪90年代，一些警示性的书籍开始在欧洲出现，例如《美国入侵者》（The American Invaders）、《世界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美国对欧洲的商业入侵》（The American Commercial Invasion of Europe），等等。此时的英国发现，它的经济霸权地位不仅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也受到来自德国的挑战，后者在生产能力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国。由于德国在军事上也对英国构成威胁，英国决定和它已经在北大西洋对岸成长为巨人的后裔建立一种更紧密的关系。在即将来临的世纪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关系演变成现代世界中所能见到的两个强国之间最紧密的关系。对这一新型关系至关重要的是伦敦和纽约这两大金融市场的逐步一体化。由于大西洋底的电报电缆将世界的两大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华尔街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外国债券的承销。虽然伦敦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直主宰着资本主义世界，但此时的华尔街已经开始与伦敦分庭抗礼。华尔街股市的涨落不仅被华盛顿、费城和芝加哥的人们密切关注，也同样为伦敦、巴黎和柏林的投资者们所关心。与此同时，纽约仍然是美国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远非其他港口所能相比，纽约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仍然控制着美国贸易的资金命脉。作为新兴工业经济基石的钢铁也彻底改变了华尔街的外观。许多建于19世纪50年代的陈旧的6层小办公楼被一一推倒，让位给“摩天大楼”（skyscraper）——这个词在1883年才被创造出来。钢铁建材的出现和电梯的发明使摩天大楼成为可能，而纽约狭小的城市面积更使得摩天大楼的大量出现不可避免。纽约古老街区里窄窄的街道从此开始熟识摩天大楼巨大的投影和楼宇之间漏出的些许阳光。这种趋势引起了市民和市府官员们的警觉，当40层的“衡平保险公司大厦”（Equitable Building）在雪松大街和青松大街之间的百老汇上开始建造时，它严严实实地占据了整个街区，这直接导致美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条例的颁布。就像快餐一样，城市规划条例也发源于华尔街。事实上，美国文化中很多与金钱无关的传统都与华尔街有关。
•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正在创造一个现代工业国，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交易的证券为这个新兴工业国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尽管在一般人眼里，那些银行家、经纪人和实业家们看上去有点保守，但事实恰恰相反，就像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在50年前所写的那样：“摩根和现代化大工业的其他缔造者，还有那些设计新公司结构的律师和立法者，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先锋力量，他们正在改变美国的面貌；而那些不愿看到这种改变的保守派在拼命维护过去的制度和他们自己的利益。你也许会质疑摩根前进的方向，但是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这种前进的速度是飞快的，而且摩根相信这会使整个国家受益。”

 第十一章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1914年～1920年）

• 然而银行照常营业，在全美范围内，由于存款人蜂拥前来提取黄金和现金，有几家银行都受到挤兑。从7月27日（星期一）开始的两个星期内，储户从纽约的银行里面提走了8000万美元，其中7300万美元是以黄金的形式提走的。31日下午，德国对俄国宣战。到8月3日，欧洲所有的大国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这一天，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对德宣战，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插图]在会后说道：“在欧洲各处，明灯正在熄灭；在有生之年，我们也许看不到它再次点亮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们的确再也没有被点亮过——欧洲长久以来享有的世界经济和金融霸权结束了；“美国世纪”开始了。* * *华尔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重新恢复商业活动。投资者不仅无法买卖证券，而且，事实上他们根本无从确定手中证券的价值。经纪业一片荒芜，交易所里一个交易席位要付8万美元，而租金和其他费用还不算在内，所以，经纪人们都极度渴望交易所能重新开市交易，这样他们才能赚钱来支付这些费用。地下交易市场几乎一夜之间就活跃起来，再次证明了“只要有买家和卖家的地方，就有市场”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几个场外经纪人宣布他们愿意买卖纽约交易所挂牌证券，但是受到来自纽约交易所的压力，他们的交易很快停止了。在波士顿、芝加哥和费城，一些拍卖市场逐步发展起来了，它们的功能有点类似于120年前梧桐树下面的老华尔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强烈要求下，这些市场上的股票价格不得在报纸上刊登，这使得它们无法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所（这些信息的缺失也妨碍了历史学者们了解当时股价的波动情况以及市场的整体规模，但这些市场的规模看来相当庞大）。不久，交易所后面那条狭窄的新街（New Street）上聚集了一些人，有报道说他们正在买卖证券。很快，纽约证券交易所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受命就此事进行调查。有意思的是，这位纽约证券交易所委员会的委员现在的工作是“防止”在纽约有交易活动。在他著名的报告中，他这样写道：“在新街上只有4个人和1条狗。”而实际上那里的市场很快就飞速发展起来，在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大约有100多名证券经纪人在紧张地进行着交易。华尔街逐步恢复了运转。8月12日，清算所允许进行限制性交易，规定交易价格不能低于7月30日的价格。但是，这样的规定使得每天的交易量只有区区5000～7000股。几周过后，新街市场的价格稳住了，场外交易市场（Curb Market）宣布11月16日（也就是美联储准备恢复运作的那一天）将重新开市交易。芝加哥交易所也宣布将在那之后一周内开市交易。纽约证券交易所决定于11月28日重开债券交易，12月12日允许对股票进行限制性交易，只允许一些特定的股票交易，必须使用现金，而且不允许卖空股票或作股票期货交易。在此后的几周里，纽约证券交易所慢慢恢复了正常。到1915年4月，交易所完全恢复了正常运作。此后，交易所再也没有发生过连续的闭市了。现在的法律规定，交易所不能连续闭市超过3天，这就是为什么在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交易所会短暂开市交易。刚开始的时候，市场萧条，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交易量也不见起色。事实上，1914年12月30日，交易量只有区区49937股，是整个20世纪交易量最低的一天。8月，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将迅速崩溃，这一悲观的看法事实上大错特错，这也是市场能够得以重新开市的唯一原因。9月，欧洲西线的运动战已经停止，无休止的痛苦的壕沟相持阶段开始了。但是，原先人们普遍预计的美国黄金外流也在此时中止了。到年底，出于安全考虑，黄金又开始流入美国。从那以后，这些黄金中的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美联储地下26米的金库里，它位于华尔街向北3个街区的自由大街上。与此同时，美国证券对于欧洲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来说也显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 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唯一真正的赢家。俄国国内已经一片混乱，很快共产主义就取得了胜利，奥匈帝国也被肢解了。即使是英国和法国，这些名义上的胜利者也精疲力竭，它们的人力和物力已经消耗殆尽，在世界舞台上的强权地位也永远地消失了。但是，美国在人员上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6万人的伤亡（比美国总人口少得多的英国死亡了将近100万人），而且美国经济比战前要强大得多。欧洲国家对美国政府的欠债达到了100亿美元之巨，除此以外，很多美国人还握有欧洲国家的债券。美国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华尔街了，它已经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太阳，而环绕其左右的是全球其他金融市场，包括伦敦。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格局，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就像几年前银行抢劫犯威利·萨顿[插图]讲他为什么要抢银行时所说的：“因为那儿有钱。”
• 。而一个年轻的传递员却没有这么幸运，他被炸成重伤，躺在街上，但他仍央求路人帮忙，将要递送的那一捆证券送达目的地，他不愿意没有完成任务就这样死去。

