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IT流氓
文/牛角尖
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这段话最早出自那里我不知道，我是从王小波的杂文里看到的，并且从看到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定要用这段话来做今天这个文章的开头。到底是否揭露我身边的那些丑事，在我心中压抑了很久。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有忍辱负重的美德，有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习俗。即便你揭露了这一切，也像撞翻了一个屎盆，难免自己也摆脱不了那股恶臭。
然而正如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里说的那样：“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看来丧钟也是需要有人去敲的，那末我就敲一次这个钟吧！
2001年7月，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一家公关公司做策划总监，因为这个朋友在这家公司里有股份，我的工作职责、待遇等问题谈判的很顺利，于是便欣然前往。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尽管这不是德国、我也不是新教牧师，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却从我到的那一天一直演到我离开的那一天。
第一幕工会会员走了
这是一个20多人规模为IT公司做公关服务的公司。在我到岗的第二天，招我进公司的女老板的办公室里就传出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恰巧我要进去接受公司的最高指示，看到一位职业白领脸红眼红地走了出来。我进去后，女老板大方地向我解释刚才的事情、并征求我的意见：温女士原来负责公司的管理部——日常考核、人员招聘、各种档案管理等，现在这一切都建立起来了，交给一个年轻孩子就可以了，希望她能到项目组去担纲一个项目经理，否则拿着那么高的薪水只管日常的管理，不利于公司的发展。这是一个月以前的决定，温女士也同意了。今天客户投诉她的工作不好，想让你来接替她的工作。
尽管我觉得有些不妥，但老板能够这样推心置腹地向我介绍情况，并向我交代公司的利益状况(温女士的工资)，而且委以我重任，加上我刚来不了解更多的情况，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了我当时能想到的最合适的一句话：我保证完成任务。
几天之后，温女士离开了公司，离开的那天在办公室里呆了很久，和其他的一些员工窃窃私语，因为我和她只有移交工作的接触，我没有能够享受那私语的资格。事后，公司总撰稿人、圈内著名写手边先生告诉我说：温女士为最后拿到的钱不满，老板曾答应她有管理部转到项目部期间工资不变，但最后离开的时候她只拿到三分之二。老板的说法是：岗位变了工资怎么可能不变？岗位工资是你温女士负责管理部时候定的阿。
之所以说这位边先生著名，是因为那个著名的笔记本台式CPU事件就是在他和另外一位邵先生手里摆平的。但就在这个CPU事件结束后不久，邵先生先是称病，后来终于不辞而别离开了公司。为此，边先生唏嘘不已，说失去了一个好搭档。同时也责怪女老板不讲信用，答应的奖金和职位没有给邵先生兑现，言语中似乎牵涉到我“鸟占鹊巢”。
第二幕犹太人走了
随后的日子里，边先生一再提醒我要和这个女老板签订合同，防止她说话不算话。并且告诉我他自己就签了合同，所以他不怕老板不认账。但随后的事实证明他还是没有防住。
在一次公司管理层会议上，老板提出要边先生每月写出4万字的高质量稿件，以能在报刊发表为标准。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每月20个有效工作日内每天要完成2000字。如果不限制题材，这是有可能达到的，但老板要求稿件一定要为公司的客户服务，也就是文章题材被局限在公司客户的选题范围内，这个对于公关公司的撰稿人来说，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
并且，以边先生当时的价码，他的稿子在外发表收取千字200元的稿费丝毫不会有问题，4万字就是8000元，已经大大超出了他在公司拿到的薪水。无奈的边先生这次彻底失望了，他自己率先违背了他和女老板签订的合同：没有等到合同期满、也没有提前通知公司。站在这个女老板的办公室里，边先生尽量克制着自己，将那纸合同摔在了桌子上，而不是女老板的脸上。
在会上，我依旧没有说话。因为老板已经通知我业务即将缩减，所有人员要增加任务量并进行部分裁员，我这个策划总监也早就监管上了具体项目。但这次我有些内疚，因为对于边先生来说不仅没有公平可言，甚至没有给他任何机会。为此，我请边先生吃饭，为他送行。
饭桌上边先生告诉我，再有3个月他的合同期就满了，他的合同是年薪制，每月领到的工资只是80%，另外的20%和奖励，要到合同满一年时计算。他提前摔掉合同，意味着摔掉了1万多元钱，但他再不愿忍气吞声地这样下去，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更看重自己的声誉。
我没有安慰边先生，因为“精明”的老板也许正是利用这一点在逼迫他。她知道他不愿意背着没有完成任务的名声离开。另一个原因是，边先生的下家是一个国内知名的月刊，他去当记者，正符合他的心愿。
第三幕天主教徒走了
