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一本书之-失去的二十年

《失去的二十年（十周年珍藏版）》主要讲述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这大约二十年间日本经济从泡沫破裂到长期停滞的全过程。学界通常把这一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

​​1991—1997 年​​：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衰退；
​​1997—2002 年​​：消费税加征、东南亚金融危机与银行危机叠加；
​​2003—2007 年​​：小泉纯一郎政府推行金融改革并出现短暂复苏；
​​2008—2011 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再次陷入衰退。
因此，本书集中讨论的就是​​1990 年代初到 2010 年代初​​这二十多年间日本经济的兴衰演变。

在90年代进入“失去的十年”时，很多人就在敲警钟，他们表示如果再不调整已经过时的产业结构，将会面临经济的衰退。但是政治家和各党派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这么长时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很难想象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内可以得到解决。

在经济高速成长期，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回报，但是现在这种“抢板凳”的游戏已经结束了。正式职工的凳子全被老一辈的人占据着，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选择一辈子当自由职业者，漂泊无依。

（1）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
（2）用非正式员工代替正式员工；
（3）降低汇率。

东亚三国都是靠努力加班然后产能疯狂 美国靠的是掠夺 俄罗斯澳洲中东靠的是资源 所以东亚三国苦逼 只能疯狂内卷

日本人一向以勤勉著称，生产率却比以懒散闻名的意大利还要低，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占1成，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占9成，两者生产率相差2倍，当前者的生产率上升40%，后者生产率下降10%时，经济整体的平均生产率不会有任何变化。
泡沫经济破灭后，整个日本社会、企业还有劳动者，都在绞尽脑汁去想怎么避害。公司简单粗暴地要下调用人费用，工会为保饭碗也不再要求涨工资。于是双方在停止招新人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经济大萧条”时实行的金融紧缩政策使得银行资金周转困难，纷纷破产倒闭，随后全美银行出现挤兑风潮，银行成批倒闭又引发信用萎缩。继而企业也开始连锁倒闭，信用危机进一步扩大蔓延……

美国实行紧缩金融政策的大背景是美国的金本位制。1929年股票价格暴跌，经济恶化，美元走低，出现了很多抛售美元转而买黄金的投机行为，导致黄金不断流向海外。为了避免这种形势进一步扩大，必须减少货币的供给，调高利息，保住美元。结果，在经济萧条期间，由于美国采取了金融紧缩政策，使得很多银行资金流转不畅，陷入破产，储户们看到这种情景后纷纷跑到银行挤兑。

银行的大部分存款都用于融资，一般只持有一部分存款用于流动。如果所有的储户都来取走全部存款，银行必定破产。而银行破产后挤兑风潮就会愈演愈烈……陷入恶性循环后，美国所有的银行都将被迫关门停业，融资企业也会受到牵连，陷入破产，美国经济将整体瘫痪。
而在这时美国提高了利息，由于担心黄金流往美国，其他各国也纷纷实行紧缩金融政策，带来本国经济萧条，造成了“萧条出口”的局面，最终结果就是大萧条波及世界各地。而那些没有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就没有遭到大萧条的袭击。

凯恩斯理论的前提是把投资水平看成固定的值，这是一种短期理论，不涉及资本积累这类长期问题。但是，从长远看，我们真的都会死吗？四处“撒钱”的低效财政政策降低了生产率，扩大了财政赤字，最后掏腰包的是我们自己的子孙。而且我们自己也无法幸免，年金体制崩溃后，我们的老年生活将会面临危机。

在这种情形之下，唯一能做的就是由日本银行来承购这笔国债，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引发通货膨胀。粗略计算，如果连续5年保持3%的通货膨胀率，可以减少15%的实际债务。虽然财政法规定日本银行不能承购国债，但是如果国会决议通过，那就还是有可能的。

泡沫经济时期留下的债务过重，企业还债压力大，作为资产担保的不动产在泡沫破灭后价值也出现下跌。就算是有新的感兴趣的项目，由于企业背负沉重债务，回转资金不足，资金需求大幅度降低，也就是出现了债务积压的现象。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所有企业都处在超额储蓄的状态。通常，企业靠借入维系运营，但当时企业用于返还债务的资金超过了借入的资金，所以出现了非正常的超额储蓄现象。