 第十二章 “交易所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1920年～1929年）

• 人类社会有一条铁律：在没有外来压力时，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会朝着有利于该组织精英的方向演进。这条规律既适用于津贴丰厚的公司管理层，也适用于被领袖人物控制的工会，既适用于美国国会，也适用于好莱坞。但是，在昭示这一规律的各种社团中，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无疑是最佳范例之一。
• 然而，与今天的即时交易者不同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彼此合谋或者和专门经纪人合谋操纵市场（至少迄今为止，互联网上的即时交易者还没有这么做）。19世纪最后30年的改革成功遏制了上市公司和管理层通过操纵市场损害投资者和股东的权益的行为，但交易所会员操控市场的能力却毫发未损。联合坐庄（pools）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尽管“虚卖”（wash sales，即经纪人报告股票被售出，而事实上并没有发生）是被禁止的，但是这些集团仍然可以在集团会员之间精心制造出一系列虚假买卖，俗称“对敲”（matched orders）。这些对敲会在股票自动报价机上制造出一种虚假的股票走势（painting the tape），诱骗其他投机商按照集团希望的方向进行买卖。一旦达到目标，他们就迅速离场，由此获得可观的收益，而外界的投机者还蒙在鼓里。大厅交易员也占据着极佳的位置，他们经常上演卖空袭击的好戏。他们会利用一连串卖空对某一只股票进行连续打压，或者对整个市场进行打压。接着，因为他们处在整个市场的核心，能够比外界投机者更好地判断市场何时真正接近谷底，而一旦市场探底，他们就立刻平仓，以此获得最大利润，而此时，外围的买家刚刚开始买入。
• 这多少有点像持有官方特许的“盗窃”执照进行偷盗，至少对那些机敏胆大的投机商来说是这样。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是从广大的普通投资者那里偷盗，但是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从俱乐部中那些实力稍弱的会员那里偷盗。
• 第二条同样神圣的规则是，私人契约的隐私权不受侵犯，也就是说，不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不能泄漏买卖合同的另一方是谁。按照J·P·摩根的一句名言，没有哪个生意人愿意和一个“透明的口袋”（glass pocket）做生意。一份买卖合同的暴露就可能意味着一次精心组织的投资运作被彻底摧毁。
• 杜兰特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他开始了他的并购狂潮，收购了其他汽车公司和零部件供应商，并将它们与别克公司整合在一起，组建了一家新的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虽然杜兰特在销售方面是一个天才，但是他在并购业务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笨蛋。他在购买公司的时候经常花太多的冤枉钱，或者买了一些他根本不应该买的公司。等到1910年经济衰退袭来的时候，通用汽车公司不得不靠银行家的帮助来渡过难关，公司股权被托管，杜兰特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长达5年之久。当银行家们正忙于理顺通用汽车的内部结构时，杜兰特又组建了雪佛兰公司（Chevrolet），它的490型汽车在1915年首次推向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这款车的价位比当时传奇般的福特T型汽车稍贵一些，但它给驾乘者提供了更多的舒适。490型车的销售是大众营销策略的第一个成功范例，它为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实惠选择，包括各种不同的颜色，而福特只知道压低价格。通用汽车在接下来的10年中采用这种大众营销策略超越福特，成为汽车行业的龙头。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股权托管即将到期的那一年，杜兰特用他在雪佛兰汽车上所赚的钱开始购买通用公司的股权，并且从他那些拥有通用汽车股票的朋友们那里争取到他们的委托投票权，他同时也劝说因为一战而富得流油的杜邦投资于通用汽车。第二年，雪佛兰购得了通用汽车的控股权，杜兰特又完全控制了通用汽车公司（从通用汽车被雪佛兰控制，到后来雪佛兰又被通用汽车控制，是好几年后的事情了，并经过了无数次复杂的证券转手才得以完成）。在战争引发的经济繁荣中，通用汽车公司呈爆炸式增长。1918年，它生产了246834辆汽车和卡车，除此以外，它还生产了大量军需产品。此时，它已拥有5万名员工，当年利润为1500万美元。第二年，它的利润增加了3倍，达到6000万美元，员工数量达到8.6万人，产量上升到40万辆。1920年初，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按10∶1的比例进行拆股，拆股之后每股42美元，至少拥有几百万股通用汽车股票的杜兰特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是，随后的4月，汽车股票开始领跌市场——正如那些拥有时代最新技术的股票在市场上一贯的表现那样。本来杜兰特可以耐心等待这次下跌的结束，但是，出于保护他的投资人和员工的心理，他固执地试图一个人托市。而这一幼稚的做法，正如通用汽车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Sloan）所说的那样：“他成功的概率如此之小，就像站在尼亚加拉瀑布的最高处，试图用他的帽子阻止瀑布下泄一样。”杜兰特开始在交易所购进通用汽车的股票，并通过支付保证金来放大他的购买力。在那个年代，你只需要支付股价的10%作为保证金就可以购买股票，不足部分由经纪公司垫支。这种做法在股票上涨的时候当然是一本万利，但是如果股价下跌的话——在1920年，几乎每一只股票都在下跌——经纪人就会要求越来越多的抵押品，如果客户没有足够价值的抵押品的话，经纪人就会把他的股票在低价抛出，客户于是不得不蒙受巨大损失。在这个伟大的博弈里，游戏规则从来如此——风险和收益相匹配。但是，到了10月底，通用汽车的股价已经下跌到每股17美元。到了11月10日，股价仅为每股14美元，是4月的1/3，名义上曾无比富有的杜兰特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杜兰特不是个可怜虫，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正身处困境。可是华尔街一直以来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谣言工厂，通用汽车的其他投资者，如杜邦公司和摩根银行，对此已经有所耳闻，它们要求杜兰特告诉它们真相。最后，在11月16日，杜兰特讲了实话。此时的杜兰特手里有一份要求增加保证金的通知单，要求杜兰特在第二天市场开市的时候补交15万美元保证金，而这仅仅能使他勉强过关。不幸的是，第二天，通用汽车的股票再次下跌到每股13.5美元，又引发了对杜兰特新一轮雪崩似的保证金要求。摩根银行和杜邦公司知道，如果杜兰特支撑不住而将他手中的通用汽车股票在市场上抛出的话，对它们在通用汽车的利益甚至对整个通用汽车公司都将是灾难性的。于是，它们决定帮助杜兰特，将他从他善意的蠢行中解救出来，它们借给杜兰特足够的资金，使他足以支付保证金并还清他欠经纪人的债务。结果，它们成功地阻止了几乎是必然将要发生的一次大危机，但是杜兰特却失去了几乎所有的通用汽车股票，总计300万股——它们转而成为摩根银行和杜邦公司的资产。假如杜兰特没有在1920年的熊市中为通用汽车的股价下跌作螳臂挡车似的努力，他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10个人之一，到了1926年，通用汽车的股票已经涨到每股210美元。可是，当初杜兰特的确感到他对投资者们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按照他认为是最好的方式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其结果是：这位创建了这个星球上最大实业公司的人——今天的通用汽车公司年销售额超过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能靠经营一个保龄球馆度过自己的余生。
• 在一个股价不断飙升的股市中，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随处可见。只需支付10%的保证金，余额由经纪人垫支，这种投资方式也是快速致富的捷径。例如，每股100美元的股票，如果以保证金的形式购买，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10美元。当你以每股120美元的价格卖出，获得的利润是20美元，利润率是200%，但是如果你支付全额购买的话，利润率只有20%。与此同时，华尔街的很多上市公司本身也是高度杠杆化的[插图]，只要公司的利润不断增加，超过当前债务的利息，每股收益就会以飞快的速度增加，这会进一步刺激投资者对这只股票的热情。但是如果经济开始下滑，很多这样高度杠杆化的公司就会很快破产。
•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些做法助推了股市的繁荣，但当时市场也还不是完全非理性的。随后，很多无知的投资者一时头脑发热，也冲进来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当林德伯格[插图]成功飞越大西洋后，华尔街上航空类股票立刻暴涨，而在当时，很多航空公司还没有运送过一位乘客。所有的经济繁荣，不管它曾如何辉煌，都会逐渐衰退并结束。到1928年，美国经济体内潜伏的经济危机开始显现。在这个时点，华尔街开始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尽管股市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但不管怎样，它也必须是实体经济的一个映射——1929年的股市灾难终于开场了。

