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与慢》读书笔记

《思考，快与慢（第二版）》

[美]丹尼尔·卡尼曼

56个笔记

序言

思考以下问题时，请假设史蒂夫是从代表性样本中随机挑选的人物。邻居这样描述史蒂夫：“他非常腼腆，少言寡语，乐于助人，但对他人或现实世界没什么兴趣。他性情温和，干净利落，做事井然有序，关注细节。”请问，史蒂夫更有可能是图书管理员还是农民？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史蒂夫的性格与典型的图书管理员形象相似，却忽视了同样相关的统计学因素。你是否想过，在美国的男性人口中，农民与图书管理员的数量之比超过20∶1？农民的数量要多得多。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更多“性情温和，干净利落”的人在开拖拉机，而不是坐在图书馆咨询台后面。然而，我们发现，受试者忽略了相关统计事实，完全依赖相似性做出判断。我们认为，在做复杂判断时，人们会将相似性当作一种简化的“启发式”（heuristic，又译作“捷思法”，相当于经验法则）。对启发式的依赖导致预测中出现可预见的偏差，即系统误差。
我和阿莫斯的运气极好，合作产生的思想超越了个体所能达到的高度。我们的工作因友情的加持而其乐融融、卓有成效。后来我们两地分离，合作就很难再继续了。2002年，我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插图]，那要归功于我们在判断和决策问题上的研究。阿莫斯于1996年去世，享年59岁。如果他仍健在，这个奖应该由我们共享。
心理学家加里·克莱因讲过一个故事。[插图]一所房子的厨房着火了，消防队冲进去用水龙带灭火，此时，队长下意识地大喊：“马上撤离！”消防员刚撤离，地板就塌陷了。事后，队长才意识到火灾现场安静得出奇，他的双耳莫名发热，这些异常迹象向他发出预警，也就是他所说的“对危险的第六感”。他并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但就是感觉大事不妙。后来发现，火源不在厨房，而在消防员脚下的地下室。
我们都听过有关专家直觉的奇闻逸事。比如，街边有人在下国际象棋，一位大师路过，边走边说“三步之内，白方将杀”；医生只需看一眼病人，就能做出复杂的诊断。专家的直觉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但那并非神奇的魔法。事实上，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凭专业知识做出的直觉判断每天都会多次上演。大多数人接电话时，对方一张口就能听出他是否有怒气；刚走进房间，我们就能意识到人们在谈论自己；我们能觉察到旁边车道的司机有危险，并迅速对这种微妙的感觉做出反应。相比经验丰富的消防员或医生，我们处理日常事务时的直觉能力并不逊色，只不过处理的是更常见的事。
遗憾的是，专业人士的直觉并不都来自真正的专业知识。多年前，我拜访过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首席投资官，他告诉我，他刚购入福特汽车公司数千万美元的股票。我问他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的，他说，他刚参加了一个车展，感觉很棒。“伙计，在汽车制造方面，福特公司真的很在行！”这就是他的解释。他相信自己的直觉，自鸣得意，为自己的决策沾沾自喜。我惊讶地发现，他并没有考虑经济学家眼中的相关问题：福特的股票现价低于其市场价值吗？相反，他听从了自己的直觉。他喜欢福特汽车和福特公司，对持有福特公司股票的想法很感兴趣。基于理性选股的知识，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第1章故事中的角色

