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

前言

本书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一些作物和牲畜出现在特定区域，而不是其他地区？本书揭示了环境因素对历史形成的影响，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

现代世界的差异问题：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也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本书分为4个部分：

• 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由3章组成：第1章提供了700万年前我们刚从类人猿分化出来开始，一直延续到大约13000年前上次冰河时期结束为止的人类进化和历史；第2章简要考察了岛屿环境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对历史的影响，从而使我们为探究过去13000年中大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做好准备；第3章通过讲述历史上的一次遭遇，从而介绍来自不同大陆的各民族之间的冲突，这次遭遇指的是印加帝国皇帝在自己的整个军队护卫下，被皮萨罗和他率领的一小撮西班牙人入侵俘虏，因素包括西班牙的病菌、马匹、文化、政治组织和技术，这是近似原因。
• 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由7章组成：第4章概述粮食生产是如何最终产生了使皮萨罗取得胜利的直接因素；第5章讲述粮食生产的出现情况在全世界是不同的；第6章研究了在某些地区促使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向粮食生产转变的诸多因素；第7～9章说明在史前时代农作物和牲畜是如何从原来的野生植物和动物经过驯化而来的，可以用作驯化的当地一批批动植物在地理上的差异，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只在几个地方成为独立的粮食生产中心，为什么粮食生产在某些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更早；第10章介绍造成粮食生产传播速度差异的一个重大因素是大陆轴线方向，即欧亚大陆是东西向，而美洲和非洲则是南北向。
• 从粮食生产到枪炮、病菌与钢铁，11～14章：11章从密集人口所持有的病菌演化开始，对从终极原因到近似原因的联系进行了考查；12章介绍文字的出现和传播，研究地理对思想和发明的传播方便程度所具有的影响；13章介绍适应于文字的情况也适用于技术；14章介绍粮食生产还使农民能够养活政治家，诞生行政体系。
• 环游世界，15～19章，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讲的内容应用于每个大陆和一些重要的岛屿：15章研究澳大利亚以及原来和澳大利亚相连的新几内亚的历史；16和17章把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发展结合成整个地区的一幅画面，这个地区包括东亚大陆和太平洋诸岛，中国粮食生产的出现引起了史前人口或文化特征的几次迁移，东亚和太平洋民族之间发生的冲突形成了现代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生存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经济权力正日益集中，这些冲突还为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一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特别清晰的模式；18章是欧洲民族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欧洲对美洲的征服是两条漫长的互不相干的历史轨迹的顶点；19章介绍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与新大陆的历史不但存在悬殊的差异，也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

第一章 走上起跑线

我们活着的近亲是现存的3种类人猿：大猩猩、普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这3种猩猩只生活在非洲，那里又有丰富的化石证据，这就表明人类初始阶段的演化是在非洲进行的。

人类历史在大约5万年前开始了，也就是“大跃进”时期，其迹象是首饰、人工制品等。大跃进发生的地点问题，它是不是发生在某一个地理区域，发生在某一群人当中，因而使他们能够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取代了世界上其他地方以前的那些人?或者，它是不是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而今天生活在这每一个地区的人可能就是大跃进前生活在该地区的人的后代?在非洲出土的、看上去相当现代的、大约10万年前人的头骨，一直被用来支持前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明确地发生在非洲。(对所谓线粒体DNA的)分子研究起初也是用现代人发源于非洲这种说法来解释的，虽然这些分子发现的含义目前仍然值得怀疑。另一方而，千百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人的头骨，则被一些体质人类学家认为分别显示了仍可在现代中国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身上发现的一些特征。果真如此，那么这一发现可能表明现代人的平行演化和发源于多个地区，而不是发源于一个伊甸园，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冰川时代，海洋中大量的水被封闭在冰川中，因此全世界海平面要比现在低几百英尺。结果，现在亚洲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和巴厘这些岛屿之间的浅海当时是干燥的陆地。(其他一些水浅的海峡如白令海峡和英吉利海峡情况也是如此。)东南亚大陆边缘比现在的位置要往东700英里。但是，在巴厘岛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印度尼西亚中部诸岛仍然为一些深水海峡所包围和分隔，对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占领需要水运工具。

对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移民，使得当地的巨型哺乳动物全都消失了。关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消失的一个假设是，它们被首批到达的人类直接或间接消灭了，正如现代人向不知害怕的渡渡鸟和海岛海豹走过去并把它们杀死一样。相比之下，倒是非洲和欧亚太陆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活到了现代，因为它们已和原人一起共同进化了几万年或几百万年。因此，由于我们祖先开始时并不高明的狩猎技巧提高得很慢，它们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逐步形成对人类的恐惧。对渡渡鸟、恐鸟，也许还有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来说，它们的不幸是在毫无演化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了入侵。

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所有大型动物的消失对其后的人类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动物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

美洲的巨型哺乳动物也是类似的情况。在许多毛象骨骼的肋骨之间都嵌着克罗维人的矛头，这表明克罗维的猎人们在美洲向南推进，遇到了以前从未见过人的大型动物，他们可能发现这些美洲动物很容易杀死，于是就把它们灭了，本来可以由美洲土著驯养的大多数种类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从此被消灭了。

第二章 历史的自然实验

波利尼西亚人的生存方式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到刀耕火种的农民，到生活在不管哪种人类社会都算得上人口密度最高的某些地区从事集约型粮食生产的人；社会组织方面，波利尼西亚人的社会范围很广，从相当平等的村落社会到某些属于世界上等级最严格的社会，无所不有。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之间，至少有6种环境可变因素促成了波利尼西亚社会之间的这些差异：岛屿气候、地质类型、海洋资源、面积、地形的破碎和隔离程度。让我们逐一研究这些因素，然后再考虑它们对波利尼西亚社会的具体影响。

• 波利尼西亚从靠近赤道的大多数岛屿上热带或亚热带的温暖，到新西兰大部分地区的不冷不热，以及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南部地区的亚南极的寒冷，各种气候都有。

• 岛屿地质类型包括环状珊瑚岛、隆起的石灰岩、火山岛、陆地碎块，以及这些类型的混合类型。

• 至于海洋资源，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大多数岛屿都由浅水和礁石包围着，有许多上面还有泻湖。这里盛产鱼和有壳水生动物。然而，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和马克萨斯群岛的多岩石海岸和陡峭直下的洋底以及周围缺少珊瑚礁，使这里的海产少得多。

• 面积是另一个明显的可变因素，从只有100英亩的阿努塔这个有永久性居民的与世隔绝的波利尼西亚最小岛屿，一直到103000平方英里的新西兰这个微型大陆，各种大小应有尽有。

• 有些岛上可以住人的地带被山脊分隔成一些四面围着悬崖峭壁的山谷，如马克萨斯群岛，而另一些岛，如汤加岛和复活节岛，则是由起伏平缓的地形构成，对行走往来不造成任何障碍。

• 最后一个需要予以考虑的环境可变因素是隔离程度。复活节岛和查塔姆群岛面积很小，同其他岛屿又相距甚远，一旦开始有了移民，则那里所建立的社会就只能在与世界其余地区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发展。

波利尼西亚人赖以生存的手段五花八门：捕鱼，采集野生植物、捕捞海洋有壳动物和甲壳动物，猎捕陆栖鸟和繁殖季节的海鸟，以及生产粮食。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曾带来3种驯化动物(猪、鸡和狗)，从那以后，在波利尼西亚范围内就再也没有驯养过任何其他动物。许多岛上仍然饲养着所有这3种动物，但那些比较孤立的波利尼西亚岛屿总要缺少一两种，或许是用独木船运送的家畜没能存活下来，或许是家畜在岛上灭绝后无法迅速得到补充。然而，这3种驯养的动物最多只能供人们偶尔吃上几顿。波利尼西亚人的食物生产主要依靠农业，而在亚南极纬度地区是不可能有农业的，因为波利尼西亚的所有作物都是热带作物．当初在波利尼西亚以外的地方驯化，后来被移民带了进来。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寒冷的南部地区的移民，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祖先在过去几千年中发展起来的农业遗产而再次成为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

一个行政单位人口的多少，与其影响波利尼西亚人的技术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人口密度互相作用。一般地说，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高，技术和组织就越复杂，专业程度就越高，其原因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章里详细研究。在查塔姆群岛和环状珊瑚岛，技术及经济层面，每个家庭生产它需要的东西，很少或根本不存在经济的专业化；社会复杂程度方面，首领和平民一样居住的是普通茅屋，和其他人一样自己种粮食或捕捉食物来吃；政治组织方面，首领可以掌握的资源不多，决定也是通过全体讨论作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整个社区，而不属于首领。在萨摩亚、社会群岛，尤其是汤加和夏威夷，专业化程度较高，他们扶持兼职的世袭专门手艺人；社会复杂程度方面，有首领血统的人被分为8个等级森严的家族，这些家族成员不与平明通婚，在首领面前，平民必须倒地膜拜；政治的复杂程度很高，世袭首领的权力接近世界上其他地方国王的权力。

波利尼西亚各社会之间的其余一些需要予以考虑的差异，涉及工具与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能否获得新材料的各种不同情况．对物质文化产生了明显的限制。一个极端是亨德森岛。这是一个高出海面的古老的珊瑚礁，除了石灰岩没有别的石头。它的居民竞然沦落到用巨大的蛤壳来做扁斧。在另一个极端，新西兰这个微型大陆上的毛利人则可以得到一系列原料，因而在利用玉石方面特别出名。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波利尼西亚的一些海洋火山岛，这些岛上虽然没有花岗岩、燧石和其他一些大陆岩石，但它们至少有火山岩，波利尼西亚人可以把它做成用来开荒种地的磨光石斧。

波利尼西亚的岛屿社会在其经济专业化、社会复杂程度、政治组织以及物质产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与人口的数量和密度的差异有关，又与岛屿的面积、地形破碎程度和隔离程度有关，也与维持生存和加强粮食生产的机会有关。波利尼西亚各社会之间的所有这些差异，都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和世界上一个不太大的地方逐步形成的，这些都是具有同一个祖先的社会里所发生的与环境有关的差异。波利尼西亚内部的这种种文化差异，基本上也就是世界上其他每一个地方所出现的那些差异。

第三章 卡哈马卡的冲突

在欧洲人与美洲土著的关系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是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与西班牙征服者弗兰西斯科·皮萨罗于1532年11月16日在秘鲁高原城市卡哈马卡的第一次相遇。阿塔瓦尔帕是新大陆最大、最先进国家的专制君主，而皮萨罗则代表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也叫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皮萨罗率领168名西班牙士兵，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当地的居民毫无了解，与距离最近的西班牙人完全失去了联系，也根本无法得到及时的增援。阿塔瓦尔帕身处拥有数百万臣民的帝国的中心，在与其他印第安人作战中取得胜利的8万之众的军队团团护卫着他。尽管如此，在这两位领导人见面后不到几分钟，皮萨罗就俘虏了阿塔瓦尔帕。皮萨罗接着把他的俘虏关押了8个月，同时勒索历史上最高的一笔赎金以换取释放他的承诺。但在赎金交付后，皮萨罗却违背自己的诺言，把阿塔瓦尔帕处死了。

导致皮萨罗俘获阿塔瓦尔帕的那些因素，基本上也就是决定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移民与土著民族之间许多冲突的结果的那些因素。因此，阿塔瓦尔帕的被俘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史的宽阔的窗口。现在，让我们从几个直接的事件开始，把这个非同一般的冲突中的因果关系链找出来。当皮萨罗和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相见时，为什么会是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并杀死他那么多的追随者，而不是阿塔瓦尔帕的人数多好多的军队俘虏并杀死皮萨罗?毕竞，皮萨罗只有62名骑兵和106名步兵，而阿塔瓦尔帕则统率着一支大约8万人的军队。至于在这些事件之前发生的事，阿塔瓦尔帕是怎么会到卡哈马卡来的?皮萨罗怎么会到这里来俘虏他，而不是阿塔瓦尔帕到西班牙去俘虏查理国王?为什么阿塔瓦尔帕会走进用我们天生的事后聪明来看竞是如此明显的圈套?在阿塔瓦尔帕和皮萨罗相遇中起作用的那些因素，是否也在旧大陆和新大陆民族之间以及其他民族之间起着某种更广泛的作用呢?

