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一本书之-中国是部金融史2

秦末群雄逐鹿，战乱极大损耗了社会财富，刘邦登基的时候，连四匹白马都没凑齐，丞相、大将都要坐牛车上朝。然而，仅仅不到一个世纪之后，破败的大汉帝国就一跃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五十年后的文景之治，中国单一农业劳动力原粮产量已经突破了三千四百市斤，这是西欧一千七百年后的劳动生产率。​《汉书》这样为我们记述了当时的景象:农人家中粮食充盈，几辈子也吃不完;郡县府库的粮食全是满满的，很多已经腐朽不能吃了;国库中存了几百亿个铜钱，很多穿钱的绳子都已经腐朽了，官员却没有时间清理。

复兴大汉雄风是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民族的梦想，人们不断在故纸堆中寻找，究竟是什么原因令满目疮痍的大汉帝国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由弱变强，又是什么原因创造了当时世界第一的劳动生产率?1983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了一份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意为吕后称制二年颁布的法律。按《二年律令》记载，当年帝国对全国没有土地的人登记造册，所有人都可以在大汉王朝治下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最低等级的庶人可以获得一顷田。​《二年律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所有权，此前中国土地所有权属于皇帝或诸侯，这是无数后来者追求的大同世界--“耕者有其田”​。接下来的汉文帝信奉“无为而治”​，他放开了帝国对所有产业的管理权，冶铁、煮盐、畜牧、渔业、贸易、手工业，就连铸币权也完全放开，包括普通农人在内的天下人都可以自由铸币。其后便有了中国第一代盛世--文景之治，​《汉书》这样记载当时的景象:城郭之间风行养马，休息的时候每个村落边上都有成群的人以赛马为乐，人们纷纷把自己的马匹牵出来向大家炫耀，养母马的人只好躲在家里……

文景之治之后四十年，汉武帝刘彻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元狩四年(前119年)大汉帝国与匈奴决战，斩杀匈奴兵九万人，终于迫使匈奴把劫掠之手转向了西方的罗马帝国。不过，大汉帝国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四万多名战士、十一万匹战马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曾经钱粮堆积如山的国库早就空空如也。
汉武帝推出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算缗令”​、​“告缗令”​、​“盐铁官营”……这些政策使大汉帝国“得民财以亿计”​，但是，中产以上的人家也被一扫而空。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群体却因为自身的职业而幸免于难，他们就是封建官僚。非但如此，封建官僚利用这些机会掌控了帝国所有赚钱产业，从此市场中的主体变为“官商”​。以官商为主体的市场，必然不可能促进分工、诱发创新，更不可能具备大量吸纳货币资本的能力。如此，帝国所有财富也就只剩下一个去向，人类最基本、最古典的生活生产资料--土地。​《汉书》为我们记载了当时的景象:帝国的官员，下至少府、大农、太仆，上至王侯三公，无不“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董仲舒对此作出了精准的评价:“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无论封建皇帝多么有权势、封建官僚多么贪心，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体臣民维持基本生存的财富。一旦封建官僚的劫掠超出了底层黎庶的承受极限，社会动乱便会如影随形。公元前106年，四十万“流民”突然冲入了大汉帝国首都长安，曾经强盛的大汉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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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缗令​​：规定所有富商大贾、高利贷者必须如实申报财产，并对车船等征收重税，本质上是一次针对富裕阶层的强制财产清查和征收。
​​告缗令​​：允许百姓互相揭发漏报、隐匿财产的行为，查实后将没收财产的一半奖励给告发者，极大刺激了全民“告缗”热情，使得大量隐匿财富被挖掘出来。
​​盐铁官营​​：把最暴利的盐、铁生产与销售收归国有，国家垄断经营，利润全部归官府，商贾由此被挤压出核心盈利领域。
在执行过程中，这三个措施相互配合：先用盐铁官营切断民间最赚钱的渠道，再用算缗、告缗把剩余的民间财富最大限度地征收、瓜分。结果就是“政府得财，百姓失财”，短短数年便为汉武帝提供了足以支撑对匈奴战争和大型工程的巨额资金。正因如此，史书才用“得民财以亿计”来描述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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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刘询看清了问题所在:封建官僚借助手中的货币优势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小农也将成为帝国最大的敌人。
汉武帝通货膨胀，劫掠了天下之财;汉宣帝通货紧缩，万方黎庶就能获益了吗?
在“皇权一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里，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从占有货币比例来计算，通货紧缩使得强势分利集团的财富成倍增加，在接下来的土地兼并中当然就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所以，无论汉宣帝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汉宣帝之后的四十年间，​《汉书》记载了十六次流民大爆发，动辄“百万”的流民游荡于广袤富饶的关东平原，却得不到维持自己生命的一点财富。汉平帝年间，愤怒的长安市民甚至烧掉了汉武帝刘彻的陵墓，火光照亮了未央宫……
吕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汉文帝又放开了帝国所有产业，在“三十税一”的超低税收环境下，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一批新兴行业崛起，终于创造了辉煌的文景盛世。凭借雄厚的财富，汉武帝一举荡平数百年为祸北方的匈奴，不过，他也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由此，汉武帝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当超级通胀使得增发货币失效，汉武帝便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人，封建官僚作为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整个财富循环的逻辑是:“耕者有其田”​、放开经济管制→经济井喷式发展→封建官僚崛起→“官商”兼并土地→小农成为流民→帝国崩溃，最终的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大汉帝国是这个循环的肇始者，却并非循环的终结者，此后历朝历代无一不陷入如是的怪圈之中。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立国伊始，晋武帝司马炎就开始推行“占田制”:每丁可以从帝国得到七十亩土地。为了遏制士族高门对小农的掠夺，司马炎直接废弃了官方铸币，西晋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没有官方货币的朝代。然而，司马炎创建“太康之治”十年后，士族高门还是渗入朝廷各个角落，把天下土地尽收彀中。​《晋书》这样记载这个年代:朝政均出于士族高门，朝纲法纪荡然无存，官场贿赂公行，举国上下已经见不到一个忠臣和贤能的人，天下事都可以做交易，成了一个骗子的市场。西晋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在士族高门把持之下，帝国甚至失去了必要的行政能力，根本无法对抗北方游牧民族。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再次统一了中原，此后，杨坚推行“输籍法”:每位男丁至少可以从帝国政府手中领到一百亩土地;同时，杨坚废黜了盐铁专营、对民间放开了所有工商业管制，天下只有一种人不能做生意，那就是封建官僚。在辉煌的“开皇之治”中，中州大地再现“耕者有其田”​，全国农户数也从开皇元年的四百一十万增长到隋炀帝大业元年的八百九十万。
大唐帝国的创始者李渊在一场动乱中全盘继承了这些财富。大唐帝国又是幸运的，连续出现了武则天、李隆基等数位信奉“无为而治”的帝王，武周年间，大唐帝国以“除罪金简”等方式再次确立了每户小农对土地的所有权、废除了全国商税(关津)、解散了绝大部分官手工业。事实证明，这个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惊人的，在大唐帝国的巅峰“开元之治”中，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已经高达4524市斤，所谓“康乾盛世”仅为这一数字的一半。唐玄宗发布了史无前例的“开元限购令”​，试图以皇权铁腕牢牢把帝国限定在“耕者有其田”的轨道。这道命令在唐史中被称为“检田括户”:自此之后，帝国禁止一切土地买卖，任何土地交易都将被帝国政府视为非法!

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逃脱那个曾经的财富循环。三十年后，奸相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在天宝十一年(752年)一道名为《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的诏书中，杨国忠提出贫富分化情有可原，此后，帝国将承认以现金完成的所有土地交易。三年后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大唐帝国共有891.47万户农人，其中356.55万户已经沦为“庄客”(丧失了土地);那一年，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那一年，一次社会大动乱的一切条件都已经齐备……
普通人把财富藏在自己的院子里，而皇帝的院落是整个天下，只有民富才会有真正的国强!皇帝要让自己院落里的钱生出更多的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让国民变得富足起来。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情:在某一个确定的时点，天下财富的总量必然是一定的，国民富足了、皇帝必然就穷困了。很多皇帝就是耐不住财富的诱惑，最后把自己的天下搞丢了。
北宋是第一个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赵匡胤也是第一个不实行“均田制”的开国之君。
如果土地是最值钱的东西，就一定要抑制兼并，因为，兼并土地就等于抢劫财富，抑制兼并就等于抑制官家豪强抢夺财富。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土地不是值钱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抑制土地兼并。土地不值钱，那什么最值钱?创新，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行业，这才是最值钱的!

