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青岛刑事辩护律师张春雪剖析缅北婚恋电诈偷渡案，厘清跨境犯罪辩护关键难点

近年来，大量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向缅甸等境外地区转移，不少人受高薪诱惑，偷渡出境加入电诈集团，“杀猪盘”婚恋投资类诈骗案件频发。此类案件往往牵涉偷越国（边）境、诈骗多重罪名，集团人员众多、案情错综复杂，在罪名认定、责任划分、量刑情节认定上存在诸多法律争议。在办理该类跨境刑事案件过程中，需要仔细甄别案件细节，厘清共同犯罪规则，准确区分各项量刑情节。山东轩道律师事务所张春雪律师长期深耕刑事辩护领域，处理过大量跨境犯罪、涉财类刑事案件，对该类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全流程的裁判思路有着实务层面的理解，结合这起二十人跨境电诈、偷越国境的真实案件，从案情、裁判逻辑、辩护难点、风险提示几个角度展开法律分析。

 一、案件基本案情
本案被告人雷某、杨某、李某等共计二十名被告人，户籍分布多地，部分被告人本身存在犯罪前科。涉案犯罪集团在缅甸佤邦设立电诈窝点，成立华盛电诈犯罪集团，组织架构层级分明，设置老板、股东、组长、普通组员层级，配套后勤、安保部门，实行公司化模式管理运营。

2020年至2023年期间，二十名被告人在已经知晓境外窝点从事电信诈骗违法活动的前提下，分批从云南边境绕开正规口岸偷越国境进入缅甸，入职该电诈集团。团伙内部统一话术，虚构虚拟现役军官身份，借助伊对、陌陌、探探、全民K歌等社交软件，筛选经济条件较好的女性作为侵害对象。通过网恋交友获取被害人信任之后，诱导被害人登录仿冒“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虚假投资平台进行充值，实施投资理财类“杀猪盘”电信诈骗。

整个犯罪集团共计欺骗15名被害人，涉案总金额高达1551.2921万元。其中两名被告人对应被害人被骗金额分别达19.9万元、138.8901万元。2023年11月，全部被告人被缅甸当地警方抓获，之后移交国内侦查机关立案追诉，由山东某地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山东某地人民法院审理该案。

 二、案件核心裁判要点解析
该案最终法院认定二十名被告人同时构成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两罪实行数罪并罚，该处理结果也是当前司法机关办理跨境出境参与电诈案件的主流裁判思路。结合判决，有几处关键法律节点值得拆解。

第一，共同犯罪责任划分：全案二十名被告人均被认定为诈骗集团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但其中七名被告人曾经受过刑事处罚，刑罚执行完毕五年之内再次犯罪，构成累犯，依法从重处罚。跨境电诈集团属于典型链条式共同犯罪，老板、股东、组长、普通组员分工协作，每一个环节共同促成诈骗结果发生。普通一线人员虽不是策划者、收益大头获得者，但只要实际加入集团参与犯罪，就要承担共犯责任。

第二，胁从犯不予认定是本案一大争议焦点。部分被告人提出，自己在园区内曾遭受轻微体罚，属于被胁迫参与诈骗，应当认定胁从犯大幅从轻。但法院并未采纳该辩解。裁判逻辑在于，园区体罚多发生在业绩不达标场景，在遭受惩罚之后，被告人仍然主动继续开展引流、聊天诈骗工作，没有表现拒绝、反抗、寻求救助的行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被胁迫参加犯罪”的胁从犯情形。司法实践中，并不是只要境外园区存在体罚就当然成立胁从犯，要区分是拒绝犯罪遭受暴力，还是完不成业务遭受处罚，这是辩护工作中需要重点核实的事实。

第三，犯罪金额承担范围。本案明确，团伙成员依托集团统一资源分工协作，需要对**自身入职之后整个集团全部诈骗金额承担刑事责任**，而不是仅对自己直接骗到的金额负责。很多当事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自己只是普通聊天人员，自己手上没有骗到钱就不需要对集团巨额损失担责。在集团化电诈模式之下，每个人都是犯罪链条一环，只要已经加入，入职之后团伙产生的诈骗结果，都归属于该名被告人，该点直接决定法定量刑档次。

第四，量刑分档逻辑。全部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法庭没有简单一刀切量刑，而是结合每个人在窝点参与时长、岗位分工、是否属于累犯等多重事实，拉开量刑梯度。最终主刑区间在二年十个月至三年九个月之间，两罪罚金每人合计12000元。虽然集团涉案金额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对应诈骗罪基准量刑本在十年以上，但因全案认定从犯，依法减轻处罚，才落到三年上下的区间。

