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WTO还值得信赖吗

WTO还值得信赖吗
　　———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

　　斯蒂格里茨　姜晓明　摄

　　□本报驻沪记者　王丰

　　■世界贸易体制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过去的50年中，它一直在执行一个代表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工业国家利益的日程表
　　■全球化真正的问题存在于游戏规则领域，特别是国际贸易规则，同时也包括国际金融制度。在我看来，决策方式必须被改变，因为这些方式已经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10年来，世界经济的主题词是全球化，WTO则是全球化最重要的象征，为了加入WTO，中国付出了15年的努力。但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发出疑问：WTO是一个公平的体系吗？
　　7月25日，本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莅临上海访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里茨先生。
　　斯蒂格里茨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曾经担任了五年的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其中有三年是顾问委员会主席，然后又担任了四年的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
　　记者：从1999年西雅图会议失败，到2001年以来多哈回合谈判的艰难，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越走越坎坷。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设立，这似乎说明全球化遇到了麻烦。我想问的是，到底是全球化出错了，还是全球化的过程出错了？
　　斯蒂格里茨：多边贸易体系确实出现了问题，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所占的份额仍然非常有限，迄今美国与智利、摩洛哥、一些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和澳大利亚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这些都是很小的经济体。
　　对于那些重要的新兴市场，如巴西、阿根廷、印度和中国等，甚至都没有这方面的讨论。
　　因此在我看来，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谈论得很多，但事实上它的行动只限于一些无足轻重的市场，而且（就贸易量来说）也并不成功；在美国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惟一比较重要的经济体是澳大利亚。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策略，因为全球贸易体制应当奉行多边主义而不是双边机制。考虑到WTO协定中有这样一条规定（第24条），即如果缔约方达成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新创造的贸易量应当多于被扭曲的贸易量，我认为我们应当在WTO机制中提出有关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合理性问题，但实际上从来没有人援引过这一条这么做过。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世界贸易体制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过去的50年中，它一直是在执行一个代表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工业国家利益的日程表。
　　在西雅图会议上，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声，他们表示他们不会同意这样一个议程，他们的人民也不会答应他们再订立新的不平等的贸易协定。
　　我们一定记得在乌拉圭回合中，那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南部非洲国家变得更贫穷了，他们在这场游戏中赢少输多。
　　现在人们开始认识到，达成贸易协定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会更富强，（反过来说）达不成协议要胜过达成一个不公平的协议。
　　记者：过去50年中，全球贸易的增长一直大大快于全球生产总值的增长，有人说这一直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但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商品采取的一些行动，却体现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背离了自由贸易本身。
　　您曾在“全球化的社会成本”一文中提到过“全球政治体系”一词，我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吗———“全球政治体系”的合理性决定着全球化变好还是变坏？
　　斯蒂格里茨：全球化的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交通和通讯成本（的降低）、人工制品的增加、企业分工的细化等等。
　　全球交通成本的降低使得许多人可以到海外求学，譬如说，大量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这是全球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如商品出口、全球技术等都是全球化的重要体现。这些领域的发展势头惊人。
　　全球化真正的问题存在于游戏规则领域，特别是国际贸易规则，同时也包括国际金融制度。在我看来，决策方式必须被改变，因为这些方式已经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人们认识到，从以往的实践来看，WTO并不是一个公平的体系。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对于前者，我们总是在探讨什么是公平、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
　　权力很重要，政治权力更是如此，社会运动和势力团体也不例外，但公平和正义从来都是中心议题，贫穷的人始终都是人们关心的对象，而且这些确实在现实中有所体现，政府不得不注意这些问题。
　　当我在白宫工作时，从没有人会说，这件事是好的，因为它对我有利，人们总是说，因为它对我们的国家有利；但国际领域始终被认为是实力政治角逐的地方，我在克林顿政府中对此深有感触。
　　一旦面临国际经济问题，米基·坎特———巴尔舍夫斯基之前的美国贸易代表———总是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处理问题，而不是从公平原则出发。
　　若是说到这种情况的改变，有两点值得关注。
　　首先，在美国以及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人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探讨全球公平，如要求废除死刑的“Jubilee　2000　Movement”等等，像我的一些学生就对此十分认同。因此，现在对社会公平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这引发了我的第二个观察，即除非我们有一个公平的体系并改进现存的游戏规则，否则我们不可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世贸组织）坎昆回合的失败就在于，欧盟和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农业方案完全是不公平的。所以，如果现在我们不能提出一些更为公平的措施———虽然这仍旧是权力游戏，但我们不得不解决公平问题，讨论对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方案———我们就不可能达成一致，因为WTO给了成员一票否决的权利。
　　记者：中国正面临着来自美国及欧盟强大的反倾销压力和更大的潜在的压力。在单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面，中国的持续增长之路如何走？
　　斯蒂格里茨：我在为英联邦写的报告中试图说明，反倾销税是不公平的，尤其是中国面临的情况。
　　因为他们（对中国）使用所谓的“第三国方法”，即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采用一个最相似的（“市场经济”）第三国的相同产品销售价格（或推定构成价格作为正常价值）来征收反倾销税。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针对波兰的反倾销案，当时波兰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被认为与波兰最相似的国家是加拿大，但加拿大的商业制造成本显然要比波兰高得多，所以波兰产品被征收了巨额的反倾销税。
　　我在白宫的时候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但没有成功。因此，人们首先必须认识到相关的法律是极不公平的。
　　我不知道遇到反倾销案是不是可以上诉到WTO机制，这可能不是WTO可以管辖的案子，不过我对这一点不清楚，因为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在为英联邦写的报告中，我提出，倾销确实是不公平的贸易活动，就像我们在国内工业组织中常说的掠夺性定价，即低于成本销售，而对于后者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义。
　　因此，我的建议是统一（这两种规定），对本国和外国制造商一视同仁，而这恰恰是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不歧视外国制造商。
　　我想做的就是将公平贸易延伸到反不正当竞争中，弄清什么是不公平的贸易活动。我认为这应当成为贸易谈判的关键议题。　　（方志燕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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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多哈回合谈判取得重大突破