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劳动者必须有人身自由;第二，货币资本高度集中。现在，我来用当代经济学语言复述这两个条件，这样久不熟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看起来会比较顺眼:第一，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存在一个强制性主体，所有人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第二，生产资料自由流动，向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手中集中。

北宋王朝几乎放开了所有行业的准入资格，只要你愿意，想干什么干什么，终北宋一朝都没听说所谓“抑商”​，尤其是对小摊小贩，朝廷才没工夫去收那点子可怜的税(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要看清一个经济体是否强盛，最精准的数据是有多少中小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胜出直至成为全球性的跨国公司!也正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才反复强调“支持中小企业”​、​“支持小微企业”​，他们创造了近一半的就业、八成税收和几乎所有创新。只要对小企业放开所有的行业准入、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寻找机会、赚取金钱，在无数次试错中，优秀者一定脱颖而出，也一定能撑起明天!

北宋一朝，封建官僚的势力都非常弱小;与前朝富可敌国的封建官僚相比，终北宋一朝，封建官僚也都非常贫穷。弱与贫，皆为封建官僚，这就是所谓的“积贫积弱”!赵匡胤为了降低武将身份、防止武将反叛，弄出来一个“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军事体制，武将手中多没有实权。其实，北宋备受尊敬的文官同样没什么权力，只能在朝廷领一份干饷。只有个待遇，根本不给实权!

在赵匡胤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既然我不能告诉你干什么，干脆我就告诉你什么不能干:有一件事当官的绝对不能去做，即，经商(含手工业)。在北宋律令中有一条非常奇怪的罪名叫做“经商罪”​，大宋王朝所有官员不得经商盈利，也不得让别人替代自己倒买倒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齐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总之，俸禄之外的钱，都是不该拿的!

--北宋王朝是世界古代科学技术的巅峰，请注意，是世界巅峰、不是中国巅峰。除造纸术外，四大发明其他三项均诞生于北宋;历法方面，北宋统天历与今天的格里哥利历完全一致;数学方面，秦九韶等一批数学家定义了高次多元联立方程，就连《射雕英雄传》(故事背景是宋朝)里的东邪等武林高手都经常以数学题考校对手……--在西欧尚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时候，宋初便有了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这是继西周之后的又一代中华文化盛世!

乱世之源，表为流民、实为官吏。这些人本是最聪明的一群人，只要封建官僚能不与民争利，自然也就“官无事，民自富”​。在那幅传承已过千年的《清明上河图》中，所有一切都出现了不可遏止的商品化，人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财富，那根本就不再是土地。

强者可以印刷货币掠夺弱者财富，这个逻辑却不可能反过来:货币争霸的基础是产业创新，强国根本不用理会弱国的货币，大不了不跟你做生意;弱者却必须购买强国商品--你自己造不出来。既然如此，弱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上根本就不好有发言权。

孟昶投降了，蜀地却重陷战争。降宋之前，蜀地富庶程度直追江南，也正因为蜀地富庶，伐蜀主将王全斌才放纵部下抢夺财货。至于王全斌本人，除了经常随意克扣降兵降将的军饷，连后蜀士兵原有的随身财物也不放过，甚至数以万计的杀降兵，擅自取走官库里的钱财，夺人妻女，搞得怨声载道，最终激起了兵变。
赵匡胤统一全国后，不惜耗费国库中的铜材收兑南唐等地原来的恶钱和铁钱，惟独在蜀地，大规模发行铁钱、极小规模发行铜钱，运铜钱入境者死罪。蜀地谁在用铜钱?大宋王朝派来的高级官员，除了这些人，所有铜材一律只能出、不能进。谁在用铁钱?除了这些高级官员以外的所有人都必须用铁钱。缴税则一律用锦帛、粮食、白银或者实物，衙门才不收铁钱!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提出，全国货币终究还是要统一的，比如益州的铁钱。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要先试点、后推开，不搞一刀切。以十年为限，逐年增加蜀地铜钱流通比例，蜀地每年10%货币改为发行铜钱，直至十年后完全取代当地铁钱。
蜀地税收确实每年递增了10%，至于投放10%的铜钱，根本就没那么回事，依旧是私运铜钱入境者死、蜀地铜钱一律出蜀，蜀人无法依靠正常途径获得铜钱。铜铁比价本就已经高达1∶100，现在每个人的赋税都要收10%的铜钱，还要年年递增。黎庶只能以更贱的价格向朝廷出售自己的财富，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蜀地铜、铁比价居然达到了1∶400，蜀地财富遭到一次真正的空前大洗劫。在这盘赵光义精心布下的大棋中，蜀地百姓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给。

三年就把蜀地的财富抢差不多了。宋真宗淳化四年(993年)，青城县茶商王小波、李顺聚众百余人起事，义军横扫了整个川蜀，北宋王朝被迫放弃了这种“剃头式”的抢劫。

“金银天生非货币，货币天生是金银”​，不仅因为金、银、铜等贵金属易于分割，而且因为这些重金属生产起来确实非常费力，可以代表财富。纸币取代金属货币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所有人都信任发行纸币的人，相信他有能力兑付所有持币人的财富。

第一步，存单。最初的交子并非纸币，而是类似于唐朝邸店开出的一些存款凭证，存钱的邸店逐步发展为“交子铺户”​，而且，存款者要给交子铺3%的手续费。交子面额完全按存款人存入的现款数目临时填写(书填贯，不限多少)。因为不能用做支付手段，这种初期的交子实际是存款凭据，与纸币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步，支付媒介。按照我们对现代银行业务的理解，对存单收取3%的提现手续费是一种又昂贵、又不靠谱的银行中间业务，应该属于被整顿之列。一取、一存就要花掉本金的6%，还不若直接把交子交给对方。拿到交子后，收款方可以直接以交子去交子铺兑现，这样就省下了3%的汇兑费用。于是，交子铺开出的交子在当地就成为了交易媒介(无远近行用)，完成了交子从存单向纸币的关键演变。

第三步，货币创造。对一家现代银行来说，存款者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全部来提现，否则就是金融危机了。所以，银行只要留出维持日常营运的现金(学名“备付金”)就可以把其余的钱用来放贷款了;贷款者拿到现金，会将这些钱再存到银行，然后，银行再用这些钱放贷款;一来二去，本来一块钱的存款可能产生十块钱的现金，这就是所谓货币创造。

存款能自己再创造存款，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交子铺当然也会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一部分精明的交子经营者意识到，挪用别人的现钱放贷，放贷后还可以再增加存款，从而使自己手上的钱成级数增加;另一部分愚蠢者则用留存的现金买房子、买店铺、买宝物(收买畜积，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侵蚀存款者利益”​。

在某一个时点，交子铺印刷的交子面值确实已经大于铁钱准备，如果个把人煽风点火搞一下挤兑，交子必然不能全额兑付现金。
当时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坊间传闻交子铺用大家的钱买房子买地、增印很多交子用来收购新丝，结果，存款者集体冲向了交子铺，搞出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金融危机--一批交子铺因此倒闭，史称“争闹”​。所谓“争闹”史籍仅是一带而过，想来规模不会很大。
先别急着痛斥北宋蜀地交子铺，当代经营最稳健的银行杠杆率比这也要高出不知多少倍。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银行界就叫苦连天。实际上，即使20%存款准备金、银行再留出5%的备付金、加上营运现金，银行备付金率也不会超过30%。也就是说，在存款准备金率最高的时代，如果所有人都拿着存单在同一个时点去银行提款，任何一家银行最多只能支付30%的存款。相比之下，交子铺能兑换70%-80%的存款，备付金率已经很高了。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有信用的时候是金融，没信用的时候也被称为骗术(学名庞氏骗局)(1)。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只要经济还在运行，融资就将永远存在，有融资就必然有信用，有信用就必然有人会失信，这根本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信用与骗术、金融与庞氏骗局，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其中的差别在于骗术和庞氏骗局不能真正创造财富，金融却把钱送到最能创造钱的地方。个把富商“奸弊百出”并不是多大的问题，经济运行会自动淘汰信用卑劣者，最优秀者、最有实力者、最有信用者，最终将在竞争中胜出。