 第十三章 “不，他不可能那么干！”（1929年～1938年）

• 1929年，美国股市发生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崩盘。这次股灾及随后而来的大萧条迫使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并开始了对华尔街的实质性改革。同时，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已经存在了近200年的私人俱乐部也遭遇了它最为尴尬的历史时刻，惠特尼——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因盗用他人款项等丑行而锒铛入狱，就连与他相识多年的罗斯福总统不敢相信，他惊呼：“不，他不可能那么干！”……
• 尽管惠特尼等人未能阻止罗斯福的提案，但他们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这项法案的立场比最初提出时松动了很多。最开始，《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不加区别地将很多种特殊交易方式（包括卖空）界定为非法，而最后通过时，它只是将“操纵市场”认定为非法，并把具体什么是“操纵市场”留给即将成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裁定。这个新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费迪南·佩科拉，而约瑟夫·P·肯尼迪被罗斯福提名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是典型的罗斯福式政治手腕。* * *肯尼迪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作为一个投机者来到了华尔街，很快他就表现出是投机这门艺术的行家里手。他曾经在波士顿的海顿·斯通经纪公司（Hayden，Stone）学习业务，并在1923年1月1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他波士顿办公室的门上挂着这样一个牌子——“约瑟夫·P·肯尼迪，银行家”。肯尼迪一直称自己是一个银行家，因为他喜欢“银行家”（Banker）这个英语单词的发音，但实际上，他的业务范围涉及很广，远远不止银行业。时至今日，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肯尼迪从事过的所有生意，但是只要听听那些关于他早年职业生涯的传说，就足以知道他在同代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人们对他的无数指责里，最出名的是他曾非法贩酒，并有黑手党背景。这里面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酸葡萄心理”在作祟，有多少是恶意中伤，有多少是纯粹的反爱尔兰情结，我们都无从得知。但是，这些流言飞语直到他死后30年的今天，仍然不绝于耳。肯尼迪在华尔街第一次大的投机操作是针对黄色出租车公司（Yellow Cab Corporation）的股票。在一次当时司空见惯的做空投机后，这只股票从每股85美元降到了每股50美元。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沃尔特·豪利［Walter Howey，《波士顿美国人报》（Boston American）的执行主编］曾经在肯尼迪的岳父菲茨杰拉德（Fitggerald，前任波士顿市长、绰号为“蜜糖菲茨”）的政治生涯中给予过很多支持。为了报答沃尔特·豪利的这份恩情，肯尼迪决定伸出援助之手。肯尼迪在豪华的沃尔多夫-阿斯特拉酒店订了一间套房，在里面装了一台股票自动报价机和几根电话线。随后，他开始通过遍布全美的经纪人买卖黄色出租车公司的股票。一天又一天，他一心一意地操纵市场，其他什么事都不做，空头们斗不过他，终于放弃了。
• 老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父亲。老肯尼迪是一位闯荡江湖多年的老牌投机家，罗斯福上台伊始，任命他为刚刚成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深谙投机和操纵市场各种诀窍的老肯尼迪显示出了非凡的改革艺术，在他的领导下，华尔街开始逐步走入正轨。（来源：维基百科）
•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肯尼迪一直在从事投机工作，这场博弈中的其他主要玩家很少有人能获得他那样的声誉——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把为自己赚钱作为唯一目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黄色出租车公司战役刚刚结束几个月，又一轮攻击开始了。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是肯尼迪在幕后操纵了这轮新的做空投机，虽然不久以前他还使出浑身解数来捍卫这只股票。肯尼迪是一批天才的华尔街人中的一个——他们都预见到了这次股市的大崩溃，其中包括罗杰·巴布森、阿尔伯特·威金、罗兰·斯特宾斯。毫无疑问，在市场跌入大萧条的深渊时，肯尼迪的大规模做空给他带来了巨额财富。但是，即使当他变得越来越富有时，他骨子里的悲观主义仍让他怀疑，自己的末日是不是就要来临了。他后来回忆，他那时候曾想过：“我甚至愿意分出自己的一半财产——如果这样做就可以让我的另一半财产置于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之下的话。那时候，我甚至觉得，为了保护我的家庭，我应该什么都不要。”但是，肯尼迪和绝大多数的投机商不一样，他的野心远远超越了金钱。在很早的时候，他就认定富兰克林·罗斯福将成为美国政坛的一颗新星，所以他早在1930年就帮助过罗斯福竞选纽约州的州长，并于1932年帮助他竞选总统。肯尼迪在波士顿长大并深谙波士顿政坛的规矩——在这里，给那些忠诚的赞助人以适当的回报是一项近乎庄严的义务，所以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被罗斯福任命为新内阁的高级官员。他甚至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将成为财政部部长。但是，罗斯福不仅没有让他进入内阁，甚至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实惠。最后，还是一些更接近于中间派的政府官员建议提名肯尼迪为新成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而刻板的自由主义者都认为这简直是派一只狐狸去看守鸡窝。《新闻周刊》（Newsweek）这样评论：“肯尼迪先生——从前的投机者和联手坐庄的操纵者，现在的工作将是制止投机和阻止坐庄。”然而，肯尼迪十分聪明而且野心勃勃，他绝不会干赤裸裸的以权谋私的蠢事。而且，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在华尔街的哪些地方埋藏着“地雷”，如果他选择对华尔街直接采取行动，虽然场面一定会非常盛大而有趣，但那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他认识到他的工作不仅是要恢复整个国家对华尔街的信心，而且同等重要的是，要恢复华尔街对美国经济和政府的信任。肯尼迪首要的工作就是结束当时所谓的“资本罢工”——当时华尔街所有的大银行，还有其他不计其数的小银行，都像被炮弹震傻了一样，拒绝承销任何新发行的证券，也拒绝向任何人提供任何贷款，不管借贷方用多么优良的资产做抵押，也不管需要融资的项目是多么安全。“金融‘新政’[插图]将会是一套对所有人都更有利的政策体系”，肯尼迪在他作为主席的第一次演讲中这样声称。他熟练地应付着证券交易委员会面对的各种政治压力，同时很快在人们心中建立起一个公平、有魄力、高效率的管理者形象，使得一切关于他的怀疑论调都渐渐销声匿迹了。鉴于早期各界对他的不信任，参议院曾将他的正式任命延迟了6个月，以观察他的所作所为。6个月后，这项任命毫无争议地通过了。肯尼迪也加强了华尔街上温和派的力量，这些温和派欢迎改革，只是不希望改革的步伐走得太大而严重脱离现实，如宣布做空为非法等。惠特尼基本上代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最保守的力量，他们继续维护着大厅交易员和专门经纪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已经为所欲为几十年了。以E·A·皮尔斯（E.A.Pierce）为代表的温和派经纪人，则把为一战后才进入华尔街的小投资者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皮尔斯在向佩科拉的委员会作证时承认，对股票交易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实际上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得益于肯尼迪的支持，温和派集团的力量不断壮大，惠特尼只好在1935年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的位置上下台了，尽管他随即又被选入交易所管理委员会——这保证了他的集团仍然有能力阻挠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在罗斯福的领导下，逐渐转暖的经济环境帮助结束了这场“资本罢工”，这其中也有肯尼迪的功劳，华尔街上的各种业务又开始兴旺起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罗斯福新政的前几年或多或少地稳步上升，记录着华尔街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牛市——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市场是从20世纪的最低点开始反弹的。交易量也在上升，一些公司甚至开始雇用新的员工了。但是，一旦证券交易委员会走上正轨之后，肯尼迪就失去了对它年复一年进行日常管理的兴趣，并于1935年9月辞职，他前后一共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5个月。他的继任者是詹姆斯·兰迪斯（James Landis），基本上无所作为。第三任主席是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此人之后曾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任职长达30年之久，他倾向于运用此前一直未被发掘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影响力去强迫华尔街改变它的运作方式。他并不激进，非常注意对资本主义的保护。为了确保做到这一点，道格拉斯认为，交易所必须做到“使任何人无法质疑。为了满足所有投资者们的需求，这个巨大的市场不仅需要高效的服务，而且还需要保持公平和绝对的诚实——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巨大的市场之所以可以存在并繁荣，有赖于投资者们的厚爱”。很自然地，惠特尼和他的集团认为道格拉斯是一个现世恶魔。就像在所有牛市里那样，随着华尔街股价和交易量的攀升，要求改革的压力逐渐减退。到了1937年，市场经历了4年不算奇迹般的但还算平稳的增长，如果不是因为股市在这一年秋天突然回调而造成又一次衰退的话，道格拉斯对华尔街的改革可能会比实际上艰辛许多。衰退的回归重新唤回了要求改革的呼声，经济学家们于是用“衰退”（recession）来代表这个新的经济低迷状态，可能是因为他们很愿意看到终于有一个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并把它和美国此时仍然身处其中的更大的经济“萧条”（depression）相区别。从那时起，经济的低迷状态就一直用“衰退”一词表示，而“萧条”一词则特指20世纪30年代的那一场经济大萧条。这轮新的衰退也把惠特尼推到了悬崖边上。
• 与此同时，在华尔街上，惠特尼的丑闻彻底地改变了原先的力量均势。道格拉斯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迅速抓住了这个保守集团土崩瓦解的好时机。很快，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有了一部新的章程，旨在加强交易所的公共职责，使它不再仅仅是为交易所会员的利益服务。交易所的总裁成为一名拿薪水的雇员，而不再是交易所的会员。交易所对会员公司也增加了更频繁和更详细的审核。如果一个经纪公司开办公众业务，它就被禁止为自己开设保证金账户。从那时起，保证金的比例要求将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而不再由纽约证券交易所设定，而保证金要求是抑制投机和防止股市再次出现像1929年那样的泡沫的一项有力工具。
• 会员公司的债务被限定在其运营资本的15倍以内，其中非抵押贷款必须报告纽约证券交易所。经纪业务与承销业务必须分离，而客户的账户也必须与公司自营账户分开。为了防止卖空投机和股市恐慌时打压市场，卖空单只有在股价上升时——也就是说卖空股票的价格高于上一个成交价时——才被认定有效。当然，这些改革无论如何也会到来，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理查德·惠特尼的丑闻使得这一改革提前到来了，从这一点上讲，华尔街可能还要感谢这个华尔街最著名的罪犯。理查德·惠特尼的丑闻案使这些改革更容易取得成功，而这些改革的成功又为在战后将要在华尔街上演的一次真正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繁荣，一次影响深远的繁荣，一次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大牛市最疯狂的年代中，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繁荣。