边先生走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签不签合同基本没用，暗自庆辛的是我是这公司的股东之一介绍来的，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何况连老板在内只有三个股东。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流氓终究是流氓。我翻查辞海，辞海里这样解释，流氓：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的人。
2002年年初的一天，介绍我来这家公司的朋友找我，询问公司一年来的业绩。我虽然说不太清楚，但半年来经我手的收入也接近百万，我如实说了。朋友一阵感慨后告诉我，我的女老板作为大股东告诉他，2001年这个公关公司没有赚到钱，年底将没有分红。
尽管公关行业的利润已经不如从前，但保有20%的纯利应该不是问题，何况公司在2001年并没有大的额外投入。很显然，这又是一个骗局。得到这个消息后的不久，这个朋友告诉我，我的女老板对于公司的利润有了新的说法：2001年盈利50万。
我为之愕然，在一个流氓老板的眼里、手里和嘴里，几天时间就可以赢利50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我不明白她是用了什么样的言语和手段让那些厂商相信她，并委托她来处理公关业务的？难道仅仅是回扣么？作为我朋友的股东和作为我老板的股东就这样闹僵了，摆在我面前的路只能是转身走人，什么合同、什么年薪，与一个不讲信用的人还有什么可谈。
尾声已经没有人说话了
我知道不会有人为我讲什么话，正如我没有为别人讲话一样。为了不给朋友造成被动，我提前一个月通知女老板，然后走人了，悄悄的。在我离开的前一周，女老板从另一个公关公司挖来了一员干将委以副总的重任，接替了我的工作——实质上还是一个项目经理的工作。该副总有很多新的改革计划，有信心做好这一切的工作，并计划用3个月的时间带领公司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还会带两个以前的同事来这个公司加强人员的建设。
后来的事情就是道听途说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该副总在到任不到两个月，选择了离开。他拉出来的两个同事和他一起失业数月。我为他们庆辛，受害不长。再后来，另一个项目组的项目经理和媒介代表离开、我这个项目组的媒介代表离开、公司的项目总监离开。
这么多的人离开了，但他们都没有说话，像我以前一样。于是新的一批进入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还在做着公关业务。
我想，读这个文章的人，一定也有许多这样不说话的经历和故事。市场的自然淘汰会将这类公司剔除的，但是说出来也许可以给更多的人以警示，促进这样的公司早日推出市场。千万不要以为高科技IT产业中的人物都是高素质的白领，白领掩盖下的丑恶可能会坏掉一个企业、行业的名声。
文/牛角尖
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这段话最早出自那里我不知道，我是从王小波的杂文里看到的，并且从看到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定要用这段话来做今天这个文章的开头。到底是否揭露我身边的那些丑事，在我心中压抑了很久。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有忍辱负重的美德，有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习俗。即便你揭露了这一切，也像撞翻了一个屎盆，难免自己也摆脱不了那股恶臭。
然而正如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里说的那样：“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看来丧钟也是需要有人去敲的，那末我就敲一次这个钟吧！
2001年7月，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一家公关公司做策划总监，因为这个朋友在这家公司里有股份，我的工作职责、待遇等问题谈判的很顺利，于是便欣然前往。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尽管这不是德国、我也不是新教牧师，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却从我到的那一天一直演到我离开的那一天。
第一幕工会会员走了
这是一个20多人规模为IT公司做公关服务的公司。在我到岗的第二天，招我进公司的女老板的办公室里就传出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恰巧我要进去接受公司的最高指示，看到一位职业白领脸红眼红地走了出来。我进去后，女老板大方地向我解释刚才的事情、并征求我的意见：温女士原来负责公司的管理部——日常考核、人员招聘、各种档案管理等，现在这一切都建立起来了，交给一个年轻孩子就可以了，希望她能到项目组去担纲一个项目经理，否则拿着那么高的薪水只管日常的管理，不利于公司的发展。这是一个月以前的决定，温女士也同意了。今天客户投诉她的工作不好，想让你来接替她的工作。
尽管我觉得有些不妥，但老板能够这样推心置腹地向我介绍情况，并向我交代公司的利益状况(温女士的工资)，而且委以我重任，加上我刚来不了解更多的情况，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了我当时能想到的最合适的一句话：我保证完成任务。
几天之后，温女士离开了公司，离开的那天在办公室里呆了很久，和其他的一些员工窃窃私语，因为我和她只有移交工作的接触，我没有能够享受那私语的资格。事后，公司总撰稿人、圈内著名写手边先生告诉我说：温女士为最后拿到的钱不满，老板曾答应她有管理部转到项目部期间工资不变，但最后离开的时候她只拿到三分之二。老板的说法是：岗位变了工资怎么可能不变？岗位工资是你温女士负责管理部时候定的阿。