答:仁宗年间的“岳阳楼”其实是一家名满江湖的青楼，​《岳阳楼记》则是送给岳州知府兼这家青楼老板滕子京的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觉得在自己的文章里称赞一家青楼不是太合适，于是就顾左右而言他。我还要告诉大家，滕知府虽然因为贪污发配岳州，重修岳阳楼确实既没贪污也没挪用公款，而是用了一招金融魔术--“资产置换”​，即，低价收购民间沉欠多年的不良贷款，然后再派兵连本带利一块要回来--看谁敢欠知府大人钱!范仲淹居然称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还要与这等开青楼的知州“微斯人，吾谁与归”!
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入朝廷中枢，这位出将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条施政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的开端《答手诏条陈十事》​。有人高度评价这份《答手诏条陈十事》​，毕竟这十条合理化建议看起来条条站得住脚。实际上，这份著名的奏折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当然，要先抓权才能再搂钱。先说第一条，抓权。
不大兴工程、不妄动刀兵、不发号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权力、哪有威风、哪能捞钱?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引经据典说明了朝廷大兴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争雄之时，诸侯国宁可向邻国借贷也要大兴水利工程;江南有圩田、浙西有河渠、苏州也有营田军专管河堤，现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粮食贩运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粮食贩运到浙右，从中要盘剥多少利润!只要有一批干吏能臣，这个问题就由我范仲淹解决!一是一定要给封建官僚以实权，尤其是下级官吏任免权。至此，宋太祖赵匡胤有名无实的官僚制衡体系被彻底废弃，官员此后要打起精神，以兴弊除利为己任、置民于水火之中(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让当官的人先富起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给他们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禄，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职之地获得一批土地，数量按官职高低分配。除此之外，还要定时发补贴，婚嫁丧葬都要给钱。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国最有实权的官员。各路转运使可任命知州，至于各路转运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说了算。
谁能搂钱，就任命谁当官。王夫之对此曾有深刻的评价:一批急功近利的人借机向范仲淹兜售自己敛财之术，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

范仲淹为搂钱想出了很多办法，条条都跟金融有关。第一，货币贬值。结果，无效。铸造大钱搂钱简单易行，实在是谋财害命的不二法门。庆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开始铸造“庆历重宝”​，钱重7.5克，却要当十枚市面上的铜钱。不过，当时是典型的自由经济，市场根本就不买账，庆历重宝自发行之日起就只能当二至三枚铜钱，与实际重量相仿。第二，重农抑商。结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范仲淹给商人起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叫“游人”​，只有让“游人”都回家种地天下才会太平，否则，​“游人”终日浪荡在城市之间，惟一的作用就是败坏伦常纲纪。

要想管住“游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设立盐、铁、茶等产业的管理机构。在延州做知州的时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盘上成立了官营盐、铁、酒、茶的专营机构，禁止民间私营这些产业。
现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这条经验推广到全国，他成立了“督盐院”等一批机构，对商人发放“盐钞”​、​“铁钞”​、​“茶钞”--统称“钱引”​，即配额。从今往后，你生产多少盐、生产多少铁，能卖多少茶叶，都要有相应的“钱引”​。

尽管熙丰变法期间盐钞发行量曾一度突破三司产食盐总量，但是，朝廷还要靠食盐专营牟利，历代帝王对盐钞发行限制颇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对盐钞发行进行多次整顿。整个宋代，盐钞的信用都好于官交子，一直到南宋灭亡。

第三，建立官营信贷机构，即“回易”​。​“回易”产生于隋代，通俗地说就是官府出面做买卖，不过仅限于与游牧民族“马匹一粮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强的金融创新意识，他所谓的“回易”是以军费对外放贷。在一封名为《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的奏折中，范仲淹明确提出了回易的目标:增息财利，使天下之财再无流通之虞!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那位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被发配之前他手下的军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贩卖茶叶，结果当然是“回易私茶，破坏茶法”​。

北宋也成为第一个不对土地兼并设置门槛的朝代。封建官商靠权力牟利，才不会有时间和脑子考虑创新，但是，他们的财富又有着相当统一的去处--土地。​《宋史》记载，庆历三年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封建官僚开始广置田园，府邸如乌云般覆盖了整个城市……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规模土地兼并中，我们看到了庆历新政另一项显著的效果--流民(军队)兵变:庆历新政刚刚实施，解州、邓州厢军就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变、京东路士兵杀死当地巡检使;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间规模最大的兵变爆发了，保州云翼军(禁军)四千多人兵变，军队冲出军营自谋生路，成为流寇……

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绩是在全国丈量土地，设立了一道类似“开元限购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员购买田地一律不得超过三十顷，多出来的土地必须充公。

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第一罪人，靖康之耻的肇始者正是王安石!清末伊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推翻这段公案，王安石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法家继承人，司马光则被冠以“保守派”​、​“卖国贼”​、​“投降派”等诸多绰号。悠悠千载、铅华洗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废黜庆历新政后，北宋王朝回到了清静无为的轨道，中国古代原始自由经济也在仁宗末年到达了巅峰，就连王安石自己也认为北宋仁宗年间是千载难逢的盛世。

熙宁元年(1068年)，黄河在河朔一带溃决，洪灾泛滥数郡。这个时刻，皇帝却在为是否赈灾犹豫，因为他正筹备一个盛大的祭天仪式，向天下臣民昭示自己已经继承大统并将有所作为。赈灾要花很多钱，祭天也要花很多钱。钱就这么多，先赈灾，还是先祭天?
王安石:唐朝宰相常衮每天不吃皇帝赐予的午饭，言称自己这是为朝廷节约金钱，还不是被后世耻笑。曾公、司马公尚不如常衮，你们真为国家着想，就该首先辞职以削减朝廷俸禄，为何要削减别人俸禄?何况，​“国用不足”根本就不是当前最重要问题，我们大宋的天下并不是没有钱，根本原因是没有搂到钱。我相信，只要能找到善于理财的人，不用增加赋税也可以国家足用!司马光:常衮哪怕是只为朝廷节约了一枚铜钱，也为朝廷积攒了一钱之利，好过那些毫无作为的人。王公你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是用大扫把扫尽天下财富，把天下钱财都搂到朝廷口袋里，如此，黎庶过度穷困就会沦为盗匪，不是社稷之福。王安石:你说的不对，善于理财的人，能够不给民间增加赋税，却同样能让国库丰腴。

以现代经济学语言解释，金融的本质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白话来翻译:金融业只做锦上添花、从来不能雪中送炭，一定要把钱放到最能赚钱的人手里，让比你有钱的人，用你的钱来赚更多的钱!违反这个规律，金融机构不但有可能赚不到钱，还有可能把本金都赔掉。试想一下，谁又愿意把钱借给没有钱的人呢?所以，开办政策性金融不但要下定赔钱的决心、还要有很强的赔钱能力。当代，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干这事儿，全球范围内的政策性金融都要由国家为亏损兜底。王安石是一个“聚敛之臣”​，怎么能亏空朝廷府库扶持辗转呼号的天下黎庶?青苗法之意根本就不在扶贫，而在乎于孔方之间!当代，即使最推崇王安石的几位学者也承认，为了敛财、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取悦王安石，部分地区青苗法的实际年化利率已经高达300%，100%的年化利率则是一种常态。

