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德纪事

     

                   留德纪事

 

 

       《留德纪事》是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写的博文，文章也曾经在单位的企业报、厦门地方报和《出国与就业》杂志上发表过。周围的同事看了以后反映，文章还看得下去，不会太乏味。因此，我把文章加上一些照片，重新发给朋友，从中可以了解到德国的人文、社会。

 

                  1、前言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正是“精彩”和“无奈”使社会产生普遍的“围城”效应，不同的“外面世界”有不同的“精彩”和“无奈” ，人们在“精彩”和“无奈”中进进出出渡过一生。

       由于机遇，使我有机会到国外学习，在国外的“外面世界” 渡过两年的时间，国外的“精彩” 和“无奈”常常使我难以忘怀，以至于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还把它写成文章。其实所谓的“精彩”也只是外面世界与里面世界的不同之处而已，当我们长时间身处其中时，也许“精彩”就会变成“无奈”。

 

                 2、出国

        出国，对于初次出国的人来说，大都怀有一种对另一世界新奇的心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见到外国人都感到好奇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我们的祖先曾经把外国人称为“洋鬼子”。现在我就要离开“人间”到“鬼域”去同“鬼子”生活在一起了，虽说没有上天堂、下地狱的感觉，然而兴奋和忧虑还是有的。

        兴奋的是：我要去的国家是世界伟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又是产生过世界上最大战犯希特勒的地方。儿时听过的“格林童话”，少年时期阅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青年时期对哲学的兴趣而涉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著作，还有电视、电影上看过的莱茵河畔、多瑙河之波等等，都为我未来的留德生活增添了不少扑朔迷离的色彩，这怎么能不使我兴奋。

        担忧的是：工作和学习上的困难先不说，光是衣、食、住、行就够我发愁的了。国外的高消费已早有所闻，衣服自己可以多带一点，房子找不到怎么办？吃饭到哪里吃？这些在国内大学里学生不用自己解决的问题，国外的学生都要自己解决。还有一个个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脑袋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个X（未知数）。

     就这样1986年5月7日，我孤身一人，带着20多公斤行李，怀着一本护照、一封西德(当时东、西德还没有合并)教授的邀请信，还有中国人的一句格言“车到山前必有路”，跨出了祖国通往世界的大门——海关，开始了我两年的留学生活。

 

       3 、踏上异国的土地

       飞机北京时间早上9点钟从北京起飞，在空中约需要飞行16个小时。由于飞机发生了故障，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停留了6个多小时，到达西德法兰克福时已经是当地时间夜里12点多。

       不要说是初次到国外，就是到北京、上海出差，深夜这个时候找旅馆也不好找。就是找到馆，我身上只有国家教委借给我的150马克，去掉旅馆费还要吃饭和乘车，这日子怎么过？

       我随着下飞机的人流走出了西德机场海关，心里想：看来车到山前未必有路了，我今晚必须尝尝当“马路天使”的滋味了。正当我呆着发愁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您是林金赐同志吗？” 这一问，使我激动万分，没想到在陌生的国度里不但有人知到我的到来，而且还有人来接我。

        原来，使馆的同志接到国家教委的电报，使馆教育处的戴继强和另外两位同志从波恩开车到法兰克福来接我。他们三人从下午5点多一直等到夜里12点多，安排我住了旅馆，告诉我斯图加特大学中国留学生联谊会负责人的名字和地址，夜里一点多才开车回波恩。

       当晚我下榻在法兰克福的旅馆里，住的是单人套间，房子很舒适。可是房价也使我吃了一惊，一个晚上120马克，相当于当时我在国内三个月的工资。

       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就赶去乘法兰克福到斯图加特的飞机。从法兰克福乘飞机到斯图加特，只需要飞行20多分钟，到斯图加特还不到中午，加上有使馆同志给我的斯图加特中国同学的地址，心里就踏实多了，不用再担心露宿街头了。

       当我拿了行李走出斯图加特飞机场，站在门口想找出租汽车时，一位德国人看见我站在那里发愣，就开着他的车过来问我到哪里去。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递过名片，是某研究所的一位经理，到飞机场来接人。他主动提出让我搭他的便车。

        到了斯图加特大学附近，我把大使馆的同志给我中国同学的地址递给他看。当他拿着纸条问路时，没想到那个被问的人向他索取了3个马克的“咨询费”。我坚持这3个马克应该由我来支付，但他怎么也不肯收，我只好算了。后来我按照名片上的地址给他寄去一点中国的小礼品。

      对于问路索钱，这是我在西德两年间唯一碰到过的一次。在西德问路，多数人都会十分耐心地告诉您，甚至带您走一段路。

 

        4 、环境保护与擦皮鞋

        出国前，有位去过德国的朋友跟我说：“在德国可以不用擦皮鞋。”当时我还在南昌工作，也曾经在郑州、西安等北方城市生活、工作过。然而无论在哪个城市，刚刚擦得光亮的皮鞋，只要出门一趟，鞋面就沾满了一层灰尘。所以我当时想象不出不用擦皮鞋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到了德国才明白何以会如此干净。

        当我到达斯图加特大学校园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校园的建筑物，而是鲜花、草地和森林。斯图加特大学离市区有十几里地，校园没有围墙，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等建筑物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树丛和草地之间。校园的周边有一半被森林环绕着，这片森林一直延续到市区。

   在国内的城市里生活，难得见到大片的草地，即使有几块草地，也是竖着“请勿踏入”的牌子。这里到处是绿草如茵，草中镶嵌着黄色的小花，黄绿相间，就像铺上彩色图案的地毯。这里的草地任你踩、任你踏。至于大片的森林，在国内只有到远离城市的深山里才见得到，而在这里城市的周围就有大片、大片的森林。森林、草地、鲜花，加上古朴的宿舍楼和安静整洁的环境，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给我第一个感觉就像是到了童话世界。

                   校园的草地

        在校园的树丛上，挂有喂鸟的鸟食，小鸟在路边的树丛里啁啾和跳跃。我的宿舍紧挨着森林，推开窗户就是森林。德国夏天的早上四点多天就亮，每天早上醒来时，窗外已是一片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晚上十点多天还没黑，我经常一个人九、十点钟还在森林里散步。森林里没有大的动物，却可以碰到松鼠、刺猬之类的小动物。森林中间有小溪和湖泊，溪水、湖水清澈透明。尽管在城市的郊区，仍然可以欣赏到“枯藤老树”和“小桥流水”的景色，特别是在“夕阳西下”的夕阳映照下，树林倒映在镜般的湖面上，给人一种如诗如画的感觉。虽然也是人在“天涯”，会有孤独和寂寞，然而周围的环境却未使我“断肠”。

