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战争，两样账单：一个工程师的越南战争“投资回忆录”

托马斯盯着1975年4月底的报纸，耳边是邻居家电视传来的欢呼——西贡陷落，战争终于结束了。他颤抖着拿起手边的账本，一笔笔计算。十年前投入的2万美元，如今变成了3.1万。他本该高兴，但妻子递来的超市账单让他笑不出来：1975年的3.1万美元，只能买相当于1965年1.8万美元的日用品。他打赢了账户数字，却输给了现实生活。

1965年7月6日，克利夫兰的夜晚闷热异常。36岁的汽车工程师托马斯·米勒坐在餐桌前，面前摊开着当天的报纸。

头版是越战新闻，内页则是华尔街捷报——道琼斯指数突破900点，再创新高。他刚拿到季度奖金，正犹豫是给家里换辆车，还是像同事建议的，“让钱生钱”。

“汤姆，听我的，”办公室的吉姆指着《华尔街日报》说，“只要战争机器还在转，这些军工股、工业股就会一直涨。”

托马斯心动了。二战结束时他才16岁，但记得邻居家的工厂日夜开工，父亲投资的钢铁公司股票涨了三倍。战争意味着需求，需求推动生产，生产创造利润——这个链条在他心中清晰如公式。

他拨通了股票经纪人的电话。

三天后，托马斯的第一笔投资落地：5000美元，分散在通用动力、波音和陶氏化学。晚上，他对妻子艾琳说：“等这笔钱翻倍，我们就换栋大房子，带大后院的那种。”

01 繁荣的燃料：当战争成为“好消息”

最初两年，托马斯的账户像注入了兴奋剂。到1966年底，他的投资增长超过40%，远超银行利息。

“你看！”他兴奋地给妻子展示对账单，“通用动力涨了60%，他们在为越南造直升机。”

整个华尔街弥漫着同样的乐观。交易员们在午餐时讨论“战术性投资”——哪些公司获得了军方合同，哪些材料会因战争短缺。基金经理的报告中，“战争相关需求”成为预测企业盈利的核心变量。

托马斯在1967年又追加了1万美元投资。这次，经纪人推荐了新兴的“漂亮50”——包括施乐、宝丽来、IBM等明星公司。“这些是未来的通用电气，”经纪人在电话里充满激情，“战争结束后，美国需要新的增长引擎，就是它们！”

但托马斯没注意到，当他在1968年初庆祝账户突破2.5万美元时，超市的牛肉价格比三年前涨了23%，汽油涨了18%。他的“投资收益”正在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悄悄吞噬。

02 滞胀陷阱：赚钱却更穷了的荒诞现实

1969年的家庭聚会上，气氛有些微妙。

托马斯的大哥乔治——一名中学历史老师——直言不讳：“汤姆，你有没有算过，你的投资真让你更富有了吗？我听说通货膨胀率快到6%了。”

“可我的股票涨了25%。”托马斯反驳。

“然后你买食物的钱多了30%。”乔治指着餐桌上的火鸡，“妈记得吗，这只火鸡五年前不到10美元，现在要16块了。”

那天晚上，托马斯第一次认真计算。结果让他不安：扣除通货膨胀后，他过去四年的实际收益率只有1.2%，远低于表面看到的华丽数字。

更糟的是，他的“战争股”开始停滞不前。1970年5月，道琼斯指数在短短六周内暴跌20%。托马斯紧急致电经纪人，对方声音疲惫：“市场在重新评估，暂时的调整……”

但这不是“暂时”。随着战争拖延，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个新词：滞胀。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但通货膨胀却持续高企——这是教科书上说不应该同时出现的组合。

托马斯开始频繁收到月度对账单，看着数字在某个区间反复震荡：上涨8%，下跌10%，又上涨5%……就像越南战场上的拉锯战，看似有进展，实则陷入泥潭。

1973年，真正的打击来临。石油危机爆发，汽油价格飙升，股市崩盘。托马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投资组合在一年内缩水37%，跌破了初始本金。