 第十四章 “华尔街也是……主街”（1938年～1968年）

• ）格雷厄姆不需要知道，他只需要买入杜邦公司的股票，同时做空同等数量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然后耐心等待市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当市场最终自我更正时，杜邦公司的股价大幅上扬，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仍然保持稳定，这使格雷厄姆得以在通用汽车上毫发未损地平仓，同时在杜邦公司上狠赚了一笔。这两次投资运作充分展示了格雷厄姆拿手的投资技巧，那就是找到价值被低估的公司股票，并投资于该股票，然后等待市场醒悟过来。他特别强调公司运营资本和现金在评估公司价值中的重要性，然后才是厂房和设备等固定资产，他还提醒大家要注重商誉等无形资产。格雷厄姆认为，在评估一家公司的价值时，最重要的是计算出其净流动资产，也就是说，公司所拥有的现金和其他可以迅速变现的资产加起来，减去公司所有的流动负债，如果得到的数字很高，那么这家公司的价值就有很好的安全保障，下跌的风险有限，而上升的空间很大。当然，要进行这种投资，另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耐心——这是一种在华尔街极为少见的美德，在华尔街上，往往本季度末似乎就已经是时间的尽头了[插图]。作为一个挑选股票的奇才，格雷厄姆的名声迅速传播开来。1926年，他开办了一家投资公司，管理45万美元的资产，短短3年之后，这个数目增加到2500万美元。在那些年里，格雷厄姆的业绩持续超过道琼斯指数的表现。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对一个基金经理来说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绩。1928年，伯纳德·巴鲁奇想吸收他为合伙人，但被他拒绝了。当然，在牛市里赚钱相对容易，能不能在熊市里将它们保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1929年的道琼斯指数虽然经历了市场崩盘，但由于年初上涨了很多，所以全年的整体跌幅只有15%，但是格雷厄姆的基金却跌了20%。第二年，格雷厄姆以为熊市已经结束了，就实施了一项激进的投资策略，事后证明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失败。在1930年，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9%，但格雷厄姆的基金下跌了惊人的50%。但是，随后的一年，当道琼斯指数继续下降48%的时候，格雷厄姆将他的损失控制在了16%。到1932年，市场终于触底了，市场呈现出熊市结束时典型的超卖现象，格雷厄姆发现了无数符合他投资标准且有良好投资前景的公司。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的时候，格雷厄姆已经将他在大股灾前后损失的所有钱都赚回来了。为了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格雷厄姆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一门课，这门课的课程介绍上这样写道：“本课将讲述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投资理论，它将教你分析股票价格背离其价值的原因，并帮你发现价格被低估的股票。”这门课程很快就声名远扬，前来听课的不仅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还有很多华尔街的专业人士。
• 1934年，格雷厄姆和大卫·L·多德（David L.Dodd）合著的《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出版了，这是一本大学本科水平的教科书。1949年，他又出版了《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它是一本写给那些想成为聪明的投资者的人看的书。自从出版以来，这两本书再版了无数次，每版都售出了数十万册，这在一个每年有几百本新书出版的领域[插图]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大部分这类书在书店的书架上都是昙花一现，其寿命比最新的侦探小说还要短。这种空前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就像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他是格雷厄姆的学生，并为格雷厄姆工作过）所解释的那样：“读懂格雷厄姆的书的人，全部发了财。”查尔斯·美里尔和他的追随者将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手段运用到推销股票中去，建立了庞大的研究部（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还是前所未闻的）来“生产”大量选股建议和各种市场评论。纽约证券分析协会（New York Society of Security Analysts）于20世纪30年代成立，当时只有20多名会员，到1962年，它已经有大约2700名会员了。