        后来又到德国的许多地方，见到的环境大同小异：森林、草地、清澈的流水和干净整洁的院落，几乎见不到没有植被的裸体地面。因此，即使狂风肆虐，灰尘也无从为害。国内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汽车一过后面扬起长长一道灰尘的，在德国也许只有在电影棚里才拍得到。

        在国内时经常听说新加坡的环境如何干净，我就这个问题问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学生。他说：同德国比起来，也就不见得很干净了。然而，不管再干净的环境，时间长了不打扫，灰尘总还是会有的。至于是否需要擦皮鞋，每个人的卫生标准不一样。

 

        5、自动机前的尴尬

       现在，在国内的城市里，卫生间里使用烘干机，银行取钱使用自动取款机，这已经是很普通的事。可是当我到德国第一次使用这类机器时，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场面。

       我第一次在办公楼的卫生间方便后洗完手，看见水龙头旁边有个烘干机，就按下烘干机上的按钮，把手烘干。当我要离开卫生间时，想把机子关掉，看见烘干机上只有一个按钮，就再按一下按钮，可是烘干机还在继续转动。我反复按了几次，机子就是停不下来，我只好到办公室去请德国同事帮忙。我找到一位同事，对他说：“请帮我一下！” 就拉着他往外走，当我把他带到卫生间门口时，这位同事一脸迷惑。从他的脸上的表情看，也许他正在想：“这个中国老外，帮忙还要帮到厕所去，难道大小便也要帮忙不成？”进了卫生间，我才问他：“这个机子怎么关？”这下他乐了，说了一声：“别管他！”就拉着我走出厕所。这时，却轮到我迷惑了：机子一直开着，这不是浪费吗？还说德国人很节约。后来他才告诉我：“烘干机是定时的，只要不再按按钮，到时间会自动停下来。”

        像这类尴尬的事还发生在自动取款机上。当我第一次到银行取钱时，银行已经下班，我只好在自动取款机上取钱。我按照取款机的提示操作后，取款机便“吱吱吱......”地把钱吐了出来。我伸手去拿钱，可是自动取款机把钱夹得很紧，我拽了两下，没有拽动。当时我不知道我的操作是否正确，因此不敢使劲地拽。看着一半夹在机子上、一半露在外面的钞票，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敢远离取款机，只转过身去到处张望，希望有人路过这里，可以帮我的忙。正当我东张西望时，自动取款机已经等得不耐烦，又“吱吱吱......”地把钱吃了回去。可是显示器上，我的存款额已经被做了减法运算。

        钱没给我，却把我的存款扣除了，没有比这更不讲理的事了。可是要跟自动取款机讲理，连中国人“对牛弹琴”的成语都用不上，我只好悻悻不乐地离开。到第二天银行开门后，我再把“取款机如何不讲理”向银行的职员“申诉”。银行的职员把自动取款机的钱数清点后，才把钱还给我。

        在德国各种类型的自动机使用很普遍，特别是香烟、邮票、饮料、公共汽车票等各种自动售货机就设在楼旁路边。这些机子不仅可以识别硬币，而且还可以识别纸币和找零钱。它们的使用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6 、一只鸡和一棵大白菜的价格

      “民以食为天”，无论走到那里，首先是要吃饭,当然也就要买食品。在德国没有农贸市场，买米、买肉、买菜都上超市。刚到超市买东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物价与国内的差异，最典型的例子是鸡与蔬菜的价格比。在德国一只杀好的整鸡，便宜的只要三、四个马克就可以买得到,而一公斤大白菜也是三、四个马克,一棵大白菜往往不止一公斤重,因此一棵大白菜的价格就比一只鸡还贵。

       在80年代中期机械化养鸡供应市场还不普及的中国，大白菜是老百姓的家常便菜，一斤大白菜就几分钱。特别是中国的北方人，入冬前买一大堆大白菜放在冰天雪地或地窖里，整个冬天的蔬菜全靠它。而一斤鸡几块钱，一般老百姓只有过年过节才舍得吃鸡。两者的价格相差不是几倍而是几十倍。在当时如果说一只鸡比一棵大白菜还便宜，也许人们会认为你是在讲《天方夜谭》里的故事。

        当时跟我在一起有一位家在江苏农村的同学回国探亲，跟他当农民的父亲讲国外的事。当他讲到国外一只鸡比一棵大白菜还便宜时，对于这位用一把米一把菜辛辛苦苦喂鸡的农民来说，怎么也不相信。而且还把他的儿子狠狠地训了一顿：“你这个小子，出了几天国就胡编瞎吹，要吹牛也不要在你老子面前吹。那棵白菜能把一只鸡喂大？” 在他父亲的训斥面前，这位同学竟然无言以对。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一只鸡虽然不比一棵大白菜便宜，然而两者之间的差价比起十几年前已经大大缩小。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消费观念也逐渐地与“国际接轨”。现在一斤蔬菜和一斤水果价格已经相差无几，而在十几年前一斤蔬菜几分钱，一斤水果少则也几毛钱。一套衣服上千元，住一个晚上的旅馆几百元，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可思议的事，现在已是平常事。然而这是十几年的渐变的过程，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大的变化。而当我突然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时，这种差异的感觉是非常深刻的。           

 

    7 、同事与办公室的钥匙

       我所进修的单位是斯图加特大学飞机研究所。在我到来之前，所里已经给我安排好了办公室，而且印有我名字的牌子也挂在了办公室的门口。当我一到所里就看见我的名字挂在办公室门口时，心里有一种到家的亲切感。

       然而这种到家的亲切感随着我的办公室钥匙很快就消失了。原来，我到后不久就发现：所里的同事用一把钥匙，除了开自己办公室的门以外，还可以开办公大楼、实验室、计算机房以及其他同事办公室的门。而我的钥匙只能开我自己办公室的门。从这把钥匙说明，他们并没有把我当作他们自己的人一样看待，而是内外有别。