之所以说这位边先生著名，是因为那个著名的笔记本台式CPU事件就是在他和另外一位邵先生手里摆平的。但就在这个CPU事件结束后不久，邵先生先是称病，后来终于不辞而别离开了公司。为此，边先生唏嘘不已，说失去了一个好搭档。同时也责怪女老板不讲信用，答应的奖金和职位没有给邵先生兑现，言语中似乎牵涉到我“鸟占鹊巢”。
第二幕犹太人走了
随后的日子里，边先生一再提醒我要和这个女老板签订合同，防止她说话不算话。并且告诉我他自己就签了合同，所以他不怕老板不认账。但随后的事实证明他还是没有防住。
在一次公司管理层会议上，老板提出要边先生每月写出4万字的高质量稿件，以能在报刊发表为标准。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每月20个有效工作日内每天要完成2000字。如果不限制题材，这是有可能达到的，但老板要求稿件一定要为公司的客户服务，也就是文章题材被局限在公司客户的选题范围内，这个对于公关公司的撰稿人来说，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
并且，以边先生当时的价码，他的稿子在外发表收取千字200元的稿费丝毫不会有问题，4万字就是8000元，已经大大超出了他在公司拿到的薪水。无奈的边先生这次彻底失望了，他自己率先违背了他和女老板签订的合同：没有等到合同期满、也没有提前通知公司。站在这个女老板的办公室里，边先生尽量克制着自己，将那纸合同摔在了桌子上，而不是女老板的脸上。
在会上，我依旧没有说话。因为老板已经通知我业务即将缩减，所有人员要增加任务量并进行部分裁员，我这个策划总监也早就监管上了具体项目。但这次我有些内疚，因为对于边先生来说不仅没有公平可言，甚至没有给他任何机会。为此，我请边先生吃饭，为他送行。
饭桌上边先生告诉我，再有3个月他的合同期就满了，他的合同是年薪制，每月领到的工资只是80%，另外的20%和奖励，要到合同满一年时计算。他提前摔掉合同，意味着摔掉了1万多元钱，但他再不愿忍气吞声地这样下去，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更看重自己的声誉。
我没有安慰边先生，因为“精明”的老板也许正是利用这一点在逼迫他。她知道他不愿意背着没有完成任务的名声离开。另一个原因是，边先生的下家是一个国内知名的月刊，他去当记者，正符合他的心愿。
第三幕天主教徒走了
边先生走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签不签合同基本没用，暗自庆辛的是我是这公司的股东之一介绍来的，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何况连老板在内只有三个股东。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流氓终究是流氓。我翻查辞海，辞海里这样解释，流氓：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的人。
2002年年初的一天，介绍我来这家公司的朋友找我，询问公司一年来的业绩。我虽然说不太清楚，但半年来经我手的收入也接近百万，我如实说了。朋友一阵感慨后告诉我，我的女老板作为大股东告诉他，2001年这个公关公司没有赚到钱，年底将没有分红。
尽管公关行业的利润已经不如从前，但保有20%的纯利应该不是问题，何况公司在2001年并没有大的额外投入。很显然，这又是一个骗局。得到这个消息后的不久，这个朋友告诉我，我的女老板对于公司的利润有了新的说法：2001年盈利50万。
我为之愕然，在一个流氓老板的眼里、手里和嘴里，几天时间就可以赢利50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我不明白她是用了什么样的言语和手段让那些厂商相信她，并委托她来处理公关业务的？难道仅仅是回扣么？作为我朋友的股东和作为我老板的股东就这样闹僵了，摆在我面前的路只能是转身走人，什么合同、什么年薪，与一个不讲信用的人还有什么可谈。
尾声已经没有人说话了
我知道不会有人为我讲什么话，正如我没有为别人讲话一样。为了不给朋友造成被动，我提前一个月通知女老板，然后走人了，悄悄的。在我离开的前一周，女老板从另一个公关公司挖来了一员干将委以副总的重任，接替了我的工作——实质上还是一个项目经理的工作。该副总有很多新的改革计划，有信心做好这一切的工作，并计划用3个月的时间带领公司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还会带两个以前的同事来这个公司加强人员的建设。
后来的事情就是道听途说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该副总在到任不到两个月，选择了离开。他拉出来的两个同事和他一起失业数月。我为他们庆辛，受害不长。再后来，另一个项目组的项目经理和媒介代表离开、我这个项目组的媒介代表离开、公司的项目总监离开。
这么多的人离开了，但他们都没有说话，像我以前一样。于是新的一批进入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还在做着公关业务。
我想，读这个文章的人，一定也有许多这样不说话的经历和故事。市场的自然淘汰会将这类公司剔除的，但是说出来也许可以给更多的人以警示，促进这样的公司早日推出市场。千万不要以为高科技IT产业中的人物都是高素质的白领，白领掩盖下的丑恶可能会坏掉一个企业、行业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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