 

三、本案辩护突破口与实务辩护方向
结合卷宗材料、裁判观点以及同类案件办理经验，这一类二十人以上的跨境集团电诈、偷越国境复合案件，辩护工作应当提前把握关键突破口，从定性、量刑两大层面开展工作。

第一，厘清身份地位，巩固从犯认定，同时区分内部层级差异。本案全部被告人认定从犯获得减轻处罚，是全案辩护最重要的基础。即便都属于从犯，组员之间参与时间长短、岗位内容不同，主观恶性存在明显差别。辩护律师应当重点梳理当事人入职时间、离职时间，区分后勤保障、普通话务、小组长不同岗位，对比同案人员地位，向法庭提出在从犯基础之上进一步区分罪责，争取量刑差异化处理，避免“同案不同判”或者量刑一刀切。同时重点核对前科材料，严格审查累犯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对于不满足累犯时间、条件的，提出不构成累犯的辩护意见，排除从重处罚情节。

第二，审慎对待胁从犯辩护，充分核实园区相关客观证据。胁从犯可以达到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效果，但司法认定标准极高。不能仅依靠当事人单方陈述，辩护需要收集对应线索，核实体罚发生时间、起因，区分是因为拒绝诈骗被殴打，还是完不成业绩被处罚，调取同案犯供述、境外园区相关线索。如果证据不足以支撑胁从犯，不宜强行坚持该辩护观点，可以退而求其次，将园区客观环境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提交法庭，请求量刑酌情考量，避免辩护意见脱离证据而全部不被采纳。

第三，精准界定应当承担的犯罪金额，做好时间边界切割。法律规定被告人仅对**入职之后**集团的诈骗金额承担责任，入职之前集团实施的诈骗，不应当归责于该被告人。辩护过程中，需要结合偷渡时间、入职登记、同案供述、通讯记录，精准锁定当事人确切入职时间，把入职之前的涉案金额予以剥离，排除不属于自己责任范围的被害人损失，防止控方把集团全部历史金额不加区分全部算到被告人头上，这是此类案件非常关键的辩点。

第四，充分用好法定从宽情节，做好认罪认罚实质辩护。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是本案所有被告人均具备的法定从宽情节，但认罪认罚不等于完全放弃辩护权利。辩护律师一方面应当督促当事人稳定供述，另一方面不能只被动接受量刑建议，应当结合参与时间长短、实际获利多少、有无退赔退赃、家庭情况等综合因素，和检察机关沟通协商合理量刑区间。对于有退赃条件的当事人，可在经济能力范围内，推动退缴个人全部违法所得，争取进一步从宽处理。

第五，罪名层面关注数罪并罚适用是否准确。偷越国（边）境罪和诈骗罪是两个独立行为，侵害出入境管理秩序与公民财产权两项不同法益，本案进行数罪并罚符合法律规定。辩护中需要审查偷渡的目的、时间，区分是为了务工被骗出境，还是主观明知诈骗仍然偷渡，核对偷越国境是否满足“情节严重”要件，审查两罪定罪证据链是否完整。

 四、案件带来的现实警示与法律思考
本案是典型缅北婚恋杀猪盘跨境犯罪缩影，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有很强的警示意义。首先，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境外高薪招工信息，偷渡出境本身即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哪怕是抱着打工赚钱的想法，一旦加入电诈窝点，就会卷入刑事犯罪。其次，很多年轻人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自己只是打一份工，没有直接骗到人就不会有严重后果，但集团共同犯罪规则之下，加入团伙就要对集团的犯罪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巨额涉案金额会直接拉高量刑。

从刑事辩护的角度看，跨境集团犯罪卷宗材料庞大，涉案人员多，证据链条繁杂，侦查机关收集证据往往来自多国、多地，部分境外证据存在取证瑕疵。辩护律师需要全面深耕卷宗，梳理时间线、人员关系、金额流水，甄别证据漏洞，区分各被告人罪责大小，不能简单只做认罪认罚形式化辩护。

本案二十名被告人虽均认定从犯获得减轻，但多人仍面临三年左右有期徒刑，部分累犯还要从重处理，代价十分沉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严重侵害国内群众财产安全，司法机关坚持全链条打击，偷渡出境参与电诈，往往面临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双重追责。普通人要认清境外高薪背后的法律风险，守住法律底线，不要因为一时的利益诱惑，付出沉重的刑事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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