        虽然到家的感觉没有了，但是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毕竟是他们的“老外”。出国前我在西安某大学进修德语时，我们请了一位德国老师来上课，住在学校招待所。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开放，学校专门派了一个人住在他房间的对面，以防他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放暑假，他要到秦岭山区去旅游，被告知要到公安局去申报。那时很多地方还没开放，公安局不同意他去，理由是为了他的安全。而我到他们那里，人家并没有限制我的行动，我想到那里去就可以到那里去，这已经够意思了。我毕竟是他们的客人，客人怎么好意思要求享有跟主人一样的权利呢。

       然而，不久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上班时我办公室的门怎么也打不开。我只好去找一位管钥匙的老博士，请他给我换钥匙或换门锁。这位老博士在那里犹豫了半天，我看他又是打电话，又是停下来思考。最后在一堆钥匙里挑来挑去，挑了一会儿才挑出一把钥匙给我。后来我的这把钥匙跟其他同事的钥匙一样，也是一把通用钥匙。

   在两年进修期间，所里只有我一个“老外”。大部分德国同事都对我非常友好，给了我许多帮助。跟他们一起共事没有不受尊重的感觉。在我回国时，除了为我开欢送会外，同事们还把他们在工作、生活和各种活动中所拍的相片收集起来，自己动手制作影集，并在每幅相片下写上几句幽默的题词，每个人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我作纪念。  

           射气球比赛（ 同事郊游）

 

         8 、我的德国教授

       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缘分的人会由于偶然的机会而产生一段难忘的交往。出国前，我给西德的许多大学发过求学申请信，然而就是没有给我的教授写过信。也许是我和我的教授的缘分，我的求学信被转到我教授的手中。我的教授给我写信说：“您所联系的学校没有您的专业，您可以到我这里来学习。”

       我的教授名字叫阿伦茨（ARENDS），是斯图加特大学飞机研究所的所长。德国大学的教授属于国家官员，享受国家的福利和终身的待遇。通常一个研究所只有一个教授，教授以下的人员则是由教授聘用的雇员。也许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的弊病，德国的教授很少从本单位提拔，而且大部分教授都有公司的工作经历。我的教授也同大部分德国教授一样，到斯图加特大学任职前，在慕尼黑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工作。教授的家仍然在慕尼黑。

        我刚到斯图加特大学进修时，无论是语言上还是业务上都遇到很大的困难。语言上，出国前我通过的是英语出国进修考试，而选派单位却把我改派到德国，当时我已经三十几岁了，这样的年龄重新学习一门外语，其困难程度可想知；业务方面，我教授手中的课题是我在国内还没有从事过的复合材料。然而我的教授并没有因为我的程度低而放弃对我的帮助和希望，而是耐心地指导，积极地为我创造条；当发现我的德语不是很好时，马上给学校打报告，让我到歌德语言学院去培训德语；当我的研究课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时，又向校长提出申请，要求允许破格授予我博士学位；在我的论文完成以后，又把我的论文推荐给杂志发表；还为我申请延期进修的费用等等。

        除此之外，使我感到得意的一件事是教授请我到他家去做客。在这之前，教授还没有请过一位同事或学生到他家去过。

      从斯图加特到教授的家慕尼黑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在中国人的眼里，夫妻分开三百多公里已经够得上“两地分居”了。然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得我的教授夫妇没有成为一年一度的“牛郎织女”。我的教授每个周末开车回慕尼黑。当我坐在教授的奔驰轿车里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汽车速度表的指针一直在180公里/小时的刻度左右摆动。德国的高速公路没有设收费的关卡，时速也不受限制，你有本事想开多快就开多快。三百多公里的路程两个小时就到了。

       见到教授夫人，送上一束鲜花，这是外国人常有的礼节，我也学着这样做了。教授夫人是位研究美学的哲学博士。在交谈中了解到教授夫人对中国的古代哲学、太极拳、杂技和京剧很感兴趣。说对中国的古代哲学、太极拳和杂技感兴趣,我还可以理解。可是说对中国的京剧感兴趣却使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作为中国人的我，对京剧里唱什么，听都听不懂，对京剧里慢条斯理的动作更没有耐心去欣赏。因此我对她说：“中国的京戏我都看不懂，您不懂得中文，欣赏京剧里的什么东西？”她说：“中国京剧的唱腔和动作非常优美。”也许她说的是真的，因为我在我们的报刊杂志上也经常看到过评论说：京剧是中国的国粹。然而很遗憾，我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无法同她深谈。真是自家人不认识自家的宝贝。

   还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在教授家里不仅有一本德文版的《老子言论集》，还有一本德文版的毛主席的著作。我的教授告诉我：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在德国曾经有过一阵中国热，特别是在德国的大学校园里，许多德国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比苏联的社会主义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让老佰姓起来造反。然而随着中国的动乱，这股中国热也就很快消失了。

                   在教授家

       在慕尼黑教授夫妇陪我玩了好几天。他们带我参观美术馆、国家科技博物馆以及其它名胜古迹；还开车到阿尔卑斯山,乘缆车到雪山上，眺望远景中的瑞士和奥地利；在山下湖边的餐馆边与我边共进晚餐、边欣赏落日余辉衬映下的湖光山色。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我拍下了不少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当我把这些相片带到所里给同事们看时，没想到他们还从来没见过教授夫人。他们从我的照片上评论教授夫人的长相和胖瘦。

    教授夫妇陪我参观美术馆

   在我进修期间，我的教授给了我许多关照和帮助。教授对我的这种感情，我更倾向于看作他对中国的好感和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他的种这感情和友谊由于有了一个中国学生而得以体现。 

 

         9 、只请客不吃饭

        中国人总把请客和吃饭联系在一起，可是德国人并不这样。

       我刚到德国不久，一天下午一位德国同事很热情地对我说：“今晚我请您，六点钟我到您宿舍来接您。” 到快到下班时他又跑来告诉我：接我的时间改为七点。

       我想：不管是六点还是七点，这正是吃晚饭的时间，也许准备饭菜来不及，所以才改为七点钟接我。因此，下班后我没有像平常一样，回到宿舍就做饭，而是打开电视，悠闲地欣赏着电视里的节目，只等着德国同事的到来。这是我第一次到德国人家里去做客，要品尝地道的德国家庭饭菜，当然是要空着肚子。