03 顿悟时刻：真正的敌人不是战争，是购买力的流失

1975年战争结束时，托马斯已46岁。他花了整整一个周末，整理十年来的所有投资记录、对账单和家庭开支账本。

一张对比表逐渐清晰：

左边栏，是他的名义投资回报：累计收益率55%，年化约4.5%。

右边栏，是克利夫兰的生活成本变化：累计上涨72%。

冰冷的现实是：尽管他“选对了方向”，投资了“战争受益股”，最终购买力却比十年前还低。

“我到底在哪里输了？”他在饭桌上问已是经济学专业大学生的女儿。

“您输给了预期，爸爸。”女儿指着他的账本，“您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假设战争会像过去那样——短期、胜利、刺激经济。但越南战争不同，它是长期的、不得人心的、由赤字融资的。”

“而赤字融资意味着政府印钞，印钞导致通货膨胀。您的投资表面上涨了，但美元本身贬值更快。”

托马斯恍然大悟。他回忆起初入市时经纪人的话：“只要战争机器在转……”可没人告诉他，这台机器的燃料是不断稀释的美元。

04 巴菲特的启示：在狂热中保持清醒的价值锚

托马斯的故事并非特例。越南战争期间，数百万美国普通投资者经历了相似的旅程：被宏大叙事吸引入场，被短期利润迷惑，最终被通胀悄然收割。

但也有例外。

也是在1975年春天，托马斯在《福布斯》杂志上读到一篇对沃伦·巴菲特的专访。这位来自奥马哈的投资者，在1969年股市最狂热的时刻解散了自己的合伙基金，当时被许多人嘲笑为“过于谨慎”。

巴菲特解释了他的逻辑：“当舞会音乐停止时，你不会想成为最后一批离开的人。但更难的是，在音乐最响亮时判断它何时会停。”

他不追逐“战争股”，而是专注于寻找价格远低于内在价值的公司——无论它们是否与战争相关。当1973-74年市场崩盘时，巴菲特反而大举买入，《华盛顿邮报》、GEICO保险……这些后来成为他传奇投资组合的核心。

托马斯意识到差异所在：自己投资的是“战争故事”，而巴菲特投资的是“企业价值”。故事会终结，情绪会变化，但一家好公司持续产生现金流的能力，才是财富的真正基石。

05 从托马斯到我们：越南战争留下的投资遗产

如今回望，越南战争对股市的真正启示，并非关于如何投资战争，而是关于如何在宏观叙事迷雾中保护自己的财富。

托马斯的故事给我们三点永恒启示：

第一，警惕故事的诱惑力。 越战初期的“战争繁荣故事”如此诱人，让投资者忽略了基本面和估值。今天，各种新故事层出不穷——人工智能革命、能源转型、元宇宙……每个都可能成真，但过度为故事付费往往是亏损的开端。

第二，通胀是财富的隐形税。 越战期间，年化4.5%的通胀率看似不高，但十年复利就吞噬了大部分名义收益。今天的投资者更需要明白：在通胀环境中，持有现金和低收益资产可能是确定性的亏损。必须寻找能够跑赢通胀的资产——无论是优质股票、房地产，还是通胀保值债券。

第三，在情绪极端时逆向思考。 巴菲特在1969年的退出，在1973-74年的买入，都违背了当时的主流情绪。这需要独立的判断力和承受短期“错误”的勇气。当越战结束，所有人都厌恶股市时，恰恰是长期投资的良机。

1985年，托马斯已退休。他和孙子在院子里种树时，聊起了投资。

“爷爷，如果让您给年轻的自己一个建议，会是什么？”

托马斯看了看那棵已枝繁叶茂的橡树——那是他1975年战争结束后种下的。

“我会说：别盯着远方的战火，要看清脚下的土地。 别被头条新闻牵着走，要计算真实的购买力。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四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但前提是，你要确保土壤不会被洪水冲走。”

越南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书中的章节。但通货膨胀、群体狂热
、故事驱动投资……这些市场中的“越南”从未真正离开。它们变换形式，反复考验每一代投资者。

真正的投资智慧，或许就是在每一个“战时”，都能分清枪炮声与现金流声，在每一场集体狂欢中，守住自己财富的安静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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