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场机场搬迁悬疑，背后的长三角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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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场机场搬迁的故事，每过几年就要讲一遍。
这次的故事，讲得更加绘声绘色。
上海中城地带国际方案成果近期在复兴岛上展出，规划将大场机场板块视为26号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中城地带的关键单元。
四家顶尖机构勾勒的蓝图——无论是奥林匹克公园、主题乐园，还是象征性的“启航峰”，以及融合科研、商业与住宅的全域更新方案——都令人对这片土地的未来充满想象。
诸多自媒体已详细介绍过这些方案，本文不再赘述。
我们试图探讨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大场机场，到底什么时候能搬迁？或者说，大场机场的搬迁，究竟遵循着怎样的时间逻辑？
要知道，自2015年官方首次提及搬迁议题，至今已十年。被视为关键前提的南通新机场，其选址早在2020年就已获批，运营公司也于今年8月成立，但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相当于立项）尚未获得批复。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综合各方信息后，我们发现，这并非简单的拖延，而是一个在国家战略框架下，需要多方紧密协同、综合平衡的超大型系统工程。
上海：北部发展的重要一步
上海北部宝山，苦大场机场久已！
“飞豹”战斗机已经停飞，现在大场机场主要飞预警机和反潜机，噪音相对以前是好了些。但核心问题是，大场机场如同一道厚实的壁垒，将宝山中心城部分东西向交通生生阻断，造成城市的割裂，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
地铁18号线二期建到太康路站，西延暂时无望；
地铁22号线一再拖延，被崇明线抢占了番号；
长江西路快速路直到康宁路，中环无法北抬。
大场机场示意图
另一方面，中心城如此一大块土地，如果用作城市开发，本身的想象空间就很大。
推动机场搬迁，对于优化上海城市空间格局、带动北部区域整体提升，具有显而易见的战略意义。
2015年11月，宝山区与IBM公司探讨地区“双创”合作，首次提到机场搬迁。
然而，军用机场的搬迁，绝非地方政府可以独立决定的事项，它需要遵循国家的顶层决策与审批程序。
回顾历史，上海在盘活存量军用土地资源上有过成功先例，如龙华机场转型为徐汇滨江，江湾机场蜕变为新江湾城。
补充一个知识点，江湾空军机场在1994年搬到了崇明。所以上海现在其实有两个军用机场在用。
大场机场作为海军航空兵的重要基地，其搬迁涉及更高层级的战略考量。
上海将这一步棋，下到了更广阔的棋盘上。
2019年上海与江苏签署《共建共享合作协议》，形成“1+4”一揽子合作框架。“1”即指大场机场搬迁，“4”则包括南通新机场、北沿江高铁、沪通城际和通州湾新出海口建设。南通官方媒体对此有过报道。
这意味着，大场机场的搬迁，已与建设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深度绑定。
这里并不是说南通新机场带有军用功能，建好后才能承接大场机场。至于军用机场功能是与南通新机场合用，还是另起炉灶（有说法是如东拼茶），其实尚未可知。可能从空域资源利用的角度，放到南通北部海边更加合理。
其核心逻辑在于空域资源的全局优化：大场机场现占据的空域，是未来南通新机场航班高效进出长三角的关键通道。若不释放这部分空域，南通新机场的容量与效率将大打折扣。
所以，南通新机场一旦开工，就意味着大场机场停飞搬迁进入倒计时。
通过这一战略协同，一个地区性议题上升为了跨省市、跨领域的国家战略工程，执行层面也获得了江苏与南通的强力伙伴。这无疑是极具远见的一步。
南通：融入枢纽的历史机遇
对于南通来说，沪通这次合作建设南通新机场无疑是一次重大机遇。
南通新机场让南通纳入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并结合沿江高铁和沪通城际，成为一个服务苏北、辐射长三角的超级“空铁联运”枢纽，带动临空产业和城市能级全面提升，又更加紧密地融入上海经济圈。
这当然是一个沪苏通三赢的战略。
2019年12月，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规划建设南通新机场，成为上海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项目在国务院层面获得认可，正式纳入国家战略。
南通在推进新机场建设方面，也开足了马力。
2020年9月，中国民航局正式批复南通新机场选址方案。同年，上海机场集团与南通市签署《南通新机场合作共建协议》，明确由上海机场集团主导运营。
南通的交通布局，已经围绕新机场全面展开。
北沿江高铁在南通设立海门北站，与规划的机场航站楼距离约450米，站长1.8公里，地下近30米，设计为空铁一体的超级枢纽，兼容如通苏湖城际铁路、规划沪通城际，还规划其他市域线和地铁接入。
今年10月底，海门北站核心区基坑完成“封底”。北沿江高铁海门段预计2027年10月完工，全线预计2029年10月完工。
围绕新机场开工的前期工程，也陆续启动。
新机场区域内的现有1000kV特高压线路迁建改造工程已经启动，新机场排水渠穿越海门北站隧道节点预留工程已于2025年2月14日正式获得批准，等等。
今年8月15日，沪苏南通新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注册，由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南通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
一切似乎都已就绪，只待那纸关键的“准生证”——项目预可研报告的批复。
协同攻坚：审慎决策与战略耐心
根据新机场建设程序，机场选址是前期阶段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预可行性研究报批，也就是项目的正式立项程序。报批后，才能进入总体规划和设计阶段流程（当然，这些工作都会提前展开，但流程要按节点走）。
按照南通方面的报道，在2020年选址获得民航总局批复后，南通将争取在2021年底前获得预可研的批复。所以当时有2023年开工的计划。
当然，2023年并未如期开工。
到现在仍没有获得预可研批复的报道。
这个“时间差”，正是理解整个项目复杂性的钥匙，充分体现了国家级重大项目决策的审慎与全面。
南通新机场与大场机场搬迁的联动，已不单是两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涉及国防布局的优化、国家空域资源的战略重组、以及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长远竞争力。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任何涉及国防与重大基础设施的调整，都必须经过最周密、最科学的综合论证与权衡。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并行推进”的智慧：
一方面，关键的前期工程（如高铁枢纽、管线迁改）已实质启动，为最终决策落地后的全面开工扫清障碍、赢得时间；
另一方面，上海的规划也展现了弹性，例如26号线的走向方案，既有穿越机场的愿景，也有沿蕴藻浜绕行的务实备选。
这恰恰说明，各方对搬迁的长期方向已有共识，但对于具体时间表，则保持着必要的战略耐心。
写在最后
所以，大场机场到底何时能搬迁？
拨开重重迷雾，答案或许可以概括为：方向是确定的，但时间是不确定的；棋局已布好，但落子的时机仍需等待。
上海通过“沪通合作”将这步棋下到了国家规划的棋盘上，使其成为长三角一体化不可逆转的一部分。从南通新机场合资公司的成立，到北沿江高铁海门北站惊人的地下工程，所有基础设施的推进，都在为最终的“开工与搬迁”做着坚实的铺垫。
这个故事，每过几年讲一遍。但每一次讲述，都因实质性的准备工作推进而更接近现实。我们仍然需要更加长远的眼光与定力，去理解这个时代级工程的诞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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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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