      七点钟我的同事准时地开车到我宿舍楼来接我。我的宿舍离他家只开十几分钟的车就到了。到了同事家门口，女主人听到汽车的响声，从屋里跑出来把我们接进去，然后很热情地问我要喝什么，咖啡还是饮料？然而就是不问我要吃什么，看来也不象是准备好饭菜或要做饭的样子。

      我只好在他家里参观他家的房子、家里的摆设,看看书架里有什么书。然后我们就坐下来边喝咖啡边聊天。然而咖啡和饮料终究安慰和平息不了辘辘饥肠的抗议。到九点钟左右，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说：“我该走了。” 我的同事又开车把我送回宿舍。回到宿舍我才开始做饭，十点多才吃完饭。

       后来我和这位同事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在我和他很熟悉了以后，我把中国人的“请客”意味着什么和我那一天饿肚子的情况讲给他听。他听了以后，连忙说：“对不起。”说他一直不知道那一天他让我饿着肚子。他还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他告诉我：德国人请客有很多种请法，可以请你喝咖啡，请你看电影，请你聊天，请你散步......等等。必须说请你吃饭，你才可以空肚子。

       后来这位朋友又多次请我到他家做客，并且加倍补上了那一顿没有吃的饭。

                      在朋友家

 

   10 、斯图加特大学校长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起因是我的教授给斯图特大学校长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允许授予我博士学位，斯图特大学校长给我教授的回信。原信译文如下：

 

尊敬的同事先生：

    很遗憾我不能同意您的要求——根据授予博士学位条例第3章第2节第1条允许授予林金赐先生博士学位。

    林金赐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上了四年的大学，根据（德国）教育中心对外国教育事业的意见，中国的学生只有在上完大学三年级后，才能等价于德国正规中学毕业。正如您所知道，斯图加特大学评议委员会在1986年2月特地对此做出决议：在通常情况下只允许授予能够证明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生博士学位。林先生的大学毕业只能等价于学士学历。

    我请求您对这个决定能够理解。我只是出自于这样一种担心：以保证斯图加特大学所授予的博士质量上不受到任何怀疑。

    我建议，林先生首先取得联邦德国的大学文凭（相当于硕士文凭），在评价学习和考试成绩时，对此负责任的考试委员会完全可以宽大处理。

    我希望对此能够理解，并致以友好的问候。

                  教授、博士、校长:  (签字)

 

      我在这里引用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想讨论德国的教育制度,以及信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我只是觉得这封信在处理事情的态度和方法上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首先，德国人做事、处理问题有根有据，无论是我教授的报告还是校长的复信都提出了处理问题的依据。

       其次，斯图加特大学校长对于下级的态度，虽然校长在答复中已经提出了处理问题的依据，但还是用“请求能够理解”这样的字眼，用词很委婉，并且提出“担心”的理由，完全没有官僚武断的作风。

       第三，校长处理问题不是简单地否决就完事，而且还以建议的方式指出处理好这件事情的途经。

       当我的教授把这封信给我看了以后，我感到没有什么可以埋怨的理由。中国人“走后门”那一套在这里也派不上用场。也许是我缺乏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总之我的博士最终没有做成。

 

     11 、一次未遂的交通事故

       德国人的交通井然有序，事故率很低。然而例外的事也是有的。

       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去买菜，经过十字路口时，看见绿灯正朝着我亮。为了抢在红灯之前过马路，我也没注意左右是否有车来往，就匆匆忙忙地过马路。正当我过马路时，左前方突然拐过来一辆轿车，来势迅猛。正在马路中间的我看着车子直冲着我身上撞来，当时心里想：看来今天就要命丧异国他乡，真的要当“洋鬼子”，永远“加入德国籍”了；至少缺胳膊断腿是免不了了。眼看着一场不可避免的事故就要发生，我无可奈何地闭上眼睛，把一切交给上帝去安排。

       就在车子碰到我身上的一刹那，车子及时地刹住了。当我再睁开眼睛时，首先摸摸身体、摸摸胳膊、摸摸腿，看看灵魂是否还附在肉体上。然而，身体还是实实在在的身体，除了小腿擦破一点皮外，四肢运动自如。而我的“坐骑”受伤却是免不了了。

       事故发生后，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旁边走过来几位德国人，有的把名片递给我；有的掏出笔和纸写下自己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递给我。他们的意思是：他们可以为我出庭作证，我是在绿灯时通过马路的。这样司机就必须对事故负完全的责任。

       司机看见我的腿擦伤后，就主动提出带我去看医生。到了医生那里，当医生知道是交通事故时，拒绝给我看病，一定要把警察叫来才肯看，医生便给警察打电话。过了十来分钟，警察就开车来了。警察问了事故的经过，最后判了司机赔我五十马克的自行车修理费，就开车走了。

       我跟司机要了一张名片，并告诉司机：“在三天内，如果我没发现骨头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您就可以放心了，否则我还会找您的麻烦。”

       这次事故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些作为旁观者的德国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作为公民的道德行为使我深受感动。

 

         12 、德国人的“认真”

        在欧洲人们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英、法、德三个民族的特点:英国人保守；法国人浪漫；德国人认真。

       我没去过英国，只是知道英国有个“保守党”、而且还多次执政，至于英国人怎样保守法就不知道了。巴黎是法国首都，又是艺术之都、时装之都；我虽然去过巴黎旅游，但时间较短，仅感受到一点法国人浪漫的气息而已。而对于德国人的“认真”，则有特别深刻的体会。

       在出国前，我给所有能找得到的德国大学发出求学申请信，几乎每封信都能收到回信。他们都认真地给我答复，或是给我寄来入学资料和申请表格，或是告诉我不能接收的理由。例如，有一个学校给我回信说：“入学的注册时间已过，今年已无法接收。如果有意见可以直接给校长写信。”然后把该校校长的姓名和通信地址附在信后。甚至当联系的学校和我的专业不对口时，还会帮我联系其它学校。

       我人还没有出国，就已经感受到德国人办事认真的态度。

       到德国后在课题的进行中，我需要一份参考文献，在斯图加特大学的图书馆找不到这份资料。我就填了一张单子交给斯图加特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过了几个星期，一份资料连同我所填的单子一起送到我手上。在这张单子上已有六个图书馆打了“X”。这就是说，这张单子已经走过了六个城市的图书馆，第七个图书馆才找到这份资料。这一切都是免费进行的。如果没有认真负责的态度，这张单子恐怕连第一个图书馆都走不出去。