我采用由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和理查德·韦斯特首创的术语，将大脑中的两个系统称为系统1和系统2。• 系统1自动且快速地运行，基本无须费力，或者毫不费力，不会有主动控制的感觉。• 系统2将注意力分配给所需的烧脑活动，比如复杂的计算。系统2的运作通常与主体、选择和专注的主观体验有关[插图]。
以下是系统1自动运作的例子（大致按复杂程度排序）：• 感觉某一物体比另一物体离得更远。• 转向突发声音的来源。• 将“面包和……”这个短语补充完整。• 看到恐怖图片，露出厌恶的表情。• 从声音中觉察敌意。• 回答2+2=？• 读大型广告牌上的字。• 在空旷的路上开车。• 想到一着妙棋（假设你是国际象棋大师）。• 理解简单的句子。• 认识到“性情温和、干净利落、关注细节”与某一职业的刻板印象相似。
系统2的运作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需要集中注意力，注意力一旦分散，运作就随之中断。下面是一些例子：• 起跑时，注意裁判的鸣枪。• 将注意力集中在马戏团的小丑身上。• 在拥挤嘈杂的房间里，注意某人的声音。• 寻找某位白发女人。• 搜索记忆，判断令人惊讶的声音是什么。• 保持比平常更快的步行速度。• 在社交场合监控自己的行为是否得体。• 数一下某页中字母a出现的次数。• 告诉别人你的电话号码。• 在狭窄的空间里停车（适用于车库服务员之外的大多数人）。• 比较两款洗衣机的综合价值。• 填写纳税申报表。• 检验某个复杂的逻辑论证的有效性。
当一个人过于专注于某项任务时，就会对周边“视而不见”，即使是平时能吸引其注意力的刺激物也不例外。在《看不见的大猩猩》一书中，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和丹尼尔·西蒙斯做了一个最具戏剧性的演示。他们拍了一部短片，两支球队在传球，一队穿白色球衣，另一队穿黑色球衣。他们要求观众去数白队的传球次数，不必理会黑队。这项任务是困难的，需要聚精会神。短片播到一半，一个身穿大猩猩套装的女人出现了，她穿过球场，拍打胸部，然后继续向前走。大猩猩出现了9秒。成千上万的人看过这段视频，大约一半人没注意到任何异常。计数任务（尤其是忽略其中一队的要求）造成了他们的盲视。如果没有这项任务，观众应该都会注意到大猩猩。观看和定位是系统1的自动功能，但执行时需要将一些注意力分配到相关的刺激物上。作者指出，这项研究最显著的观察结果是，人们对实验结果感到震惊。事实上，没看到大猩猩的观众最初确信它并不在场——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竟然错过了如此惹眼的事物。
该研究说明了思维的两个重要事实：我们会对显而易见的事物视而不见，也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对显而易见的事物的忽视。
系统1遇到困难时，会寻求系统2的支持，要求它提供更详细、明确的处理过程，以解决眼前的问题。当系统1无法回答的问题出现时，系统2就被调动起来。碰到17×24这道乘法题时，就是这种情况。当你感到惊讶时，你也能觉察到有意识的注意力瞬间提升了。系统1维护着一个世界模型，在那个世界里，灯不会跳，猫不会汪汪叫，大猩猩不会穿过篮球场。一旦觉察到某一事件违反这个世界模型，系统2就被激活了。大猩猩的实验表明，要觉察到出乎意料的刺激物，就得投入一定的注意力。惊讶会激活并引导你的注意力：你会睁大双眼去看，在记忆中搜索，寻找一个故事来弄明白奇异事件。系统2还负责持续监控你的行为——这种控制会让你在愤怒时保持礼貌，在夜间开车时保持警惕。当觉察到将要出错时，系统2会激发你做出更大的努力。回想一下，一句冒犯的话就要脱口而出，把它咽下去有多难。总之，你（你的系统2）的大部分思想和行为都源于你的系统1，但当事情变得困难时，系统2会接管思维活动，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系统1和系统2的分工非常高效，这种分工可以使其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佳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安排运作得很顺畅，因为系统1通常很称职：在熟悉的情境下，其模型是正确的，短期预测通常也是精准的，它对挑战的即时反应快速且适当。然而，系统1存在偏差，在特定情况下易出现系统误差。我们将看到，系统1有时回答的是更简单的问题，而非被问到的问题，而且它对逻辑和统计几乎一无所知。系统1还有一个更大的局限——我们无法关闭它。你如果在屏幕上看到一个认识的字，就会去读——除非你的注意力完全不在这上面。[插图]
并非所有的错觉都是视觉错觉。有些错觉发生在思维层面，我们称之为认知错觉。读研期间，我学习了“心理治疗的艺术和科学”课程。在一堂课上，老师传授了一些临床经验。他告诉我们：“你会不时地遇到一些患者，跟你讲述他之前遭遇的误诊。他看过的几位心理医生都让他失望。这位患者可以清楚地描述那些医生对他的误解，但他很快发现你与众不同。你跟他有同感，相信自己能够理解他，能为他排忧解难。”这时，老师提高了声音说：“不要有收治他的念头！把他赶出办公室！他很可能是个精神变态，你帮不了他。”多年后我才明白，老师是在提醒我们抵制变态人格的诱惑，精神病研究领域的权威证实了老师的建议是正确的。[插图]这类似于穆勒-莱尔错觉。老师不是在教我们如何感受患者。他当然知道，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同情患者，这种现象是由系统1造成的。老师也不是在教我们怀疑自己对患者的感受，而是要我们知道，对有多次失败治疗史的患者产生强烈的兴趣是一个危险信号——就像平行线上的鳍状标志一样。这是一种错觉，一种认知错觉，老师告诉我（我的系统2）如何识别它，并提出建议：不要相信错觉，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

