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比较好靠谱的刑事辩护律师选哪个，张国良解析招摇撞骗案：量刑建议 8 年 6 个月改判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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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摇撞骗罪，是行为人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谋取各类非法利益，同时侵害国家机关公信力与他人财产权益的一类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冒充高级别公职人员实施犯罪，往往会被司法机关评价为社会危害性大，量刑建议会显著上浮。很多当事人家属会形成固有认知，当公诉机关给出较重量刑建议后，最终判决基本不会偏离太多。但从刑事辩护实务来看，审判阶段依然存在辩护空间，并非量刑建议就是最终结果。下面结合一起公安部交办的重大招摇撞骗案件，以案说法，梳理这类案件的办案关键节点与辩护思路。

 一、案件基本案情
本案为公安部交办、由北京市公安局承办的涉密刑事案件，被告人李某某涉嫌招摇撞骗罪。办案机关查明，李某某对外冒充部级领导身份，依托该虚假身份获取他人信任，实施相关欺骗行为，案件涉案金额达四千余万元。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公诉机关综合全案事实、冒充身份层级、涉案金额等因素，出具量刑建议，建议对李某某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

该量刑建议对于被告人及其家属而言，属于非常不利的结果。案件本身属于上级交办案件，案件关注度高，证据体系完整，又存在冒充高级别领导、涉案金额巨大等从重情节，案件办理压力极大。家属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之后，委托了专注刑事辩护的张国良律师介入案件开展辩护工作。张国良律师长期深耕刑事辩护领域，经手过大量经济犯罪、职务类、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复杂刑事案件，善于在卷宗海量材料中挖掘容易被忽略的从轻情节，在庭审阶段通过证据质证、法律论证，推动量刑调整，这也是本案能够实现量刑下调的重要基础。

接受委托之后，该案已经到审判环节，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已经走完，很多关键程序节点已经错过，辩护工作的难度远大于侦查初期介入的案件。没有办法再通过审查起诉阶段提交法律意见去争取变更起诉意见，全部辩护工作都需要围绕庭审展开。

 二、案件多维度深度分析
拿到全部卷宗材料后，辩护团队首先对案件进行分层拆解，厘清本案定罪与量刑两大层面的问题。

从定罪层面，本案控方收集了身份虚构的相关证据、资金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完整证据链，证实李某某确实存在主动冒充部级领导的行为，并且利用该虚假身份取得被害人信任，进而获取巨额财物，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基本成立，做无罪辩护现实可行性很低。如果强行坚持无罪辩护，不仅很难被法庭采纳，还会丧失认罪认罚带来的从宽机会，属于辩护策略选择大忌。辩护团队迅速确定，本案不做无罪辩护，将全部工作重心放在**罪轻量刑辩护**之上。

再看量刑层面，公诉机关提出八年六个月量刑建议，主要基于三点从重因素：第一，案件属于公安部交办案件，社会关注度高；第二，冒充对象为部级高级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较于普通公职人员，该行为对国家机关公信力损害程度更高；第三，涉案金额四千万元，数额巨大，造成被害人重大财产损失。

但卷宗之中同样存在部分没有被量刑建议充分考量的事实。一方面，招摇撞骗案件中，涉案金额固然是重要评判标准，但该罪名并没有统一的“数额巨大”司法解释标准，不能直接简单套用诈骗罪的数额标准直接拔高刑期。另一方面，案件之中部分资金的性质、被告人主观恶性程度、退赔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在起诉阶段评价不够充分。

实务当中很多人会产生误区，认为只要金额大、冒充的官员级别高，刑期就必须拉高。但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基本原则，即便存在从重情节，也应当综合全部事实，不能只看从重要素，忽略案件当中的从轻要素。这也是本案辩护的底层逻辑。

 三、案件关键节点梳理
刑事案件不同阶段，辩护的价值完全不同，本案可以清晰看到不同程序节点对案件走向的影响。

第一个关键节点：侦查阶段。本案属于公安部交办案件，侦查取证工作十分完备，侦查机关把身份证据、资金往来、被害人证言基本固定完毕。如果辩护律师能够在侦查阶段早期介入，就可以第一时间会见当事人，梳理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罪轻证据。但本案辩护是在审判阶段才介入，侦查阶段已经结束，证据已经固定，没有机会引导侦查，只能在现有卷宗材料里面挖掘有利点，辩护的客观条件受限。