        德国人对待工作是这样认真，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在我刚到德国不久，有一次在食堂吃饭，由于用不惯西餐具，切肉时，用力过猛，一块肉掉到地上。我想：反正饭后食堂有人打扫卫生。吃完饭端起盘子就要走，坐在我旁边的同事却蹲下去，把我掉在地上的肉拣起来放到盘子里拿去倒掉。这使我当时感到脸红。虽然食堂吃饭的人很多，但饭后地上、桌上却见不到残渣剩菜。

      对于德国人的认真几乎随时随地可见，德国人的门窗说关上就一丝风不漏；门窗的玻璃、小轿车擦得光亮；在不该漆到的地方找不到一滴漆；无论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乡村的小道，到处都是干干净净，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火车、汽车到站时间非常准时,几乎是一分不差；交通路口红灯一亮，行人、车辆自动停下等等

       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有这样认真的民族，必然是非同一般的民族。

 

       13、 “小气”的德国人

       在德国普通职工的工资每月有几千马克，少的也有2千多马克（一马克折合成人民币四元多）。一般人吃穿都不成问题，而且只要不懒不傻都能买得起小汽车。然而德国人却出奇地“小气”，不要说是一置千金那种“豪爽气概”的“大侠”见不到，就是出手大方一点也很难得。

   有一次，有位德国朋友请我去玩。在事先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我约了另一位朋友开车跟我一起去。大家一起玩得高高兴兴,可是在饭馆里吃晚饭时，这位同事要为我付饭钱，却不愿为我一起去的朋友付。我说：我一起付了。他又不肯，弄得我很为难，其实一顿饭也就十几个马克。要中国人这样做，无论如何拉不下这个面子。

        还有一件事，在斯图加特大学宇航系成立75周年的庆祝会上，我们所里有一位同事拿着照相机到处拍。开始我以为他是受系或所领导的委托为大家照相。没想到过了几天，照片洗出来了，贴在走廊里。包括所长在内的照片每张标价四个马克。谁要，就去跟他买。要是中国人，不要说是顶头上司的所长，就是同事，平时在一起工作，休息时坐在一起谈笑喝咖啡，也不好意思为一张照片收同事的钱。如此做生意也使我感到意外和新奇。

       我的教授夫人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有一次我跟她一起上街买东西，发现她比我这个穷学生还斤斤计较，只要她觉得东西贵了就不肯买。当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时，回家后还要向我的教授炫耀一番。

        现在，在厦门买东西时，一角钱以下的硬币没人要。而在德国商品的标价往往是0.99马克、1.98马克、9.97马克......,每买一样东西都要找几分零钱,柜台员也不厌其烦。我每次买东西回来，就把硬币丢在一起，等我回国时积累了一大包硬币。我拿到储蓄银行去换成纸币时，银行的职员和我一起把不同的硬币分开，然后分别放到固定长度的卡规上来计量硬币的数量。虽然很麻烦和花时间，然而银行的职员却很耐心，一分钱也不马虎。

      在德国两年时间，我所得到的礼品是在我的生日和圣诞节时我的教授送给我的几本书和同事们亲手制作并装有他们照片的两本影集。

      德国人“小气”的例子还很多，例如：我的教授用的便笺是将用过的复印纸裁小反面再用；在食堂吃饭经常看见有人舔盘子；招待客人以够吃为准，不会“丰富”得吃不完等等。

     上面举的这些例子，既有讲德国人的小气，也有讲德国人的节约。德国人很富有，然而他们却珍惜每一个马克。大家都那么“小气”，在一起时很难看出谁是富人，谁是穷人。

 

           14 、柏林和柏林墙

      到柏林参观，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柏林墙 。

      说到柏林墙，首先要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历史。在二战结束时，德国被分割成苏、美、英、法四个占领区。后来美、英、法三个占领区成立了联邦德国（简称西德），东部苏军占领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原来德国的首都位于苏军占领区内的柏林也被分割成美、英、法占领区（西柏林）和苏军占领区（东柏林）。随着东、西德的成立，东柏林成了东德的首都，西柏林则成了美、英、法共管的特别行政区。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东德的心脏有着一块资本主义的特区。在长达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柏林成了东西方冷战最前沿和最敏感的地方。为了隔绝资本主义的影响，东德在1961年8月13日，仅用一天的时间建成了一堵隔开东西柏林的围墙--柏林墙。

   柏林墙之所以举世闻名，并非由于它的外观雄伟高大。在中国人的眼里，它甚至连城墙的资格都够不上，仅有一块砖厚，4~5米高。它的出名在于它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在西柏林一侧，整堵墙是一幅五颜六色的漫画画廊，这条画廊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画廊了。在东柏林一侧则是一片几十米宽的无人地带。据说当年的偷渡者，除了有人从地面越过这片无人地带FQ外，还有人夜间从空中乘气球越过柏林墙。

 

                           柏林墙

        然而就是这堵隔绝东西方的墙，对于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公民却可以随意进出，不需要签证。这是当时社会主义东德对社会主义中国公民的一种特殊待遇。到柏林参观时，我们住在西柏林，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汽车经过东德的境内，再进入西柏林。无论是进入东德境内，还是从西柏林到东柏林，对我们来说都非常方便。

       当时在西德银行一个西德马克可以换7个东德马克，而在东德银行一个西德马克只能换一个东德马克。我们去柏林前，已经在西德银行换了一些东德马克，在东柏林参观游览后，买一些小物品（大的东西带出境需要检查）然后再到高级餐馆点上喜欢吃的菜，美美地吃一顿。吃完晚饭，上到东柏林的电视塔上，电视塔的上部是一个旋转的咖啡厅，每半小时转一圈，在上面边喝咖啡边欣赏柏林的夜景。有时，也到东柏林的歌剧院看演出，很晚才通过柏林墙回到西柏林的旅馆。

        虽然东德的东西对东德人来说并不便宜，然而由于东西德汇率的差价，使我也当了一回出手大方的“富翁”。离开东德，东德马克也就没用了，所以在东德尽量把东德马克花掉。然而最后还是剩几十个东德马克没有用完，我这穷小子竟然也有“钱花不完”的时候。

        一个城市被分割成两部分，地缘上如此地接近，而又截然分开，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到这样的城市参观旅游，又能畅通无阻地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有这样机会的人也并不多。如果当时利用这种机会对东、西德的政治、经济、社会进行考察，也许能洞察先机，预测到柏林墙的倒塌，然而这不是我的专业和兴趣。我到柏林去只是为了饱眼福和口福。