用当代经济学语言描述，也可以这样直白地解释青苗法:官府强行要求天下人向朝廷借高利贷，还本付息都由朝廷靠暴力执行--无论穷富，反正朝廷的钱必须还!至于大家是不是真的需要这笔贷款、是不是有能力还本付息，那不是王安石考虑的事情。城郭之间高利贷就已经搞得鸡飞狗跳墙，官府放高利贷、每个人都得借，您还不如直接去抢!青苗法还在酝酿的时候就已经逼走了韩琦、富弼等一批庆历老臣，实施时就更是举朝反对。无论如何损害民生，只要有人能从中获得利益，千难万险也会有人去干。结果，只要说青苗法好，无论资历、能力、品德，王安石都本着“人言不足恤”的原则火箭式提拔(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不但没有解决冗官问题，反而任命了一批新人。

在中国古代，王安石这种提拔干部的方法有个专有名词:幸进，意思是说某人凭着某一件事、一句话、一篇文章骤然升迁高位。幸进之人是人，是人就会有贪、嗔、痴，是人就会是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儒学造诣并不能抹掉他们身上的贪财底色。现在，幸进之人不仅是“理性人”​，还是“皇权-封建官僚-小农”框架中的封建官僚，对理性的封建官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充实朝廷府库，而是扩大自己的土地、充实自己的钱包，因为这些人原本就没有土地、没有金钱。王安石纵有万千治国情怀，又怎能挡住天下熙熙攘攘的利来利往?西汉年间的“皇权一封建官僚-小农”框架中的千年魔咒再现北宋: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对抗外敌，一旦封建官僚形成势力，又会在瞬间吸干生民膏血。

如果这笔钱转嫁到正常人头上，危险系数就小多了!如果能利用这些地痞无赖实施青苗法，效果一定会更好!熙宁三年，朝廷开始推行“保甲法”​，各地县衙开始把青苗钱分给保长、甲正，由这些人自主决定把钱发给谁、收多少利息。所谓“保长”​、​“甲正”恰恰就是那些赖账不还、让别人顶缸的地痞、流氓以及无赖--不是无赖谁又能当得了这个差?

要想逃避青苗法、要想不借钱，只有一个方法:散尽家财、把土地典押给官僚和地痞流氓，自己则沦为客户(或直接逃亡)。西汉年间汉武帝尽敛天下之财，不知杀掉了多少大员，对地方豪强更是采用了“迁涉”的极端办法。现在，王安石不但培养封建官僚，甚至借助豪强势力，放任封建官僚与地方豪强合而为一。
--一小撮封建官僚的宅邸田园广连阡陌、食品穷尽天下珍馐;他们又喜新厌旧，衣食住行月异而岁殊;如果钱不够花了，就假托为朝廷敛财之名，尽取民间膏血(株株寸寸而聚之)……--绝大部分人被夺走土地、田宅，为凑齐青苗钱，人们最后只得贱卖赖以为生的粟米，就连娇儿妻女在市场上也已经不值一缗钱;乡村已经成断壁残垣，无赖仍旧假借青苗钱之名横行乡里，即使亲若父兄也不放过……

韩琦在离开台谏之前对神宗说:反对新法的人都曾经是庆历新政的推动者，也是仁宗朝的柱石之臣，现在大家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奸邪之人，天下岂有这个道理?自古圣王治国，收税也必须为百姓留足衣食住行，即使苛政敛财也不过是靠盐、茶、酒专卖，从来没听说过有皇帝靠高利贷就能富国强兵。控制了高官，还有百姓，坊间也不能随意讨论新法的坏处。王安石对百姓的手段就简单多了，也粗暴多了。为控制街头巷议，王安石直接下令开封府尹派出差役乔装成平民，让他们去街头游荡--不是为了维护治安，而是要逮捕一切敢于公开谈论新法的平民--道路以目、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桩桩件件、历历在目，平生之迹犹应可循，有了一件皇帝新装，就能改变聚敛天下之财的事实吗?

吹鼓手可以吹嘘皇帝新装多漂亮，却不能富足天下黎庶:一面对地痞无赖屡颁赦令，一面丝毫不怜恤转死沟壑的贫民;一面以所谓“新学”标榜新法好处，一面从不考虑民生愁苦;一面在朝堂寻找旧党点滴过错，一面从不诛锄奸暴……莫非新法就是让“九土之民，如在汤火”?如此，司马光才在朝堂之上咆哮:举国皆贫民、国家反而富强，岂不是亘古未有的奇闻!
《流民图》原画早已在尘封的历史中湮灭，今人只能在宋代刻板中一窥当年那场惨剧。据南宋年间成书的《南游记旧》中给出的图形，​《流民图》共描绘了近百人，有行乞的老者、有卧在路边的饿殍、有挖草根的儿童、有背着孩子流浪的妇人，还有一个官吏在用鞭子抽打一个衣不蔽体的少女。这些人或三五人、或三五十人，皆无法纳齐青苗钱，不得不卖房拆屋，所剩家财不过一只破锅、一只破碗，带着这些残存的家当成为流民……从画工来看，这张画还远称不上技艺精湛，只不过，茅棚侧老树半枯、天幕下哀鸿遍野，景象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熙丰变法六年来，各地官僚已经获得了实权，也拥有了剥夺财富的能力。与历代一样，一旦社会被“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框架控制，封建官僚就会肆无忌惮进行土地兼并，瞬间就能吸干整个帝国的财富，土地早就尽在彀中了。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八年，封建官僚私人控制的土地已经占全国土地的70%，剩下的30%还有相当一部分控制在寺庙手中，结果:一小撮人田产连郡邑，天下人再无片瓦栖身。
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宋徽宗和蔡京所谓的“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封建官僚之所以可怕，并不是因为搂钱财、抢土地、搞女人……而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有权力支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有权力按照自己意志支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即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无论多么美好的初衷，封建官僚主导经济的本质永远只有一个:以封建官僚的个人意志替代真正的市场，尽最大可能花最多的钱、办最大的事--那些钱本来应该由每一个黎庶决定如何花、如何用，又如何赚!

一个人的生命基本不会超过一百年，去掉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耳聋眼花的耄耋之年，能建功立业的时间不过四五十年。短短四五十年的生命，无论名垂青史或者遗臭万年，任何人想在史书上留下一笔都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皇帝也不例外

与街边小贩相比，市场上的强者更有可能借助自身实力不断违反规则，反而忽悠别人遵守规则，把利益让渡给他们。国家永远是市场中的最强者，也是市场最后的保护神，面对市场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国家会通过种种手段限制强者，使得市场回归本源。

如果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率先违反规则，那么，市场就会蜕变为最暴利的财富掠夺武器，所谓“规则”也就只是强者掠夺弱者的规则。
天下尽为天子私财、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上溢下漏，而民重困!

天下之财，以商夺之，摧之无形！

金钱是人类追求财富的动力，但是，如果所有人只为金钱而存在，文明肌体就染上了致命的病毒，粗鄙、野蛮的原始人就随时有可能入侵直至毁灭先进文明。
马克思对此的评价是:“邻人的财富刺激了他们的贪欲，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一般情况下，金人战胜之后会把战俘和当地所有人民变成奴隶，当时女真人正处于奴隶社会，奴隶也是一种财产。
战争中可以凭借武力向对手索要金钱，只不过，无论讹诈多少钱，总有一个定额，削弱对手能力有限。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无限削弱对手的经济--给对方制造灾荒、瘟疫，绝望的人们会摧毁一切，那时候，所花费的可就不仅是金钱了!