　　综合中国青年报和新华社的报道，8月1日凌晨，147个世贸成员方的代表在世贸组织总领事会议的最后一刻通过了一份17页纸的《多哈回合框架协议》，从而为今年晚些时候多哈回合谈判的全面展开扫清了障碍。
　　此次框架协议主要包括5个部分：农产品贸易问题、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发展问题、服务贸易以及贸易便利化。其中最重要的突破性进展就是，框架协议明确规定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取消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降低进口关税。另外，协议还规定减少在服务业中“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
　　虽然框架协议在大的原则框架内对5个方面的贸易问题作出了安排，但具体细节的最终敲定仍需时日，包括具体数据规定以及具体时限等。有专家指出，这些具体问题的谈判可能还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此间绝大多数贸易官员及专家认为，这个协议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它把多哈回合谈判重新拉回正轨，并为该回合谈判的结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世贸组织总干事帕素猜认为，这是去年9月墨西哥坎昆会谈失败后，多哈回合的突破性进展。他说：“对于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再次证明，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世贸组织中的重量级成员欧盟对协议也表达了充分的肯定。不过，欧盟在其新闻公告中也指出，世贸组织只走完了多哈回合漫长谈判的一半路程。
　　印度贸易部长纳特表示：“发达国家终于承认，农业补贴并不是自由贸易的一部分。”
　　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孙振宇评论说，这个框架对发展中成员来说虽然谈不上满意，但总体来看还不错。其成功之处，在于发达成员承诺其农产品出口补贴最终将确定一个取消日期，同时把所有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在初期削减20％。这是发展中成员取得的一个不小的胜利。

From：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