• 皮萨罗的军事优势在于西班牙人的钢刀和其他武器、钢制盔甲、枪炮和马匹。阿塔瓦尔帕的部队没有可以骑着冲锋陷阵的牲口，他们在对付西班牙人的武器时，只能用石头、青铜棍或木棍、狼牙棒、短柄斧头，再加上弹弓和护身软垫。这种装备上的悬殊在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无数次其他冲突中是决定性的。许多世纪以来唯一能够抵抗欧洲人征服的美洲土著，是那些得到并掌握马匹和枪炮从而缩小兵力差距的部落。到18世纪开始时，枪炮取代刀剑而成为主要武器，帮助入侵的欧洲人取得对美洲土著和其他土著族群的优势。在西班牙人对印加人的征服中，枪炮只起了一种次要的作用。当时的枪(所谓的火绳枪)既难装填，又难发射，皮萨罗也只有十来支这样的枪。在它们能够凑合着发射出去的那些场合，它们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作用。重要得多的倒是西班牙人的钢刀、长矛和匕首，这些都是用来屠杀身体甚少防护的印第安人的强有力的锐利武器。相比之下，印第安人的无棱无锋的棍棒虽然也能打伤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马匹，但很少能将其杀死。西班牙人的铁甲或锁子甲，尤其是他们的钢盔，通常都能有效地对付棍棒的打击，而印第安人的护身软垫则无法防御钢铁武器的进攻。西班牙人因其战马而取得的巨大优势，骑兵可以很容易地超越印第安哨兵，使他们来不及向后面的印第安部队发出警报，骑兵还可以用马把印第安人撞倒，让马蹄把他们踏死。一匹战马在冲锋时的冲击力量、它的机动性、它可能有的进攻速度以及它所提供的居高临下并且得到保护的战斗位置，使得空旷地带的步兵几乎无招架之力。马的作用并不是仅仅由于它们在第一次与它们交锋的士兵心里产生恐怖的感觉。到1536年印加人大反叛时，印加人已经学会如何在狭窄的通道上伏击和消灭西班牙骑手，在抵抗骑兵部队时最有效地保卫自己。但印加人和所有其他步兵一样，从来没有能够在空旷地带打败骑兵部队。
• 阿塔瓦尔帕和他的军队来到卡哈马卡，是因为他们刚刚在一场使印加人四分五裂、大伤元气的内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皮萨罗很快觉察到这种分裂的形势，并加以利用。这次内战的起因竟是一场天花流行。天花由西班牙移民带到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后，经陆路传播到南美的印第安人中去，在1526年左右杀死了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大多数朝臣，随后又迅即杀死了他的指定继承人尼南·库尤奇。这些死亡事故导致了阿塔瓦尔帕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瓦斯卡尔之间的皇位之争。如果不是因为天花流行，西班牙面对的可能就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帝国。 因此，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的出现突出了世界史上的一个关键因素：具有相当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班疹伤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毁灭了其他大陆的许多民族，从而在欧洲人的征服中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 皮萨罗到卡哈马卡来，靠的是航海技术，是这种技术建造了船只，使他们从西班牙横渡大西洋来到巴拿马，然后又沿着太平洋从巴拿马来到秘鲁。阿塔瓦尔帕没有这种技术，所以不能从海上扩张到南美以外的地方。 除了船只本身，皮萨罗的出现还依赖于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有了这种组织，两班牙才能为这些船只提供资金、建造技术、人员和装备。印加帝国也有一个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但这个组织实际上起了对帝国不利的作用，因为皮萨罗俘虏了阿塔瓦尔帕也就是夺取了印加帝国整个的指挥系统。因为印加帝国的行政系统和神圣的专制君主完全是同一回事，所以阿塔瓦尔帕一死，帝国也就分崩离析。航海技术配合行政组织，不但对许多其他民族的扩张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欧洲人的扩张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西班牙人有文字，而印加帝国没有。用文字来传播信息，要比用口头传播来得广泛、准确和详细，包括提供征服其他文明的信息、航海指南等等。
• 阿塔瓦尔帕竟会在卡哈马卡走进皮萨罗设下的明显圈套，真使我们感到惊奇。俘虏了阿塔瓦尔帕的西班牙人对他们的成功也同样感到惊奇。人的文化程度的影响在终极解释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直接的解释是：阿塔瓦尔拍对西班牙人、他们的兵力和意图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情报。他那一点少得可怜的情报是通过口头得来的，主要是从一个使者那里来的，这个使者在皮萨罗的军队从海岸向内陆的行军途中曾在军中访问过两天。这个使者看到西班牙人军容不整，于是就对阿塔瓦尔帕说，他们不是战斗人员，只要给他200个印第安人，就能把他们全都缚来帐下。阿塔瓦尔帕绝没有想到那些西班牙人竟是如此难以对付而且会毫无缘由地向他进攻，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西班牙人对巴拿马的征服在1510年就已经开始，但在皮萨罗于1527年首次登上秘鲁海岸之前，似乎没有任何关于西班牙人出现的消息到达过印加帝国，尽管巴拿马距离印加帝国北部边界不过600英里。对于西班牙征服了中美洲大多数强大而人口众多的印第安人社会，阿塔瓦尔帕始终是一无所知。
• 从世俗的观点来看，阿塔瓦尔帕、查尔库奇马、蒙特祖玛以及其他无数的被欧洲人欺骗的美洲土著领袖之所以判断错误，是由于当时新大陆没有任何居民去过旧大陆，因此他们当然不可能对西班牙人有任何具体的认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觉得难以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阿塔瓦尔帕的社会对人类的行为有更多的经验，他"本来"是会产生更大的怀疑的。皮萨罗在到达卡哈马卡时，除了对他在1527年和1531年碰到的几个印加臣民进行的审问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外，他对印加人也是一无所知的。然而，虽然皮萨罗本人碰巧也是一个文盲，但他属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传统。西班牙人从书本上知道了同时代的许多与欧洲差别很大的文明国度，也知道了几千年的欧洲历史。皮萨罗伏击阿塔瓦尔帕显然是以科尔特斯的成功谋略为样板的。文化修养使西班牙人继承了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大量知识。相形之下，阿塔瓦尔帕不但对西班牙人本身毫不了解，对来自海外的其他任何入侵者毫无个人经验，而且他甚至也没有听人说过(或在书本上读到过)在别的什么地方和在历史上以前什么时候对别的什么人的类似威胁。这种在经验方面的巨大差距，促使皮萨罗去设下圈套而阿塔瓦尔帕走进了圈套。
• 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文字。

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直接优势总是在欧洲一边，而不是在新大陆一边。为什么不是印加人发明枪炮和钢刀，骑上像战马一样的令人生畏的牲口，携带对欧洲人来说没有抵抗力的疾病，修造远洋船只和建立先进的行政组织，并能从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吸取经验？

第四章 农民的力量

不同部族在史前的不同时期学会了粮食生产。有些部族，如澳大利亚土著，却从来没有学会粮食生产。在那些学会粮食生产的部族中，有些(例如古代的中国人)是靠自己独立发展粮食生产的，而另一些(包括古代埃及人)则是从邻近部族学会粮食生产的。从间接的意义说，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因果关系是最直接的因果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在野生的动植物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供人类食用，或值得捕猎采集。多数动植物不能用作我们的食物有以下一些原因：它们有的不能消化（如树皮），有的有毒（五彩斑斓的蘑菇），有的营养价值低（水母），有的吃起来麻烦（很小的干果），有的采集起来困难（大多数昆虫的幼虫），有的捕猎起来危险（犀牛）。陆地上大多数生物都是以木头和叶子的形态存在的，而这些东西大多数我们都不能消化。

在饲养驯化动物的人类社会中，牲畜在4个不同的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类、奶脂、肥料以及拉犁。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还在两个方面和驯化的植物相互作用，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首先，现代的园林工人或农民仍然根据经验知道，用动物的粪便做肥料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其次，驯化哺乳动物可以用来拉犁，从而使人们可以去耕种之前如果用来耕种代价太高的土地。所有这些都是出于动植物驯化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从而导致更稠密人口的一些直接因素。一个比较间接的因素是与粮食生产所要求的定居生活方式的后果直接有关的。许多狩猎采集社会里的人经常跑来跑去寻找野生食物，但农民必须留在他们的田地和果园附近。因此而产生的固定居所由于缩短了生育间隔期而促使人口变得更稠密起来。毕竟经常更换定居场所的人只能携带很少的东西。定居生活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贮藏起来，因为如果人们不能留在附近看管贮藏的粮食，那么贮藏就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有些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部族可能偶尔也把几天吃不完的食品收藏起来，但这种富源对他们几乎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能保护它。

贮藏的粮食对于养活不生产粮食的专门人材是必不可少的，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社会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这类专门人材，这种人材首先出现在定居社会中。专门人材有两类：国王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往往比较平等，它们没有专职的官员和世袭的首领，只有在族群和部落层次上的小规模的行政组织。这是因为所有的身强力壮的从事狩猎采集的人不得不把他们很大一部分时间专门用来获取食物。但是有了粮食储备，行政上层人物就可以控制别人生产的粮食，维护征税的权利，无需去养活自己，而以全部时间从事行政活动。因此，中等规模的农业社会通常按酋长辖地来组织，而王国只限于规模很大的农业社会。这些复杂的行政单位比平等之主义的猎人群体能更好地发动持久的征服战争。通过税收建立剩余粮食储备，除了养活国王和官员外，还能养活其他专职的专门人材。与征服战争关系最直接的是，粮食储备可以用来养活职业军人，还可以养活为征服战争提供宗教理由的神职人员，养活像制造刀剑、枪炮和发展其他技术的金属加工工人之类的手艺人，以及养活能够保存信息的抄写员，因为他们所记录的信息比人们能够准确记住的信息要多得多。

除了作为粮食的农作物和家畜的直接和间接的价值外，它们还有其他用途，例如帮我们保暖和向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农作物和家畜生产出的天然纤维，可以用来做衣服、毯子、网和绳子。

动植物驯化对征服战争的最直接的贡献是由欧亚大陆的马作出的，它们在军事上的作用，使它成了那个大陆上古代战争中的吉普车和谢尔曼坦克。在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在驯养动物的社会中演化的病菌。像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这类传染病作为人类的专化病菌而出现了，它们原是动物所感染的十分类似的祖代病菌由于突变而衍生出来的，从驯养的动物那里通过这一途径而最后获得的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和太平洋诸岛的土著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动植物的驯化意味着人类的粮食越来越多．因而也就意味着人口越来越稠密。因此而带来的粮食剩余和(在某些地区)利用畜力运输剩余粮食，成了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的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能否利用驯化的动植物，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帝国、知书识字和钢铁武器在欧亚大陆最早发展起来，而在其他大陆则发展较晚，或根本没有发展起来。

第五章 历史上的穷与富

粮食生产在地球上的广大地区过去没有出现过，这并不令人奇怪，由于生态原因，粮食生产在这些地区现在仍然难以出现或不可能出现。例如，在史前期的北美洲北极地区，无论农业或畜牧业都没有出现过，而在欧亚大陆北极地区出现的唯一粮食生产要素是放牧驯鹿。在远离灌溉水源的沙漠地区也不可能自发地出现粮食生产，如澳大利亚中部和美国西部的一些地方。迫切需要说明的，反倒是何以在某些生态条件十分适宜的地区在现代以前一直直未能出现粮食生产，而在今天却成了世界上一些最富足的农牧中心。

如果我们对粮食生产追本溯源，它的最早发源地会再次使我们感到惊异。这些地方已完全不是现代粮仓，它们包括一些在今天被列为有点干旱或生态退化的地区：伊拉克和伊朗、墨西哥、安第斯山脉、中国的部分地区以及非洲的萨赫勒地带（阿拉伯语"沙漠之边"，指撒哈拉沙漠南沿的一条广阔的半沙漠地带）。为什么粮食生产首先在看似相当贫瘠的土地上形成．只是到后来才在今天最肥沃的农田和牧场发展起来?

在粮食生产赖以出现的方式方面的地理差异也同样令人费解。在有些地方，它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是当地人驯化当地动植物的结果。而在其他大多数地方，则是把别的地方已经驯化的作物和牲口加以引进。既然这些原来不是独立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在引进驯化动植物后立刻变得适宜于史前的粮食生产，那么这些地区的各个族群为什么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通过驯化当地的动植物而成为农民和牧人呢？

在的确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这些地区中，为什么出现的时间差别如此之大，例如，在东亚要比美国东部早几千年，而在澳大利亚东部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史前时代引进粮食生产的这些地区中，为什么引进的时间差别也如此之大，如在欧洲南部要比美国西南部早几千年？另外，在引进粮食生产的这些地区中，为什么有些地区（如美国西南部）当地的狩猎采集族群采纳了邻近族群的作物和牲口而最终成为农民，而在另一些地区（如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赤道以南的许多地方）引进粮食生产却引起了一场灾难，使外来的粮食生产者取代了该地区原来的狩猎采集族群呢？

一且人们辨认出驯化动植物的古代遗存并确定其年代．那么人们怎样来确定是否这个植物或动物实际上就是在这遗址附近驯化的，而不是在别处驯化，后来才传到这个遗址来的?一个方法就是研究一下这个作物或动物的野生祖先的地理分布图，并推断出野生祖先出现的地方必定就是发生过驯化的地方。确定某个作物或动物的驯化地点的第二个方法，是在地图上标出每个地区驯化物种首次出现的年代。出现年代最早的地点也许就是驯化最早的地点，而如果野生物种的祖先也在那里出现，如果它们在其他地点首次出现的年代随着与推定的最早驯化地点距离的增加而逐渐提高，从而就能表明驯化物种在向其他那些地点传播。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同样的植物或动物是在不同的地点独立驯化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只要分折一下由此产生的不同地区的相同作物或动物标本在形态、遗传或染色体方面的差异，就常常可以发现这些情况。

世界上只有几个地区发展了粮食生产，而且这些地区发展粮食生产的时间也差异甚大。一些邻近地区的狩猎采集族群从这些核心地区学会了粮食生产，而其他的一些邻近地区的族群则被来自这些核心地区的粮食生产者所更替了，更替的时间差异甚大。最后，有些族群虽然生活在一些生态条件适于粮食生产的地区，但他们在史前既没有发展出农业，也没有学会农业，始终以狩猎采集为生，直到现代世界最后将他们淘汰。在粮食生产上具有领先优势的那些地区里的族群，因而在通往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道路上也取得了领先优势。其结果就是富有社会和贫穷社会之间一系列的长期冲突。

我们怎样来解释粮食生产的开始在时间和模式上的地理差异呢？

第六章 种田还是不种田

以前，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以狩猎采集为生。为什么他们中竟有人会选定粮食生产呢?如果说他们这样做必定有其理由，那么他们为什么只是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在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栖息地这样做．后来仅仅过了3000年又在气候和地质构造方面相类似的西南欧的地中海栖息地这样做，而从来没有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南非好望角这些类似地中海栖息地的地方这样做呢?为什么新月沃地的居民不是在公元前18500年或28500年左右即已成为粮食生产者，而是要一直等到公元前8500年呢?

