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 “在” 与 “做“ ：评 Richard Branson 的 My Tips for Happiness

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在《我的快乐秘笈》（My tips for happiness, https://www.virgin.com/branson-family/richard-branson-blog/my-tips-happiness ） 一文中所说的“做”（doing）与 “在”（being）分别指人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意识模式或心态。“做”式是指目标导向的意识模式与心态，旨在针对确定的目标，衡量现有状态与目标的差距，从而确定并激发行动以缩小这种差距，最终实现目标。此模式需要不断对事物进行监控、衡量、评判，对比过去及未来，而对当下的关注只局限于其与目标的关系。“在”式意识模式与心态则聚焦当下，没有特定目标，没有改变现状的压力，对当下取接受、允许、不作评判的心态，从而能更深刻、全面、直接、即刻地感知当下的丰富内涵。

布兰森的这篇鸡汤文，中心意思是要大家由“做“式心态转换为”在“式心态，即所谓 “心在当下“ (be at the moment)，并担保这样可以为你带来快乐。大多数人平日都习惯于为了未来的快乐而忙于各种辉煌或平凡的事务，深陷于”做”式心态而不能自拔，缺失了“在”式心态下对于身边的、当下的人、事、环境的细心关注与感受。换句话说，身在当下，心却未在当下。布兰森告诉我们，这种只顾 ”做” (doing) 不顾 “在”（being）的心态，既不会带来成功，更不会带来快乐；即便有快乐，也不能持久。他还以自己为例，说事业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带给他快乐，反倒是快乐导致了他的事业成功，而快乐的秘诀就在于心态的弃 “做” 就 “在”。

以布兰森的鼎鼎大名，他说的任何话、做的任何事都会使公众格外关注，因而他的鸡汤文嗅起来也格外诱人。但是仔细咂吧之下，还是能品出一丝丝 “瓜众不宜“ 的异味来。

“做”与“在”是人的思维意识的两种基本模式，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在每一特定时刻只能由其中之一主导着人的思维与意识。将这两种意识模式对立起来，不符合人的本性。布兰森称只有being 才能带来快乐，起码是持久的快乐。这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being带来的快乐需要有doing意识状态的对比。人们常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样，没有对比也没有享受。布兰森说being给自己带来了真正的快乐是因为它可以使人“看清各类事物的真正意义” （put things into perspective）。但之所以能看清意义，是因为有此前doing思维定势作对比，所以才有being思维在跳出定势、拉开距离之后“旁观者清“地看清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doing模式下的感受的对比，在being模式下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与感受完全可能如同人对周围空气的感受一样因无参照而无感。既然无感，快乐又何从谈起？

第二，being带来的快乐需要有doing模式所带来的物质条件的保障。不论何种职业、工作，都离不开人的doing模式的思维与意识；如果只会being式的思维，不能或不愿进行doing式的思维，则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一事无成，连肚子都填不饱。这时候他/她哪里还有闲心思去感受、欣赏什么当下环境的美？如果布兰森每日要为全家下一顿饭的着落发愁，即便他新生孙儿的小手可以给他带来些许快乐，这种快乐又能持续多久？

第三，并非只有being才能给人以快乐，doing也同样可以，尽管可能是不同性质的快乐。目标的实现，尤其是经过艰苦努力后的实现，能够带给人们巨大的快乐与满足。的确这种快乐不会是永久持续的，但如果将目标多级分解，则每一个小目标的实现都可以带人们快乐。另外，所谓“重在参与”说的是争取实现目标的努力过程，而不是目标实现的那一刻，也能给人以某种程度的满足与快乐。所以doing模式所带给人们的快乐可以通过类似方式被延续。同时，在being模式下的每一个经历、每一项感受所能带给人的快乐也只能是即时性而不可能是永久性的，being模式的结束就意味着快乐的结束。要想有持续的快乐，就必须保持不断的being式思维，但如前所说，这需要有doing模式的对比与保障，因而是不可能的。

第四，成功与愉悦、快乐的关系。照布兰森的说法，成功带给他的只是愉悦（joy），being带给他的才是快乐（happy）；成功并没有带给他happy，而being所导致的happy却带给他成功。这是似是而非。成功所带来的愉悦或许的确与看流云飞渡、听鸟儿问答（being）所带来的快乐有不同的性质，前者或许没有后者那般纯粹、无我，但当自己的艰苦努力结出了硕果，它所带来的成就感、自豪感在人的心理上造成的欢喜并不因此就稍逊于看到流云飞鸟时所带来的愉悦，甚至有可能远比后者更为深刻。到底哪一种是happy，哪一种只能算joy，两者只有语义上的细微差别，其高下比较纯粹是见仁见智而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

关于 “We are human beings, not human doings” （我们是‘因在而人’，而非‘因做而人’）(出处不明，有说出自XX喇嘛，另有说出自Deepak Chopra). 布兰森在这里拿 “human doing” 这个杜撰的词与 ”human being” 这个英文中代表 “人类” 的词相比较，给读者造成一种 “是在（being）定义了人，而不是做（doing）定义了人“的错觉，意在以此说明”在“比”做“对人类更加重要。这一戏法乍看之下颇能唬人，但细究起来却似是而非。

“Human being” 这个词应该是出于与其它生物的分类需要才被造出的，其中的“being“是指地球上生物的总称，其种类何止亿万，人类只是其中之一；而”人类“这一物种与其它生物的不同，就在于其human 的特性。所以，”human being“ 一词中不是”being“定义了”human“，而是”human“限定了”being“。

