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你好。

欢迎回到《吴军来信》第二季。

今天的这封信，和思维方式，以及认知有关，我们要讲一种思维模式，叫“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情都希望自己遇到的困难越少越好。当然，很多时候，事情太容易了，做起来就不显本事，于是很多人就总想着解决一些难题，大问题，来彰显自己的本事。有的时候，如果问题本身不复杂，有一个简单直接的答案，他们会故意把问题搞得特别复杂，然后再把创造出来的复杂问题解决掉。这就是所谓的“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的思维。

还有一些人，不去解决实际问题，或者问题当中的关键，而是去发明一些原本没有的问题，把它们解决掉之后，自鸣得意地吹嘘。

有的同学不要觉得我说的这些情况是我编出来，在生活中这种人，这种事非常常见。比如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有一年撤销了一种治疗特殊忧郁症的处方药，原因是FDA发现，药厂所声称的那种疾病根本不存在。FDA讲，你不能为了卖一种药，去发明一种病。

当然，很多人做事不至于这么荒唐，但是却有一种“发明问题，再解决问题，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的思维方式。

“创造困难”的三个案例

我不妨给你看三个例子，其中前两个例子都是来自于我们同学的留言，而且很有代表性。

第一个例子来自第118封信讲“红眼睛，蓝眼睛”谜题的课后留言。一位同学讲，“老师，我感觉有一个逻辑漏洞，为什么（离开岛上的周期）要以天为单位呢？，不能以小时为单位吗？”这就是典型的“没有问题，要发明一个问题再来解决”的思维方式。当然，比较耐心的老师会花时间去解释，说题目就是这么设计的，没问题，或者有前提条件，离开岛上的船是一天一班，等等。但其实，这类延伸问题偏离了原本问题的关键，反而分散了目光，导致抓不住重点。

第二个例子是，每次我谈到“凡事要以事实为依据”，或者“事实总是对的”这件事的时候，总有人留言问，如何判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真的，如何证明眼见为实。我在《逻辑思维训练》课程中多次讲过，任何交流都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语境。

比如，司法部门经常说“以事实为依据”这句话，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那些事实经过了核实，本身属实，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事情。讲这句话通常是要表达，不能以领导的意志为依据，或者以什么教条为依据。如果有人一定要问“眼见一定为实吗”，或者“如何确认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真实的”，就已经跑题了。本来没有的问题，就被生生创造出来了。

第三个例子，就是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什么是青苗法呢？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青黄不接这件事，就是上一年收获的庄稼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今年的庄稼还没有收获的那段时间，通常是暮春时节，三、四月份左右。这时一些贫困的，或者没有余粮的百姓，就需要一两个月的接济。等到了初夏，今年的庄稼收获了，欠债就能还上。

当然，放贷的人要追求利润，会收取利息。当时私人放贷的利率差异较大，有的比较高，于是王安石等人就想出了由官府放贷的做法。由于贷款的时候田地里的苗还是青的，因此称为“青苗法”。实际上，官府一年有两次放贷时间，春夏各一次。当然，官方标定的利率比民间要低。

这个做法看似很人性，也很合理，结果却是导致北宋末年很多农民破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时民间借贷虽然标定的利率很高，但实际操作是按照市场行情来的，和官方规定的利率相比，并不算高，甚至更低。当时任山阴知县的陈舜俞在《奉行青苗新法自劾奏状》中讲，当时民间借贷，如果是信誉好的人借，月息不过1分半到两分，只有在少数借得比较急的情况下，才有很重的利息。

我把这段原文放在了文稿中：“民间出举财物，其以信好相结之人，月所取息不过一分半至二分，其间亦有乘人之危急，以邀一时之幸，虽取息至重，然犹不过一倍”。

而当时，官方借贷的利息是固定的两分，也就是说，有时候比民间还高。此外，民间的借贷周期有长有短，很多人不需要借很长时间，借个十几天，一个月，应下急的也有。而官方贷款不仅利率固定，贷款周期也是固定的，借短了不行，借长了没有。

很显然，民间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商业活动，本身不是问题。但是王安石却把不是问题的事情当作问题，然后给出了一个自己的答案。当然，如果只是民间和官方公平竞争，大不了百姓不从官方借钱就罢了。但是各级官员为了政绩，强行摊派。王安石甚至在《周官新义》中说：“无问其欲否，概与之也，故谓之平”。意思是说，不要问老百姓需不需要，都要借给他们，这样才公平。对于官员，朝廷实行计息推赏，否则罢黜的考核制度。这样一来结果可想而知，很多百姓甚至一些富户，逐渐走向了破产，百姓当然怨声载道。

