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茅于轼“最近心里很烦”与说真话》有感

原文：
茅于轼“最近心里很烦”与说真话 真话是和假话、谎话相对的，用心说出来的话。真话不等于正确的话，只是内心想说的话。只有说真话才能达到真正的人际交流。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就是真理，但是唯有说真话才能达到真理。 　　“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这段话出自巴金的《随想录》。最近世纪老人巴金仙逝了，不仅因为他在文学上的巨大贡献更因为他“说真话”的这部大书使他最后赢得了世人的尊敬，“生荣死哀”，并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一时间，“讲真话”成了全社会呼唤的人格品质。在当前“生活中用真名说假话，网络中用假名说真话”、假话泛滥、真话稀缺的情势下，巴金老人几十万句“真话”无疑是“最合时宜的真话”。 　　至于什么是不合时宜的真话?笔者想起了近四十年前的一段往事：1964年，在关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中，戚本禹等人断言忠王不“忠”，其“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并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这场学术界的政治风波遂成为十年浩劫的先导。本来在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批判李秀成的运动中，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做“站错了立场”，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 　　当时笔者所在学校的章开沅先生在这种已经很明确的态势下，写了一篇题为《既不能过分美化，也不能一笔抹杀》的文章，文章发出前，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寄出去，但他还是寄出去了，结果被发表在《光明日报》某版中间显要位置，四周都是针对此文的批判文章，理由是，搞“合二而一”（杨献珍的理论）、“美化叛徒”。不仅如此，章先生的已经评定的教授职称也被取消。事后同事们问他，为什么明明知道“后果”还要发表？章先生回答说，心里想说的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笔者认为，章先生当时在他的文章中说的话就属于“不合时宜的话”。 　　由此，笔者想起茅于轼先生“最近心里很烦”的问题。原因是前些时茅于轼先生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所作的关于人生意义和战争问题的演讲，遭到了时评界的猛烈抨击。虽然笔者不清楚茅先生的演讲是否属于如章开沅先生那样的“明知后果”而“不吐不快”的一类，但他说的“抵制日货是很愚蠢的办法”、“享受人生”“仗打不起来”等等，无论对象是大学生还是普通国人，在现时显然都是十分“不合时宜的”。 　　笔者注意到抨击茅先生的代表作可能是郭松民先生的《享受：抵制日货愚蠢的惊人理由》一文，虽然郭先生在文章中也表明“尽管我也不赞同盲目抵制日货”、“当然我承认，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遵守自由贸易的秩序，战争的危险的确比过去小了”，但却抨击“茅先生在演讲中先是以‘享受人生’宣扬不要抵制日货，然后又以‘WTO和市场存在’为由，替正在进行战争的美国辩护，是在为谁代言？有没有‘反认他乡是故乡’呢？”虽然郭先生也说“不敢妄作结论”，但又质问“茅先生对战争正在进行这样铁定事实视而不见，究竟有何深意？”，这其实有点像不作结论的结论。笔者也同郭先生一样，认为国内经济学家确有人得了利益集团的好处，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但恐怕还不能说茅先生就拿了日本和美国的“津贴”。 　　国内的经济学家们有许多言论，应该说大多数言论都还是学术观点，如果认同这种说法的话，那么现在网络中对学术的批评就有点泛政治化的倾向，在现时，应该说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更有甚者，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但是在语言上一定要尊重别人。“砖家”、“叫兽”之类的字眼随处可见，乃至更低级的叫骂就更不正常了。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国人都耳熟能颂，怎么一接触实际就都忘了呢？ 　　笔者也在这里说了一通“不合时宜的”的话，但笔者自忖不是名人，想来不会遭遇如茅先生那样的烦恼吧！
我的观点：

你有学术观点的讨论，就去找和你臭味相投（原谅我使用了一个贬义词，现更正为：情投意合）的专家学者去讨论去，我们老百姓没你这么高的学术素养，我们只知道：他们坑我们了，我们就要反抗！他们卖给我们次品，我们就有不买的权力，还有告知其他消费者的义务！
再者，战争的威胁从未消失过，当那边气势汹汹的叫嚣着的时候，你还闭紧双目，喃喃耳语：我们是和平的！岂不太拿老百姓当傻子了么？
你到时候摇摇尾巴，拿着这时发表的文章，对侵略者自夸早有先见之明。。（这句有人身攻击之嫌，当我没说）

总而言之，你有你说话的权力，但没有强迫我们听，甚至强迫我们信的权力，请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