人要有最基本的羞耻感、最基本的道德、最基本的正义精神，如果所有人为金钱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么，这个社会就等于毫无契约。既然所有人都毫无保障，那么，所有人就都可以随时背叛这个社会、背叛这个帝国。
苍天造就这个“夷狄中至贱者”仿佛就是为了惩罚中原人口的毫不知耻。一个只为利益存在的社会，所有人考量的必定也是利益，如此，帝国怎么会有能力面对真正的危机!所以，孟子才说:上下交相逐利，国亡!
缔造一代盛世，必须有几代人、十几代人的积累。等到天下黎庶都富裕了，国家焉能不强盛?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漫长到让封建统治者无法等待，漫长到让所有人都能失去耐心。从心理学角度讲，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希望立刻见到效果，所谓立竿见影。
--民虽强，天下之财却在普通人的箱笼之中，皇帝是看不到的，国库充盈才是皇帝能见到的真金白银。现在，他们要做的是经天纬地的事业，一定要有惊天之财:只要集中天下财富，就一定可以与北方的金寇一争雄长!
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王安石虽死，这些人犹生!
这是一个极具寄生性、腐朽性、暴力性的封建统治集团，亦官、 亦商、亦匪。有什么样的封建官僚，就会有什么样的王朝经济，治国之道，民为重、君为轻，但是，官为本!
--五月，户部侍郎苏轼上《乞不给散青苗钱解状》，生动地再现了当时黎庶为青苗钱所害的惨状:农人只有在某一天才能在县衙领取到青苗钱，但是，县令在县衙门口大摆宴席，农人刚出县衙就被拖到酒席上吃酒--吃酒是要钱的!农人吃完酒席，发现自己的青苗钱刚刚够付酒钱……此臣亲眼所见!

--强迫高消费还是好的，好歹农人也算是吃了一顿酒席。元祐年间的笔记小说记载县令如此创新青苗法:县令约定某一个时点让农人领取青苗钱，同时在县衙门口摆了一个戏台，衙役就站在农人出门的必经之路上，见到出门的农人就强行拉到戏台下面听戏--听戏也是要钱的!

大家一定知道，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闯红灯，就会有很多人跟着闯红灯:而习惯于闯红灯的人如果看到其他人都在等待，也会遵守交通规则。这并不是某人道德素质突然增高或降低，这种现象在金融学上叫“从众利己”，人们总以为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一定是对的，也就会按照大多数人的方式投资--结果必然赔钱--赚钱的永远是少数人。
过去，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限，旧党士大夫不会也不屑于借手中权力肆无忌惮地掠夺财富;现在，有了新党“奸邪小吏”做榜样，为什么他们能干，我们就不能干?
何况，搂到钱确实能过很好的生活，多赚点钱总是好的，挺现实 的一个目标。司马光死后，旧党开始和“奸邪小吏”一样不遗余力地攫取权力，新旧之争完全沦为权力之争的工具，封建官僚如探囊取物般攫夺着天下权力，天下之财成为任人瓜分的盛宴，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蔡京独创出一套前无古人、后有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大家只有尽量花钱，才能迅速生产财富，天下如果有一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会有很多人没钱赚，如果所有人都舍不得花钱，天下人就都没钱赚。一千年后，凯恩斯重复了蔡京的理论: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要扩大财政赤字，以国家的力量扩建工程、完善公共设施，让人们赚到钱，这样就能刺激经济尽快繁荣!否则，没人消费，生产者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生产者就会压缩生产;压缩生产，就会产生更多失业;更多人失业，就会进一步压缩消费，然后就是经济危机。
民怨沸腾，天现异象，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背黑锅的!
一定要杀鸡儆猴!

有效的市场，不仅需要商人的商品，更需要商人的道德!严厉的惩罚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无论如何利欲熏心、如何道德沦丧，首先也要保证自己的生命不被剥夺。随着商业道德逐步恢复，南宋商业开始再次复兴，当然，这同时也得益于宋高宗“静以镇之，清净为国”的国策，除了盐、铁、茶之外，南宋朝廷和地方不再推行禁榷，让黎庶放手去做，无论赔赚，愿赌服输!至于税收，全国范围内贩运粮食、农具、耕牛等大宗者免税，长途贩运(跨州)者不再征收关津--这在相当程度上免除了商人税赋。只要有锥末之利，市场就能创造出无数崭新的行业--只要朝廷真的能做到清静无为!--南宋瓷器烧制技术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巅峰，余杭窑、哥窑、龙泉窑，即使民窑瓷器也极其精莹，无瑕如美玉!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些宋瓷现在的市场价格，一个小小的南宋鸳鸯水滴拍价居然达到一千万元以上，足以在今天的一线城市购买一套“大平米”!

从当时的国际生产格局来看，南宋有丝织品、瓷器、漆器、宝船、铁铜、粮食、硫磺……周边国家有马匹、牛羊、腊肉、便宜的食盐……也就是说，南宋掌握着几乎所有产业的制高点、掌握了所有创新，无论您是皇族、贵族还是平民，要想过上好的生活，就必须拿您的初级产品来换南宋的高级产品。尽管金国、西夏、吐蕃、大理、高丽、日本等国家的皇族、封建官僚、贵族很少，但是，这些人却占有国内绝大多数财富。这一小撮有钱人，让南宋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国际贸易市场--要想与南宋进行贸易，就必须使用南宋的铜钱!

周边国家基本没有独立的货币体系，大宗交易全靠南宋铜钱作为交换媒介，当然，铜钱在海外的购买力远高于南宋境内，只要能把南宋铜钱运出国境，那就发财了!南宋铜钱成为世界货币，这是经济鼎盛的最佳证明。

宋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流民是乱世之源:封建官僚疯狂掠夺土地，人们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所有财富，只能“父子携手、共入江湖”​。当绝大部分人依靠暴力才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最后一点财富，数百年来积攒的社会财富就会在须臾间化为乌有，一个正常社会存在的基础便会崩溃。所以，历代王朝都倾尽全力推行“耕者有其田”​，不惜动用迁徙豪强一类的极端手段打击土地兼并。宋代是中国古代中惟一曾经“不抑兼并”的王朝，不但没有流民，反而创造了前无古人的经济辉煌。

原始自由经济又有着市场无法克服的原罪，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市场原罪毁了这些盛世: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只有优秀者才能胜出，这就是竞争、这才是市场!一旦原始自由经济得以高度发展，竞争造成的恶性后果就会如影随形:缺乏创新的社会，土地是最可靠的财富，也是所有财富的最后归宿。所有人都会将自己的财富投向土地，所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不仅封建官僚如此，每一个普通人也如此。无论谁成为强势利益集团，从理性人的角度，都会动用一切手段掠夺土地，也肯定会将土地价格炒上天，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财富存量在短时期内成级数扩大。这几乎是一种无可逃脱的宿命，文景之治、开元之治……无论多么伟大的盛世无不亡于土地兼并!对这个问题，宋朝给出的答案是:既然原始自由经济必然淘汰一部分人，那么朝廷就应该站出来维持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有了生存保证，竞争中的失败者便不会成为流民，土地也就不再显得那么必要了。
-宋朝军队曾有一百万之多，这么多军队，其实只是流民收容所，在这里他们变成了工程兵，修水利、修城池、修宫殿……只要给流民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由此，宋朝的军队才如此不禁打，这些人本来就是来混饭吃的。

任何一个政府最大的合法收入肯定是税收，汉唐相传，历代王朝都以耕地为征税的标准，地多多纳税、地少少纳税。经过铁木迭儿认真研究，突然惊奇地发现，忽必烈、铁穆尔、海山三位大汗虽然想尽各种办法抢劫财富，惟独没有动过脑筋的就是田亩税。
终于找到搂钱的方法了，这才是搂钱的正途!

在大通缩背景下，忽必烈一改蒙元帝国征收实物税赋的传统，自中统四年开始强令行省将税赋的一半改为以中统钞缴纳，随后又改为全部按中统钞或现银。只不过，跟前几年比税收额没有丝毫变化，帝国早就核定好了税额，为了避免重复工作，仍按中统钞刚发行时的物价计算。

更可恨的是，忽必烈颁布了一条命令，任何人在结婚之前都必须向朝廷缴纳一笔中统钞，否则，不得成婚。这道命令对蒙古人、色目人还好，毕竟他们是上等人(1)，手里还是有点钱的。汉人、南人本就被极其惨烈地抢劫过，如何能支付起这笔费用?这项政策所以阴毒，并不是因为蒙元帝国靠此聚敛了多少钱财、造就了多少剩男、剩女(男女怨旷失时)，而是蒙元帝国试图通过货币压制汉人、南人生育，长此以往，我大汉民族将无以为继!