为什么我把前两个例子和第三个看似略有差异的例子放在一起讲呢？因为它们都是先发明问题，再解决自己发明的问题的典型案例，有些持有前两种想法的人，一旦有了王安石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想法后，可能会不断发明出大问题，然后去彰显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工智能领域的假问题

很多时候，世界上的问题并不复杂，我们只是想多了而已。比如今天关于人工智能危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有点过度担忧。我这里举一个前段时间刚发生的例子。2025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全球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政要都参加了。这样的会，通常会发表一个没有什么约束力的宣言，作为全世界的指导。

不过，这一次很多国家都没签署宣言，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原创性贡献最大的英国和美国。这里顺便说一句，著名的围棋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和获得诺贝尔奖的蛋白质结构预测模型AlphaFold，都是由一家英国公司，也就是DeepMind主导开发的。那为什么很多国家不签呢？你如果打开那个宣言看看，就会发现，尽管它看起来很有全球指导意义，但实际上内容比较空洞，更多的是关注一些不那么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说这份宣言有些空洞呢？里面一共六项主要内容：

第一项，讲有100个国家参加了这次峰会，其中60个国家签署了这份《宣言》。
第二项，讲这次峰会强调了加强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多样性的重要性。
第三项，承认现有的人工智能多边倡议。
第四项，承认需要进行包容性的多利益相关方对话和政府合作。
第五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提高信任和安全建设为前提。
第六项，期待下一个里程碑。

虽然这些内容看起来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在我看来，它们实际上没有有效聚焦和解决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比如，《宣言》开篇就讲，要“让AI为人类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服务”，并把它列为第一优先事项。这件事本来不是问题。有人可能会担心，将来人工智能会不会用掉很多电啊，峰会确实讨论了这个问题，甚至有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年AI消耗的能源可能相当于一个小国家消耗的能源。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出来的问题。一个小国家通常是指人口1000万人左右的国家，以荷兰为例，耗电量占全世界的0.5%左右。还有人提出，如果AI持续高速发展，会达到沙特的用电量。沙特是世界上人均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我看了它的用电量，排名世界第十，但只占世界的1.5%。

再比如，《宣言》里面还有一条承诺用“开放”、“包容”和“道德”的方式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这和美国近来反对的DEI，也就“多元、平等、包容”政策有一定相似之处。不可忽视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技术参与的背景和需求有差异，不能简单地要求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按照各国的人口比例来。

其实，今天人工智能最大的问题，是有了很多看似很有前途的技术，但至今还没有看到哪个产业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一些能够马上收益的产业。

政客、政治家和企业家：谁在解决问题？

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政客（politicians）是一个贬义词？因为他们在不断发明问题，而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远不如发明问题的速度。

与之相对的是政治家（statesman），虽然有时这两个词会被混用，但在很多时候，它们一褒一贬，截然相反。政客指的是为了当选或获得权力不择手段的人，或者在政府部门任职、混事的平庸官员。而政治家则是为了所代表的人民的共同利益而竭尽全力的人，并且通常指那些有远见卓识，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人。

政治家通常受人尊敬，因为他们解决问题，而且能发现哪些所谓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而政客们常常会为了政绩，先把情况搞得很糟糕，然后再做点事情，让情况显得没那么糟糕。

如果说政治家是从宏观的角度解决大问题，那么企业家常常是从微观的角度解决具体的问题。因此在崇尚商业的社会里，企业家要比政客们受人尊敬得多。出于赚钱的考虑，没有哪个企业家会没事找事，专门给自己制造麻烦，他们通常都是能简单就简单，能直接就直接。

2025年3月份，美国一些退休的政府高官对马斯克发话，说你不能用管理企业的办法管理政府。但是支持马斯克做法的人说，正是这种思维误区，导致政府效率低下，美国政府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没事找事创造出来的事情。

虽然绝大部分人不会有政客的能量，能发明影响社会的大问题。但是发明问题，再解决自己所发明的问题的思维，很多人都有，它小到我在这封信一开头举的两个例子。这种思维一旦养成，以后在工作中就可能会不断发明问题，容易让自己陷入发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怪圈，然后自己可能觉得还挺有成就感。但是在外人看来，这种做法贡献为零，甚至是负的，因为浪费了资源。

我们做事情的目的，是要把世界上的问题变少，而不是变多。本来，随着世界的发展，就有很多新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我们已经不容易了，还要发明不存在的问题，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了。

好，这封信我先和你分享到这里。下一封信，我们来谈谈科学思维的三个要点，我们下一封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