现在的生活保障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保护对象是“不劳动的穷人”​，而“劳动的穷人”也就是“穷忙族”却不在其保护对象范围之内。申请生活保障获得的钱比自己劳动所得要高，而且一旦自己有工作了，就会失去获得生活保障的资格，这样一来无疑会打击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日本没能及时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日本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第2.5次产业”[1]，也就是知识集约型的制造业的需求非常匹配，却不太适应信息产业的需求。产业结构本身发生了这么大规模的变化，很难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来弥补这些缺陷。当然，也有像IBM这类成功的例子，但毕竟是少数。更多企业困在旧式经营模式中间，在同新企业抗衡竞争的过程中败下阵来，被市场淘汰。而日本在信息革命之后，迟迟没有新兴企业出现，没能实现企业的更新换代。市场上占主导的还是之前由“IT总承包商”引领的系列企业模式。日本企业的传统优势领域，如汽车或是家电领域，技术优势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电脑领域，日本企业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世界市场的1%；而在通信设备领域，日本所占比例几乎为零。

他想要集中其他经营资源，进一步提升高端车的品质，但实际上在高端车领域，日本虽有比较优势，但没有销售市场。像这种在已有的技术之上精益求精，最后陷入“高品质、高价格”的死胡同里的创新，克莱顿·M. 克里斯滕森称为持续性创新[1]。不顾市场反应，一味执拗追求品质精度，最后就会被“低品质、低价格”这种大众车的破坏性创新[2]打败，这正是丰田遭到世界市场驱逐的原因。【(我提出提问，华为同样走高端市场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

同样的“高端战略”在不同产品、不同技术生命周期和不同消费习惯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华为之所以“没事情”，核心在于：​​选了一个仍在扩张的高端市场、用组合定价抵消了高溢价风险、把潜在破坏性创新转化成差异化优势，以及快速迭代的品牌与渠道协同​​。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避免了丰田式困境。】

过去，公司的新进员工从简单体力劳动干起，然后到公司各部门接受锻炼，掌握各种技能本领，工资也随着时间慢慢上涨。在这种模式中，技能的熟练程度与经验往往是同步增长的，所以年功序列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现在数字化技术带来了模块化生产，只要有说明书，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哪怕不知道原理是什么，也可以按照说明操作。这种技术进步直接导致了非正式员工队伍不断壮大，引发社会差距问题。所以说到这里，问题就不是“穷忙族很可怜，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这么简单了，而是在这样全球分工构造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产业如何求得生存。

IT大构造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订货方一无所知，而业务方具有专门知识，所以订货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就像一位IT总承包商内部人员所说的：​“政府部门的科长每两年就会换人，所以只要那个时候我们去告诉他们怎么使用就好，那时，他们就只能依赖我们的产品了。​”
{延伸文章：
正如书中所述，当一方掌握专业知识而另一方缺乏认知时，掌握信息的一方往往占据主动。在婚恋场景中，这种不对称可能表现为：

​​经济条件与资产​​：在某些地区，​​购房​​被视为婚恋的重要门槛。没有房产或经济基础薄弱的青年，可能在相亲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被贴上“三无青年”（无学历、无体制内/高收入工作、无房）的标签。
​​社交资源​​：城镇化进程中，乡村适龄女性外流，而农村男性受限于赡养责任，​​社交资源枯竭​​，导致其在婚恋市场中天然处于​​弱势地位​​。
​​性别比失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极端性别比失衡使得部分男性在婚恋市场上处于​​绝对弱势​​，甚至面临“天价彩礼”等困境。
2. 结构性困境：为何弱势难以改变？
书中提到日本经济停滞源于​​僵直不化的劳动力市场​​和​​既得利益​​。婚恋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也常面临类似结构问题：

​​结构性缺位​​：城乡相亲市场存在男性结构性缺位，单纯依靠个人努力难以突破圈层限制。
​​制度保障不足​​：若缺乏透明有效的制度支持，弱势群体（如低收入青年）难以获得公平的婚恋机会。
3. 总结与启示
这段论述揭示了​​信息与资源分配​​对市场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在婚恋市场中，弱势地位往往源于​​经济基础薄弱​​或​​社交圈层局限​​。要改善这一状况，不仅需要个人提升自身条件，也需要社会提供更公平的资源分配机制，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构性不公。

因此，书中关于“弱势地位”的分析，可以延伸到婚恋市场中对​​经济条件​​、​​社交资源​​及​​信息透明度​​的讨论，帮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市场中的不平等现象。}