第2章注意力与努力

你如果想知道你的身体在大脑高速运转时经历了什么，可以这么做：在一张结实的桌子上放两堆书，将摄像机放在一堆书上，将下巴靠在另一堆书上。打开摄像机，在做“加1”或“加3”练习时盯着摄像机镜头。你会发现，瞳孔大小的改变忠实记录了你的努力程度。
我曾长期致力于“加1”任务的研究。职业生涯早期，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密歇根大学的催眠实验室工作了一年。为寻找有价值的课题，我经常翻阅《科学美国人》杂志。我在上面发现了一篇论文，论文中心理学家埃克哈特·赫斯将瞳孔称为心灵之窗。后来，我重读这篇论文，仍然深受鼓舞。赫斯在论文开篇说，他妻子注意到，他在观看美丽的自然风景图片时，瞳孔变大了。论文结尾附有同一位美女的两张照片，但其中一张看起来更动人。二者的唯一区别是：在更动人的照片中，美女的瞳孔是放大的，另一张的瞳孔则是收缩的。赫斯还提到了颠茄，它能放大瞳孔，曾被当作化妆品。他还说，有些人去集市采购时会戴上墨镜，目的是掩饰自己对商品的兴趣。赫斯的一个发现让我特别感兴趣。他注意到，瞳孔是敏感的脑力劳动指示器——人们在做两位数的乘法运算时，瞳孔明显放大。[插图]问题越难，瞳孔越大。他的观察表明，由脑力劳动引发的反应与由情绪激发的反应不同。赫斯的论文与催眠没什么关系，但我认为，脑力劳动的可视标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杰克逊·比提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便开始进行研究。
我和比提只合作了一年，但我们的合作对彼此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最终成为“认知瞳孔测量法”的权威。我则写了一本书，名为《注意力与努力》(Attention and Effort)，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的合作成果，以及我第二年在哈佛大学的后续研究。通过在各种任务中测量瞳孔的变化，我们对运作中的大脑（如今，我所说的系统2）有了更多了解。
当你对某项任务驾轻就熟时，其能耗就会降低。大脑研究表明，与行为相关的活动模式会随技能的提高而改变，涉及的大脑区域会随之减少。[插图]天赋也起到类似的作用。通过观察瞳孔变化和大脑活动，我们发现，高智商的人在解决同样的问题时付出的努力更少。[插图]“最省力法则”[插图]适用于体力消耗，也适用于认知。该法则认为，如果实现同一目标的方法很多，人们最终会选择最省力的行动方案。在行为经济中，努力是一种成本，获取技能背后的动力是实现收益与成本的平衡。[插图]懒惰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天性。