由于富裕的第一世界公民实际上用不着亲自去做种植粮食的工作，所以对他们来说．粮食生产(通过远处的大农场经营)意味着较少的体力劳动，更多的享受，使人免于饥饿并获得较长的期望寿命。虽然农民和牧人构成了世界上实际粮食生产者的大多数，但其中大部分人的境况不一定就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来得优越。对时间安排的研究表明，他们每天花在工作上的小时和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可能只多不少。一些考古学家已经证实，许多地区最早的农民同被他们取代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身材较矮小，营养较差，患严重疾病的较多，死时平均年龄也较轻。如果这些最早的农民能够预见到选定粮食生产的后果，他们也许不会决定那样去做。既然他们不能预见到这个结果，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呢?有许多实际情况表明，狩猎采集族群的确看见过他们的邻居在进行粮食生产，不过他们还是拒绝接受想象中的粮食生产的好处，而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还有一些与农民接触的狩猎采集族群最后的确成了农民，但那也只是在经过极其漫长的拖延之后。例如，德国北部的近海族群，直到利尼尔班克拉米克文化时期一些族群把粮食生产引进距离南部仅仅125英里的德国内陆地区后1300年才采纳了粮食生产。为什么这些近海的德国人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什么使他们最后改变了主意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消除关于粮食生产起源的几个错误观念，然后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个问题。

• 我们可能认为，粮食生产是发现或发明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事粮食生产还是狩猎采集，这中间甚至不存在有意识的选择。具体地说，在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最早选定粮食生产的族群显然不可能作出有意识的选择，也不可能有意识地把农业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农业，根本不知道农业是怎么一回事。相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粮食生产是逐步形成的，是在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决定的副产品。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粮食生产竟会发展起来，为什么它是在某些地方而不是在另一些地方发展起来，为什么它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发展起来，为什么它发展的时间不是更早一些或更晚一些?
• 另一个错误观念是：在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与定居的粮食生产者之间必定是界线分明。虽然我们经常把他们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但在某些物产丰富的地区，包括北美洲的西北太平洋沿岸以及可能还有澳大利亚东南部，狩猎采集族群已经定居下来，但从未成为粮食生产者。相反，粮食生产者中也有流动的群体。新几内亚湖泊平原的一些现代游牧民族在丛林忠开垦土地，种植香蕉和番木瓜树，再离开几个月重新过狩猎采集生活，然后回来看看他们的作物，如果他们发现作物在生长，就给他们的园地除草，接着再出发去打猎，几个月后再回来看看，如果他们的园地有了出产，他们就定居一阵子来收获和食用他们的产品。
• 另一个实际上已变得模糊不清的想象中的区别，是粮食生产者积极经营土地而狩猎采集族群采集土地上的野生物产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有些狩猎采集族群集中力量经营他们的土地。

粮食生产就是这样由狩猎采集族群发端于前，然后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所有必要的技术都是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所有在其一地区最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都是同时驯化的。即使是在粮食生产以最快的速度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独立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也要花上几千年时间才能从完全依赖野生食物转变为依赖很少几种野生食物。在粮食生产的早期阶段，人们采集野生食物和培织非野生食物是同时进行的，而随着对作物的依赖的增加，各种采集活动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性减少了。这种转变是逐步实现的，其根本原因是，粮食生产制度的渐次形成乃是许多关于时间和劳力分配的不同决定积累的结果。觅食的人同觅食的动物一样，只有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方式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不断地按优先顺序来作出分配劳力的决定，哪伯是无意识地也是一样。他们首先集中注意力于最喜欢的食物，或者能够产生最高报偿的食物。如果这些食物无法得到，他们就转向不太喜欢的食物。他们也渴望得到一些特别的食物，如富有蛋白质的食物、脂肪、盐、甜水果以及只要吃起来味道好的食物。如果所有其他情况都相同，人们就以最少的时间、最小的努力和最大的把握产生最大的回报的方法去寻找食物，从而追求在卡路里、蛋白质或其他特别的食物品种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同时，他们也追求最小限度的风险：同按平均时间计算回报率很高但也很可能饿死的一种变化不定的生活方式相比，适中的然而可靠的回报显得更为可取。男性猎人的行动往往要受到声望这类考虑的影响。人们也受到看似随心所欲的文化偏好的影响，例如把鱼看作是美味，或者看作是禁忌。最后，他们的优先考虑还要受到他们所喜爱的生活方式的相对价值的严重影响。

粮食生产一旦在某个大陆的某个部分出现，邻近的狩猎采集族群就能看到粮食生产的结果，从而作出有意识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狩猪采集族群几乎是全盘接受了邻近的粮食生产制度；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只选择其中的某些成分；在还有一些情况下，他们则是完全拒绝粮食生产，而继续做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正如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可以逐渐转换为粮食生产的生活方式一样，一种粮食生产制度也可逐渐转换为另一种粮食生产制度。甚至偶然也有放弃粮食生产制度、复归狩猎采集生活的情况。

我们必须把粮食生产同狩猎采集看作是相互竞争的供选择的办法。在狩猎采集外再种植某些作物或饲养某些牲口的混合经济，不但在和这两种"纯粹"经济竞争，而且也在和粮食生产比例或高或低的混合经济竞争。尽管如此，在过去的1万年中，普遍的结果一直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粮食生产。因此，我们必须问一问：是什么因素使竞争优势不属于前者而属于后者?

有几个起作用的主要因素：

• 获得野生食物的可能性减少了。狩猎采集族群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13000年中的好处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所依赖的资源(尤其是动物资源)己不再那么丰富或者甚至消失。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看到，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在更新世结束时已在南美洲和北美洲灭绝了，有些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灭绝了，这或者是因为气候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因打猎的人的技巧提高了和人数增加了。
• 正如野生鸟兽资源的枯竭往往使狩猎采集活动好处不大一样，由于获得可驯化野生植物的可能性增加了，对植物进行驯化的做法可以得到较大的好处。
• 粮食生产依赖的一些技术，如对野生粮食的收集、加工和贮藏的技术的长期发展。这些发明包括用来收割野生谷物的、装在木柄或骨柄上的隧石镰刀；从生长谷物的山坡把谷物运回家的篮子；给谷物去壳的石臼、杵或磨板；烘焙谷物以免在贮藏时发芽的技术；以及贮藏谷物的地窖，有些地窖还抹上灰泥防水。
• 人口密度增加和粮食生产出现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正反馈循环过程。人口密度逐步增加，迫使人们去奖励那些无意中增加了粮食产量的人，以获得更多的粮食。一旦人们开始生产粮食并过定居的生活，他们就能够缩短生育间隔期，生出更多的人来，从而也就需要更多的粮食。

第七章 怎样识别杏仁

所有的作物都来自野生植物。某些野生植物是怎样变成作物的呢?这是一个特别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许多作物(如巴旦杏)的祖先不是吃了叫人送命就是味道糟得难以入口，而其他一些作物(如玉米)在外观上同它们的野生祖先又差别太大。住在岩洞里的那些男女是些什么样的人，竟会想出"驯化"植物这个主意来？而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植物驯化可以定义为：栽种某一植物并由此有意或无意地使其发生不同于其野生祖先的、更有利于人类消费的遗传变化。

最初的农民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驯化了植物的呢？比方说，他们是怎样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把有毒的杏仁变成了无毒的杏仁的呢?除了使某些野生植物变得更大或毒性更少外，他们实际上还使它们产生了哪些变化呢？即使是一些重要的作物，驯化的时间也大不相同：例如，豌豆驯化的时间不迟于公元前8000年，橄榄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草莓要等到中世纪，美洲山核桃则在1846年。许多能出产食物的野生植物为千百万人所珍视，例如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为了得到可吃的橡实而寻找橡树，但橡树甚至在今天也仍然没有驯化。是什么使得某些植物比其他植物更容易驯化，或更吸引人去对其驯化?为什么橄榄树向石器时代的农民屈服了，而橡树则使我们最聪明的农艺师一筹莫展呢？

和其他所有动物(包括人)一样，植物必须将其子代向它们能够茁壮生长的地区扩散，并传递其亲代的基因，其依靠动物或者物理环境进行扩散。作物从野生植物开始演化的早期无意识阶段包括这样的一些演化方式，即植物吸引人类去采食并撒播它们的果实，但还不是有意去栽种它们。人类的排泄处所和土狼的一样．也许就是最早的无意识的作物培育者的一个试验场。你走进灌木丛中，并非是为了特定的草莓才来的。即使是无意识的，你还是决定了哪一丛草莓看上去最有希望，以及它是否值得你来这一趟。你的潜意识中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一个判断标准当然就是大小。你喜欢大的浆果，因为你不值得为几颗难看的小浆果去被太阳晒烤和蚊子叮咬。这就是许多作物的果实比它们野生祖先的果实大很多的部分原因。

我们所栽种的植物的种子和它们的许多野生祖先的种子的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在味苦方面。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为防动物把它们吃绰，在演化过程中味道变苦而难以人口，或有毒。因此，自然选择对种子和果实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果实好吃的植物让动物来撒播它们的种子，但果实里的种子必须很难吃。否则，动物就会把种子嚼碎，种子也就发不出芽来了。

如果说大小和味道是狩猎采集族群选择野生植物的最明显的标准，那么其他标准则包括果实肉多或无子、种子含油多以及纤维的长度。通过收获这些具有特别可取的品质的野生植物，古代人在无意识中传播了这些植物，使它们走上了驯化之路，然而，除此之外，至少还有4种主要变化未能引起采浆果的人去做出引人注目的选择：

• 第一个改变是影响了种子传播的野生结构。许多植物都有其传播种子的专门机制(从而使人类无法对它们进行有效的采集)。只有由突变产生的缺乏这种结构的种子才会被人收获而成为作物的祖先。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豌豆。豌豆的种子封闭在豆荚里，要发芽生长，就必须破荚而出。为了做到这一点．豌豆就演化出一种基因，能使豆荚突然破裂，把豌豆弹射到地上。偶然产生突变的豌豆的豆荚不会爆裂。在野外，这种产生突变的豌豆一直到死都是包裹在亲株上的豆荚里面，而只有这种能爆裂的豆荚才把它们的基因传递给后代。但与此相反的是，人类能够收获到的唯一豆荚可能就是留在植株上的那些不爆裂的豆荚。因此，一旦人类开始把野豌豆带回家去吃，立刻就产生了对这种单基因突变的选择。对同样不爆裂突变进行选择的例子还有兵豆、亚麻和罂粟。
• 第二个改变甚至是人们更难以觉察的。对于在气候变化无常的地区生长的一年生植物来说，如果所有的种子都迅速地同时发芽，那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只要一次干旱或霜冻就可能把幼苗全都杀死，连传种接代的种子都没有了。因此，许多一年生植物演化的结果是通过发芽抑制剂来减少损失，使种子在开始阶段休眠，然后在几年里分批发芽。早期的农民可能在反复试验中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松土、浇水然后播种的办法来获得更高的产量。如果是这样，种子就会立即发芽并长成植物．它们的种子又可以收获下来在来年种下。但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不会立即发芽，因此种下去也不会有任何收成。 野生植物中偶然产生突变的个体没有厚厚的种皮，也没有其他的发芽抑制剂，所有这些突变体迅速发芽，最后产生了突变的种子。
• 第三个改变是植物的突变影响到其自身的繁殖系统。有些产生突变的个体甚至不需要授粉就可以结出果实，其结果就使我们有了无子的香蕉、葡萄和菠萝。有些产生突变的雄雄同株失去了它们的自交不亲和性，而变得能自花授精，如桃、李、苹果和樱桃。有些产生突变的葡萄通常是雌雄异株，但也会变成自花授精的雌雄同株。
• 第四个改变是对于一种野生植物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从而产生了作用十分不同的作物。如甜菜。

结果，不同的植物由于十分不同的或甚至相反的特点而得到选择。有些植物(如向日葵)由于大得多的种子而得到选择，而另一些植物(如香蕉)则由于种子小或没有种子而得到选择。选择生菜则取其茂盛的叶子而舍其种子或果实；选择小麦和向日葵则取其种子而舍其叶；选择南瓜则取其果实而舍其叶。

就植物的驯化来说，有些植物在很久以前就驯化了，有些直到中世纪才驯化，而还有一些野生植物竟然不受我们所有活动的影响。这方面的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 第一阶段：新月沃地最早的作物，如小麦、大麦和豌豆，大约是在1万年前驯化的，它们起源于呈现许多优势的祖先。它们已经可以食用，而且在野生状态下产量很高。它们很容易生长，只要播种或栽植就行了。它们生长迅速，播种后不到几个月就可收获了。对于仍然处于流浪的猎人和定居的村民之间的早期农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优点，它们很容易贮藏，大都是自花授粉，能把自己的合意基因毫无改变地传递下去，而不必向其他对人类不大有用的品种进行杂交。最后为了转化为作物，它们的野生祖先很少需要在基因方面产生什么变化，如对小麦来说，只要产生使麦粒不脱落和迅速而均匀的发芽的突变就行了。
• 第二阶段：包括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驯化的最早的果树和坚果树，其中有橄榄树、无花果树、枣树、石榴树和葡萄藤。同谷物和豆科植物相比，它们的缺点是种植后至少要3年才开始结实，而达到盛产期则要等到10年之后。因此，只有那些已完全过上了定居的乡村生活的人，才有可能种植这些作物。然而，这些早期的果树和坚果树仍然是最容易栽种的作物。和后来驯化的树木不同，它们可以用插枝或播种的办法来直接栽种。
• 第三阶段：涉及一些栽培起来难得多的果树，包括苹果、梨、李和樱桃。这些树不能靠插枝来种植。用种子来种也是白费力气，因为即使是其中优秀品种的后代也十分易变、所结的果实也多半没有价值。这些树要靠困难的嫁接技术来种植，而这个技术在中国农业开始后很久才发展起来。即使你懂得嫁接的原理，嫁接也仍然是一项困难的工作。

全世界的粮食生产体系中也存在着某些重大的差异：

•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农业开始涉及种子撒播和农田单作以及犁地用牲畜还是用手持锄头等差异。
• 另一个差异涉及卡路里和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许多地区，这方向的主要来源是谷物。不过，在另一些地区，谷物的这一任务被根和块茎接管了或分担了。

在我们所列举的关于驯化成功的例子中仍然缺乏许多野生植物。尽管它们具有食用价值，但我们却不曾成功地驯化它们。如橡树，它有3个不利因素：

1. 它们生长缓慢，可能使大多数农民失去耐心。小麦种下去不消几个月就可得到收成；杏仁种下去3、4年后就可长成能够结果实的树；但种下一颗橡实可能在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不会有什么收益。
2. 橡树所结的坚果无论是大小还是味道都适于松鼠，而我们都见到过松鼠埋藏、挖掘和吃橡实的情景。如果偶尔有一颗橡实松鼠忘记把它挖出，那么这颗核实就可长出橡树来。有数以10亿计的松鼠，每一只松鼠每一年把数以百计的橡实传播到几乎任何一个适于橡树生长的地方。这样，我们人类就不可能为我们所需要的橡实去选择橡树。橡树生长缓慢和松鼠行动迅速这些问题大概也说明了为什么山毛榉和山核桃树同样未能驯化的原因，虽然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分别对这两种树种大量地加以利用以获得它们的坚果。
3. 杏仁的苦味由单一的优势基因所控制，而橡实的苦味似乎由许多基因所控制。如果古代农民栽种了偶然产生不苦的突变的杏仁或橡实，那么根据遗传规律，如果是巴旦杏树，长成的树上的杏仁有一半可能也是不苦的．而如果是橡树，则几乎所有橡实可能仍然是苦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任何想要种橡实的农民的热情荡然无存，尽管他们已经赶走了松鼠并且保持耐心。

第八章 问题在苹果还是在印第安人

为什么农业没有在一些肥沃的十分合适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欧洲、气候温和的澳大利亚以及非洲赤道以南地区独立地出现？而在农业独立出现的那些地区中，为什么有些地区的农业发展会比另一些地区早得多?