        我曾经在一首“游子”的诗中写到“埃菲塔上暮天低，柏林墙头风云急”的句子。没有想到，描写景色的“风云急”竟然同当时柏林的政治风云是如此地巧合，在我离开柏林不久，柏林墙就因为一场政治风暴而倒塌。

        柏林墙倒塌时，我在报上看到有人出高价收购柏林墙的砖头。但是无论砖头怎样保存，墙一旦毁掉，漫画也就不存在了。我不知道现在到柏林参观是否还可以看到柏林墙。我想，它至少应该部分地被保存下来，毕竟它是历史的见证。

 

  15 、对马克思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如果在全世界搞一次民意测验，选出人类历史上两位最著名的人物，恐怕得票最高的将会是两个德国人。一位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另一位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犯希特勒。对人类社会影响之深刻和巨大几乎没有人超过他们。有人曾经列出改变世界的十本书，排在前面的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对于我们来说，是马克思的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现实，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是把人类社会引向光明理想社会的世界伟人。而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社会陷于残暴、黑暗和恐怖，是地地道道的混世魔王，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

        然而对于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德国人，是怎样看待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马克思呢？又是怎样看待从本民族利益出发而发动侵略战争的希特勒呢？这也是我在德国期间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我就这个问题问过一些德国人。我的一位德国同事明确地表示：“马克思很伟大，是好人。希特勒是坏蛋。” 一位歌德学院的教师说：“两个人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我都不赞成他们的理论和做法。” 一位德国老太太则认为希特勒是一位伟大人物。

        在德国更多人把马克思当作一位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来研究。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资本论》有合理和科学的部分。在德国的公共图书馆可以借到马克思的著作和马克思传记的书。在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马克思的故居开放展出，并用世界各种文字印成介绍材料。德国的大学也经常组织外国学生去参观马克思的故居。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在西德官方媒体的宣传报道中，希特勒仍然是一个战争罪犯。支持和宣传纳粹主义是非法的，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德国官方在处理二战问题非常谨慎，这也许跟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当时的东、西德处于两大军事集团（北约和华沙条约）的对抗前沿。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暴发，德国必定首当其冲。而且德国周围强国林立，东部有苏联，西部有法国和英国，这些国家都是二战的受害者。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周围国家的抗议和不满。

        在汇集大量纳粹史实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开头引用了生活在18世纪德国作家歌德的一句话：“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 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德国就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相隔不到二十年，都以德国的惨败而告终。战后的德国一片废墟，在斯图加特有一座用废墟堆成的山。在山上，我看见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面对废墟“黯然神伤”，在那里流泪。对于二战，更多的德国人用沉默来回答这段历史。

        世界这么大，然而世上最美好的东西——科学共产主义和世上最邪恶的东西——纳粹法西斯主义却产生于同一个地方。生长香花的地方，也是最容易生长毒草的地方，这也许是辩证法在“作怪”。

 

          16 、宗教与信仰

        在德国我比较常问德国人的另一个问题是：“您信不信上帝？”

        当我问一位同事时，他说他信上帝。我又问他是否学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说学过。我就问：“您是如何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上帝创造人类，这两者怎样统一起来？”他说：“上帝先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然后人类再由动物逐渐进化成人。”  当我问另外一个德国人时，他说：“如果您不信上帝，您又怎样理解人类世代相传。没有造物主，人的生理机构为什么会如此奇妙。”   有的人则说：“信则有，不信则没有。”

        在德国几乎每个村镇都有教堂，教堂成了人们旅游参观的主要景点。星期日教堂里有许多人做礼拜，有的人则在家里做祈祷。每当圣诞节，教会便组织无家可归的“单身汉”一起会餐渡过圣诞节。

        有时也会有传教士到学生宿舍宣传教义。有一次，有两位传教士来到我的房间，向我宣传圣经，并要我相信上帝。我对他们说：“如果您们能向我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为什么不相信呢？如果我不知到上帝是否存在，又怎么能使我相信呢？”其中有一位教士指着我房间里的桌子和凳子问我：“您所坐的凳子和您所用的桌子是不是有人制造？”我回答：“是”。他又问：“您所住的房子是不是有人制造？” 我又做了肯定的回答。他就此推论说：“世上的一切东西都要有人制造，地球也要有人制造，制造地球的人就是上帝。”

        对于地球和天体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一个宗教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哲学上形成了唯心论和唯物论两大派别。这不是几句简单的推论所能解决和说服得了的问题。

        有一次同一位德国人讨论宗教问题时，他问我：“1976年你们中国发生大地震，你们的领袖也是在那一年去世，是吗？”我没想到他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到一起。这到底是真有“天人感应”呢，还是偶然的巧合？这类问题也是无法用简单的回答就能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

        无论上帝是否存在，就宗教而言，它在人类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人类的文明和理智还不足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人类社会还没建立起健全理智的法律制度时，宗教作为一种超人的道德力量约束和规范着人类的社会行为。如果没有宗教力量的约束，人类互相残害的野蛮行为将会更加恐怖和普遍。尤其是“天道”“回轮”“报应”之说的存在，对于干坏事的人具有无形的威慑作用。

        然而宗教的本质是信仰，信仰是不讲怀疑的；没有怀疑，便没有探索；没有探索，就不会有进步。因此宗教的存在又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这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明显。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日心说”与“地心说”的斗争。现在，地球绕着太阳转是人所皆知的事实。然而仅在四百多年前，发现和传播这一事实的科学家却遭到宗教势力的残酷迫害，有的甚至被罗马教皇活活烧死。

     人总是要有所信仰，有了信仰人才会活得充实和有意义。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信仰共产主义，因此宗教信仰便成了人们的选择。我看过美国记者斯诺1971年再次访中国时同毛主席谈话的报道，斯诺问毛主席信不信上帝。毛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必须创造一个。”

 

    17、  政党、选举与丑闻

        当时的西德有五个有影响的政党，其中两个大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三个小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各占不到百分之十）:自由民主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和绿党。除了绿党以外，其它四个党是在第二次世界战结束后不久成立的。二战后的西德基本上两个大党各自联合一个小党交替执政。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属于左翼政党，代表中下层的利益。两个基督政党属于右翼政党。绿党是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政党，1983年才成立。由于环境保护在欧洲越来越受到重视，绿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虽然成立得比较晚，其影响已经超过了另外两个小党。在德期间，虽然我对德国的政治并不关心，然而还是有些事件引起我的兴趣，其中有一件事类似于美国的“水门事件”。