第3章懒惰的掌控者

消耗自控力的情况和任务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它们都涉及冲突，需要抑制自然倾向，包括：• 不去想白熊。• 抑制对激动人心的电影产生的情绪反应。• 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选择。• 想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 对伴侣的不良行为做出友好的回应。• 与其他种族的人打交道（适用于有种族偏见的人）。损耗的迹象也多种多样：• 偏离一个人的饮食习惯。• 过度消费在冲动性物品上。• 对挑衅做出过激反应。• 在抓握任务中坚持的时间较短。• 在认知任务和逻辑决策中表现不佳。
鲍迈斯特指出，“心理能量”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隐喻。[插图]这也是其团队最出人意料的发现。相比其他身体部位，神经系统消耗的葡萄糖更多。如果葡萄糖是一种货币，那么耗费脑力似乎是一种价格昂贵的活动。当专注于有难度的认知推理或执行需要自控的任务时，你的血糖水平会下降，就像短跑时会消耗储存在肌肉中的葡萄糖。这个观点显然在暗指：摄入葡萄糖可以消除自我损耗的影响。[插图]鲍迈斯特及其同事通过一些实验证实了这一假设。
他们的一项研究是让受试者观看一部无声短片。短片中，一位女士在接受采访。他们要求受试者解读女士的肢体语言。在执行任务时，屏幕上慢速滑过一串单词。他们叮嘱受试者忽略这些词，一旦发现自己转移了注意力，就必须立刻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女士的行为上。众所周知，这种自控行为会导致自我损耗。在参与第二项任务之前，所有受试者都喝了柠檬水。其中一半人喝的是加了葡萄糖的柠檬水，另一半人喝的是加了代糖的柠檬水。然后，给所有人分配同样的任务，这项任务需要克服直觉反应才能得到正确答案。自我损耗的人更容易犯直觉性错误，喝代糖柠檬水的人表现出预期的损耗效应，喝葡萄糖柠檬水的人却没有。恢复大脑中的葡萄糖水平，可以阻止表现下滑的趋势。消耗葡萄糖的任务是否也会引发短暂的身体反应，比如瞳孔放大、心率加快？要证实这一猜测，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深入的研究。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曾发表了一篇令人不安的论文，证明了判决中的损耗效应。[插图]受试者是8位以色列假释官，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参与了实验。他们每天都要审查假释申请。案件按随机顺序排列，假释官在每起案件上花的时间很少，平均6分钟一起。（默认的判决是拒绝假释，只有35％的申请获批。假释官每次做出判决的精确时间会被记录下来，他们早、中、晚的用餐、休息时间也会被记录。）该研究的设计者绘制了上次用餐后申请获批的比例与时间的关系图，发现获批比例在餐后飙升（大约65％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在下一餐餐前的两个小时左右逐渐下降，到就餐前几乎降为0。如你所料，人们不满意这个结果，研究者仔细检验了许多其他解释。对数据最合理的解释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疲惫和饥饿让假释官更容易回到默认的立场，即驳回假释请求。疲惫和饥饿都可能发挥了作用。
智力、控制和理性研究人员曾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思维和自控之间的联系。有些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相关性的问题：如果根据自控力和认知能力对人们进行排名，那么同一个人的这两个排名位置会接近吗？沃尔特·米歇尔及其学生进行了一项实验，让4岁的孩子面临一个残酷的困境。[插图]这项实验成为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实验之一。他们为孩子们提供了两种选择：随时得到一个小奖励（一块奥利奥饼干），或在充满考验的环境里等待15分钟，得到更大的奖励（两块饼干）。孩子会独自待在房间里，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块饼干和一个电铃，他们可以随时按铃叫来研究人员，得到一块饼干。实验是这样描述的：“房间里没有玩具、书、图片或其他可能分散注意力的物品。研究人员离开房间，15分钟后返回。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也会返回：孩子按铃、吃了饼干、站起来或表现出痛苦的样子。”[插图]研究人员通过一面单向镜观察孩子。记录孩子等待行为的影片总能让人捧腹大笑。大约一半的孩子完成了等待15分钟的壮举，主要方式是将注意力从诱人的奖励上移开。10年或15年后，那些成功抵制诱惑的人和未能抵制诱惑的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前者在认知任务中的自控力更强，其有效地重新分配注意力的能力尤为突出。作为年轻人，他们吸毒的可能性很小。两类人的智力也出现了显著差异：4岁时表现出较强自控力的孩子，智力测试的得分要高得多。[插图]
肖恩·弗雷德里克设计了一个“认知反思测试”，该测试由“球拍和球”问题及另外两个问题组成。选择另外两个问题的原因是，它们也会带来令人信服却错误的直觉性答案（见第5章）。在这项测试中得分很低，说明系统2的监督功能很弱。肖恩继续研究了低分学生的特征，发现他们倾向于给出立即想到的答案，不愿投入必要的精力验证自己的直觉。不加批判地遵循直觉的人也会经常接受系统1的其他建议。他们特别容易冲动、缺乏耐心，渴望得到即时满足。
基思·斯坦诺维奇及其长期合作者理查德·韦斯特首先引入了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术语（他们现在更喜欢称之为第1类过程和第2类过程）。在处理本书所涉及的问题时，人们的表现各异，斯坦诺维奇及其同事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这种差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更易受判断偏差的影响？在《理性与反思性思维》(Rationality and the Reflective Mind)一书中，斯坦诺维奇发表了他的结论，其结论为本章的主题提供了大胆而独特的方法。他明确区分了系统2的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差异很大，他称之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其中一种（他称之为算法）主要处理慢思考和费力的计算。对于这类脑力任务，有些人完成得比其他人更好——他们在智力测验中表现优异，能够快速有效地从一项任务切换到另一项任务。然而，斯坦诺维奇认为，高智商并不能使人们免受偏差的影响。避免偏差还需要另一种能力，他称之为理性。斯坦诺维奇对理性人的定义类似于我前面提到的“投入者”。其核心观点是，应该将理性与智力区分开来。在他看来，肤浅或“懒惰”的思考是反思性思维的缺陷，是理性的失败。其观点很有吸引力，且发人深省。在验证这个观点的过程中，斯坦诺维奇及其同事发现，相比智商测试等传统的智力测量方法[插图]，“球拍和球”问题及类似问题更能反映我们受认知错误影响的程度。智力和理性的区分能否带来新发现，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谈谈控制“她连续工作数小时也不觉得累。她处于心流状态。”“开了一天的会，他的自我已经消耗殆尽。于是，他只是按照标准的操作流程做事，没有去思考问题。”“他懒得检验自己的话是否有理。是因为他的系统2懒惰，还是因为他非常疲惫？”“很遗憾，她经常想什么说什么。她可能也很难延迟满足。好脆弱的系统2。”