为什么新月沃地的驯化动植物使它获得了如此强大的领先优势？有以下三个有利条件：

• 它地处所谓的地中海气候带内，这种气候的特点是冬季温和而湿润，夏季漫长、炎热而干燥。在这种气候下生长的植物必须能够熬过漫长的干燥季节，并在雨季来临时迅速恢复生长。新月沃地的许多植物，尤其是谷类和豆类植物，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从而变得对人类有用：它们是一年生植物，就是说这种植物本身会在干旱季节逐渐枯萎死去。 由于只有一年的生命，一年生植物必然是矮小的草本植物。其中有许多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气力用来生产大籽粒的种子，种子在旱季休眠，并准备好在雨季到来时发芽。因此，一年生植物不会浪费气力去生长不可食用的木质部或纤维梗茎，就像乔木和灌木的枝干那样。但是许多大籽粒的种子，主要是一年生谷物和豆类的种子，是可以供人类食用的。它们构成了现代世界的12种主要作物中的6种。相比之下，如果你住在森林旁边并凭窗远眺，那么你所看到的植物往往都是乔木和灌木，其中大多数植物的枝干都是不能食用的，它们也很少把气力花在生产可供食用的种子上。当然，在气候湿润地区的森林里，有些树木的确产生了可供食用的大种子，但这些种子的适应能力还不能使它们度过漫长的旱季，因而不适合人类的长期贮藏。
• 新月沃地许多作物的野生祖先本就繁茂而高产，它们大片大片地出现，对于狩猎采集族群来说，其价值必定是显而易见的。狩猎采集族群在种子成熟的短暂时间里采集大量的野生植物，并把它们作为粮食贮藏起来以备一年中其余时间之需，这样，他们甚至在开始栽培植物之前就已在村庄里定居了下来。
• 新月沃地植物群中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比例很高，使得对于农民来说的优势基因得以遗传。自花传粉植物偶尔也会异花传粉，从而产生了可供选择的新的植物品种，异花传粉不仅发生在同种的一些个体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有亲缘关系的品种之间以产生种间杂交（如面包小麦）。

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气候带向西延伸，经过南欧和西北非的广大地区。世界上还有4个类似地中海气候带的地区：加利福尼亚、智利、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南非。然而，这些另外的地中海气候带不但无法赶上新月沃地而成为早期的出现粮食生产的地方；它们也根本没有产生过本地的农业。欧亚大陆西部的这种特有的地中海气候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有利条件呢?原来地中诲气候带，尤其是在新月沃地那个地区，具有胜过其他地中海气候带的5个有利条件：

1. 欧亚太陆西部显然是世界上属于地中海气候带的最大地区。因此，那里的野生动植物品种繁多，超过了澳大利亚西南部和智利这些比较小的地中海气候带。
2. 在地中海气候带中，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带的气候变化最大，每一季、每一年气候都有不同。这种气候变化有利于植物群中数量特别众多的一年生植物的演化。物种多和一年生植物多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就意味着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带显然是一年生植物品种最繁多的地区。
3. 新月沃地在短距离内高度和地形的富于变化。它的高度从地球上的最低点(死海)到18000英尺的高山(在德黑兰附近)，应有尽有，从而保证了环境的相应变化，也因此而保证了可能成为作物的祖光的品种繁多的野生植物。新月沃地的高度变化意味着可以把收获季节错开：高地植物结籽比低地植物多少要晚一些。
4. 新月沃地在很小距离内的生物多样性，不仅有大量的重要作物的野生祖先，而且也有大量的得到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而其他地方很少或没有适于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
5. 同包括西地中海沿岸在内的一些地区相比，新月沃地所面临的来自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竞争可能要少一些。西南亚很少有大江大河．只有很短的海岸线，所以那里较少水产资源(如江河和近海鱼类及有壳水生动物)。在那里，为了肉食而被人猎杀的哺乳动物之一是瞪羚。瞪羚本来是群居动物，但因人口增加而被过度利用，数目已大大减少。因此，粮食生产的整个好处很快就超过了狩猎采集的整个好处。以谷物为基础的定居村庄在粮食生产前就已存在，并使那些狩猎采集族群容易接受农业和放牧生活。在新月沃地，从狩猎采集向粮食生产的转变是比较快的：迟至公元前9000年，人们还没有任何作物和家畜而完全依赖野生的食物，但到公元前6000年，有些社会已几乎完全依赖作物和家畜了。

世界上任何地区，只要那里不是独立发展出粮食生产，或者最后整个粮食生产的力量不是那么大，就都会产生这两个问题：

• 第一个问题是，狩猎采集族群以及最早的农民真的十分了解当地现有的各种野生物种和它们的用途，或者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些主要作物的潜在祖先?有一门叫做人种生物学的学科专门研究人对其环境中的动植物的了解程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世界上幸存的为数很少的狩猎采集族群以及仍然严重依赖野生食物和自然产品的农业部族。这些研究普遍表明，这些族群是博物学的活的百科全书，他们叫得出(用当地语言)多达1000种或更多的动植物的名称，他们对这些物种的生物学特点、地理分布和潜在用途具有详尽的知识。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已经驯化的动植物，这种传统知识逐渐失去了价值，甚至已经失传，
•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他们真的了解当地的动植物，那么他们是否利用这种知识来驯化现有的最有用的物种，或者是否有某些文化因素使他们没有能那样去做? 一个例子是来自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河谷边缘的一个叫做特勒阿布朗瑞拉的考古遗址。特勒阿布朗瑞拉的狩猎采集族群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不加区别地去采集可能危及自己生命的野生植物。相反，他们同现代的新几内亚人一样，显然对当地的野生植物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们就利用这种知识只去选择现有的最有用的种子植物并把它们带回家。

同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相比，世界上有两个地方(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虽然也有本地的粮食生产系统，但显然是有缺陷的。现在我们可以来考察一下，当更多产的作物从别处引进这两个地方后，当地的农民究竟在做些什么。如果结果证明没有采纳这些作物是由于文化原因或其他原因，那么我们就会产生无法摆脱的怀疑。尽管我们迄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推理，我们可能仍然不得不怀疑，在当地的野生植物群中隐藏着一种潜在的重要作物的真正祖先，只是由于同样的文化因素，当地农民未能加以利用罢了。这两个例子同样会详细地说明一个对历史至关重要的事实：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当地作物并不是同样多产的。

• 在新几内亚，狩猎采集的回报还没有丰厚到可以打消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新几内亚的生物区系受到3个方面的严重限制，可以说明新几内亚土生土长的粮食生产所受到的限制与新几内亚的族群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新几内亚的生物区系和环境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1. 首先，在新几内亚没有任何驯化的谷类作物，而在新月沃地、萨赫勒地带和中国都有几种极其重要的谷类作物。新几内亚重视根用作物和树生作物，但它却把我们在其他湿润的热带地区(亚马孙河流域、热带西非和东南亚)的农业体系中所看到的一种倾向推向极端，因为那些地区的农民虽也重视根用作物，但却设法培育了至少两种谷物(亚洲稻米和一种叫做薏苡的大籽粒亚洲谷物)。新几内亚未能出现谷物农业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那里的野生起始物种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缺点：世界上56种种子最大的野生禾本科植物没有一种是生长在那里的。
  2. 其次，新几内亚的动物群中没有任何可以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现代新几内亚驯养的动物只有猪、鸡和狗，它们也都是在过去几干年中经由印度尼西亚从东南亚引进的。因此，虽然新几内亚的低地居民从他们捕捉到的鱼类获得了蛋白质，但新几内亚的高原地区的居民在获得蛋白质方面受到严重的限制，因为给他们提供大部分卡路里的主要作物(芋艿和甘薯)的蛋白质含量很低。
  3. 最后，以往新几内亚能够得到的根用作物不但蛋白质少，而且卡路里也不高，因为这些作物在如今生活着许多新几内亚人的高地上生长不好。然而，许多世纪前，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新的根用作物传到了新几内亚，它先由西班牙人引进菲律宾，后来大概再由菲律宾传到新几内亚的。同芋艿和其他可能历史更悠久的根用作物相比，甘薯能够在地势更高的地方生长，长得更快，按每英亩耕地和每小时所花的劳力计算，产量也更高。甘薯引进的结果是高原人口激增。就是说，虽然在甘薯引进前人们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从事农业已有数千年之久，但当地现有的作物一直在他们能够居住的高原地区使他们能够达到的人口密度受到了限制。
• 在其他作物开始从别处引进之前很久，美洲土著便已在美国东部的河谷地区定居下来，并在当地作物的基础上发展了集约型的粮食生产。他们实际上栽培了哪些野生植物，以及如何与传入的始祖作物进行比较呢？对美国东部驯化植物最了解的农民，就是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自己。他们在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引进后宣判了当地驯化植物的命运：或者把它们完全抛弃，或者把它们的重要性降低。这个结果也表明了印第安人没有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束缚，而是在看到一种优良的植物时完全能够认识到它的价值。因此，同在新几内亚一样，美国东部土生土长的粮食生产所受到的限制，不是由于印第安人本身，而是完全决定于美洲的生物区系和环境。
  1. 美国东部的始祖作物是4种植物，它们在公元前2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得到驯化，比新月沃地的小麦和大麦的驯化时间晚了整整6000年。当地的一种南瓜属植物不但能产生可吃的种子，而且还可用作小型容器。其余3种始祖作物完全是因为它们的可吃的种子才被人栽种的(向日葵、一种叫做菊草的雏菊亲缘植物和一种叫做藜的菠菜远亲植物)。 但4种种子作物和一种容器远远够不上完全的粮食生产组合。这些始祖作物在2万年中不过是饮食的小小补充，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仍然主要地依赖野生食物，尤其是野生的哺乳动物和水鸟、鱼、有壳水生动物和坚果。直到公元前500年至200年这一时期，在又有3种种子作物(扁蓄、五月草和小大麦)得到栽培之后，农业才成为他们食品的主要来源。
  2. 美国东部的这些作物的大多数虽然在营养方面有其优点，但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存在严重的缺点。藜属植物、扁蓄、小大麦和五月草的种子很小，体积只有小麦和大麦种子的十分之一。更糟的是，菊草是靠风媒传粉的豚草的亲缘植物，而豚草是众所周知的引起花粉病的植物。同豚草的花粉一样，凡是在菊草长得茂盛的地方，菊草的花粉都会引起花粉病。如果这一点还不能使你想要做一个种植菊草的农民的热情完全消失的话，就请你注意它有一种令某些人讨厌的强烈气味，而且接触到它会引起皮肤过敏。
  3. 公元元年后，墨西哥的一些作物最后经由贸易路线开始到达美国东部。玉米是在公元200年左右引进的，但在许多世纪中，它所起的作用始终较小。最后，在公元900年左右，一个适应北美洲短暂夏季的新品种的玉米出现了，而在公元1100年左右随着豆类的引进，墨西哥的玉米、豆类和南瓜类这三位一体的作物便齐全了。美国东部的农业大大地集约化了，人口稠密的酋长管辖的部落沿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发展了起来。在某些地区，原来在当地驯化的作物同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一起保留了下来，但在另一些地区，这三位一体的作物则完全取代了它们。没有一个欧洲人见到过生长在印第安人园子里的菊草，因为到欧洲人于公元1492年开始在美洲殖民时，菊草作为一种作物已经消失了。在美国东部所有这些古代特有作物中，只有2种(向日葵和东部南瓜)能够同在其他地方驯化的作物相媲美，并且至今仍在种植。现代的橡实形南瓜和密生西葫芦就是从几千年前驯化的美洲南瓜属植物演化而来的。

新月沃地、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这些差异，直接来自可以用来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不同系列，而不是来自这些族群本身的局限性。当更多产的作物从别处引进时(新几内亚的甘薯，美国东部的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当地族群迅即利用了它们，加强了粮食生产，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人口。

粮食生产的出现涉及粮食生产与狩猎采集之间的竞争问题。因此，人们也许想要知道，粮食生产出现缓慢或没有出现粮食生产这种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当地可以猎取和采集的资源特别丰富，而不是由于适合驯化的物种特别容易获得。事实上，当地粮食生产出现很晚或根本没有出现粮食生产的大多数地区，向狩猎采集族群所提供的资源持别贫乏而不是特别丰富，因为澳大利亚和美洲(而不是欧亚太陆和非洲)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到冰期快结束时已经灭绝。粮食生产所面临的来自狩猎采集的竞争，在这些地区甚至比在新月沃地少。因此，在当地未能出现粮食生产或粮食生产受到限制这些情况，决不能归咎于来自大量狩猎机会的竞争。

事实上，在整个大陆和其他一些包含数以百计的互相竞争的广大地区，有些社会对新事物可能比较开放，有些社会对新事物可能比较抵制。那些接受新作物、新牲畜或新技术的社会因而可能吃得更好，繁殖得更快，从而取代、征服或杀光那些抵制新事物的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它的表现远远超过了采纳新作物的范围，我们将在第十三章再回头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另一个告诫涉及当地现有的野生物种使粮食生产的出现所受到的限制。这不是说，在所有那些在现代以前实际上不曾在当地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不管经过多少时间也不可能出现粮食生产。

印第安人未能驯化苹果的原因是在于印第安人所能得到的整个野生动植物组合。这个组合的不太多的驯化潜力，就是北美粮食生产很晚才开始的主要原因。

第九章 斑马、不幸的婚姻和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如要你认为你以前读到过和这差不多的字句，那你就说对了。只要稍稍改动一下，那就成了托尔斯泰伟大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得到幸福，婚姻必须在许多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两性的吸引、对金钱的共识、对孩子的管教、宗教信仰、三亲六眷，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在所有这些基本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可使婚姻毁掉，即使这婚姻所有其他必要的幸福因素一样不少。

驯化就是把野生动物改变成对人类更有用的东西。真正驯化的动物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它们的野生祖先。这方面的差异是由两个过程产生的：人类对那些比同种中其他动物个体更有益于人类的动物个体所作出的选择，和动物对在不同于野生环境的人类环境中起作用的自然选择变异力量所作出的自动演化反应。

我们怎样来解释这14种古代哺乳动物集中出现在欧亚大陆的现象呢? 有一个原因很简单。欧亚大陆拥有数量最多的陆生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无论它们是否都是驯化动物的祖先。欧业大陆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候补哺乳动物，达72种。这是因为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块，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千变万化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从广阔的热带雨林、温带雨林、沙漠和沼泽到同样广阔的冻原，应有尽有。

大量的非洲和美洲哺乳动物没有得到驯化，尽管它们在欧亚大陆有得到驯化的近亲或和它们极相似的动物。为什么欧亚大陆的马能够驯化，而非洲的斑马却不能呢?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猪能够驯化，而美洲的西瑞或非洲的3种真正野猪却不能？虽然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所有那些族群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在动物驯化方面是否都有欧亚大陆族群所没有的某些文化障碍?例如，非洲的大型野生动物数量很多．可以通过猎杀来得到，从而使非洲人特意去饲养家畜成为多余之举? 答案是否，有5个方面的证据可以驳倒上面的解释：非欧亚大陆族群迅速接受了欧亚大陆驯化的动物，人类有豢养宠畜的普遍爱好，古代的那14种哺乳动物迅速得到驯化．其中有几种还屡次独立地得到驯化．以及现代人所作的进一步驯化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我们至少可以找出驯化斑马失败的6组原因：