从某种意义来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信息大航海时代”​。愿意放手一搏碰碰运气的冒险家们拿着各自的梦想计划书到处争取资金，而投资家们虽然知道其中隐藏的风险，但心想10个当中有1个能成也是不错的，所以就在这种风险项目上实行“广种薄收”的策略：第一回合下来，项目运行较好的话，就继续追加投资，运行不好就停止投资。冒险家们在这种进化论机制下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淘汰赛。但是现在日本的“信息大航海”是一个有着既定目标的企业扶持项目，大家得齐心协力共同对抗Google。项目不允许失败，风险自然也无法估量。当所有成员都承担起无限责任时，结果就是没人问责。经产省的大型项目通常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并且每一次失败之后都是没有任何交代，最后不了了之。

资本主义就像红桃皇后的世界一样，需要时时创新，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这和新古典派经济学所设想的市场经济原理完全不同。市场经济不断倾向于经典力学式的均衡，当达到均衡状态时，利润为零。但在资本主义中，零利润意味着终结。资本主义需要的是不断的创新，通过创新打破均衡产生利润，就像自行车必须不断地踩脚踏才能前进一样。马克思、凯恩斯还有熊彼特都预言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收益递减发挥作用，最后经济就会陷入长期停滞状态。之前大家都觉得这些预言似乎错了，但这一次的经济危机或许就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告：利益已经耗尽，接下来或许要进入长期停滞了。为避免经济长期停滞，现在需要的不是经济政策或是扩大社会福利的受益面、进行收入再分配，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带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措施。

这是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就存在的难题。如凯恩斯所预言，随着资本的积累，边际收益递减，最后经济会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熊彼特则预言，在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只要正的利润不断增加，就会有新的竞争者不断加入市场，一旦到达均衡状态，利润就会降为零，所以必须维持一定的垄断地位，否则无法获利，创新停止之日，也就是资本主义崩溃之时。
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的恰好和理论相反：市场竞争越激烈，创新就会越活跃。好莱坞因为保护电影公司的著作权，所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新的公司愿意加入竞争。而既无专利权又无著作权保护的金融商品和网站这两个领域却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创新浪潮。这一现实被称为熊彼特悖论，在经济学里非常有名。{
公司通过建立专利、品牌、渠道、网络效应等壁垒来获得暂时垄断，从而在高风险创新中获利。但同时要看到：1) 这种垄断必须足以让创新者赚到钱；2) 垒高的护城河随时可能被下一轮创新冲刷，所以企业得保持持续创新能力。只有在“激励—创新—再创新”的循环中，资本主义才能不断创造新价值，而不是陷入停滞。
}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所有权（私有财产）​。用现代的企业理论来说就是剩余索取权，即合约规定以外的利益或亏损都由资本家承担，劳动者不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都能获得一定的工资，资本家则是可以得到除去工资后的剩余利润。当然，如果公司破产倒闭，股票也就与废纸无异。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风险，资本家必须不停开拓新的事业，成功之后才能独享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规则。

就像金融工程学教科书开头部分写的那样，重要的不是去除风险，而是要将风险分散至社会全体，让所有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同时获得相应的报酬。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有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做保证，以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分配。就算我们取消劳动规制，长期雇用这种雇用形态仍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欧美企业也是如此，中高级的管理人员都是属于长期雇用的形式。但是，如果由政府出面实行强制“安心”​，就会带来分配不公的风险，结局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处境。

在日本，所谓“临时工政策”并不是单指给临时工提供更多福利，而是指政府长期通过一系列行政与法律手段，把正式员工与临时工严格区隔，从而让企业可以低成本、低负担地雇用非正式劳动力。

​​1. 为什么企业倾向用临时工​​
• 终身雇佣与年功序列制一旦打破，大企业为了保持核心队伍稳定，就把新增或波动人力需求交给派遣、合同、兼职来承担。指出，35 岁以上失业者往往只能沦为“临时员工”，收入只有正式员工的一半。
• 小泉时代以后，企业“可以随意裁员”的临时工制度普及，年轻人毕业后大量进入派遣、合同岗位，目前日本每三人就有一人是临时工。
• 临时工不享受养老金、健康保险等福利，企业既不用承担社保成本，又能在景气不好时迅速减员，风险被转移到劳动者身上。

​​2. 现行制度如何“成本过高”​​
• 对劳动者而言，考取各种资格证、累积工时以求转正，是进入正式员工通道的唯一办法；但现实中岗位晋升空间有限，考试与培训费用由个人承担，失败还要承担机会成本，客观上抬高了进入门槛。
• 对企业而言，维持双重用工结构（正式 + 临时）比单纯使用正式员工成本更高：既要支付临时工工资，又要在管理、培训、安全等方面承担连带责任；一旦临时工表现优异要求转正，企业还可能面临人力流失或谈判成本。