第4章关联机器

在刚才的一两秒里，你经历了很多。你的大脑浮现出一些不愉快的画面和回忆。你的面部有些扭曲，露出厌恶的表情，还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把书推开。你的心率加快，手臂上的汗毛微微竖起，汗腺也被激活了。简言之，你在看见讨厌的词时的反应与碰到真实情况时的反应相差无几。这些反应完全是自动的，不受你的控制。
2000年，对亚利桑那州选区投票模式的研究表明，当投票站设在校园内时，选民对增加学校经费提案的支持率明显高于投票站位于学校附近时的支持率。
另一项实验表明，让选民经常看到教室和学校储物柜的图片，也会提高对学校提案的支持率。
这些图片引起的差异，大于父母和其他选民之间的差异！促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最初的论证，即提醒人们想到老年会让他们走得更慢。现在，我们知道，促发的影响可以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
人们会特别清洗与罪恶有关的身体部位。一项实验要求受试者在电话或电子邮件中对一个假想人“撒谎”，随后，测试他们对不同产品的需求。在电话中撒谎的人更想要漱口水，而不是香皂；在电子邮件中撒谎的人更想要香皂，而不是漱口水。[插图]
“他的系统1构建了一个故事，他的系统2相信了。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情况。”

第5章认知轻松

认知轻松的乐趣一篇题为《心若自在，春风满面》的论文描述了一项实验。在实验中，受试者要快速浏览物体的图片。[插图]其中一些图片更容易识别，因为在完整物体展现之前，其轮廓以难以察觉的速度一闪而过。情绪反应是通过记录受试者面部肌肉的电脉冲来测量的，它能显示出观察者无法察觉的微小而短暂的表情变化。果不其然，当图片更容易识别时，人们的微表情是微笑和眉头舒展。认知轻松与良好的感觉有关，这似乎是系统1的特点。不出所料，朗朗上口的词会引发人们的好感。在股票发行后的第一周，名字易读的公司比其他公司的业绩更好，虽然这一效应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顺口的股票代码（如KAR或LUNMOO）业绩优于拗口的股票代码（如PXG或RDO），并且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小优势。[插图]在瑞士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投资者相信，相比Geberit和Ypsomed等名字拗口的股票，投资Emmi、Swissfirst和Comet等名字顺口的股票获得的回报更高。[插图]
我们在图5-1中看到，重复会引起认知轻松感和令人舒适的熟悉感。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伊翁茨致力于研究任意刺激的重复与人们对其生发的好感之间的联系。扎伊翁茨称之为曝光效应。