        德国的一个州，两个最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竞选州长，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指使手下的人去窃听对方领导人的谈话，并散播对方领导人得爱兹病的谣言。最终的选举的结果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获胜，当了州长。

        可是后来受指使的人到德国最有影响的杂志《明镜》上发表文章，把这件事揭露了出来。开始时，这位新当选的州长硬说检举人是诬告，并对检举人进行威胁和恐吓。但这件事引起了议会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并且组织了调查团。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位州长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当选。最后这位州长被迫在瑞士的一家旅馆里自杀。

        当时基督教民主联盟是西德的执政党，该党为这位州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总理科尔为首的德国政要都出席了追悼会。当电视转播追悼会的实况时，我正好和一位德国人坐在一起看电视。我禁不住发表议论：“干了坏事，人死了就算了，还开这么隆重的追悼会，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太过分了。”坐在我旁边的德国人也说：“是啊！这些政客干了很多坏事。”我又问“人民为什么还要选他们？”他说：“没办法，就像两个强盗一样，人们只能选好一点的强盗。刚选上时还做点好事，可是慢慢地坏事越干越多，人们就再选另外一个强盗。”

        前几年以科尔为首执政了十几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败给了以施罗德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不知到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不是像我看电视时那位德国人说的“坏事越干越多”了。现在的德国是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执政。

 

        18、德国的社会

        一个社会的安定和文明有几个因素是很重要的：第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古人说“礼义之行，在于食足”“衣食足，知廉耻”就是这个意思。第二，要有明确的法纪法规和更新完善法纪法规的机制；有了明确的法纪法规，使全体官员和人民知道什么事可为，什么不可为；有更新完善法纪法规的机制可以使法纪法规逐渐趋于完善和合理。第三，要有执法的力度；执法的力度对于受害者来说，法律程序应该是畅通的，申诉应得到受理和依法处理；对于犯罪者来说，惩罚应起到威慑作用，杜绝侥幸逃脱惩罚的心理。第四，还要有良好的道德教育，提倡高尚的道德情操，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

       我无意去考察德国社会，而仅从日常生活中了解德国社会的某些方面，给我总体的感觉社会风气还不错，人们能够遵纪守法，犯罪率比较低。下面是我在德国遇到的一些事例：

       在我住的学生宿舍楼，各种饮放在公共的厨房里。谁要喝自己拿，喝多少，什么饮料，自己在本子上登记，月底结帐。 秋天苹果熟的季节，路边的果园掉得满地是苹果，人们到超市买苹果，路边的苹果没有人拣，除非是果园的主人自己来收。没人看管的鹅、鸭在池塘里或湖里自由游弋，不用担心变成人们的盘中餐。我们进城乘坐一种类似地铁的火车，自己在车站的自动售票机上买票，在入口处打卡（在车票上做乘车的标记），然后再上车，整个过程没有人监督。查票的次数极少，我在德国两年时间只碰到过一次。在地摊上买电器，如果当场没有电源可以试，卖主告诉你：电器的功能是好的。你可以放心地拿回去用。

        当然不是说德国没有小偷小摸和欺诈行为，只是这类事较少发生。西安有一位同学就因为感觉太好而麻痹大意，回国的时候，上飞机前在飞机场把一个照相机丢掉了。

        可以说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的另一件事是搭便车，有时我一个人沿着行人少的公路行走，有的路过的车会主动停下来，问我是否愿意搭便车。暑假有的学生甚至通过搭便车去旅游。

       据说德国社会的管理是内紧外松，就拿乘车查票来说，听说如果有人被查到无票乘车，除了重罚以外，还要输入计算机，被查到三次以上，这个人要找个好工作就难了。在道德教育方面，在报刊、德语的教科书和普及读物里经常可以阅读到关于助人为乐做好事故事。

        那么如何看待上述的这些现象或者说如何看待今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许应该用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来看。

        资本主义社会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以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从而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和觉悟程度；另一方面，社会也为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昔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那种血汗工厂也随着技术进步、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劳动者觉悟的提高而不复存在。

       经过一次次爆发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冲突，资产阶级也意识到那种“我获利，你受损”的做法只能导致两败俱伤，是不可取的。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一套社会福利制度，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老年保险等,使广大劳动人民基本生活有保障。政府也利用税收的手段来调节贫富悬殊的差距，缓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我在歌德学院的德语老师去了香港以后说：德国的贫富悬殊比起香港要小得多。

        资产阶级的政党为了争取执政，需要拉选票，也必须采取一些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执政措施。人民群众也在斗争中学会了用民主的手段进行参政，通过民主和法律手段来争取自身利益。通过一次次斗争，使社会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因此，整个社会能够在比较有序和平稳的状态下运作。

        据说原西德总理科尔在会见某一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时说：搞共产主义需要消灭三大差别，现在西德已经消灭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只剩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没有消灭。我不能肯定科尔说过这样的话，但在德国工农之间的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差别的确已经不是很明显。

 

        19 、在歌德学院

        歌德学院是一所专门培训外国学生的语言学校，总部设在德国的慕尼黑。除了德国境内以外，在许多国家也设有分院。歌德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是为了在德国求学打下语言基础，有的是为了同德国做生意,有的是外国移民为了在德国谋生，有的是国外的德语教师来进修提高，一般学习几个月就各奔前程。

   我所学习的歌德学院在德国南部一个环境非常优美叫斯瓦彼斯哈勒（Schwaebischhall）的小镇。我们班十几个学生来自欧、亚、非、美、拉十几个国家,黑、白、黄各色人种都有。上课以会话为主，谈话内容不受限制，历史、地理、政治、科学、风俗习惯无所不谈。因为是学语言，老师也鼓励大家多讲话，课堂上无拘无束。每当周末，学校不是组织学生郊游参观名胜古迹和工厂,就是举行晚会。学习结束也不考试，所以几个月的学习生活过得非常轻松愉快。

 

         歌德学院的同学

       下面是歌德学院学习生活的几个片断。

 

      “中国的长城是为我们土耳其人建的”