 第十五章 “是为贪婪说句好话的时候了”（1968年～1987年）

• ·20世纪60年代初期，牛市结束。此后的华尔街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以共同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市场的交易量也逐年增高。个人投资者在市场交易量中所占的份额逐步下降，他们转而将资金委托给专业理财的基金经理们，明星经理在市场中声名鹊起，身价连城。·激增的交易量使得华尔街的后台运作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技术有效地改善了这一情况。1965年，交易所将自动收报机与电子显示屏连接，使得在交易大厅里的所有人能够同时看到股价。·1971年，美林公司成为第一家上市的华尔街投资银行。随后，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华尔街投行也逐步打破了不向公众出售股份的百年惯例，放弃合伙人制，成为公众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进入滞胀时代（即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同时存在），通货膨胀、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股市低迷，使得华尔街再一次陷入困境，“华尔街即将灭亡”的论调再次出现。然而，在这一片哀声之中，那些将会给华尔街带来巨大繁荣的变革也正在悄悄地发生。·华尔街经纪人的固定佣金制和《梧桐树协议》一样古老，长期以来，它是华尔街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铁律。随着机构投资者力量的壮大，迫于其他市场的竞争压力，纽约证券交易所最终于1975年放弃了长达183年的固定佣金制，这标志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私人俱乐部”时代终结。·197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证券法修正法案》，该法案要求将全美的证券交易所和三板市场连接起来，形成统一市场。1978年，跨市场交易系统投入运营。在这个扩大了的无形的电子交易平台上，纽约证券交易所利用其长久积累下来的影响力，仍然保持了巨大的竞争优势。·1971年的纳斯达克成立敲响了美国步入新经济时代的钟声。纳斯达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成就了微软、苹果、思科、英特尔、甲骨文、戴尔、雅虎、亚马逊、谷歌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并使得硅谷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摇篮。科技和资本的结合机制使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扩张期，并引领了20世纪最后30年新经济的发展。
• 当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大牛市开始停滞下来的时候，华尔街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些变化几乎完全是象征性的。1907年，穆里尔·赛伯特（Muriel Siebert）成为第一位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席位的女士——这离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在“船长”范德比尔特的资助下创立经纪公司已经有98个年头了。3年之后，约瑟夫·L·瑟尔斯三世（Joseph L.Searles Ⅲ）成为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席位的第一位黑人。然而，更为重要的一些变化发生在一些大机构和经营它们的人之间（他们几乎仍然全都是男性），这些人是华尔街的明星。20世纪20年代的明星，如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和约瑟夫·肯尼迪，他们一心一意只为自己谋利，他们占据了华尔街各类报纸的头条。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弗雷德·卡尔（Fred Carr）和杰拉尔德·蔡（Gerald Tsai）成为华尔街上的焦点人物。弗雷德·卡尔管理着“企业基金”（Enterprise Fund），在1967年，道琼斯指数上涨15%，而这只基金的净值上涨了117%。杰拉尔德·蔡在富达资本公司（Fidelity Capital）负责投资，他因善于选股而一举成名，1966年，他离开富达，创办了自己的共同基金——曼哈顿基金（Manhattan Fund），在初期募集资金的时候，他本来只期望能募集到2500万美元，但是公众投资者蜂拥而入，一共给了他超过2.7亿美元的资金让他管理。但是，个人投资者在华尔街上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他们越来越多地将资金交给机构投资者去管理。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股市的个人投资者数量翻了一番，但是他们的交易量在华尔街全部交易中所占的份额却无情地下跌了。在1961年，个人投资者的交易量占纽约证券交易所总交易额的51.4%，机构投资者占26.2%，剩下的是交易所会员公司用它们自己的账户所进行的交易。然而到了1969年，机构投资者所占的份额已经上升到了42.4%，个人投资者所占交易份额则下降到了33.4%。除了个人投资者的数目不断增长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更为多样化以外，交易量稳步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机构投资者投资组合的换手率大幅上升。人们的目光越来越多地关注在明星基金经理身上，因而对基金经理“业绩”的压力越来越大，而用来评估这些业绩的时间段却越来越短。在1955年，平均而言，共同基金年换手率大约为1/6，而到了1960年，50%的换手率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机构投资者现在可以进行大宗交易（每次以1万股或更大的数目买卖证券称为大宗交易），所以，毫无疑问，交易量开始螺旋式上升。在1966年售价仅为27万美元的交易所交易席位，两年之后就卖到了50万美元以上，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从未见过的高价。但是，华尔街显然还没有为这么大规模的新增交易量作好准备，由此引发的后台混乱使纽约证券交易所不得不大幅度缩短交易时间，以便让它的会员公司能够及时完成各种后台工作。在1968年的春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决定每周三闭市，这个规定直到1969年1月才被废止，其后华尔街恢复了每周5天的交易，但每天的交易时间仍然较短。一直到了1970年5月4日，一切才恢复正常。
• * * *随着机构投资者力量的壮大，他们反对固定佣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固定佣金的历史几乎和华尔街股票交易的历史一样长。事实上，1792年签订的《梧桐树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设定固定佣金：“我们，在此签字者——作为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庄严宣誓，并向彼此承诺：从今天起，我们将以不低于0.25%的佣金费率为任何客户买卖任何股票。”纽约证券交易所一直在交易大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方面保持着绝对垄断地位，它的这种垄断地位从1869年就开始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逐步消失。而它的客户，不论大小，都对这种固定佣金无能为力。但是，华尔街从来都不像它的名字听上去那样是一个利益的整体，银行、大保险公司、路边市场、柜台交易市场（over-the-counter market，OTC市场），以及纽约以外的很多地区性交易所，它们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甚至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们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那些靠佣金生存的公司（与公众进行交易的经纪公司）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那些专门经纪人（他们在交易所场内进行交易）则有不同的利益。对那些收取佣金的公司来说，只要能得到最好的价格，不管在哪个市场买卖都可以；那些场内交易人则当然希望交易被严格限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内进行。柜台交易市场是由经纪人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网络，为那些不在任何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股票提供一个交易市场。经纪人们为客户提供买卖这些股票的机会，并通过买卖之间的差价赚取利润，而这些股票的价格每时每刻都可能变化。柜台交易市场主要依靠电话和电传——在很早以前这两种通讯工具就已经将全美的金融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事实上，他们是新的“街边交易者”，只不过他们现在通过电话做生意，而不再是站在马路边上了。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交易他们愿意交易的任何股票。并且，因为他们的交易成本更低——不用向交易所缴费，所以常常可以提供比在交易大厅里更好的价格。很多大经纪公司很自然地想利用柜台市场上这一价格优势，而且事实上，法律也要求它们这样做，《联邦证券法》就要求经纪人为客户寻找到股票的最好报价。但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专门经纪人们通过交易所的管理委员在1955年制定了《394条例》（Rule 394），该条例禁止会员公司买卖交易所以外的股票，“除非是在交易所特别豁免的情况下”。换句话说，联邦法律要求经纪人们去寻找能给出最好价格的市场，而纽约证券交易所却禁止他们这样去做。
• 但是，共同基金和其他大机构不必受交易所条例的限制。本来属于纽约交易所的交易量，现在流向了地区性交易所和柜台交易市场，也就是所谓第三市场（Third Marker）。1955年到1962年之间，纽约交易所挂牌股票在柜台外市场的交易量上升了185%，尽管其总量仍只是这些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量的5%。但是，一些柜台交易市场的会员公司不断成长，渐渐发展得像纽约交易所的主要会员公司一样大了。以前默默无名的威顿公司（Weeden & Co.）在1961年的交易额高达9亿美元。作为报复，纽约交易所从两家柜台交易市场的公司里强行搬走了它们的自动股票报价机——如果没有来自纽约交易所的各种报价作参照，它们的生意就无法进行。1962年，纽约交易所的这一行为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
• 美国政府最终被迫放弃了银本位制，财政部开始回收白银券，并降低银币中的白银含量，甚至有的银币中完全不含白银。结果，按照经典的格雷欣法则，此前一直流通的旧银币，在这种被称为“三明治银币”的新银币出炉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就从市场上消失了。20世纪70年代初，巴克·亨特兄弟看到了在白银上的机会。1971年，尼克松总统切断了美元与贵金属的最后联系——他结束了国际金本位制。此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外国政府可以按固定比例用美元兑换黄金。随着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作为后果之一，黄金和白银相对于美元的价值也逐渐增加。此时，对美国公民来说，以金条的形式持有黄金是非法的，于是亨特开始购买白银。他大量收购白银，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使银价翻了一番。1974年，银价从每盎司3.27美元上升到了6.70美元。而且，他的做法几乎和所有现代的商品交易商都不一样，他要求实物交割，希望藉此使白银从市场上消失。到1979年，亨特兄弟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白银，总量超过2亿盎司，基本上相当于公认的白银流通总量。随着可供交易的白银日渐稀少，白银的价格在1979年全年都在节节攀升。蒂芬尼公司[插图]甚至暂停白银首饰业务，以便将其所有的商品在一个更高的价位上重新标价。这年年末，白银市场上的卖空者开始消失了，随着他们购买白银进行平仓，白银市场上因亨特兄弟大量收购而产生的巨大买压进一步加大。1980年1月初，白银价格高达每盎司50.06美元，黄金与铂的价格也飞涨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度，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另一部分原因是当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白银囤积操作的溢出效应。此时亨特兄弟的白银储量的价值（尽管只是账面价值）已高达100亿美元，近60年来华尔街的第一大囤积操作眼看就要得手了。但是，困扰每一个囤积商的问题现在也使得亨特兄弟陷入了麻烦。他们用白银作为抵押品，以支付保证金的方法大量举债购买白银，而在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这些年里，基准利率已经高达19%，巨额的利息支出，即使对富有的亨特兄弟来讲也如同噩梦一般。此外，正如110年前的黄金囤积投机一样，美国政府拥有大量以银块或尚未流通的银币形式存在的白银储备，那是可以将囤积者一举击溃的撒手锏。最后，随着白银价格上涨到10年前的10倍，许多因常年亏损而关闭的银矿由于有利可图又重新开始运转起来了。此外，也有很多收藏在阁楼和地下室的银器又回到了市场上，旧银币所含白银的价值甚至比它们的面值或收藏价值高出许多，很多人决定在此时银价高涨的时候将它们及时出手。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美国家庭认定，此刻是将他们祖母留下的那些样式丑陋、长久不用的银质茶具变成现金的最好机会，没有人知道这期间有多少吨维多利亚时代的银器被熔化，然后源源不断地流入日益飙升的白银供给之中。随着市场上白银供应量逐步增加——而亨特兄弟几乎是市场上唯一的买家——白银的价格开始回落，亨特兄弟被迫去借越来越多的钱以支持银价，直至耗尽他们原先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财富。美国的各大银行和经纪公司也精疲力竭了，因为它们给亨特兄弟的贷款已经超过8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前两个月内美国所有银行贷出总额的10%。到1980年3月，银价跌到了每盎司40美元，而且还在急速下跌。3月27日，囤积操作彻底垮台，亨特兄弟无力应付新一轮的保证金要求。他们的经纪人自己也已身处危境，于是开始出卖他们，恐怖迅速笼罩在华尔街上。银价在一天之内下跌了一半，报收于每盎司10.82美元，股市随之大幅下跌。当“白银星期四”（Silver Thursday）结束时，亨特兄弟的损失高达10亿美元。美国各大银行和美联储采取紧急措施阻止了这场恐慌的蔓延，使之没有演变成全美金融系统的大灾难。第二天，股市直线回升，华尔街迅速恢复了正常。但是，对于亨特兄弟来说，一切都不再一样了，银行重组了他们的债务，允许他们在10年之内逐步还清债务。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白银价格最终将要稳定下来的假设之上，而20世纪80年代，随着通货膨胀的逐步消退、采矿业的兴盛和对白银需求的滞缓，白银价格实际上在不断下降，亨特兄弟的经济状况也随之越发困窘，终于，他们在1987年被迫宣布破产。而此时，华尔街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了。