第二个关键节点：审查起诉阶段。这个阶段是争取调整量刑建议的黄金窗口，辩护人可以通过阅卷，提交详细法律意见，和检察官沟通，协商认罪认罚，争取更低的量刑建议。本案在审查起诉阶段，并没有达成更加有利的认罪认罚结果，公诉机关出具八年六个月的量刑建议，相当于把辩护的压力全部转移到法院审判阶段。很多家属看到量刑建议之后，会直接放弃希望，认为结果已经定局，但实际上，量刑建议只是检察机关的参考意见，最终判决权属于人民法院，审判阶段依然是不可放弃的重要阵地。

第三个关键节点：审判阶段，也就是本案辩护律师正式接手之后的核心战场。审判阶段的核心工作就是卷宗深度阅卷、庭审质证、法庭辩论，向法官完整呈现全部从轻情节，说服法庭在量刑时予以采纳。这个阶段的难点在于，要对抗已经成型的公诉意见，需要辩护人把事实、证据、法律规范结合，把每一个从轻点落实到卷宗证据之上，不能只单纯口头说理。

 四、本案辩护突破点与辩护方向
结合卷宗证据，辩护团队确立多维度并行的罪轻辩护策略，主要突破方向分为四点。

第一，区分罪名评价逻辑，厘清招摇撞骗罪量刑评判标准。招摇撞骗罪保护双重法益，既保护国家机关的公信力，也保护公民财产权利，但该罪名没有专门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给出数额标准，不能机械以涉案金额大小直接对应刑期升高。辩护意见提出，四千万元涉案金额需要区分资金性质，并非全部都是被告人通过冒充身份直接骗取，应当甄别资金往来，剔除与犯罪行为关联性弱的部分，避免单纯以总金额作为量刑唯一标尺，防止量刑过重。

第二，客观看待冒充身份的危害后果，不放大社会危害性。虽然被告人冒充部级领导属实，但需要结合全案证据论证实际造成社会危害的边界。辩护意见重点阐述，案件损害主要局限在本案被害人财产损失范围，并没有造成大范围恶劣社会影响，没有扰乱公共政务活动，区别于多次实施、扩散范围广、造成群体性后果的同类案件，请求法庭在量刑上有所区分。

第三，充分挖掘当事人自身可以从轻的法定、酌定情节。辩护律师通过会见，核实当事人认罪悔罪态度，梳理有无坦白、部分退赔、主观恶性大小等情节。在庭审之中完整向法庭呈现，阐明当事人对于自身行为已经有明确认知，自愿认罪，愿意尽力弥补被害人损失，希望法庭予以考量。在办理这类重大敏感案件时，认罪不是简单口头认罪，需要把认罪悔罪转化成可以被法庭看得见的行为，才能够实现量刑的实际降低。

第四，庭审辩论环节注重说理尺度。本案属于交办案件，法庭审理会更加审慎。辩护没有采取对抗式的激烈辩护，而是立足卷宗证据，理性提交辩护意见，把说理重点放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论证八年六个月的量刑没有充分平衡案件全部情节，请求法庭综合全案予以调整。

经过完整庭审程序，法庭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最终采纳辩护人的部分辩护观点，将刑期调整为六年。对比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刑期下降两年六个月，对于这类重大案件，属于非常可观的辩护成果。

 五、案例带来的实务启示
通过李某某招摇撞骗这起案件，也给普通群众、刑事案件当事人家属带来几点现实启示。

第一，不要迷信量刑建议不等于最终判决。很多家属拿到检察院量刑建议，就默认结果已定。但量刑建议只是检察机关的意见，法院拥有独立审判权，即便是已经到审判阶段，仍然存在辩护空间，不要轻易放弃辩护权利。当然，越晚介入案件，辩护难度越高，刑事案件尽量越早委托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价值往往最大。

第二，招摇撞骗罪之中，冒充身份的级别、涉案金额是重要从重情节，但不是量刑的全部依据。辩护之中需要甄别资金性质、实际危害后果、被告人认罪悔罪、退赔谅解等情节，综合去争取量刑优待，不能简单被表面的涉案数字吓到。

第三，辩护策略选择要理性。面对证据链较为完整的案件，盲目坚持无罪辩护会丧失从轻机会，结合案件实际选择罪轻辩护，同样可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实实在在的辩护效果。

同时也要提醒，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高级别公职人员，无论是否实际骗到大额财物，都有触犯招摇撞骗罪的风险，切勿虚构公职身份谋取利益，避免触碰刑事法律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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