       在课堂上老师请我给大家介绍中国的情况。当我讲到中国的长城时，没想到一位土耳其的学生突然冒出一句：“中国的长城是为我们土耳其人建的，我们的祖先经常同中国人打仗。” 当时我不理解，欧洲的土耳其人古代怎么会跑去同亚洲的中国人打仗。后来才知道：土耳其人的祖先曾经生活在中国的北方，土耳其民族从亚洲打到欧洲，曾经一度称雄欧亚大陆。

   然而近代的土耳其却落后了。现在许多土耳其人跑到德国去打工，在德国许多德国人不愿干的活都是土耳其人在做。

 

         “反正输了就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和德国有着同样的历史。当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德语老师问日本的学生：“你们是怎样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位日本的学生回答说：“反正输了就没理。” 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怎么能说“输了就没理”。从这句话中，我感觉到这位日本学生不仅没有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而且还有一种不服气的情绪。也许民族的伤痕还烙在我的心头，许多话都忘却了，而对这位日本学生说的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

 

       “我到过喜马拉雅山上”

       在课堂，当谈到世界上哪个地方最高和哪个地方最低时，我插了一句：“我到过喜马拉雅山上。” 一语惊四座，课堂顿时热闹了起来。大家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纷纷发问。有的同学问：“你是登山运动员吗？” 有的说：“你这样的身体还能登上喜马拉雅山？”有的干脆说：“吹牛！” 谁也不相信我这个瘦弱的中国人会登上过喜马拉雅山。等大家安静以后，我才慢悠悠地说：“我坐在飞机里，到过喜马拉雅山上。” 这时课堂的气氛又活跃了起来。

 

       两个必须用德语交谈的中国人

        我们班有一位香港的学生。我不会讲广东话，他不会讲普通话，我们只能用德语交谈。有一次我们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和聊天，旁边有一位德国人好奇地问我们：“您们是为了练习德语才讲德语吗？” 当我们告诉他“我们两个都是中国人，但必须用德语才能交谈”时，这位德国人怎么也不明白“必须”这两个字的意思，还以为我们用错了词。

    我问过这位香港学生，香港的中小学要不要上中文？他说要，然而不是用普通话而是用广州话上课。然后他就用广州话背唐诗给我听，当时我觉得很新鲜。

 

         一块砖值二百马克

    在有当地市民参加的晚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有位南朝鲜的学生做了气功表演。其中一个节目是用手指钻砖头。德国人对东方人的气功表演大为赞叹，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当表演结束时，马上有一位德国人出价25马克要买下这块砖头。其他人也纷纷以30、40、50......地报价,直到200马克才成交。

 

                 炸油条

       歌德学院还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做有家乡特色的食品和饭菜进行交流。我们班只有我和一位香港的学生是中国人。我们俩人商量了一下：德国没有油条，就炸油条。我们俩人去买来了面粉、油和发酵粉,把发酵粉和面粉拌到一起,再掺上水揉,放了一段时间就开始炸,可是炸出来的却是一根根硬梆梆的小棍棒。开始我们还以为发酵粉放少了和发酵时间不够，就继续加发酵粉和延长发酵时间，可还是炸不出油条来。直到今日，我还是不懂得油条是怎样炸出来的。

 

       在歌德学院类似上述的情事还不少。歌德学院的学习使我有机会，能够在异国他乡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学生一起，无拘无束地学习、生活和交往，渡过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美好时光。

 

          20 、祖国情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感觉：当你拥有某种东西或身在其中时，并不觉得它的可爱和可贵，也不会去珍惜它。可是当你失去它或远离开它的时候，才会怀念它。爱国的情感也是一样，我们经常说“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什么是爱国，怎样爱？在国内时没有多少感受和体会。然而当一个人远离祖国时，这种情感会强烈充分地体现出来。

        我原来的专业是飞机制造，刚到德国第一次同我的教授谈话时，我的教授就问我：“你们生产什么飞机？” 对于这个问题我感到一下子不大好回答。因为当时改革开放不久，原来许多军工厂都是保密的，更不用说是生产的产品。由于保密观念，觉得把我们的产品告诉我的教授有所不妥。但又不好跟他说谎，也不能像对待记者一样说一声“无可奉告”,如果这样的话，我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就无法开展。当时我看见教授的办公室里挂着一些飞机的挂图，就指着图中的一种飞机告诉他：“我们就生产这样的飞机。”我的教授接着又问：“你们的飞机都是仿造苏联的？” 的确，我们原有的许多飞机是由苏式飞机改制而成。然而出于一种民族的自尊心，我很干脆地回答：“我们的飞机都是自己设计制造的。”

        德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欧洲画在地图的中央，中国和太平洋就置于地图的边缘。我从国内带去了一张中国版的世界地图，我们出版的世界地图，中国位于地图的中央，而欧洲则处于地图的边缘。我把我们的地图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德国同事看了中国版世界地图都觉得很新奇。有一位老博士在我们的地图上看了半天，指着地图上的德国跟我开玩笑说：“世界的中心在这里。” 平时我对别人的话反应很迟钝，即使是伤害我的话也不大理会。而这次我却迅速地反驳：“不对，中国是大国，中国的意思是中央之国，理所当然是世界的中心。你们的地图画错了。”

        在歌德学院的时候，我们班二十几个学生来自十几个国家，也有美国和南朝鲜的学生。在课堂上当老师讲到朝鲜战争时，我不无自豪地赶紧补充一句：“这是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十六个国家的一场战争。”

        在国外我并没有刻意要去维护民族的尊严，然而热爱自己的民族、维护民族尊严似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也许就像小孩吵架时最忌讳别人说他爸爸妈妈的坏话一样。

        在国外留学比在国内更关心祖国发生的一切，几乎每一条来自祖国的消息都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当时东北发生森林大火，我们几乎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德国电视报道东北大火的灾情。留学生们在国外热忱为灾区人民捐款的自觉行为绝不亚于在国内有党组织动员情况下的行为。大家最喜爱看的录像是大使馆送来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见到刚从国内来的人时，首先要问的就是国内的情况。

        回国后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留在国外？”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精彩”使人出去，“无奈” 使人回来。我想不是大家都有远离祖国的机会，然而故乡情却是许多人都有的体会。故乡情是一种只有离开故乡才有、而且是一种与生俱来并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加深印记、挥不去抹不掉的一种感情。祖国情与故乡情一样，而且是离开越远、时间越久愈加浓烈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无法用物质的东西加以量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