 第十六章 “这种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呢？”（1987年～1999年）

• 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人类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实现了全球化，并使得世界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90年代的股市更是一路高歌猛进。在资本市场的催生和推动下，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脱颖而出，成为引领美国新经济增长的引擎。在世纪之交的前夕，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了1万点。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呢？”……
• ·1982年道琼斯指数第三次突破1000点，此后它再也没有跌破过这个数字。·1987年8月25日，道琼斯指数达到了顶峰，随之而来的股市下跌唤回了人们对1929年股市崩盘的记忆。尽管这一次市场崩溃来势凶猛，而且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得这一次股灾波及世界其他金融市场，但是这一次股市灾难中的人们的命运却并没有那么悲惨，与60年前的人们不同，他们已经学会了分散投资。·1987年的股市危机期间，美联储对市场进行了救助，以免股市危机演变成全国性恐慌，这与1792年汉密尔顿的做法一脉相承。而在这相隔195年的两次政府干预股市危机的行动之间，面对每一次金融危机，杰斐逊主义放任自流的思潮一直占据上风。·在挽救此次危机的行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此时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格林斯潘。他所做的正如60年前的斯特朗所说的那样：“对付任何此类危机，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金钱充斥市场。”市场恐慌很快结束了。·这个时代的华尔街有两个著名人物：鲍斯基和密尔肯。20世纪80年代，杠杆收购进行得如火如荼，鲍斯基热衷于风险套利——对潜在的被收购公司进行投机。不幸的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胜算，他用装满现金的箱子去换取自己所需的内幕信息，最后锒铛入狱。密尔肯则开创了著名的垃圾债券市场，他认定这种信用等级很低的债券的潜在回报高于其孕育的风险，他对垃圾债券出神入化的操作使他一度被追捧为华尔街的金融天才。他最终被判入狱10年，并被处以6亿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商业史上对个人的最高罚金。·20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股市进入了一个一日千里的时代，截至1999年夏天，道琼斯指数较1990年年初上涨了400%，较1980年年初上涨了1300%。此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每天的日交易量比20世纪40年代任何一年的年交易量都高。·20世纪90年代后期，雅虎、亚马逊、谷歌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发展壮大，互联网成为改变经济格局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也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网络股的兴起、网上投资的出现是华尔街所能感受到的最直观的变化，同时，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无疑也加速了正在进行之中的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一体化后的世界金融市场如何面对跨越国界的金融监管，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 为了使华尔街更好地迎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改革，同时华尔街在投资者教育上也花费了巨资。跨市场交易系统和纳斯达克市场开始运营，债券电传系统（Telerate）也于1969年建立，它使得银行的债券部门能够随时跟踪债券价格，这个系统迅速成为美国国债的电子交易市场。美国国债不仅拥有大量本国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地被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投资者持有。1973年英国路透社开发了一个系统，叫做全球外汇实时报价系统（Monitor Money Rates），该系统使得全球的外汇交易员可以24小时进行不间断交易。与此同时，参与全球交易的成本也大大降低。1950年从美国本土向其他国家一共打出100万个越洋电话，每一个电话都要通过接线员转接，而且还需要事先预约。到了1970年，随着财富的增加和电话费用的不断下降，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2500万个。此后，随着微处理器取代接线员，通信卫星大大提升远程通信能力，通信成本直线下降，这一数字也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到1995年超过了28亿。换句话说，这个数字在50年内增长近3000倍。大多数这种通信已经不再需要人工参与，只要通过计算机联网，大量的数据就可以瞬间传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人类就实现了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 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政府无力应付那场异乎寻常的通货膨胀（那是美国在和平时期经历的最糟糕的一段时光），美元的购买力每年以12%的速度下降。选民们的真实收入没有增加，但是由于通货膨胀，他们的名义收入增加了，所以又不得不缴纳越来越高的所得税。愤怒的选民使卡特成为自胡佛以来的第一位“一任总统”，并选择里根来接替他。里根和卡特不一样，他愿意采取措施来结束通货膨胀，但他同时也必须接受这种政策的后果：一次经济大衰退。在里根政府的支持下，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狠狠地踩了一下经济的“刹车”，他大幅提高贴现率，其他利率随之升高。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以天才的融资能力闻名的地产商威廉·泽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说过一句名言：“即使花20%的利率去举债，我也不愿因花时间等待最优利率（即银行为信用等级最高的贷款者提供的贷款利率）而坐失商机。”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优利率本身已经达到了20%。这一举措将失业率推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10%，公司赢利锐减，道琼斯指数狂泻20%，跌到了800点以下——道琼斯指数第一次达到800点是在15年前。报纸和电视新闻里充斥着里根也要成为“一任总统”的论调。但是，随着通货膨胀压力减退，1982年夏天，美联储开始降低贴现率。股市作为经济的先行指标，在这年8月的一次疯狂买入浪潮之后开始迅速攀升。1982年，道琼斯指数再次突破1000点，这是道琼斯指数第三次突破1000点，此后，它就再也没有跌破过这个数字。的确，道琼斯指数从此持续上升，除了有一次较大的例外。1985年12月11日，道琼斯指数首次达到1500点——在短短3年时间里上涨了50%；而仅仅一年之后，1987年1月8日，达到了2000点；又只过了6个月，在1987年7月17日，它达到了2500点——这在10年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很多人看到如此短的时间内股市急速上升，不由想起20世纪20年代的伤痛记忆，于是，“很快将会有一次大调整”的论调开始充斥市井。这种悲观情绪的产生不只是由于对1929年市场崩盘耿耿于怀，事实上，利率也在逐步上升。日本电话电报（Nippo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简称NTT，日本电信业的垄断者）准备在当年秋天首次公开发行350亿美元股票。听到这个消息后，投资者为了认购这些股票开始抛售美国证券，特别是美国国债，巨大的卖压将美国国债利率推到了10%以上。当最安全的投资工具的回报率都如此之高时，很多人开始怀疑是否应该购买平均市盈率高达23倍的股票了。