封建皇权之下，百姓兜里的钱就像海绵里挤水--只要你肯用力挤，总是有的。

阿合马当权，中统钞发行过量，数年间，全国物价涨幅不低于五六倍。要想让大汗满意，不仅要收上钱来，还要能拿到实实在在的财富。
否则，中统钞谁都会印，何必用你卢世荣!
中统钞之所以崩溃，说到底是阿合马印刷的票子太多了;要想恢复中统钞信誉，就必然要以真金白银重建中统钞货币储备、收回增发的钞票;要让卢世荣找来真金白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关系，没有金银，卢世荣一样可以整顿货币!
卢世荣上台后立即宣布:自此，金、银、铜都可以作为货币在市面流通。汉唐相循，铜钱就是人们常用的货币之一，蒙元帝国也要铸“至元通宝”。只要金银和铜钱开始流通，中统钞将自然消亡，也就没有必要去整顿中统钞了。
在宣布金银、铜钱流通的同时，卢世荣宣布朝廷再发新钞--绫券，绫券必须有充足准备。按照卢世荣的思路，同时推出金银、铜钱、绫券，有金属货币作为比较，绫券也不可能贬值太多。

【谁当财神爷都得搂钱，但搂钱最忌讳的就是断人财路、砸人饭碗。伦理上叫“越俎代庖”，在人情世故上叫“不知天高地厚”】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桑哥出任平章政事，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货膨胀、比卢世荣时代更糟的通货膨胀。桑哥刚上台的至元二十四年，中统钞印刷数量再次爆棚，最高纪录两月印发了五十万锭。此时的中统钞已经乱成一团糟、绫绢没有正式发行、黄金白银在市场上根本就见不到……大都、上都等主要城市都已经退回到物物交换的时代。经过卢世荣的实践，桑哥认识到:放开金银、铜钱流通是好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纷纷乱世，又有谁肯掏出自己的金银到市场上去交易呢?

看到了这一点，桑哥刚刚上任就推出了自己的钞法:至元宝钞，至元钞共分十一等，以“贯”为单位、以金银为本位，至元钞一贯值中统钞五贯、二贯当白银一两或赤金一钱。朝廷对中统钞不做统一兑换要求，但是，每年盐铁酒茶税收一半以上要以中统钞缴纳，字迹模糊、破角磨边的中统钞(昏钞)要到指定地点进行兑换，如此，中统钞将在流通中自然消亡，至元钞与中统钞将实现自然过渡。现在看来，桑哥的原意是以贵金属为至元钞重建钞本，重树至元钞货币信誉，直至至元钞完全取代中统钞。不过，桑哥面临与卢世荣一样的问题:必须为至元钞找到充足的金银准备，至元钞也不能滥发。卢世荣解决不了的问题，桑哥一样也解决不了。

怎么办?答:加印至元钞!至元二十六年安南战争结束前，蒙元帝国共发行了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大都物价应声而起，据彭信威先生估计，仅至元二十六年一年大都金银价格涨幅又提高了六至七倍。阿合马、卢世荣之所以在理财大臣的位置上跌下来，就是因为“物价翔踊”​。现在，为了遏制至元钞增发，桑哥拿出了自己的勇气，他对蒙元贵族下了杀手!

在中统钞尚未贬值的时代，赏赐用真金白银的，就连曾经与忽必烈争夺皇位的阿里布哥的遗孤也能得到一百块银锭(每锭重两公斤)。到了中统钞、至元钞泛滥的时代，赏赐也就更没了边际，最高纪录是一天赏赐面值数百万锭的中统钞!在桑哥看来，蒙元贵族向大汗索要财富完全是一种无赖行为:你与国何功，凭什么来索要财富?无法劝谏忽必烈对外兴兵，还收拾不了国内一干蒙元贵族?在一次朝议中，桑哥向忽必烈进言:蒙元贵族早就各有封地，但是这些人仍旧不断向朝廷索要赏赐;财富循环自有其理，任何一分财富都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帝王一丝不慎，还不知有多少百姓要流离失所。结论:毫无节制的赏赐必须废弃。大概忽必烈对蒙元贵族毫无节制的索要也厌烦了，他这样回应桑哥的建议:这样吧，你列出一个名单，但凡在这个名单上的人，我以后就不再赏赐了。这个事情桑哥还就当真了，真给忽必烈拉了一个黑名单出来，榜上有名的人不但不能在皇室得到赏赐，还要按封地数量照单纳税，即“验亩征租”​。

对白吃、白拿惯了的蒙元贵族来说，桑哥这种行为几乎等于逆天!天下是咱们老祖宗提着脑袋打下来的，凭什么不给我赏赐?不给赏赐也就罢了，还要打着“验亩征租”的名义收税?一批蒙元贵族终日上门找桑哥理论，不但砸了中书省官衙和桑哥的府邸，还理直气壮地喝骂桑哥:钱岂尔家物?我自取自家物，干尔何事?历代封建王朝不乏贪官污吏，但是，如此理直气壮、还敢砸了中书省和宰相的府邸，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只有这一次。面对这群无耻又无知的强盗，桑哥使出了绝招:你不是要钱吗，我就要你的命!至元二十四年起，桑哥对朝廷各部、各地行省派出稽核人员，清查国库、贪污，号召全体臣民检举揭发自己的长官。最终，包括中书省平章政事忽都铁木儿、兵部尚书忽都答儿、潜运司达鲁花赤怯来在内的一批高级蒙元官僚被处死，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蛮等一批蒙元贵族因“不职”​、​“无心任事”被罢官……至元二十六年，桑哥主持修建的大都会通河竣工，桑哥的地位、权势、声誉达到了巅峰，大都官民为其修成《王公辅政之碑》​，为防止阿合马被暗杀的悲剧重演，忽必烈还特许百人卫队跟随桑哥。然而，喜剧的末尾往往是悲剧的前奏。

至元二十八年新年刚过，忽必烈在大都东南柳林狩猎，一批“怯薛”(保卫大汗的亲兵)趁机向忽必烈进言:桑哥蒙蔽皇帝、擅杀大臣、蒙蔽言路、祸乱朝纲、贪污受贿……总之，桑哥当政就没干一件好事。

忽必烈知道南宋皇陵被掘，不过，他没收到一件珍宝!更关键的是，南人把这笔烂账全部算在了他的头上，镇本塔建成之后江南义军立刻如火如荼。要消除朝野汹汹之议，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替罪羊，桑哥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忽必烈把桑哥投入大牢，旋即处死。忽必烈的三位理财师虽然出身不一、才能各异，至此，却全部得到了一样的下场。四年后，忽必烈病亡，蒙元帝国的国势也随着这位政治强人的消失急转直下。

任何一个政府最大的合法收入肯定是税收，汉唐相传，历代王朝都以耕地为征税的标准，地多多纳税、地少少纳税。经过铁木迭儿认真研究，突然惊奇地发现，忽必烈、铁穆尔、海山三位大汗虽然想尽各种办法抢劫财富，惟独没有动过脑筋的就是田亩税。终于找到搂钱的方法了，这才是搂钱的正途!铁木迭儿比较实在，也没搞丈量土地之类的花样，延祐元年(1314年)，铁木迭儿一个人对照地图就估计出了一个全国耕地数字，然后，下令江南诸行省在四十天内向朝廷报送耕地数量。最关键的一条，上报数字是硬性任务，不得低于铁木迭儿的估算数字--如果完不成任务，地方官撤职!
这就是元史中一项著名的苛政--经理江南。公平地说，铁木迭儿给出的指标并不是很离谱，甚至低于江南耕地实际面积。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土地既然是纳税的标准，那结果自然十分清楚，谁多上报土地谁就要缴纳更多税收。谁又愿意多纳税呢，尤其是那些刚刚富起来的蒙元贵族!蒙元贵族历来喜欢向大汗索要赏赐，但是，他们也不反对江南兼并土地。入主江南以来，蒙元贵族、色目人迅速卷入了江南土地兼并，这也是忽必烈、铁穆尔、海山三朝没有认真核定江南田亩的原因。面对铁木迭儿，蒙元贵族也不是毫无办法，比如，让平头百姓来承担大土地所有者的所有田赋。这种方法也不稀奇，无非是看看谁好欺负，然后就给谁多报上几亩土地，或者在自己地盘上直接提高自耕农税率，让弱势阶层替封建官僚和大土地所有者纳粮完税。历代以来，强势阶层一直就是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把赋税转嫁到自耕农头上，无数农人就是这么被玩残的。