• 日常食物。每一次某种动物在吃某种植物或另一种动物时，食物生物量转换为取食者生物量的效率远远低于100%：通常在10%左右。就是说，要花费1万磅左右的玉米才能喂养出一头1000磅重的牛。如果你想要养一只1000磅重的食肉动物，你就得用1万磅重的食草动物去喂它，而这1万磅重的食草动物又需要用10万磅的玉米来饲养。由于这种根本性的缺乏效率，没有一种食肉的哺乳动物为了充当食物而被驯化。
• 生长速度。为了值得饲养，驯化动物也必须生长迅速。这个要求把大猩猩和大象给排除了，虽然它们都吃素，绝对不挑食，而且身上的肉也多。有哪一个想要成为饲养大猩猩或大象的大牧场主会花15年时间去等待他的牧群长到成年那么大？需要役用象的现代亚洲人发现把大象从野外捉来加以调教要省钱得多。
• 圈养中的繁殖问题。我们人类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性交；有些具有潜在价值的动物也不喜欢这样。这就是对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的驯化尝试中途天折的原因。
• 凶险的性情。几乎任何一种体形够大的哺乳动物都能杀人，猪、马、骆驼和牛都杀死过人。然而，有些大型动物性情还要凶险得多，比其他动物也危险得多。动则杀人的倾向使许多本来似乎理想的动物失去了驯化的候补资格。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灰熊。熊肉是昂贵的美食，灰熊体重可达1700磅，它们主要吃素(虽然也是可怕的猎手)，它们素食的范围很广，它们靠吃人的食物下脚而茁壮生长(从而在黄石公园和冰川国家公园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它们生长的速度也比较快。
• 容易受惊的倾向。大型食草类哺乳动物以不同的方式对来自捕食者或人类的危险作出反应。有几种在觉察到危险时会变得神经紧张，动作敏捷，并且立即逃走。还有几种则动作迟缓，不那么紧张，在群体中寻求保护，在受到威胁时站在原地不动，不到必要时不会逃跑。大多数鹿和羚羊(驯鹿是显著的例外)属于前一种，绵羊和山羊则属于后一种。
• 群居结构。几乎所有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都证明它们的野生祖先具有3个共同的群居特点：它们生活在群体里；它们在群体成员中维持着一种完善的优势等级；这些群体占据重叠的生活范围，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领域。群居动物适合于放牧，既然它们彼此相安无事，所以就能把它们集中在一起。既然它们本能地跟随一个起支配作用的领袖，而且把人当作那个领袖而牢牢记住，所以它们就乐于接受牧人或牧羊狗的驱赶。群居动物在拥挤的圈养条件下也能生长良好，因为它们在野生时就已习惯于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中了。

虽然大多数独居的地盘性动物因此而未能得到驯化，但不能反过来说大多数群居的动物都能得到驯化。下面的另外几个原因中只要有一个原因，它们中的大多数就不能驯化。 首先，有许多动物的群体并不拥有重叠的生活范围，而是保持排斥其他群体的独占领域。把这两样动物圈养在一起，就如同把两只独居的雄性动物圈养在一起一样是不可能的。 其次，有许多动物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是群居的，到了交配季节就变成地盘性的了，这时它们见面就争斗，彼此不能相容。最后，许多群居动物，再一次包括大多数鹿和羚羊，并没有界限分明的优势等级，因此在本能上并没有准备把任何占支配地位的领袖牢记在心(因而也不会把人记在心上)。

欧亚大陆的民族碰巧比其他大陆的民族继承了多得多的可驯化的大型野生的哺乳类食草动物，这为欧亚大陆社会带来了利益，来自哺乳动物地理学、历史学和生物学这3个基本事实。首先，欧亚大陆由于其广大面积和生态的多样性，一开始就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其次，澳大利亚和美洲，而不是欧亚大陆或非洲，在更新世晚期动物灭绝的大规模浪潮中失去了大多数可供驯化的动物，这可能是因为前两个大陆的哺乳动物不幸突然接触到了人类，而且人类的狩猎技巧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最后，适合驯化的候补动物，在欧亚大陆要多于其他大陆，只要研究一下那些不曾驯化的候补动物，就可以看出使其中每一种失去驯化资格的一些特有原因。因此，托尔斯泰可能会赞同一位前辈作家圣马太的真知灼见：被传唤者众，而被选中者少。

第十章 辽阔的天空与偏斜的轴线

粮食生产的传播对于了解在枪炮、病菌和钢铁的出现方面的地理差异，同粮食生产的起源一样证明是决定性的。正如某些地区证明比其他地区更适合于出现粮食生产一样，粮食生产传播的难易程度在全世界也是大不相同的。

某种作物的迅速传播可能不但抢先阻止了同一植物的野生祖先在其他某个地方的驯化，而且也阻止了有亲缘关系的野生植物的驯化。如果你所种的豌豆已经是优良品种，那么从头开始再去驯化同一种豌豆的野生祖先，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另外去驯化近亲的野豌豆品种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对农民来说，这种豌豆和已经驯化的豌豆实际上是同一回事。

为什么作物从新月沃地向外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因为，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白天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完全相同。在较小程度上．它们也往往具有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雨量情势以及动植物环境或生物群落区(植被类型)。

粮食生产的传播在美洲和非洲比在欧亚大陆困难，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美洲和非洲是南北走向，纬度是气候、生长环境和粮食生产传播难易的主要决定因素。然而，纬度当然不是这方而唯一的决定因素，认为同一纬度上的邻近地区有着同样的气候(虽然它们不一定有着同样的白天长度)，这种说法包并不总是正确的。地形和生态方面的界线，在某些大陆比在另一些大陆要明显得多，从而在局部上造成了对作物传播的重大障碍。如虽然美国的东南部和西南部处在同一个纬度上，但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作物传播却是十分缓慢而有选择性的。这是因为横隔在中间的得克萨斯和南部大平原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干旱而不适于农业。

第十一章 牲畜的致命礼物

下面的四章将探讨一下粮食生产这个终极原因是如何导致病菌、文化修养、技术和集中统一的政府这些直接原因的。

人类疾病缘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请想一想艾滋病吧，那是一种传播速度非常快的人类疾病，似乎是从非洲野猴体内一种病毒演化而来。）本章将考虑什么是"疾病"，为什么有些病菌演化的目的是"使我们生病"，而其他大多数生物却不会使我们生病。我们将考察一下，为什么我们最熟悉的传染病中有许多成为流行病而迅速传播，如当前的艾滋病的流行和中世纪黑死病（腺鼠疫）的流行。然后，我们还将考虑现在只在我们中间传播的那些病菌的祖先，是怎样从他们原来的宿主动物身上转移到我们身上来的。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对我们的传染疾病缘自动物的深刻见解，是如何有助于说明欧洲人和印第安人之间重大的，几乎是单向的病菌交流的。

从病菌的角度来考虑疾病问题，要知道，病菌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病菌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使我们生病，如使我们的生殖器溃疡或腹泻。它这样做会得到什么样的演化利益呢？这似乎是特别令人费解而又自拆台脚的事，因为病菌杀死了它的宿主也就杀死了它自己。病菌已演化出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以及从动物传播给人。传播能力强的病菌繁殖的后代也多，结果就会得到自然选择的偏爱。我们的疾病的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便使我们帮助传播病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而已。

病菌传播方式：

• 最不费力的方式，就是等待着被动的传染给下一个受害者。有些病原体等待下一个宿主被下一个宿主吃掉，就是这种策略的运用：例如沙门氏菌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已被感染的蛋或肉而感染上的。
• 有些病菌不是等到旧宿主死后被吃掉，而是在昆虫的唾液中"搭便车"，这个昆虫咬了原来的宿主，然后赶紧离开去寻找新的宿主。提供这种"免费搭车"的可能是蚊子、跳蚤、虱子或采采蝇，他们分别传播疟疾、瘟疫、伤寒或昏睡病。
• 其他一些病菌是由自己来处理事情。它们改变宿主的结构和习惯，来加速自己的传播。如天花造成的皮肤损伤，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接触来传播病菌的。
•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运用的策略就更厉害了，它们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同样，霍乱菌促使它的受害者大量腹泻，把病菌送入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引起朝鲜出血热的病毒通过鼠尿来传播。在改变宿主的行为方面，再没有什么能和狂犬病病毒相比的了，这种病毒不但进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还驱使这只狗疯狂地乱咬，从而使许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但就这种小虫子所作的实际努力来说，应该得奖的还是钩虫和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它们的幼虫通过前一个受害者的粪便被排泄到水里或土里，又从那里努力地钻进新宿主的皮肤。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生殖器溃疡、腹泻和咳嗽都是"症状"。但从病菌的观点看，它们就是传播病菌的聪明的演化策略。这就是为什么"使我们生病"是符合病菌的利益的。但是，为什么病菌会演化出杀死宿主这种明显自拆台脚的策略呢?从病菌的角度看，那只是宿主症状促进病菌高效传播的一个无心的附带结果(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是的一个没有得到治疗的霍乱病人，最后可能因为每天拉稀达几加仑而送命。然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只要这病人仍然活着，霍乱菌就会由于大量传播进下一个受害者的饮用水源而得到好处。倘若每个受害者因而平均感染一个以上的新的受害者，那么即使第一个宿主碰巧死了，霍乱菌仍然会传播开去。

让我们回过头来考虑一下我们自私的利益：活下去并保持健康，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那些该死的病菌。我们受到感染的一个普遍反应是发烧。而我们又一次在习惯上把发烧看作是一种"症状"，好像就这样无缘无故地照例发生了。但是，体温的调节是受到基因控制的，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有些病对热的反应比我们的身体更敏感。提高我们的体温，实际上就是要在烤死我们自己之前把病菌烤死。我们的另一个普遍反应就是把我们的免疫系统动员起来。我们的白细胞和其他细胞积极地搜查并杀死外来病菌。我们在抵抗某种使我们受到感染的病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定的抗体，使我们在痊愈后不大可能再次受到感染。我们最缓慢的防御反应是通过自然选择表现出来的，自然选择改变了我们一代代的基因频率，对于几乎任何一种疾病来说，某些人能证明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强的基因抵抗能力。在疾病流行时，那些具有抵抗某种病菌的基因的人，比缺乏这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因此，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反复接触某种病原体的人口中，具有那些抗病基因的个体的人数比较高，这完全是因为没有这种基因的不幸的个体不大可能生存下来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

病菌演化的结果却是以我们体内的养料为食，一旦原来的受害者死了或者产生了抵抗力，它们也没有翅膀可以让它们飞到一个新的受害者的身体上去。因此，许多病菌不得不演化出一些花招，好让它们在潜在的受害者之间进行传播，而许多这样的花招也就是我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症状"。我们也已演化出我们自己的反花招，对此细菌又演化出反反花招来予以回答。我们和我们的病原体现在在一场逐步升级的演化竞赛中难解难分，以竞赛一方的死亡为失败的代价，而自然选择就是这场竞赛的裁判。现在就让我考虑一下这场竞赛的形式：是闪电战还是游击战?

作为流行病而不是作为点滴的小病光顾我们的这些传染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引起这些病的病菌往往不是生活在土壤中或其他动物身上。

为什么农业的出现会成为我们群众传染病形成的开端？

• 其中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提到，那就是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高10倍到100倍。
• 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捷径。
• 有些农业人口把自己的粪便收集起来，当作肥料撒到人们劳动的田里，从而使粪便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去感染新的受害者变得甚至更加容易。灌溉农业和鱼类养殖为蜗牛和水蛭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环境。蜗牛是吸血虫的宿主，而水蛭则在我们涉过满是粪便的水中时钻进我们的皮肤。定居的农民周围不但有自己的粪便，而且还有被他们贮藏的粮食吸引来的传播疾病的啮齿目动物。非洲农民砍伐出来的林中空地也为疟蚊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地。
• 如果说农业的出现就这样地使我们的病菌交了好运，那么城市的出现则给它们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甚至更糟的卫生条件下，更加拥挤的稠密人口使情况恶化了。

当人口的数量和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也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至少能够形成并保持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的群众疾病。但这个结论也有其矛盾之处：在那时以前这些病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它们必须演化成新的疾病。那么，这些新的疾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流行病主要发生在有大的群居动物中，当我们驯养牛和猪这类群居动物时，它们已经受到了一些流行病的折磨，只不过在等待着转移给我们罢了。

原为动物疾病向人类转化疾病演化的4个阶段：

• 第一阶段可以由几十种病作为例证，这些病是我们有时从我们的宠物和家畜那里直接得来的，它们包括从我们的猫那里得来的猫抓热，从我们的狗那里得来的钩端螺旋体病，从我们的鸡和鹦鹉那里得来的鹦鹉热等。这些病菌处于早期阶段，它们不能直接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甚至它们从动物身上转移给我们也仍属罕见。
• 第二阶段，原先动物的病原体的演化已达到可以直接在人群中传播而引起流行病的地步。然而，这种流行病由于几个原因而消失了，如被现代医药治愈了，或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得过病了。
• 第三阶段以原先的动物病原体为代表，这些病原体已在人体内安家落户，但并没有消失，可能仍然是或可能仍然不是人类的主要杀手。
• 第四阶段是只有人类才会感染的那些由来已久的疾病为代表。这些疾病必定是多得多的病原体在演化过程中的幸存者。

在19世纪有人愚蠢地把欧洲兔引进了澳大利亚，结果造成那里的兔子泛滥成灾。因此，在1950年，黏液病毒被有意识地引进澳大利亚，以期解决这个大陆上的兔灾。在第一年，黏液病毒在受到感染的兔子中造成了令人满意的(对澳大利亚农民来说)99.8％的死亡率。令这些农民感到失望的是，第二年兔子的死亡率下降到90％，最后下降到25％，使得要在澳大利亚完全消灭兔子的希望落空了。这里的问题是：这种黏液病毒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演化的，它的利益不但不同于那些兔子的利益，而且也不同于农民的利益。这种病毒之所以产生变化，是为了少杀死一些兔子，并使那些受到致命感染的兔子多活些时间再死。结果，不那么致命的黏液病毒就能比原先有高度毒力的黏液把下一代病毒传播到更多的兔子中去。

第十二章 蓝图和借用字母

有3个基本策略构成了书写系统的基础。在由一个书写符号代表的言语单位的大小方面，这些策略是不同的：或者是一个基本的音，一个完整的音节，或者一个完整的词。

第二个策略就是利用所谓语标，用一个书写符号来代表一个完整的词。这是中国文字的许多符号的功能，也是流行的日语书写系统(称为日文汉字)的功能。在字母文字传播以前，大量利用语标的书写系统更为普通，其中包括埃及象形文字、马雅象形文字和苏美尔楔形文字。