• 这种情形不由让人想起1929年。那年，市场在9月3日触顶，在随后几周内下跌了21.6%；而1987年，市场在8月25日触顶，随后下跌了17.5%。1929年，市场曾在两天内（10月28日和10月29日）下跌23%，而1987年，它一天就下跌了22.6%。在这两年，都有很受市场推崇的分析师（虽然他们并不是市场上最德高望重的人物）——1929年的罗杰·巴布森和1987年雷曼公司的伊莱恩·嘉莎莉利（Elaine Garzarelli）——对大灾难作过预测。在1929年是保证金要求和卖空造成了市场大跌，而在1987年是程序化交易和一些用资产组合保险理论（portfolio insurance，滑稽的是，这一理论原本是用来降低风险的）管理的基金加剧了市场的下滑。并不奇怪，媒体和很多了解华尔街运作方式的人都预见到了这次大崩溃。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James Goldsmith）是一位传奇式的英国金融家，他预见到了这次市场崩盘，并已经在不久前将其所有的股票清仓，他称他的预见是“在‘泰坦尼克号’的桥牌室里赢了一盘决胜局”。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这一回，“泰坦尼克号”并没有沉没。第二天，虽然市场在上午仍然大幅下跌，但到中午的时候已经稳定下来，接着就迅速反弹了。随后，市场在两年内就回到了原先的高位，并在1991年4月17日攀升到3000点。今天[插图]，距1987年崩盘短短的12年后，我们就几乎把它遗忘了，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很多，但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在1929年，市场中个人投资者的绝大部分资产都投资在资本市场，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市场崩盘来临，那些原先因为虚拟资产的膨胀而感觉自己很富有，从而一向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一文不名，他们的消费迅速缩减——而这会将整个经济直接拖入泥潭。但是，到了1987年，投资者已经学会分散投资，他们除了将大部分资产投资于证券以外，还投资于其他方面，特别是房地产，因此尽管市场崩盘令人痛心，但还不至于让他们彻底破产。第二个原因是，两次危机爆发时，当局对这种事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1929年危机发生后，胡佛总统费尽心思一再向公众保证华尔街是个投资的好地方，但结果适得其反，这只能使人们更加担心。而1987年的里根总统却对当时的市场崩盘极少谈论，他这种非常放松的、认为“这种事情司空见惯”的态度反而让投资者增强了信心。与此同时，白宫悄悄地借钱给几家大公司用以回购自己的股票，并且大肆宣扬回购正适得其时，这些公司的实际行动比总统所能作出的任何保证都更有影响力。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联储的态度和对策。与1929年不同，这次美联储在市场恐慌中采取了一个中央银行应该采取的行动。保罗·沃克尔刚刚退休，接替者是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格林斯潘此时还不像他后来那么家喻户晓，但他知道该做什么。60年前，本杰明·斯特朗曾一语中的：“对付任何此类危机，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金钱充斥市场。”事实上，这也正是格林斯潘所做的，在10月20日星期二早晨，美联储在市场上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此举的直接效果就是增加了大约120亿美元的银行储备。随之，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 Rate，这个利率决定短期利率）下降了0.75个点——这是一个巨大的单日下降幅度。而一旦资金流动性得以回复，市场恐慌也就很快结束了，这是自1792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成功救市以来美国中央银行第一次成功地阻止了市场恐慌，而没有使其导致经济灾难——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托马斯·杰斐逊的阴魂终于被永远逐出了这个国家的市场。
• 博斯基靠作风险套利（risk arbitrage，这是华尔街上的一个新现象）来赚钱，他首先买入一家潜在的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一旦收购完成，一般来说，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会上涨，这时他就将股票卖掉，狠赚一笔。在这种操作中，他只有一个风险，那就是：如果收购没有实现的话，他就只好自己兜着了。1982年，当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收购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的企图以失败告终时，博斯基损失了2400万美元。为了提高成功的概率，博斯基开始编织一张由那些愿意为他提供内部消息的银行家和经纪人组成的网络，其中包括基德·皮博迪公司（Kidder Peabody）的马丁·西格尔（Martin Siegel）和德莱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插图]（Drexel，Burnham，Lambert）的丹尼斯·林文（Dennis Levine），这些公司都是老牌并且受人尊敬的公司。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只要是为客户尽职谋利，利用内部信息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事实上从19世纪30年代起，尽管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办法界定什么是内幕交易，内幕交易却一直都是非法的。而且，博斯基所作的内幕交易使人几乎无法为他辩护——他用装满现金的箱子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内部信息。1986年11月14日，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博斯基已经承认他的很多行为触犯了《证券法》，并正在接受政府的进一步调查。最后，博斯基被判入狱3年。
• 密尔肯最擅长的领域有一个不幸的名字，叫做垃圾债券。这些债券通常有比政府和蓝筹股公司发行的债券更高的收益率，但它们的收益率高是因为它们有更高的风险。一些垃圾债券的信用等级被定得很低，原因是发行这些债券的公司已经陷入困境。但是，密尔肯认为，很多垃圾债券的实际回报率已经超过了补偿其风险所需的回报率，所以是很好的投资。密尔肯还意识到，发行垃圾债券可以为由微处理器出现所引发的一系列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资金。新技术领域的公司当然蕴藏着风险，但是其潜在的回报足以补偿这些风险。密尔肯把这一哲学运用得淋漓尽致，扶持了诸如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也就是CNN）等公司的起飞，CNN对美国电视新闻行业起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有麦克格雷（McGraw Cellular）公司，它是一家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移动电话只出现在科幻小说里，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想象，而在今天的城市中，移动电话几乎像手表一样随处可见。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杠杆收购热潮的兴起，密尔肯和德莱克塞尔公司也开始用垃圾债券为杠杆收购提供融资。1985年，罗恩·佩尔曼（Ron Perelman）就是靠着密尔肯和德莱克塞尔公司为其发行的垃圾债券的帮助，控股了露华浓公司（Revlon）。第二年，当杠杆收购浪潮达到顶峰时，股市也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密尔肯当年从德莱克塞尔公司得到了一份高达5.5亿美元的年终奖金，这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薪水最高的雇员。即使让密尔肯在1987年1月1日彻底破产的话，仅他1986年的年终奖金就可以使他成为《福布斯》富豪榜400人名单中的前三名。但是，就在那一年的年底，伊凡·博斯基为了能够减轻罪责，开始指控别人，他指认密尔肯也是他获得非法内部信息的一个来源。迈克尔·密尔肯在多大程度上犯有罪行？也许，他实际上只是博斯基这类为了自救而乱咬人的骗子和那些希望通过一案成名的野心勃勃的公诉人的牺牲品。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陪审团对这些问题依然意见相左。而在当时，他被控犯有不少于98条重罪，如果这些罪名都成立的话，足以使他入狱500年，同时他被威胁说他的兄弟也将受到指控，于是他只好与法院达成了妥协——对其中少数较轻的指控认了罪。尽管当时的女法官承认，她在密尔肯的账目上发现的问题不超过几十万美元（这个数目还不足密尔肯1986年年终奖金的5‰），但是她依然判处密尔肯入狱10年（是博斯基刑期的3倍），并且处以6亿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商业史上对个人的最高罚金。其实，密尔肯最大的罪过是狂妄自大。他确信他有能力作成任何他所染指的交易，同时也低估了他的敌人。密尔肯作为一个金融家之所以走向毁灭，是因为他没有摩根那种对事物极限的把握能力和对周围敌对势力的敏锐洞察力，因此，像很多20世纪80年代翻云覆雨的华尔街人一样，他认为好光景会永远继续下去，不知不觉中他把自己当成了宇宙的主人。
• 其实，这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互联网本来就是个传染跟风情绪的最好系统，那么由谁来监管这种正在出现的新交易方式呢？答案是，还没有人。就像20年前密特朗所发现的那样，市场正在彻底地全球化和一体化。华尔街已经超越国界，其影响力也超越了国界，而监管却只能止步于各国的边境之内。要改变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如果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性市场的监管体系，必然要牵涉到世界大国在主权上的实质性让步，但是没有什么是比让一个国家在自由和独立问题上让步更难的事了。人类就是这样，也许只有一场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的金融灾难才能带来这样一个统一而有效的全球监管体系。