事实证明，这群章闾没有熊一样的力量，却一定有着猪一样的脑子:为防止铁木迭儿派人复查，这些人居然想到了一个法子真实增加了自耕农的土地:没有耕地没关系，把你家里的房子拆了、祖坟挖了，不就有耕地了吗?《元史》记载，赣州的拆屋、挖坟行动最为惨烈，仅一县之内就有数千间民宅被毁、坟墓更是不计其数……凭空增加税赋会惹得小民反抗，但是，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被逼到家破人亡的地步，谁也不会铤而走险。现在，赋税还没增加，先把人家房子拆了、祖坟扒了，也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无论活人、死人，大家都混不下去了!延祐二年，赣州宁都人蔡五举兵起事，自号“蔡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自此，蒙元帝国的武装反叛就再没有停止过。

元朝历史上曾有几道臭名昭著的命令，创始者就是这位元末伯颜:要求实行种族屠杀，杀尽“张、王、刘、赵、李”五姓汉人，由于实在太离谱，没有被执行;除了没有执行的，还有一些执行的政策，诸如禁止汉人婚配、上收所有铁质农具，等等。

历史有的时候其实很诡异，反对治理黄河的人未必是坏人，赞成治理黄河的人也未必是好人。这就涉及中国封建王朝的辩证法，一件坏事，如果上有明君、下有贤相也未必真是坏事;一件好事，经过万千封建官僚之手也未必再是好事!自古以来朝廷的工程都是赚钱的大买卖，修河要征调物资、要征发劳役，有着无数的捞钱机会……早就等这一天了!
以吕思诚为首的一批汉臣立刻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帝国官场并未脱胎换骨，奸邪小吏仍旧充斥于各个岗位，治理黄河要拨无数钱粮，无异为贪渎之徒抓钱大开方便之门，此谓“不念隐忧”!修河必定动用无数人力，无论在哪个时节都会耽误河工本有的农耕，况且，一旦河工聚而不散，便是天下大乱之源，此谓“不恤民力”!
数千年往事早就把国人政治智慧演绎殆尽，最可怕的不是水患，而是人祸--流民。十几万河工要吃、要喝、要福利，在老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子女，有着诸多束缚，这些人或许还能安分守己，一旦在一起聚而不散，远比洪水可怕的多!

纸币是法定货币，背后是帝国信用，无论货币制度多滥，增发货币多少都会给人一点财富幻觉。由于过分迷信自己的能力，这一次产生货币幻觉的是丞相脱脱，新币更迭，脱脱认为自己终于有钱了，要去追求自己宏伟的理想!

脱脱选择的时机却是从四月到十一月，十五万河工在河堤上忙活--这可是一年的农忙时节，意味着一年家里没有人耕种土地!以往修河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补偿河工一些粮食;不发粮食，给点现金也行--只要能换到赖以为生的粮食就行。面对这个问题，脱脱的回答是，给钱可以，只给至正交钞!这件事如果放在宋代，就算给河工只发交子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可能所有人在同一时间把手中的纸钞拿到市场上去，绝大部分钞票会暂时留在河工手里，不会造成通货膨胀，更不会搞得天下大乱。问题是，蒙元帝国从来就是一个不遵守货币纪律的国度，在人们记忆中纸币就等于毫无准备的废纸!所以，脱脱的行为导致了另外一种结局: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把至正交钞拿到市场上去换粮食，结果，增发货币喷涌而出、物价飞涨、纸币贬值。

这些离谱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逻辑:如果强势集团对财富的渴望没有丝毫底线，屠刀就不仅仅会砍向普通民众，强势集团自身也难于幸免。在这个逻辑中，小农不幸福，商人不幸福，官不幸福，民就更不幸福，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没有人能够幸存，哪怕你是帝国最有势力的大汗。社会财富毕竟不是一块无限大的蛋糕，一旦掠夺超过限度，就会造成流民、社会动乱，最终玉石俱焚。元顺帝初年，帝国五分之一的人口就已经沦为流民，所谓“流民如云”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当人们“逃离奔窜，皇皇然无定居”的时刻，又怎么可能有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再骁勇的铁骑又怎么能遏制天下人求生的欲望?

无论做生意、进城打工、串亲戚，只要离开了自己的村落，就都必须先在官府获得“商引”​，供沿途巡检司验查。如果碰巧在查验的时候把“商引”给丢了，那么，抓起来、充军!如果为人比较仔细，路条没有丢，夜宿客店也要在“店历”上登记姓名、人数、起程月日以及货物情况以供官府查照;到了目的地，下面的事情更麻烦:必须向当地官府取得“市籍”才能开门做生意，所有店铺必须定期向官府申报行业、资本、营业状况及盈利，官府也经常派员“校勘街市度量衡，稽牙侩物价”​。明初确实有过“凡商税，三十而取一”的政策，但很快就在北新关、浒墅关、九江关、两淮关、扬州关、临清关、河西务等几乎所有的交通要道上建立了“关津”​，雁过拔毛，总体算下来洪武年间的商税应该在百分之百以上。倘若有人想逃过商税，也好，一旦查实，货物没收、商人充军!至于货物品种就更是少得可怜，秦汉以降，朝廷向来只对盐、铁、茶等大宗商品实行专营，明代扩大了专营商品范围，除了盐铁，禁运商品还包括:金、银、铜、铅、锡、珠、水银、朱砂、青绿、煤炭……另外海外贸易以后就别干了，老老实实在家里过日子。自此，大明帝国“片板不许下海”​、令民间“禁用番货番香”​，把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连根拔除!

既然帝国都是自己的私财，那么，所有帝国臣民也就变成了自己的财产!财产是不能发声的，只能听主人指挥!尤其是读书人，别自以为看了几本古书就想借古讽今，一定要让这些人闭嘴--必须打断读书人的脊梁，天下才能彻底清净!--第一个遭殃的是亚圣孟子，因为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好吧，把孟子给我搬出孔庙!

朱元璋不信任封建官僚、不信任文人、不信任天下黎庶，那么，他信任谁呢?答:看管家财当然要用自己家人，朱元璋信任的人不是封建官僚，而是特务。为此朱元璋甚至成立了一个叫“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的新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锦衣卫就是特务，负责惩处违反皇帝意志的大臣。除了皇帝，他们不受任何人管辖，包括刑部和大理寺，任何阻碍他们行动的人都格杀勿论!而在大臣眼中，锦衣卫是一群极其可怕的人，如果哪一天锦衣卫上门来问候了，那么，马上和家人告别吧，这一去极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在任何时代，商人都有着无比敏锐的嗅觉，哪里管制松散、哪里能赚到真金白银、哪里就能成为商品集散地!相对宽松的货币流通环境迅速使得北平一带成为全国的商品集散中心，这也实在是没法子，只有在这里才能赚到真实的财富。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受到重创。危机过后，为了挽救国内经济美国挑头弄出来一个“量化宽松政策”​，此后各国竞相景从，货币也竞相贬值。所谓“量化宽松”​，顾名思义就是“按照一个宽松的量发行货币”​，即，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以增发货币刺激经济。
量化宽松推出之前美联储已经明确声明，这些货币是增发的，并没有对应的商品。既然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了，增发货币仍然能刺激经济吗?
答:能。货币增发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在人们拿到纸币的一瞬间，仍旧从心底里认可自己拿到了财富。这种虚幻的财富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财富幻觉”或者“货币幻觉”​，这是一个神奇的现象，虚无缥缈的幻觉也能办成大事!多印美元，人们自然也就觉得钱好赚了，就业也就增加了、经济也就好转了，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躲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也许又能出现重大创新，很快市场有了、消费有了、就业有了、税收也有了，一切又都恢复正规了!所以，增发货币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只要能“以时间换空间”​，甚至不失为一件救市的利器。少量的吗啡可以镇痛，过量摄入就会染上毒瘾了!“货币幻觉”就是这样一种毒品式的药剂，短时间确实可以刺激经济，如果长时间使用则贻害无穷，​“量化宽松”政策决不能无限制持续下去。现在，我们知道:危机之后，货币政策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先松后紧。明白了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永乐年间朱棣的所作所为。

任何重大的创新都是小概率事件，并非源自某个天才的突发奇想，而是天下所有人在追求利益的进程中的点点积累，既需要财力积累、更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既然这种点滴积累需要全社会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也就必然要求一种绵绵不绝的动力--赚钱，那是一种加之于天下人头上的宿命!