第三个策略是本书大多数读者最不熟悉的，也就是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其实大多数这样的书写系统(称为音节文字)就是用不同的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和后面的一个元音所构成的音节，并采用各种不同的办法以便借助这些符号来书写其他类型的音节。

文字是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去传播的，这两种方法在整个技术史和思想史中都可以找到先例。有人发明了一样东西并投入了使用。那么，你作为另一个未来的使用者，既然知道别人已经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原型并使其发生作用，你又为何要为自己的使用而去设计相同的东西呢? 此类发明的传播形式多种多样。一头是"蓝图复制"，就是对现有的一幅详尽的蓝图进行复制或修改。另一头是"思想传播"，就是仅仅把基本思想接受过来，然后必须去重新创造细节。

为什么文字在某些社会出现并向某些社会传播，但不向其他许多社会传播?我们讨论的起始点是早期书写系统的有限容量、有限用途和有限使用者。

• 早期文字不完整、不明确或复杂难懂，或三者都有。例如，最早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还不能连组成文，而只是一种电报式的简略表达方式，它的词汇只限于一些名字、数字、测量单位、代表数过的物件的词以及几个形容词。
• 早期的书写系统是那样的不明确，使得文字的功能大受限制，只能为少数抄写员所掌握，那么拥有这些文字的社会为什么竟会容忍这种情况?但提出这个问题正好说明了在普及文字方面古人的观点和我们自己的期望之间的差距。早期文字在使用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乃是蓄意造成的，这种情况对发明不那么含糊的书写系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抑制作用。古代苏美尔的国王和祭司们希望文字由专职的抄写员用来记录应完税交纳的羊的头数，而不是由平民大众用来写诗和图谋不轨的。正如人类学家克劳德·利瓦伊斯特劳斯所说的那样：古代文字的主要功能是"方便对别人的奴役"。
• 早期的文字是为这些政治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如记录的保存和对王室的宣传)，而使用文字的人是出生产粮食的农民所种植的多余粮食养活的专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发明出文字，甚至也没有采用过任何文字，团为它们既没有需要使用早期文字的机构，也没有生产为养活文字专家所必需的剩余粮食的社会机制和农业机制。

虽然粮食生产是文字演变或早期文字采用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的条件。有些粮食生产的社会虽然已有复杂的政治组织，但在现代之前并未能发明或借用文字。我们现代人习惯于把文字看作是一个复杂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会迷惑不解。大多数有文字的社会之所以获得文字，或是通过向邻近的社会借用，或是由于受到它们的启发而发明出文字，而不是靠自己独立创造出来的。主要原因是粮食生产起步晚，如果假以时日，这些没有文字的社会也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发明出文字来。如果它们离苏美尔、墨西哥和中国更近一些，它们也会从这些中心得到文字或关于文字的思想，就像印度、玛雅和其他大多数有文字社会一样。

文字史表明了与作物和家畜传播类似的情况：地理和生态条件影响了人类发明的传播。

第十三章 需要之母

在本章中，我们最终将要涉及本书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技术以不同的速度演进的问题。

我们讨论的起始点是"需要乃发明之母"这个格言所表达的普遍观点。就是说，发明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社会有一种未得到满足的需要：人们普遍承认，某种技术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或是作用有限的。然而，事实上，许多发明或大多数发明都是一些被好奇心驱使的人或喜欢动手修修补补的人搞出来的，当初并不存在对他们所想到的产品的任何需要。一旦发明了一种装置，发明者就得为它找到应用的地方。只有在它被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消费者才会感到他们"需要"它。还有一些装置本来是只为一个目的而发明出来的，最后却为其他一些意料之外的目的找到了它们的用途。

现代技术发展史是众所周知的。作者的两个主要结论是：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一旦发明家发现了一项新技术的用途，下一步就是说服社会来采用它。仅仅有一种更大、更快、更有效的工作装置还不能保证人们会乐于接受它。

同一个社会内对不同发明的接受能力，受至少4个因素影响：

•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因素，是与现有技术相比较的相对经济利益。虽然轮子在现代工业社会里非常有用，但在其他一些社会里情况就并非如此。古代墨西哥土著发明了带车轴和车轮的车子，但那是当玩具用的，而不是用于运输。这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直到我们想起了古代墨西哥人没有可以套上他们的带轮子的车子的牲口，因此这种车子并不比搬运工有任何优势。
• 第二个考虑是社会价值和声望，这种考虑可以不顾经济利益（或没有经济利益）。今天千百万人去买名牌牛仔裤，而这种牛仔裤的价格是同样耐穿的普通牛仔裤的两倍，因为名牌的社会声望的价值超过了额外的花费。
• 另一个因素是是否符合既得利益。虽然晶体管是在美国发明和取得专利权的，但为什么现在却是日本控制了世界晶体管化电子消费产品市场，以致破坏了美国与日本的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就在美国的电子器件消费工业拼命生产真空管并且不愿与自己的产品竞争的时候，日本的索尼公司购买了西方电气公司的特许权。为什么英国的城市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和德国城市已经改用电灯为街道照明之后很久，仍在使用煤气为街道照明?因为英国的一些市政府已对煤气照明进行了大量投资，从而对竞争的电灯公司设置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障碍。
• 影响接受新技术的最后一种考虑，是新技术的优点能够很容易地看到。比如大炮在战争中的作用。

当地发明与借用技术的相对重要性，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发明某个技术的容易程度以及某个社会与其他社会的接近程度。

有些社会竟然放弃了具有巨大作用的技术。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有用的技术一旦获得，就必然会流传下去，直到有更好的技术来取而代之。事实上，技术不但必须获得，而且也必须予以保持，而这也取决于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由于技术能产生更多的技术，一项发明的传播的重要性可能超过原来这项发明的重要性，因为技术会自我催化，其原因是：1）技术的进步决定于在这之前对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的掌握；2）新技术和新材料通过重新结合可以产生更新的技术。

定居生活对技术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种生活使人们能够积累不便携带的财产。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只能拥有可以携带的技术。如果你经常迁移而且又没有车辆或役畜，那么你的财产就只能是小孩、武器和最低限度的其他一些便于携带的小件必需品。你在变换营地时不能有陶器和印刷机之类的累赘。

粮食生产使定居生活因而也使财产积累成为可能。不仅如此，由于另一个原因，粮食生产还在技术史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在人类进化中第一次使发展经济专业化社会成为可能，这种社会是由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养活的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员组成的。

最后，一个大陆上的每一个社会都体现了发展技术和采用技术的进一步机会，因为各个社会在创新精神方面由于许多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技术发展最快的是那些人口众多、有许多潜在的发明家和许多互相竞争的社会的广大而富有成果的地区。

第十四章 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

政府和宗教的扩张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不管这种扩张是以和平手段实现的，还是以暴力手段实现的。就后一种情况来说，通常都是由政府来组织征服，然后再由宗教来为这种征服辩护。

以族群、部落、酋长管辖地和国家的简单分类来了解人类社会：

• 族群

  族群是最小的社会，一般由5到90人组成，其中大多数或全部是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近亲。事实上，一个族群就是一个大家庭或几个有亲缘关系的大家庭。

• 部落

  超越族群的那些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是部落。部落与族群的区别是它比较大(一般有几百人，而不是几十人)，而且通常有固定的住所。

  部落和族群的不同点是部落有固定的住所和人数更多，除此以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同的，那就是：部落是由不止一个的得到正式承认的亲属群体所组成，这些群体称为氏族，氏族之间互相通婚。

  在不认识的人们之间解决冲突本来就是一个难题，而随着群体的扩大，这个难题也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有一个事实在解决部落成员之间的冲突时有助于化解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个事实就是部落中的每一个人和其他每一个人或是有血缘关系，或是有姻亲关系，或是两种关系都有。把所有部落成员维系在一起的这种亲属关系纽带，使得人数较多的社会才有的警察、法律和其他解决冲突的制度变得不必要了，因为任何两个发生争执的村庄都有许多共同的亲属，他们对双方施加压力，使争执不致演变成激烈的冲突。

• 酋长管辖地

  部落是从一个极端的族群演变过来了，而又逐渐变为另一个极端，即酋长管辖地。部落在举行盛宴由大人物来分配食物，他的这个角色预示了酋长在其管辖地收集和再分配食品和货物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没有公共建筑物也是酋长管辖地和部落的区别之一。

  酋长管辖地完全不同于现代欧美国家同时也完全不同于族群和简单的部落社会的显著特点。 就人口的多少而言，酋长管辖地的人口比部落的人口多得多，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这样多的人口造成了内部冲突的严重的潜在威胁，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酋长管辖地的人来说，酋长管辖地的广大多数的其他人和他既没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他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随着大约7500年前酋长管辖地的出现，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学会如何经常地去和陌生人打交道而又不想把他们杀死。

  与部落的大人物不同，酋长拥有得到公认的职位，并对这个职位有世袭权。和村落会议上权力分散的无政府状态不同，酋长是永远的权力中心，他作出所有的重大决定，并垄断重要的信息(如邻近酋长管辖地的酋长个人会构成什么样的威胁，或者诸神可能已应允赐予什么样的收获)。和大人物不同，酋长都有醒目的标志，在远处就能认出来，如西南太平洋伦纳尔岛上的酋长背后插着一把大扇子。一个平民遇见了酋长就得按规矩做出尊敬的表示．如(在夏威夷)使自己拜倒在地。酋长的命令可以通过一两级官员来传达，这些官员中有许多本身就是低级酋长。然而，与国家官员不同的是，酋长管辖地的官员什么都干，而没有专门分工。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夏威夷，这些官员征收贡品和管理灌溉，并为酋长组织徭役工作，而国家社会则分别设有税收官、水利地区管理人和征兵员。

  部落村庄里的家族是地位平等的氏族，而酋长管辖地的酋长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享有世袭的特权。另一个区别是部落村庄没有许多可以由奴隶来担任的工作，而这些奴隶一般都是在对外劫掠中俘获来的。

  酋长管辖地在继续实行对等交换和没有市场买卖或货币的同时，发展出了另一种叫做再分配经济的新制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酋长在收获季节从他的管辖地的每一个农民那里收到了小麦，然后宴请大家吃面包，或者把小麦贮藏起来，再在下次收获之前的日子里把小麦逐步地分配给大家。如果从平民那里收到的很大一部分货物不是再分配给他们，而是留给酋长的家族和手艺人消费，这种再分配就变成了进贡，也就是首次在酋长管辖地出现的税收前身。

  酋长管辖地带来了对集中管理的、非平等主义社会来说带有根本性质的两难处境。从最好的方面说，它们可以提供个人无法承办的昂贵服务。从最坏的方面说，它们公然地在起着盗贼统治的作用，把实际财富从平民手中转移到上层阶级手中。

  为什么平民会容忍把他们艰苦劳动的成果奉送给盗贼统治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所有政治理论家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现代的每一次选举中选民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得不到公众支持的盗贼统治者有被推翻的危险，不是被受压迫的平民所推翻，就是被暴发的想要取而代之的盗贼统治者所推翻，这些新贵们用许诺为被窃取的果实提供更多服务的办法来谋求公众的支持。

  一个上层人物在仍然保持比平民舒服的生活方式时，要怎样做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呢?从古至今的盗贼统治者混合使用了4种办法： 1）解除平民的武装，同时武装上层掌权人物。这在使用现代科技武器的现代比使用长矛和棍棒的古代容易得多，因为现代的武器只有在工厂里才能生产，也容易被上层人物所垄断．而古代的武器在家里就能容易地制造出来； 2）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个原则对过去的夏威夷的酋长与对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同样有效；3）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未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4）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

  酋长管辖地都有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是有组织的宗教的前身，维持着酋长的权威。酋长可以一身而兼政治领袖和祭司的两个职务，也可以支持单独一个盗贼统治者集团(即祭司)，而这个集团的职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为酋长提供辩护。这就是为什么酋长管辖地要把大量地征收来的财物专门用来建造寺庙及其他公共工程，因为这些建筑可以用作官方宗教的中心和酋长权力的醒目标志。除了为财富转移到盗贼统治者进行辩护外，有组织的宗教还为中央集权社会带来了另外的两个好处：1）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有助于解决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应如何共处而不致互相残杀；2）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动机，而不是产生利己之心，以少数社会成员战死沙场为代价，整个社会就会在征服其他社会或抵御外敌时变得更加有效。

• 国家

  早期的国家有一个资格相当于国王的世袭领袖，他很像一个超级的至高无上的酋长，对信息、决策和权力实行甚至更大的垄断。即使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至关重要的知识也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他们对信息流向政府的其余部门进行控制，结果也就是对决策进行控制。

  中央控制在国家中比在酋长管辖地更加影响深远，而以贡物(改名为税收)形式进行的经济再分配在国家中也比在酋长管辖地更加广泛。经济专门化进一步走向极端，以致今天甚至农民也无法维持自给自足。因此，当国家的政府垮台时，社会所受到的影响产生了灾难性的结果。

  许多早期国家，也许是大多数早期国家，都曾经历过奴隶制，其规模比酋长管辖地大得多。这不是因为酋长管辖地在处理被打败的敌人时更加宽大为怀，而是因为国家经济专门化的发展，更多的大规模生产和更多的公共工程需要使用更多的奴隶劳动。此外，更大规模的国家战争能够得到更多的俘虏。

  酋长管辖地的官员科诺希基要负责夏威夷一个地区的所有行政事务，而国家的政府则不同，它分为几个不同的部门，分别处理水利管理、税收和征兵等事宜，而每一个部门又都有自己的一套等级系统。即使是小国的行政系统也要比大的酋长管辖地来得复杂。

  为了解决国家内部的冲突，法律、法制和警察机关越来越正规化了。早期的国家已有了国家的宗教和标准化的寺庙。许多早期的国王被看作是神授的，并在无数方面被给予特殊的待遇。

  国家和酋长管辖地的区别是，国家是按政治和领土组建起来的，而且，族群、部落始终是由单一的族群和族语组成的，酋长管辖地通常也是如此，然而国家，尤其是通过对一些国家的合并或征服而形成的帝国，通常包括不同种族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在后期的国家中，包括今天的大多数国家在内，领导常常变成非世袭的，而且许多国家放弃了酋长管辖地遗留下来的关于正式世袭阶级的整个制度。

