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福柯出版这部作品时,在主宰英语世界的历史书写方式和法国学者(他们挑战了英语语系历史学家所偏爱的主题与方法)的书写方式之间如果说不存在彼此的敌意的话,那么,也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一个特征是,法国学者不再依靠(通常是)伟大的人物来定义历史,转而对匿名或非英雄人物的社会史加以研究。这些人往往是被学术界所忽略的,即工人阶级和穷人、妇女、乡村劳动者“不正常的人"或罪犯(他们是彼此重叠的类别)。法国历史学家的另一个特征,是拒绝依赖特殊的纪念日(如战争纪念日)。通过以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为一个单位,或通过选择不直接由少数历史精英的行动所决定的日期,他们转向了更长的时间段。甚至在英语语系的左派和工运历史学家开始书写被剥削者的历史时他们依然倾向于强调“事件”而不是更为漫长的时间间距。

 

至此,我们发现了众多围绕福柯的阅读中所存在的第三个缺失。由于福柯关注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因此,人们很容易相信,他所呈现的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景象,是一幅关于没有出路的“封闭铁盒子"的图景。这种悲观的阅读方式只可能来源于对福柯作品的“去历史化”和“去语境化”的解读。然而,福柯曾反复提出,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将(并且也正在)逐渐逝去,其原因往往在于,它无法控制来自底层和劳动阶层的大众的反抗。如果说,规训在今天依然能保持高效,那仅仅是因为它还没有遭受充分的挑战它之所以依然如此高效,是因为它是以一种几乎“不可见”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然而,福柯的终极目标在于阐明规训的运作方式,以使其能够受到挑战。不过,福柯是在他的访谈，而不是在《规训与惩罚》中更直截了当地探讨了这一进程。

 

如果说,波兰尼认为，人们无法在孤立于政府决策的情况下对市场加以思考,那么,福柯同样分析了在新的“人道的”实践与新的政治主体性模式的形成之间所存在的必然关联。

 

相似地,福柯指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此后之所以将恐怖和暴力谴责为不人道,是因为他们明白,既然酷刑制度已经为不再被公开处决的恐怖所威慑的、更下层的平民阶级所质疑,那么,他们的这种谴责便也将是安全的。在此,福柯的弦外之音在于,是下层阶级带来了实质性的社会变革,而中产阶级则将这种变革归功于自己。正因为如此,福柯关于公众抵抗的例证来源于1770年代,即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前,而在大革命期间,中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将路易十六推上了审判台,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其处死。福柯暗示,中产阶级之所以参与到这次处决之中,理由之一是想要抢在更加激进的下层阶级之前展开行动;通过控制民众对既往统治者加以报复的欲望,对路易十六的处决成为调节公众愤怒的手段。

 

很显然,作者在此触及了当代网络社会的某些症候。在互联网这一高度程式化、符码化的空间,主体的每一次行动(以及隐含其中的精神与情感诉求)一经发生,便很快“被裹上一层信息痕迹的外衣”(马克·波斯特语),并通过点击、评论、搜索记录等相对固定的形态而得以显现。美国媒介批评家安德鲁·基恩曾谈到,一位渴望婚外情的少妇在尝试出轨前曾在互联网上寻求帮助并倾吐自己的苦闷,而正是通过其搜索引擎所留存的记录,她的哪怕是最难以启齿的隐私都有可能被他人纵览无余。可见,人们在享受网络空间所带来的快感体验的同时,亦极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的偏好、情趣、动机等暴露于一座口大的““全知全能”的电脑数据库之中,从而再度面临某种老大哥式的无孔不人的监控,再度面临一个新版本的“全景敞视监狱”的威胁。相关内容可参见[美]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丁德良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