第6章常态、意外及原因

看到原因和意图“弗雷德的父母迟到了。宴会承办人很快就到了。弗雷德很生气。”你知道弗雷德生气的原因，并不是宴会承办人马上就要到了。在你的关联网络中，愤怒和不守时被关联为某种结果和可能的原因，但愤怒和即将到来的宴会承办人之间没有这种联系。在解读事件时，大脑立即构建起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于是你立即知道弗雷德为什么生气。找到这种因果关系是了解故事的一部分，也是系统1的自动运作。系统2，即意识自我，接受了系统1提供的因果解释。
纳西姆·塔勒布在《黑天鹅》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明了自动搜索因果关系的现象。他说，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藏身之处被捕当天，债券价格上涨。那天上午，投资者显然在寻求更安全的资产。彭博社发布的头条是：《美国国债上涨；侯赛因被捕或许无法遏制恐怖主义》。半小时后，债券价格回落，头条变成：《美国国债下跌；侯赛因被捕增强了风险资产的吸引力》。显然，侯赛因的被捕是当天的大事件，自动寻根溯源影响了我们的思维，这一事件注定成为当天市场变动的原因。两个头条表面上看像是对市场行情的解释，但同一说法解释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解释。它们确实满足了我们对连贯性的需求：重大事件应该有结果，而结果需要原因来解释。我们对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认知有限，系统1擅于将掌握的信息碎片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因果故事。

第7章妄下结论的机器

妄下结论的机器伟大的喜剧演员丹尼·凯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我从青少年时期一直记到现在。他这样形容某个他讨厌的女士：“她最拥护的立场是站在自己这边，她最热衷的活动是妄下结论。”我记得第一次与阿莫斯·特沃斯基讨论统计直觉的理性时，这句话就浮现在脑海，现在我认为它恰当地描述了系统1的功能。如果结论可能是正确的，偶尔犯错的代价是可承受的，而且快速下结论能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那么这样做效率很高。但是，在不了解局势、风险很高、没有时间收集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妄下结论是危险之举。此时很容易出现直觉性错误，这些错误可以通过系统2的刻意干预来预防。
。然而，顺序很重要，因为光环效应加大了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让人对后续信息视而不见。我刚任教授时，用传统方法给学生的期末论文打分。
我会翻开某个学生的论文册，一篇接一篇打分，然后计算出总分，再为下一个学生打分。最终我注意到，对每本册子的不同论文，我给出的评分非常接近。我开始怀疑我的评分也存在光环效应，给第一篇论文的分数对总成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机制很简单：如果我给第一篇论文打了高分，那么即使后面的论文出现模糊或有歧义的陈述，我也会网开一面。这种做法貌似合理。第一篇论文写得这么好，这样的学生肯定不会在第二篇论文中犯低级错误！但我的评分方法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某个学生写了两篇论文，一篇质量好，一篇质量差，我给出的期末成绩取决于先读的是哪篇。我曾告诉学生，两篇论文的分量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一篇论文对期末成绩的影响比第二篇大得多。这是不可接受的错误。
后来，我采用了一种新流程。我没有按顺序阅读论文册的论文，而是先给所有学生的第一篇论文打分，然后给他们的第二篇论文打分。我将分数都写在册子末页，这样读第二篇论文时就不会有偏差（这种偏差甚至是无意识的）。改用新方法后不久，我发现我对评分质量的自信大幅下降，这令我感到不安。我经常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适感。当我对某个学生的第二篇论文感到失望，翻开册子末页准备给个低分时，我却发现我给他的第一篇论文打了高分。我还注意到，我想通过改变尚未写下的分数来缩小二者的差距，而且很难抵制这种诱惑。对同一个学生的不同论文，我经常给出差异很大的评分。缺乏连贯性让我感到沮丧和不确定。相比以前，现在我对自己的评分质量不那么满意，也不那么自信，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新流程更可靠。我之前享受的一致性是虚假的，它让我产生了认知轻松感，我的系统2在偷懒，欣然接受了最终成绩。之前，在评估后续论文时，第一篇论文带给我强烈的影响，这让我努力避免产生一种不和谐感，即发现同一个学生的不同论文质量差异很大。当我改用新流程时，令人不舒服的不一致性是真实存在的。它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以单一论题去衡量学生的学识，这种方法有缺陷；其二，我的评分不可靠。
公司高管在会议上耗费了大量时间，独立判断原则（以及“消除错误的关联”）也适用于会议的组织。一条简单的规则就能奏效：在讨论某个问题之前，先让与会者写一份简短的摘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该流程充分利用了群体中各种知识和观点的价值。公开讨论的标准流程有一个弊端，那就是过度重视率先发言者或胸有成竹者的意见，导致其他人只能随声附和。