  在过去的13000年中，人类社会的主要趋势都是较大的、较复杂的单位取代较小的、较不复杂的单位。同样明显的是，国家在与较简单的实体发生冲突时所以能取得胜利，部分原因是国家拥有武器和其他技术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拥有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但酋长管辖地和国家还有另外两个固有的潜在优势。首先，中央决策者拥有集中军队和资源的优势。其次，许多国家的官方宗教和爱国热忱使它们的军队在作战中视死如归，心甘情愿地为国捐躯。

  在现代国家中，乐于为国牺牲的思想由我们的学校、教会和政府大力灌输给我们公民．使我们忘记了它标志着同以往人类历史的彻底决裂。

小型的、非中央集权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怎样演化为大型的、中央集权的、大多数成员彼此没有密切的亲属关系的社会的呢?在回顾了从族群到国家这一转变的各个阶段之后，我们现在要问：是什么迫使社会产生这样的转变?根据实际观察，族群或部落组织对有几十万人的社会是不适用的，而且现存的大型社会都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组织。对于这种观察结果，我们至少可以举出4个显而易见的原因：1） 没有亲属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冲突问题，随着组成社会的人口的增加，这种问题多得无法计数；2）随着人口的增加，共同决策越来越难以做到；3）经济方面的考虑，任何社会都需要在其成员之间转移财货的手段；4）与人口的密度有关。

对解决冲突、决策、经济因素和空间的这些考虑，于是综合起来要求大型社会实行中央集权，但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为那些掌权的人、私下据有信息的人、作决定的人和对财货进行再分配的人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得以利用由此带来的机会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属谋取好处。

如果条件许可，复杂程度处在同一水平的社会之间的竞争，往往导致了复杂程度更高的社会。部落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达到酋长管辖地的规模，酋长管辖地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达到国家的规模，国家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形成帝国。更一般地说，大的单位可能拥有对各个小的单位的某种优势，如果这些大单位能够解决因规模变大而带来的问题，如来自觊觎领导地位的狂妄之徒无时不在的威胁、平民对盗贼通知的忿恨，以及增多了的与经济一体化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合并的发生不外乎下面的两种方式之一：在外力的威胁下合并，或通过实际的征服。在外力威胁下实现合并的很好的例子，是美国东南部切罗基族印第安同盟的组成，不是靠征服，而是靠把以前的一些小心提防的较小实体合并起来，而这种合并只有在这些实体有被强大的外力消灭的危险时才可能发生。战争或战争威胁在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社会合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战争，甚至仅仅是族群间的战争，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恒久不变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只是在过去的13000年中战争才明显地开始造成社会的合并?复杂社会的形成以某种方式与人口的压力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寻找一下人口压力与战争后果之间的某种联系。为什么战争总是在人口稠密而不是在人口稀少的时候造成社会的合并呢?答案是，战败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人口的密度：

• 凡是人口密度很低的地方，就像在狩猎采集族群占据的地区所常见的那样，战败群体的幸存者只要离开他们的敌人远一点就行了。
• 凡是人口密度中等的地方，就像粮食生产部落占据的地区那样，没有大片空旷的地方可以让战败族群的幸存者逃避。但是，没有集约型粮食生产的部落社会不使用奴隶，也不能生产出可以作为很大一部分贡品的足够的剩余粮食。因此，战败部落的幸存者对胜利者来说毫无用途，除非娶他们的女人为妻。战败的男人都被杀死了，他们的地盘也可能为胜利者所占有。
• 凡是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就像国家或酋长管辖地所占有地区那样，被打败的人仍然无处可逃，但胜利者不杀死他们而有了利用他们的两种选择。由于酋长管辖地社会和国家社会已出现了经济专业化，被打败的人可以当奴隶来使用。或者，由于许多这样的社会已经有了能够生产大量剩余粮食的集约型粮食生产系统，胜利者可以让战败者仍然从事原来的劳作，只是剥夺了他们的政治自主权，要他们定期地用粮食或货物来纳贡，并把他们的社会合并入获胜的国家或酋长管辖地。

粮食生产及社会之间的竞争与混合，产生了征服的直接原动力：病菌、文字、技术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

第十五章 耶利的族人

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之间的分化，反映了在十分不同的环境里的长期隔绝状况。自从阿拉弗拉海在大约一万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而最后把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分开以来，遗传交换只限于通过托雷斯海峡中一系列岛屿而进行的稀少的接触，这使得这两个半大陆上的居民适应了各自的环境。

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业是通过对新几内亚野生植物的驯化而在当地出现的，其和新月沃地、中国以及其他几个地区一样，是世界上植物独立驯化发源地的中心之一。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业发展，想必是几千年前巨大的人口爆炸引发的，因为在新几内亚的大型有袋动物灭绝之后，高原地区只能养活人口密度很低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

新几内亚沿江沿海的低地上的村民主要以渔业为主，而远离海岸和江河的旱地居民人口密度很低，靠刀耕火种农业维持生计，以种植香蕉和薯蓣为主，以狩猎和采集为辅。相比之下，新几内亚低地沼泽地居民则过着流动的狩猎采集生活。农民和渔民成了发明更复杂的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人。他们生活在定居的村庄和部落社会中，常常由一个大人物来领导。有些部落还建有巨大的、精心装饰起来的、供举行仪式的屋宇。他们的伟大艺术木雕人像和面具，为全世界的博物馆所珍藏。 这样，新几内亚相比于澳大利亚，拥有最先进的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艺术。然而，从习惯于城市生活的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观点看，新几内亚仍然是"原始的"，而不是"先进的"。为什么新几内亚人仍然在使用石器而不是发展金属工具，仍然没有文字，并且不能把自己组成酋长管辖地和国家?因为新几内亚有几个不利于它的生物因素和地理因素。

• 首先，虽然本地的粮食生产的确是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出现的，但它产出的蛋白质很少。当地的主食都是低蛋白的根用作物，而唯一驯化动物(猪和鸡)的产量又太低，不能为人们提供大量的蛋白质。既然无法把猪或鸡套起来拉车，高原地区的居民除了自己的两臂外，没有其他动力来源，而且也未能发展出流行疾病以击退侵入的欧洲人。
• 对高原地区人口数量的第二个限制，是能够利用的土地面积有限：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只有几处宽阔的谷地(最显著的是瓦吉谷地和巴利姆谷地)能够养活稠密的人口。
• 第三个限制是，4000英尺至9000英尺之间的中间山地森林地带，是新几内亚唯一适于集约型粮食生产的高程地带。在9000英尺以上的新几内亚高山环境根本没有任何粮食生产，在1000英尺至4000英尺之间的山坡上几乎没有什么粮食生产，而在低地地区也只有低密度的刀耕火种农业。因此，在不同海拔高度专门从事不同类型粮食生产的一些社会之间对粮食的大规模经济交换，在新几内亚从未发展起来。在安第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种交换不但向各个海拔高度的人提供一种比较均衡的饮食，从而增加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而且也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
• 新几内亚的人口不但总数少，而且还由于崎岖的地形而被分割成致以千计的生存于特定区域内的群体。地形造成的困难，加上构成新几内亚族群或村落之间关系特点的断断续续的战争状态，正好说明了传统的新几内亚在语言、文化和政治方面支离破碎的状况。
• 除少而分散的人口外，新几内亚的发展所受到的另一限制是地理上的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一状态妨碍了技术和思想从别处流人新几内亚。溪涧流过的峡谷把新几内亚的3个邻居同其分隔开来。

虽然大洋洲的新几内亚这个半大陆发展了家畜饲养业和农业，但澳大利亚的这两项都没有发展起来。在冰川期，澳大利亚的有袋目动物甚至比新几内亚还多，其中包括袋牛(相当于牛和犀牛的有袋动物)、大袋鼠和大毛鼻袋熊。但所有这些本来可以用来饲养的有袋目动物，随着人类移居到澳大利亚后在动物灭绝的浪潮中消失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一样没有了任何可以驯化的本地哺乳动物。农业是澳大利亚的另一个毫无成功希望的行当，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是最干旱的大陆，而且也是土壤最贫瘠的大陆。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ENSO现象(ENSO是"厄尔尼诺向南移动"一词的首字母缩合词)，它没有规律，而不是像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那种有规律的一年一度的季节循环。无法预测的严重干旱会持续几年，接着便是同样无法预测的倾盆大雨和洪水泛滥。澳大利亚发展粮食生产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可以驯化的野生植物。

流浪的生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住所和财物的最小的投资，是因受澳大利亚厄尔尼诺南移影响而无法预知可以得到何种资源时的明智的适应行为。在当地条件恶化时，土著居民只是迁往一个暂时条件较好的地区。他们不是依赖几种可能歉收的作物，而是在丰富多样的野生食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从而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所有这些野生食物不可能同时告乏。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用来代替粮食生产的是所谓的"火耕农业"。土著居民把周围的土地加以改造和整治，以提高可食用植物和动物的产量，而不用借助栽培和养殖。特别是，他们有意识地把周围很大一部分土地放火焚烧。这样做可以达到几个目的：火把立即可以杀来吃的动物赶出来；火把茂密的植丛变成了人们可以更容易通行的稀树草原；稀树草原也是澳大利亚主要的猎物袋鼠的理想的栖息地；火还促使袋鼠吃的嫩草和土著居民自己吃的蕨根的生长。

为什么澳大利亚没有发展出金属工具、文字和复杂政治结构的社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那里的土著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此外，澳大利亚的干旱、贫瘠和气候变化无常，使它的狩猎采集人口只能有几十万人。同古代中国或中美洲的几千万人相比，那意味着澳大利亚潜在的发明者要少得多，采用借助新发明来进行试验的社会也少得多。它的几十万人也没有组成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的社会。土著的澳大利亚是由一片人口十分稀少的沙漠组成的，沙漠把它分成几个物产比较丰富的生态"孤岛"，每一个这样的孤立地区只容纳这个大陆的一小部分人口，而且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由于间隔着的距离而减弱了。甚至在这个大陆东侧相对湿润和肥沃的地区内，社会之间的交流也由于从东北部的昆士兰热带雨林到东南部的维多利亚温带雨林之间的1900英里距离而受到了限制。

为什么较先进的技术没有从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传入澳大利亚?就印度尼西亚而言，它与澳大利亚西北部隔着大海，生态环境差异很大。此外，直到几千年前，印度尼西亚本身也是一个文化和技术落后地区。每年都有一些独木舟从印度尼西亚的望加锡地区到澳大利亚西北部进行访问，因而发展起来了贸易，并带来了金属工具、陶器和玻璃，但是澳大利亚土著没有学会自己来制造这些物品。由于望加锡人的到来，一些事情发生了，但更为重要的事却没有发生。就是望加锡人没有在澳大利亚定居下拉，这是因为澳大利亚西北部地区过于干旱，不适于发展望加锡的农业。如果印度尼西亚对面是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热带雨林或草原，望加锡人可能已经定居下来了，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到达过那么远的地方。

比澳大利亚人抵制印度尼西亚的影响更加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抵制新几内亚的影响。说新几内亚语并且有猪、有陶器和弓箭的新几内亚农民，在叫做托雷斯海峡的一衣带水的对面就是说澳大利亚语、没有猪、没有陶器和弓箭的澳大利亚狩猎采集族群。而且，托雷斯海峡不是一道水面开阔的天然屏障，而是星里点点地散布着一系列岛屿．其中最大的一个岛(穆拉勒格岛)距离澳大利亚海岸不过10英里之遥。澳大利亚和这些岛屿之间以及这些岛屿和新几内亚之间都有经常的贸易往来。许多土著妇女嫁到了穆拉勒格岛，她们在岛上看到了园圃和弓箭。新几内亚的这些特点竟没有传到澳大利亚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托雷斯海峡的这种文化障碍之所以令人惊讶，仅仅是因为我们可能错误地使自己构想了澳大利亚海岸外10英里处的一个有集约型农业和猪的成熟的新几内亚社会。事实上，约克角土著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大陆新几内亚人。不过，在新几内亚与离它最近的岛屿之间、然后在这些岛屿与托雷斯海快中途的马布伊格岛之间、再后在巴社岛与穆拉勒格岛之间、最后又在穆拉勒格岛与约克角之间，都有贸易关系。

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隔着托雷斯海峡的相互联系使人想起了小孩子的传话游戏：孩子们坐成一圈，一个孩子凑着第二个孩子的耳朵把一个词轻轻地说给他听，第二个孩子又把他认为他听到的那个词轻轻地说给第三个孩子听，这样，最后一个孩子最后轻轻地再说给第一个孩子听的那词就同原来的那个词毫不相干。同样，沿托雷斯海峡话岛进行的贸易也是一种传话游戏，最后到了约克角土著手中的是一种与新几内亚社会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我们也不应把穆拉勒格岛民同约克角土著之间的关系想像成一种从未间断的友好聚餐，土著迫边不及待地从海岛老师那里汲取文化。实际上，贸易和战争交替进行，而战争的目的则是割取敌人的首级做战利品和把女人捉来做老婆。

欧洲人到新几内亚去殖民，而不是新几内亚人到欧洲来殖民，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欧洲人有远洋船只和罗盘，可以用来帮助他们前往新几内亚；他们有书写系统和印刷机，可以用来印刷地图、描述性的报告和有助于建立对新几内亚控制的行政文书；他们有政治机构，可以用来组织船只、士兵和行政管理；他们还有枪炮，可以用来向以弓箭和棍棒进行抵抗的新几内亚人射击。然而，欧洲移民的人数始终很少，今天新几内亚的人口仍然以新几内亚人为主。这同澳大利亚、美洲和南非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那些地方，欧洲人的殖民地数量多、时间久，在广大地区内取代了原来的土著人口。为什么新几内亚却不同呢?