那么是不是人的“在”式思维，也即being，使人类与其它生物区分开来的呢？布兰森声称“我们能合作，理解，会彼此协调，会爱；这些都是使我们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地方。“ 他这里所提到的合作、理解、协调、爱，确实都属于being式意识的范畴，但并非人类所独有，其它生物应该也不同程度地拥有。另外从逻辑上说，既然”being“是所有生物的共称 （“在”式思维的being与生物总称的being，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含有“在场“、”存在“的意思，故这里混用），它自然不会是人类区别于其它生物的特性。

既然如此，究竟人类的什么特性使其有别于其它生物呢？这个自然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牛津字典中对 human being 的定义是：“A man, woman, or child of the species Homo sapiens,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animals by superior mental development, power of articulate speech, and upright stance.” 这里提到的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有：超强的心智发展、清晰的语言能力、及直立的身姿。显然这些都不是being模式所必需，而是doing模式所不可缺少。正是由此出发，人类才逐渐发展出逻辑、推理、分析、概括、抽象思维等典型的doing 思维，并最终远远地甩开了其它生物。

另外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类最初和其它生物一样只有初级的、本能的 being “在” 式意识，而doing的 “做” 式思维只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更高阶的能力。Being的萎缩固然不好，但布兰森号召大家舍高阶而就本能，岂不荒唐？

由上可见，human being一词只有在与human doing这个杜撰的、毫无意义的词的对比之下才会有 “因在而人” 这个被扭曲的解释；按照其原本的含义，应该是 “人这种(特殊的)生物“，或 “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而其特殊之处，正在于其 “doing” 意识模式的高度发达。所以， human being 一词不仅没有贬低doing 对人的重要，反而凸显了doing作为人超越其它生物的极端重要。

综上所述，”在“ 式与 “做“ 式两种意识模式都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思维模式，其关系有如阴阳，需要有适当的比例，都不可或缺。人类能超越其它物种，成为地球上诸生物的主宰，“做”式思维功不可没。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类在演化进程中也越来越偏重于对“做”式思维的依赖，从而使“在”式思维逐渐式微，最终导致人们的 “在“ 式思维的能力的萎缩与退化。现代社会中精神健康问题的日益普遍化，各种焦虑、矛盾的日益加剧，当与此有重要关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看到近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对在式思维的呼唤与强调。其中与本文议题比较密切的是 Zindel Segal 博士的文章，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and “Doing” (“在” 式与 “做” 式思维的区别) （https://www.mindful.org/difference-between-being-and-doing/ ）。Segal博士在该文中对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分析十分中肯，本文中的不少观点都参考了这篇文章。

在 Segal 博士看来，由于 “做” 式思维在处理非个人问题、外部世界问题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人们在处理个人问题、内心世界问题时也习惯性地沿用 “做” 式思维模式。这本身并没有错，而且也的确常常有效。但麻烦在于当用 “做” 式思维来处理个人问题、内心世界问题而受挫时，人们往往不能像在面对非个人问题、外部世界问题而遇到困境时那样，可以比较容易地摆脱困境，转而寻求不同的目标，反而很容易陷入“做”式思维的固定模式，在里面打圈圈，从而使自己的负面情绪越积越严重。Segal 博士用 Driven-Doing （“强做” ）一词来指称这种用于处理个人问题、内心世界问题时“屡败屡试”、不能自拔的特殊的 “做” 式思维，以区别于其它情况下的 “做” 式思维。Segal博士认为，只有在陷于这种 “强做” 式思维的情况下，才应以 “在” 式思维来取代，而不是一般性地举 “在” 抑 “做”。

前文所分析的布兰森的这篇鸡汤文的诸多问题，用 Segal 博士的这个理论框架来考察，可以归结为同一类失误：把本属于 “强做“ 式思维的问题，笼统地归结为 “做” 式思维的问题，不加区分地将 “做” 式思维一并声讨。为了凸显“在”式思维被忽略所带来的问题、唤起人们对“在”式思维的重视，一定程度地夸大“在”式思维的重要性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以贬低“做”式思维的重要性、将“强做”的问题夸大为整个“做”式思维的问题，那就矫枉过正了。布兰森作为一个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企业家，可以宣称“成功并不能带来快乐”、“做式思维不能带来成功“；但对于正在努力追求成功的普通百姓来说，如果你因相信了他就忽视了“做”式思维的重要，那么成功离你恐怕会越来越远。作为一个万人瞩目的明星，布兰森可以在行文时只求极端、轰动而置严谨于不顾；但也正因为他的超级明星形象，一言一行对广大吃瓜群众有巨大的影响，毕竟瓜众们并非总是满足于吃瓜，忍不住想按所给秘笈自己也当个瓜农的大有人在。然而即便布兰森大神自己真会如他所说，弃 “做“ 扬 ”在“ 而不妨碍他继续作他的大明星，这也不是我们广大吃瓜群众凭自己的本钱就模仿得起的。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如果真的要放弃 “做“ 而专注于 ”在“，那是会有我们瓜众们所承受不了的代价的。所以说他的这篇鸡汤文，嗅起来香则香矣，实在是”瓜众不宜“。如能以此文引起瓜众的明辨，也不枉作者啰嗦这半天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