第8章判断是如何发生的

一眼区分敌友的能力就是基础评估的一个具体例子，这种能力提高了人在危险世界中生存的概率，并且在实践中不断被增强。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亚历克斯·托多罗夫探索了这一能力的生物学根源。[插图]他表示，我们有一种天赋，只需要看一眼陌生人的脸，就可以评估关于此人的潜在的几个关键事实：他有多强势（潜在的威胁），可信度有多少，以及他的目的更有可能是善意的还是敌意的。[插图]脸型为评估一个人的强势程度提供了线索，比如“硬朗的”方下巴就是强势的信号。面部表情（微笑或皱眉）为评估陌生人的意图提供了线索。方下巴配以下垂的嘴角可能预示着会有麻烦。[插图]人脸解读的准确性并不高：圆下巴并非温顺的可靠标志，微笑（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伪装的。尽管如此，评估陌生人的能力仍给我们带来了生存优势。
在现代社会，这种古老的机制有了新用途：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票方式。托多罗夫向学生展示了一些男性的面部照片，有时照片只出现0.1秒。他要求学生根据各种特征（包括好感度和能力）对其进行评估。学生的评估非常一致。托多罗夫展示的面孔不是随机选择的，而是政治家的竞选照片。学生不了解这些人的政治背景，依据的只是一闪而过的照片。托多罗夫将选举结果与学生的评估进行了比较。在约70％的参议员、国会议员和州长竞选中，获胜者正是照片评估中得分较高的候选人。这一惊人的结果很快在各种选举中得到了证实，包括芬兰的全国大选、英国的区委会选举以及澳大利亚、德国和墨西哥的选举。[插图]出乎意料的是（至少对我来说），相比好感度评估，托多罗夫研究中的能力评估对投票结果的预测更准确。
托多罗夫发现，人们通过强势和可信度来判断能力。干练的面孔表现为硬朗的下巴和自信的微笑。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面部特征可以预测执政能力。科研人员研究了大脑对竞选获胜者和失败者的反应，结果表明，对那些缺乏我们所看重的特质的候选人，我们会本能地排斥——在这项研究中，失败者唤起了较强的负面情绪反应。这是启发式判断的一个例子，我将在后续章节中提到。选民想要对候选人的任期表现形成印象，依靠的却是一种较简单的评估，这种评估速度很快，自动执行，并在系统2必须做决策时发挥作用。
政治学家跟进了托多罗夫最初的研究。他们识别出一类选民，其系统1的自动偏好更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这类选民不了解政治、花大量时间看电视。不出所料，他们往往通过面部特征判断候选人的能力，这一效应对投票的影响大约是消息较灵通、较少看电视的选民的三倍。[插图]显然，系统1在投票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因人而异。在后面，我们还会遇到体现个体差异的其他例子。系统1当然能理解语言，而理解取决于例行的基础评估，这种判断是感知事件、理解信息的一部分，包括对相似性和代表性的计算、对因果关系的归因以及对关联和样本可用性的评估。尽管评估目的是满足任务的要求，但即使没有具体任务，系统1也会进行评估。[插图]
这些问题不太难，是吧？另外，你尽可以放心，与你处于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人也会给出类似的答案。我们将了解到，当被要求根据朱莉学会阅读的年龄来预测她的GPA时，人们的解决方法是转换范畴，选择与阅读等级相匹配的GPA。对系统1来说，通过匹配进行预测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而且，除了统计学家，大多数人的系统2也接受这种模式。我们将了解到，从统计学的角度看，这种模式为何是错的。

第9章回答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回答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心理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很少会被问题难住。没错，你偶尔会遇到无法立即想出答案的问题，比如17×24=？但这种愣住的时刻很少见。在正常的心智状态下，你对遇到的一切都有直觉和看法。你是否喜欢某人，早在深入了解他之前就已确定；你会莫名地信任或警惕陌生人；你未经分析，就认定某公司会成功。无论是否说出口，面对自己不完全理解的问题，你经常根据无法解释和辩护的证据给出答案。

第10章小数定律

(1)大样本比小样本更精确；(2)小样本比大样本更易产生极端结果。第一句是事实，但只有当第二句成为你的直觉时，你才算真正理解了第一句。

第13章可得性、情感和风险

谈谈可得性层叠“她对一项创意赞不绝口，说它益处大，零成本。我认为这就是情感启发式。”“媒体和公众大肆宣扬一件虚张之事。结果，电视频道都在播报此事，它成了所有人的话题。这是可得性层叠的例子。”