• 一个主要的因素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要在新几内亚低地地区定居的企图：这个因素就是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虽然其中没有一种是第十一章讨论的那种急性群众性流行传染病。
• 在欧洲人正在被新几内亚低地地区的病菌击倒的时候，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病菌没有同时击倒新几内亚人?有些新几内亚人的确受到了传染，但并没有达到杀死澳大利亚和美洲大多数土著那样大的规模。对新几内亚人来说，幸运的是在19世纪80年代前新几内亚没有永久性的欧洲人殖民地．而到了这个时候，公共卫生方面的发现已经在控制欧洲人口中的天花和其他传染病方面取得了进展。此外，南岛人的扩张在3500年中已经把一批又一批的印度尼西亚的移民和商人带到了新几内亚。由于亚洲大陆的一些传染病已在印度尼西亚滋生繁衍，新几内亚人因此而长期地接触到这些疾病，所以逐渐形成了比澳大利亚土著多得多的抵抗力。
• 在新几内亚，欧洲人不为严重的健康问题而苦恼的唯一地区，是超过发生疟疾的最大海拔高度的高原地区。但高原地区已为人口稠密的新几内亚人所占据，欧洲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到达这里。到这时，澳大利亚政府和荷兰殖民政府不再愿意像以前几个世纪欧洲殖民主义时期那样，通过大批杀死土著族群或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土地，来开放土地供建立白人殖民地之用。
• 对想要成为移民的欧洲人来说，剩下的一个障碍是，在新几内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下，欧洲的作物、牲口和生存方法没有一个地方取得成功。虽然引进的美洲热带作物如南瓜、玉米和马铃薯现在已有少量种植，茶和咖啡种植园也已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建立起来，但欧洲的主要作物如小麦、大麦和豌豆一直未能占主导地位。引进的牛和山羊也是少量饲养，它们同欧洲人一样，也为一些热带疾病所折磨。在新几内亚的粮食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新几内亚人在过去几千年中予以完善的那些作物和农业方法。

欧洲人在澳大利亚殖民，而不是澳大利亚土著在欧洲殖民，其原因同我们刚才在新几内亚这个例子上看到的一样。然而，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命运却是不同的。今天的土著构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有许多人住在布道站或政府保留地里，或者为白人放牧而住在畜牧站里。为什么土著的境况比新几内亚人差得这么多？根本的原因是澳大利亚适于(在某些地区)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和定居，再加上欧洲人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在消灭土著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我已着重指出了澳大利亚的气候和土壤所造成的种种不利之处，但它的一些最富饶或最肥沃的地区仍然有利于欧洲的农业。澳大利亚土著是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的障碍，尤其是因为可能是最富饶的农田和产奶地区当初曾养活澳大利亚土著中人口最稠密的狩猎采集族群。欧洲人的拓殖用两种办法减少了土著的人数。一个办法就是开枪把他们打死，在19世纪和18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进入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时，他们就很少这样考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于1928年发生在艾利斯斯普林斯，共杀死了31个土著。另一个办法就是欧洲人引进的病菌，对这些病菌土著居民还没有机会获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

英国白人殖民者在对一个大陆进行殖民的几十年时间内创造了一个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而这个大陆上的居民在经过了4万多年之后仍然过着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生活。除了假定土著本身的种种缺点，我们怎样才能对这个事实作出解释呢?这是否就是对人类社会演化的一个完全的对照实验，使我们不得不接受一种简单的种族主义的结论?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很简单。英国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创造出一个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他们不过是把所有这些成分从澳大利亚以外的地入引进罢了。这些成分包括家畜、各种作物(澳洲坚果除外)、冶金知识、蒸汽机、枪炮、字母、政治机构、甚至病菌。所有这些都是在欧亚大陆环境下1万年发展的最后产物。由于地理的偶然因素，1788年在悉尼登陆的那些殖民者继承了这些成分。欧洲人从来没有学会在没有他们所继承的欧亚大陆技术的情况下如何在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生存。

第十六章 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

中国的华北人和华南人在遗传上和体质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华北人像西藏人和尼泊尔人，而华南人则像越南人和菲律宾人。中国的华北和华南在环境和气候方面也有差异：北方比较干燥也比较冷；南方比较潮湿也比较热。在这些不同的环境里产生的遗传差异，说明华北人和华南人之间有过适度隔离的漫长历史。但这些人到头来却又有着相同的或十分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虽然有人长期定居，但语言并不统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在语言上明显的近乎统一也就令人费解了。

中国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在早很多的时候便已统一了。它的"中国化"就是在一个古代的民族大熔炉里使一个广大的地区迅速单一化，重新向热带东南亚移民，并对日本、朝鲜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发挥重大的影响。

中国实际上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中心。我已经提到过中国凉爽、干燥的北方与温暖、潮湿的南方在生态方面的差异。即使在同一纬度，沿海低地与内陆高原之间也存在着生态差异。不同的野生植物生长在这些根本不同的环境里，因此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农民对这些植物可能会有不同的利用。事实上，已经验明的最早作物是华北的两种耐旱的黍子，而华南的水稻则表明可能存在南北两个不同的植物驯化中心。

中国非凡的青铜冶炼传统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间，最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导致在中国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铸铁生产。其后的1500年则是第十三章提到的中国技术发明的大量涌现时期，这些发明包括纸、罗盘、独轮车和火药。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在公元前第三个一千年间出现了，墓葬形制出现了很大变化，有的朴素无华，有的陈设奢侈，这表明出现了阶级差别。

流行性感冒(起源于猪)甚至更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猪很早就在中国驯养了，并且成了中国十分重要的家畜。
中国广大的幅员和生态的多样性造就了许多不同的地区性文化，从考古上来看，根据它们的陶器和人工制品的不同风格，这一点是可以区别出来的。在公元前第四个一千年期间，这些地区性文化在地理上扩张了，它们开始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正如生态多样性地区之间驯化动植物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一样，文化多样性地区之间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而交战的酋长管辖地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规模更大、权力更集中的国家的形成。

虽然中国的南北梯度妨碍了作物的传播，但这种梯度在中国不像在美洲或非洲那样成为一种障碍，因为中国的南北距离较短；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南北之间既不像非洲和墨西哥北部那样被沙漠阻断，也不像中美洲那样被狭窄的地峡隔开。倒是中国由西向东的大河(北方的黄河、南方的长江)方便了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作物和技术的传播，而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广阔地带和相对平缓的地形最终使这两条大河的水系得以用运河连接起来，从而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流。

那些从华南经由台湾南下的说南岛语的农民怎么会这样全面地更替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西部的狩猎采集人口，以致那原有的人口很少留下什么遗传学的证据和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语言学的证据?其原因与欧洲在过去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更替或消灭澳大利亚土著的原因相同，也与华南人在这以前更替了热带东南亚人的原因相同：即农民稠密得多的人口、优良的工具和武器、更发达的水运工具和航海技术以及只有农民而不是狩猎采集族群才对之有某种抵抗力的流行疾病。在亚洲大陆，说南岛语的农民同样能够更替马来半岛上以前的狩猎采集族群，因为他们从南面和东面(从印度尼西亚的岛屿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向该半岛移民，与说南亚语的农民从北面(从泰国)向该半岛移民差不多同时。其他一些说南岛语的人终于在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的一些地方立定了脚根，成为这两个国家中说占语的现代少数民族的祖先。 然而，说南岛语的农民未能再向前进入东南亚大陆，因为说南亚语和加岱语的农民已经更替了那里原有的狩猎采集族群，同时也因为说南岛语的农民并不拥有对说南亚语和加岱语的农民的任何优势。

说南岛语的入侵者的后代和原来新几内亚人的后代，几千年来一直在新几内亚北部沿海地区及其岛屿上进行贸易、通婚并获得了彼此的基因与语言。这种长期的接触对转移南岛语言效果较大，而对转移南岛人的基因则效果较小，其结果是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岛民现在说的是南岛话，而他们的外貌和大多数基因却仍然是巴布亚人的。但南岛人的基因和语言都没有能深人新几内亚的腹地，因此，他们入侵新几内亚的结果就和他们入侵婆罗州、西里伯斯和其他印度尼西亚大岛的结果大不相同，因为他们在印度尼两亚的这些岛屿以不可阻挡之势把原先居民的基因和语言消灭殆尽。

在南岛人到来之前，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只有稀少的甚至连打磨石器都没有的狩猎采集族群。相比之下，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可能还有新几内亚低地地区以及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粮食生产的确立已有几千年之久。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养活了在现代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算得上最稠密的石器时代的人口。 南岛人在与那些已经扎下根来的新几内亚人的竞争中几乎没有任何优势。新几内亚人已经有了打磨的石器。他们对一些热带疾病的抵抗力至少不比南岛人差，因为他们同南岛人一样，也有同样的5种预防疟疾的基因，而这些基因有些或全部都是在新几内亚独立演化出来的。新几内亚人早已是熟练的航海者，虽然就造诣来说还赶不上制造拉皮塔陶器。在南岛人到来之前的几万年中．新几内亚人便已向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移民，而至少在南岛人到来之前的1800年中，黑曜石(一种适于制作锋锐工具的火山石)贸易便已兴旺发达起来。新几内亚人甚至好像在不久前逆南岛人的移民浪潮而向西扩张，进入印度尼西亚东部，那里的哈尔马赫拉岛北部和帝汶岛上所说的语言是典型的巴布亚语，与新几内亚西部的某些语言有着亲属关系。

后记 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

我们将怎样来回答耶利呢7 我会对耶利这样说：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由于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异，而是由于他们环境的差异。我猜想，如果在更新世晚期能够使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和欧亚大陆土著人口互换位置，那么，原来的澳大利亚土著现在可能不但占领了欧亚大陆，而且也占领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原来的欧亚大陆土著现在可能已沦为澳大利亚的一些遭受蹂躏的零星分散的人口。历史学家能用回溯试验法对有关的假说进行评价。例如，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如果把欧洲农民迁到格陵兰或美国的大平原，如果本来出身于中国的农民移居查塔姆群岛、婆罗洲的雨林、爪哇或夏威夷的火山土地带，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些试验证明，这些具有共同祖先的民族或者最后灭绝了，或者重新回到狩猎采集生活，或者进而建立视环境而定的复杂国家。

各大陆的环境有无数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些不同的特点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其中最重要的4组差异是：

• 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这是因为，粮食生产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于它能积累剩余粮食以养活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材，同时也在于它能形成众多的人口，从而甚至在发展出任何技术和政治优势之前，仅仅凭借人多就可以拥有军事上的优势。由于这两个原因，从小小的不成熟的酋长管辖地阶段向经济上复杂的、社会上分层次的、政治上集中的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 但大多数野生的动植物品种证明是不适于驯化的：粮食生产的基础一直是比较少的几种牲畜和作物。各大陆在可以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数量方面差异很大，因为各大陆的面积不同，而且在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也不同。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在澳大利亚和美洲要比在欧亚大陆或非洲严重得多。因此，就生物物种来说，欧亚大陆最为得天独厚，非洲次之，美洲又次之，而澳大利亚最下，就像耶利的新几内亚那种情况(新几内亚的面积为欧亚大陆的七十分之一，而且其原来的大型哺乳动物在更新世晚期即已灭绝)。
• 在每一个大陆，动植物的驯化集中在只占该大陆总面积很小一部分的几个条件特别有利的中心地。就技术创新和政治体制来说，大多数社会从其他社会获得的要比它们自己发明的多得多。因此，一个大陆内部的传播与迁移，对它的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二组因素就是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而这种速度在大陆与大陆之间差异很大。在欧亚大陆速度最快，这是由于它的东西向的主轴线和它的相对而言不太大的生态与地理障碍。对于作物和牲畜的传播来说，这个道理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这种传播大大依赖于气候因而也就大大依赖于纬度。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技术的发明，如果不用对特定环境加以改变就能使这些发明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的话。传播的速度在非洲就比较缓慢了，而在美洲就尤其缓慢，这是由于这两个大陆的南北向的主轴线和地理与生态障碍。在传统的新几内亚．这种传播也很困难，因为那里崎岖的地形和高山漫长的主脉妨碍了政治和语言统一。
• 第三组因素是影响大陆之间传播的因素。大陆与大陆之间传播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因为某些大陆比另一些大陆更为孤立。在过去的6000年中，传播最容易的是从欧亚大陆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非洲大部分牲畜就是通过这种传播得到的。但东西两半球之间的传播，则没有对美洲的复杂社会作出过任何贡献，这些社会在低纬度与欧亚大陆隔着宽阔的海洋，而在高纬度又在地形和适合狩猎采集生活的气候方面与欧亚大陆相去甚远。对于原始的澳大利亚来说，由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道道水上障碍把它同欧亚大陆隔开，欧亚大陆对它的唯一的得到证明的贡献就是澳洲野狗。
• 第四组因素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更大的面积或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的发明者，更多的互相竞争的社会，更多的发明创造，以及更大的采用和保有发明创造的压力，因为任何社会如果不这样做就往往会被竞争对手所淘汰。

为什么新月沃地和中国把它们几千年的巨大的领先优势最后让给了起步晚的欧洲?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直接因素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出现在中国或新月沃地?

就新月沃地而言，由于当地集中了可以驯化的动植物而拥有了领先优势。如果它一旦失去了这种优势，它就不再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理优势可言。这种领先优势在一些强大帝国西移的过程中消失了，也就是权力中心的移动。只要把现代的新月沃地和古人对它的描写加以比较，促使权力西移的主要因素就立刻变得显而易见。今天，“新月沃地”和“粮食生产世界领先”这些说法是荒唐可笑的。过去的新月沃地的广大地区现在成了沙漠、半沙漠、干草原和不适合农业的受到严重侵蚀或盐碱地的土地。这个地区的某些国家的短暂财富是建立在单一的不能再生的石油资源的基础上的，这一现象掩盖了这个地区的长期贫困和难以养活自己的情况。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不幸在一个生态脆弱的环境中兴起，它们的林地或被开垦以发展农业，或被砍伐以获得建筑用的木材，或被当作柴火，或被用来烧制石膏。由于雨量少且初级生产力也低，植被的再生赶不上破坏的速度，此外存在大量山羊过度放牧的情况。它们破坏了自己的资源基础，无异于生态自杀。从东方(新月沃地)最古老的社会开始，每一个东地中海社会都在轮流地自挖墙脚，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西移了。欧洲北部和西部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不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比较明智，而是因为他们运气好，碰巧生活在一个雨量充沛、植被再生迅速的好环境里。在粮食生产传人7000年之后，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今天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事实上，欧洲是从新月沃地得到它的作物、牲畜、技术和书写系统的，而新月沃地后来反而使自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要的权力和发明中心的地位。

为什么中国也失去了这种领先优势呢?中国的落后起初是令人谅讶的，因为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有利条件：粮食生产的出现似乎同在新月沃地一样早；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地区到西藏高原的向山地区的生态多样性，产生了一批不同的作物、动物和技术；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养活了这一地区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以及一个不像新月沃地那样干旱或生态脆弱的环境，使中国在将近一万年之后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虽然它的环境问题日益增多，而且比欧洲西部严重。这些有利条件和领先优势使得中世纪的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和非常一般的内部障碍，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初始的有利条件。华北、华南、沿海地区和内陆的不同作物、牲畜、技术和文化特点，为中国的最后统一作出了贡献。例如，黍的栽培、青铜技术和文字出现在华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铸铁技术则出现在华南。但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受到游牧民族入侵威胁的程度不同、中国距离欧洲欧亚大陆其他先进文明路途遥远使得其成为一个孤岛。

其他

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新月沃地和中国的历史还为现代世界留下了一个有益的教训：环境改变了，过去是第一并不能保证将来也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