为了逃避税收，大部分商铺把存货转移到自己家中，而夏原吉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由此，夏原吉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核算税基:商人一般居住在市镇，越有钱的商人营业额越大、住的房子也就越气派;从现在起，除按存货收税，还要清查商户个人住房，一间房每月纳税五百贯!此外，征税范围扩大到菜地、果林、塌坊、库房、店舍、驴骡车辆、船只……只要跟商品有关的地方，都要按时缴纳大明宝钞!

自我实现、尊重，这些高层次的玩意儿不是每一个人都玩得起的，需要大量金钱做支撑，没吃饱饭就去追求自我实现的伟人不是没有，古往今来不过也就那么几个。绝大部分人活着也就是为了生存、安全、归属，普通人如果非要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迈进，那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
自己要人交出来的不仅仅是土地，也是别人的身家性命，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何况，周东想要的不仅仅是朝廷的土地，还有贿赂。

不是大明帝国想放弃纸币，实在是朱家王朝不争气，把自己的牌子砸了。纸币是纸做的，根本就不值钱，值钱的是纸币背后的信用。大明帝国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就乱发纸钞，把纸币背后的国家信用破坏得一干二净，明成祖之后大明宝钞已经基本变成了废纸。正统元年，明英宗发布命令:江南府县必须将四百万石的粮食贡赋改为一百万两白银，变相承认了白银的法偿货币地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帝国完全放弃了金银交易禁令，被迫承认白银为帝国的合法货币。​《水浒传》成书于明代嘉靖末年，全书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甚至用铜钱也罕见，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白银。

“向富人征税”只是遏制土地兼并的手段之一，也并非张居正首创。大唐帝国的杨炎曾经推行“两税法”​，试图“唯以资产为宗”向富人征税，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最终杨炎本人也被唐德宗赐死。跟杨炎相比，张居正还是有底气的，张居正有杨炎等人不可能具备的一个特征:杨炎只是宰相，张居正却拥有绝对权力。
在经济自然演进中建立一种货币制度需要很长时间，比如，铜材从进入流通到出现统一的货币标准(五铢钱)耗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千年，西欧货币从白银转化为黄金也用了将近千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以国家信誉为货币背书，这种货币很快就会成为人们通用的交换媒介，毕竟国家信用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信用，比如，官交子从出现到为大众接受只用了不足百年时间--那可是毫无使用价值的一张废纸。
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中，所有帝国税赋都必须以白银完成，这等于说:不但帝国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同时也以帝国的力量鼓励乃至强迫人们在交易中使用白银--你可以不用白银，赚不到白银如何缴税?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张居正的结局。张居正推动“一条鞭法”​，拿走强势分利集团千辛万苦聚敛来的土地。在权力巅峰的时候，数十年宦海沉浮的洞察力就告诉张居正，他极有可能不得善终。在一封与地方督抚的信笺中他这样说:世事变迁，他日高台可平、诏令可毁，我怕是连一寸葬身之地尚不可得，只不过国事维艰，就让我做霍光、宇文护吧!很不幸，一语成谶。

生产财富和劫掠财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逻辑也截然相反:生产财富会增加财富总额，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一粥一饭当知物力维艰、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劫掠财富的致富速度虽然很快，相伴而生的是更多财富被毁灭。
封建官僚贪污腐败、行贿受贿，说白了不过是一个财富分配的妥协过程，行贿者和受贿者就某次利益分配达成均衡价格，这肯定会阻碍财富创造，却没有人去肆意毁灭财富存量。税监的劫掠手法根本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是赤裸裸的杀戮，既然这些毁灭者丝毫没有底线，财富的损失当然也就没有尽头。

旷日持久的灾荒耗尽了黎民百姓的财富，倒卖人口成为赔本生意，开始的时候一个子女价格不足一头猪、后来不足一只鸡，再后来只能白送，最后卖人者反而要倒贴钱!是啊，灾荒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是一丝活命的希望，买走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负担，所谓原来的“小康之家”每日也仅得一粥，再买来一个人，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对此，时人评论:此亦千古所不经见之事!
如果大明帝国真的没有一丁点财富，大家都饿死也就算了，根本不会有流民作乱。问题是，帝国还是有财富的，而且财富集中在皇帝和一小撮封建官僚手中。但是，任何时点社会财富的总额都是一定的，如果封建官僚的掠夺超出了人们生存极限，天下人为了继续活下去，光怪陆离的乱世必将如影随形!

-现在皇帝都放开手捞了，就别说文官集团不厚道了:科举要花钱、升官要花钱、地方到朝廷办理正常公务也要花钱，就连关外军队动用火炮等重型武器也要贿赂军火库看守，否则给你弄几门坏炮!吏部给事中(人事部门的监察岗)曾这样对朱由检说:今之世局，有哪一个关节不用钱就可以走通呢?今之世人，又有哪一个当官的不是爱钱之人呢?皇帝可知道，文臣不得不爱钱?本来是钱买来的官，怎么可能不以钱来偿还?但凡有高官过境，知县送十几两黄金只是很正常的书仪，如果想“结心知”则至少需要五十两黄金，每年对上的供奉还不知道有多少!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廉，可得乎?
文官若此，武将就更糟糕。高级将领欺负中下级军官，中下级军官只能欺压小兵，小兵拿不到军饷就去抢劫百姓!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官军所作所为:崇祯十四年他奉命驻守郧阳，数百里农田长满了蓬蒿，只有城池边上的土地还有人耕种;这年六月明军左良玉部进驻郧阳，三万军兵涌入城内，城中没有一家不遭洗劫，大军开拔之后全城居然找不到粮食和蔬菜，所谓“淫污之状不可言”​。

百七十年间，我们同样无法逃出经济全球化的宿命，大航海时代同样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巨量白银，东篱南山式的小农田园被货币洪流冲破。据华裔美籍学者赵岗估计，嘉靖、万历年间就连最封闭的小农也要把40%以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这本来是大明帝国一个向资本主义演进的机会:我们实现了商品化、我们有全世界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以上的白银、无数流民恰好又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先决条件我们一应俱全!

在任何时代，货币、金融制度试错的成本都异常高昂，制度供给成功固然能刺激经济增长，一旦制度设计失败也会使经济社会地动山摇，甚至让一个强大的帝国灰飞烟灭。在尘封的故纸堆中，货币、金融制度试错又无处不在，华夏数千年往事，人们不断寻找着财富天道，我们的先贤在货币金融制度方面进行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社会实验:宋代出现了人类的第一张纸币交子，也为我们展开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古代盛世;元代超量发行至元钞造成了一场社会大灾难，​“开河变钞祸根源”​，骁勇的蒙古铁骑竟然终毁于一张薄薄的纸币;明代与西方大航海同处于一个平行的时空，巨量海外白银涌入造就了资本主义萌芽，也为帝国埋下了败亡的种子……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我们相信，那些带着腐土气息的古籍可以穿越时空让我们看清货币之道。原来货币与金融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可以如此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