 附录1 华尔街上的硝烟（2000年～2004年）

• 在华尔街这几年的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能以如此之快的速度从三次严重的打击中复苏过来——网络股的破灭和经济衰退、“9·11”事件和2002年的公司丑闻。华尔街从这些危机之中迅速恢复过来，充分反映了其作为世界主要资本市场和全球金融体系中心的强大生命力。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华尔街的历史是一部经历无数灾难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以防灾难再次发生的历史。从它的童年开始，华尔街就经历了恐慌、战争、火灾、骚乱、恐怖主义和无数的其他磨难，每一次，华尔街都度过了危机。同样，相信华尔街未来还会继续遇到新的挑战，也必须学会应对这些挑战。或许，只要这个世界有人需要资本，而又有人能提供这些资本，在曼哈顿岛南端的这个伟大的金融市场就不会消失，会有无数的人来到这里，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

 附录2 金融危机大事记（2000年～2011年）

• 总融资金额超过230亿美元，成为近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IPO。上海汽车集团持有其1%的股份。·2009年5月7日，美国银行压力测试公布结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对19家大型银行的“压力测试”结果表明，有10家银行需要设法补充约750亿美元资本金，以应对经济衰退加深的形势。·2009年6月17日，随着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监管体制的种种弊端，美国各界对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并将方案细化为立法草案送交国会参众两院。其核心内容是从金融机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危机处理和国际监管合作等方面全面革新美国金融监管系统，美联储成为对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超级监管者”，。·2009年6月18日，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美国合众银行（U.S.Bancorp）和BB&T分别发表声明称，它们已经各自分别偿还了547亿美元、250亿美元、100亿美元、66亿美元和31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援助基金（TARP）。5家银行的还款总额达到了547亿美元。2009年12月9日美国银行宣布已偿还450亿美元TARP资金。2009年12月14日，花旗集团与政府达成协议将偿还200亿美元援助金。·2009年7月1日，因美国国际集团（AIG）曝出巨亏，其股票遭投资者抛售，其市值较一年前的最高位已下跌了99.85%，股价自每股622元高位跌落至每股0.32美元。2009年8月7日，被政府几度救助的AIG股价大幅回升，两日最大涨幅111%。至年终，AIG股价从最低的每股0.35美元持续飙升，最高价达每股55.90美元，涨幅突破百倍。·2009年10月，美国失业率达到10.1%，突破两位数，创下1983年以来最高水平。·2009年10月22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接受政府救助最多的7家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实施高管限薪令。华尔街的高薪问题一直是美国民众对华尔街诟病最多的方面。此次华尔街高薪限令的实施，被认为是美国政府与华尔街在这个问题上的漫长博弈取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2009年11月25日，迪拜财政部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标准普尔和穆迪下调了迪拜国有企业的债权信用等级，亚太和欧洲股市全面下跌。·2009年12月12日，众议院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2009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H.R.4173法案》），根据该监管改革方案，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将全面重塑，其中，美联储将成为“超级监管者”，全面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还将新设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赋予其超越目前监管机构的权力。方案一出台，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反对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美国政府扩大美联储权限和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有关主张。·2009年10月20日，当美国还在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之路上苦苦挣扎时，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并迅速蔓延整个欧洲市场。·2010年1月12日，奥巴马宣布为了收回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损失，要向大型金融企业开征“金融危机责任费”，要求对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公司征收相当于资产规模0.15%的费用，预计未来10年中可筹集900亿美元资金。预计这笔费用收入当中的60%将来自10家最大型的金融机构。“金融危机责任费”政策意味着华尔街和美国政府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政府宣布一项新的提案，主要是限制单个金融机构的绝对规模，同时对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自营交易业务的范围设限，试图对华尔街进行“瘦身”。·2010年3月15日，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Dodd）公布了一份新的金融监管改革议案。·2010年4月16日，美国证监会宣布起诉高盛集团，指控高盛集团涉嫌在次级抵押贷款业务金融产品问题上欺诈投资者。随后美国证监会宣布彻查美国19家大型银行。在经过3个多月的谈判、诉讼和调查之后，高盛集团同意支付5.5亿美元的和解费用与美国证监会就民事欺诈指控达成和解，成为美国证监会（SEC）迄今对金融机构的最高额罚款。·2010年4月20日高盛公布的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因固定收益交易利润创新高，高盛净利润增长近一倍，至32.9亿美元，合每股盈余5.59美元。上年同期分别为16.6亿美元和3.39美元。·2010年5月6日，道指在后市一度重挫998.50点，创下盘中点数跌幅纪录，此低点与当日盘中高点之差高达1010.14点。传言称，暴跌千点系华尔街投行某交易员将百万误打成十亿所致，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取消部分交易，对此展开调查。·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纷纷陷入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2010年5月2日，欧元区启动1100亿欧元救助希腊计划；2010年5月10日，欧盟联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一项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同时，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德国等各欧元区政府各出台150～500亿欧元不等的财政紧缩计划。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拖累，欧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1.19，创下自2006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2010年5月20日参议院以59票赞成、3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与众议院版本相比，参议院版本法案在监管措施方面更为严厉。两院需协商出统一文本后各自重新进行投票表决。·2010年6月4日～5日，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韩国釜山召开，各国对征收银行税未能形成共识。·2010年6月16日，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发表声明，要求其监管的美国两大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与“房地美”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所退市。“两房”股价立刻暴跌约四成。“房利美”和“房地美”股票于7月8日从纽约和芝加哥证券交易所退市，同日转至场外交易市场。·2010年7月21日，经奥巴马总统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全称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在美国各个利益阶层的博弈和世界各国的关注中最终得以通过。该法案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最为系统和全面的一次金融改革举措，也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体系第一次大规模修正，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格拉斯-斯蒂格尔商业银行法》颁布以来对美国金融业影响最深远、最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该法案在降低杠杆率、提高安全性、弥补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原则性的改进方向，同时试图兼顾金融风险的防范和金融市场的繁荣。·2010年7月21日《金融监管改革法》正式通过后，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成为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的“首批牺牲者”。为了避免可能的诉讼官司，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陆续向客户发出紧急通知，禁止客户在新发行债券的相关文件里引用它们的信用评级，美国资产担保证券市场因此受到较大影响。·2010年11月4日，美联储宣布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方案，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将在2011年第二季度前购进约6000亿美元的国债，同时维持0～0.25%的历史最低利率至更长时间。·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出台后的华尔街走上了漫漫复兴之路。金融危机也迫使华尔街乃至全世界对于金融市场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反思。·与此同时，新兴资本市场，尤其是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显现出其强大的活力与竞争力。2010年，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市场，并一举超越日本市场成为仅次于华尔街的全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

 读史偶得 《伟大的博弈》再版跋

• 读史偶得 《伟大的博弈》再版跋一直以来，世界上众多经济专家或历史学者经常苦苦思索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大不列颠和日本会先后战胜满清中国？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济史专家麦迪逊估计，按当时可比价格计算，清政府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英国的4倍和日本的5倍。如此悬殊的国力对比，到底是何原因使两个入侵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诘于此问，中外史家众说纷纭。结论多不外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入侵帝国的坚船利炮。这虽然不失为主要原因，却仍显笼统和肤浅。在拜读了祁斌先生的译作《伟大的博弈》之后，终对此问有了更深层的感识。适逢今日祁斌先生邀我作跋，故不避孤陋寡闻，将杂想略呈一二，以期共勉。近代史中，两国逐战，孰胜孰败取决于将士之勇，更取决于对手之间的经济财力，比的是双方的国防经费。然由此而论，按当时的比例数字，为什么国力数倍于英、日的满清却惨败而归呢？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法回避和显而易见的。按当时入侵国和满清的国内生产总值实力比较，英日显然弱一筹；但是，他们集资融资的能力却不是满清国可比拟的。在筹集国防经费方面，两国拥有的正是清朝所欠缺的现代工具——资本市场。从现代政府财政来源的角度看，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渠道十分有限，不外是苛捐杂税，乃至非常时期的卖官鬻爵。由于朝廷上下官员贪婪腐败，常常中央政府一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经层层盘剥累加之后，到了百姓头上就变成了三两的赋税。因政府集资手段原始，效益低下，故不仅民负重大痛苦不堪，且政府军事财力也十分匮乏。再反观英日两国，其不但有较为有效的税收渠道，更有非常制度化、便利的金融手段——向资本市场发放国债，直接向百姓借钱。以如此方式变剥夺为许诺，英日政府不但顺利筹集到大量军事国防经费，更直接推动了两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可叹巍巍清政府，在打仗的节骨眼上却拿不出钱来！以史为鉴，落后就要挨打。吃一堑长一智，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了金融市场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历史伟人*的亲自推动下，中国在1990年重新建立了资本市场，历经20年风风雨雨的飞速发展，它已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金融市场。任何新事物在新生的环境中，总不会恣意平坦地生长扩展。中国的资本市场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集资、融资、投资等各个环节上，还不尽如人意，显现出许多新兴市场的共同弱点：盲目、无序、充满投机性，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起到有效分配和利用社会资本的作用。怎样正确地看待和发展这个新兴的市场，是监管当局在目前处理市场监管和发展这一矛盾时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鉴史论今，祁斌先生精译的《伟大的博弈》一书，娓娓道来，向读者展开了极富现实意义的美国金融市场发展史画卷。整篇通俗流畅、一气呵成，充满真知灼见。纵观其两三百年的发展史，资本市场既是一个物欲横流、鱼龙混杂的场所，又是一处汇集智慧、永远创新的地方；它时时投机充盈，刻刻险情迭出、危机四伏，但永远集聚商机，洋溢活力，充满挑战性；毋庸讳言，它也是一个极富人性的地方。20年与200年，各自的发展和成熟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资本市场尚处于汲养料、长身体的时期，需要我们少苛求、多爱护、积极引导，需要我们不断推出此类佳作译著为它提供前车之鉴，让它少走弯路，让我们共同促进它的壮大与成熟。梅建平长江商学院金融系教授201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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