​​3. 政策困境​​
• 政府曾提出“Job Card”制度，让劳动者持卡在不同企业间流动，但因企业担心员工“背叛”而推广受阻。
• 试图立法禁止或严格限制派遣工也被证明是“权宜之计”，因为会把派遣工推向更不稳定的日工岗位。

​​4. 可能的改进方向​​
• ​​降低身份壁垒​​：把派遣期、合同期与正式工序列打通，允许同工同酬，减少劳动者为转正而付出的考证、培训成本。
• ​​弹性福利账户​​：由政府或行业建立可随人走的累积型福利账户，临时工每工作小时即可累积养老金、医疗等权益，不必依赖单一雇主。
• ​​税收与补贴杠杆​​：对企业使用临时工征收就业保障金，反向激励其将表现优秀的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对符合条件的临时工提供培训补贴，分担个人考证费用。
• ​​简化资格认定​​：将部分职业的准入考试改为能力认定 + 在岗培训，降低初次进入门槛。

2008年经合组织对日审查报告中也指出当前日本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这一异常现象在全世界都极为少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就业冰河期没能被公司选中的年轻人，这辈子都可能无法加入正式员工的队伍。因为他们失去了正式员工那样可以积累技能的机会，今后可能只能一直做自由职业者。

以前，有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务工人员在大城市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经济不景气时，他们就回到农村，在农村的大家族里重拾农具也能勉强度日。另外，在城市街道工厂较为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一个生活共同体，对于工作在其中的人而言，这家的街道工厂倒闭了，可以换家工厂继续工作。这种保护体系是自然形成并发挥作用的。但是这几十年来随着城市人口不断集中、产业结构不断发展，原本安定的生活共同体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核家族”[3]切断了以往的亲戚人脉。所以一旦失去企业这个共同体，成为失业者，社会上将没有任何其他缓冲组织可以接收这批失业者群体。过去，日本社会的缓冲装置运行较为完善。长期的和平安定，在农村形成了稳定的中间集团，集团内部有着发达的互助体系。直到中世[4]，日本的田地都是公共的，为整个村庄所有，收成则平均分配给各家各户。田地、水源的分配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严禁出现任何争端，一旦发现有人试图破坏规矩，就会对他实行“村八分”​，将他排除出这个生活共同体。这样一来整个村子的贫富较为均衡，很少出现饿死人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农村，这种生活共同体起到了一个社会缓冲装置的作用。

日本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扮演缓冲装置角色的就是公司了。明治维新之后的企业最初形态接近于欧美的股份公司。而后发生了变化，在不断吸收聚集熟练劳工的过程中，渐渐染上了农村集团的色彩。经营者成功地把从农村出来务工的人集中起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家族的大集体，提高他们对集体的忠诚度。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带有封建家长制的体系也随之崩溃，维系这种日式中间集团团结一致的向心力也不复存在，进而带来了整个缓冲机制的瓦解。随着近代化、城市化的发展，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大，而中间集团的向心力则在逐渐减弱，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情况。在日本这点尤为明显。中根千枝曾指出日本社会（来自对农村的分析）的特征为中间集团内部的纵向联系很强，井然有序，但横向关联较弱。现在这种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横向联系，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农村或是公司这类生活共同体，已经开始瓦解了，要想再建，极为困难。

(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社会，共同体既意味着利益深度捆绑、风险共同抵御和时间复利，也扮演着社会最后的缓冲垫。但日本的经验表明，这种缓冲依赖于排外的纵向忠诚（如农村、公司），一旦产业变迁瓦解了这种依附关系，横向的替代机制又极其薄弱，社会便会失去减震。因此，健康的共同体不能是单向寄生，而需在共生中保留个体的韧性。)

地方电视局局长。每次聊天的时候他都会抱怨：​“无聊得要死。​”身为地方电视局局长没有编制权，于是在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露露脸，或是在其他大会上致致辞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还有5年慢慢熬”​，目前他每年的收入近2000万日元。就是这样一批人的存在，使得日本整体生产力下降，劳动力需求减小，年轻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遭遇重重阻力。这批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拿着高薪，可是实质上在公司里却是失业人员。如果没有年功序列制度，也许他们还在一线干着自己的工作，可现在只能慢慢熬过自己的50岁。当然，过错不在他们本身，富裕闲散族也是年功序列人事制度下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