第15章琳达问题：少即是多

我和阿莫斯所做的一项实验涉及一个虚构人物——琳达女士。这是我们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实验。实验目的是为启发式在判断中的作用及其与逻辑的矛盾提供确凿证据。[插图]以下是我们对琳达的描述：琳达，31岁，单身，直言不讳，非常聪明。她主修哲学。学生时代，她非常关注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还参加了反核示威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听过这段描述的人会笑起来，因为他们会立即知道琳达曾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时该校以其热衷政治的激进学生而闻名。实验中，我们向受试者列出了琳达的8种可能情况。与汤姆问题一样，一些人根据代表性排序，另一些人根据概率排序。琳达问题与汤姆问题相似，但略有不同。琳达是小学教师。
琳达在书店工作，还去上瑜伽课。琳达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琳达是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琳达是女性选民联盟的成员。琳达是银行出纳员。琳达是保险销售员。琳达是银行出纳员，积极参与女权运动。
谈谈“少即是多”“他们构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场景，坚持认为它极有可能是真实的。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貌似可信的故事而已。”“他们为贵重商品附赠了一份廉价礼物，降低了交易的吸引力。这就是‘少即是多’。”“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比较会让人们更谨慎、更有逻辑性。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即使正确答案就在眼前，直觉也会战胜逻辑。”

第16章原因胜过统计

你认为受试者会怎么做？他们知道，有人癫痫发作并希望得到帮助，但他们猜测别人可能会施以援手，所以继续待在自己的隔间里。结果是：15名受试者中只有4人立即对求助做出反应。6人一直待在隔间里，另外5人在“癫痫病人”明显窒息后才出来。实验表明，当知道其他人也听到求助时，人们会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减轻了。[插图]结果让你吃惊吗？很可能。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行侠仗义，在这种情况下会立即提供帮助，还期待别人也能这样做。当然，实验是为了证明这种预期是错的。一旦期待别人去救助癫痫患者，即使是正派人也不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你也有同样的心态。

第21章直觉与公式

令我惊讶的是，面试官在“闭眼”时做出的直觉判断也同样精准，与6个具体评分之和的效果一样好。我从中学到了一个永生难忘的经验：即使在饱受诟病的选拔性面试中，直觉也是有价值的，但前提是要严谨地搜集客观信息，严谨地对不同特征进行评分。我设计了一个公式，使“闭眼”的评估权重与6项人格评分总和的权重相同。我从中学到的一个更普遍的经验是，不要简单地相信直觉判断，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但也不要完全弃之不用。

第24章资本主义的引擎

多年前，我和妻子去温哥华岛度假，途中寻找入住的旅店。在森林中央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上，我们找到了一家门可罗雀的精致汽车旅馆。店主是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他们很坦率地聊起自己创业的故事。他们曾在艾伯塔省教书，后来决定换一种活法，用毕生积蓄买下了这家12年前建造的汽车旅馆。他们告诉我们，之所以能以低价买下它，是“因为前面的六七任业主都没能把它经营好”。他们的讲述不带嘲讽意味，完全是无意识的。他们还说，想贷款在旅馆旁建一家餐厅来提升人气。他们期望在六七任业主失败的项目上获得成功，却觉得没有必要解释其中的原因。从汽车旅馆老板到超级明星首席执行官，这些生意人的共性是大胆且乐观。企业家的乐观冒险肯定有助于激发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力，即使大多数冒险者都以失望告终。然而，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尔塔·科埃略指出，当小企业创始人要求政府支持其失败概率极大的决定时，会导致棘手的政策问题。对未来几年内可能破产的企业家，政府是否应该提供贷款？相比靠自己储蓄，“自由家长主义”有助于人们提高储蓄率，这得到了很多行为经济学家的认可。但对于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小企业，以及如何支持小企业，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令人满意的答案。

第37章体验幸福

谈谈体验幸福“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减少人类痛苦。我们的目标是降低社会的U指数。优先事项应该是应对抑郁症和赤贫。”“提高幸福感最简单的方法是掌控你的时间。你能将更多时间用于喜欢的事吗？”“收入超过饱和水平，可以买到更多愉快的体验，但你会失去享受低价体验快乐的能力。”

第38章思考人生

不同的目标让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在表达自己的财富愿望19年后，大部分追求高收入的人都实现了目标。例如，样本中597名医生和医学专业人员所填写的金钱重要性量表每增加一分，1995年的工作收入就增加14000美元！没有工作的已婚女性也可能实现了自己的财务目标。量表的每一分都转化为12000美元的家庭收入，显然，这些收入来自她们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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