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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食、慢生活》笔记

一、以品质为目标

优质

想定义“品质”,却只说“所谓有品质的产品必须是优质的”,这并没有解决品质的相对性问题。

所谓“优质”,是指一个人会喜欢它,这应该是知觉层面的问题,这一层面深受个人、文化、历史、社会经济及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上述因素当中很难看到客观性,然而事实上,唯有拒绝这种客观性,拒绝建立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品质规定,我们才能了解什么是优质的。

美食学中所称的“优质”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 第一,一个产品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然的,尽可能尊重产品的原始特色
  • 第二,它能带给我们具有辨识性的感官刺激,让我们能在某一特定时刻、地点或特定文化内评判它。一种食物也许此时此刻对某人而言是优质的,但是并不代表它对20岁的伦敦年轻人、蒙古放牧人、巴西桑巴舞者或泰国医生而言也是优质的。即使是我自己,若百年后我仍有幸品尝那些我现在觉得优质的东西,也未必能保证我有相同的感受。

在定义什么是优质的过程里,有两个主观因素非常关键:

  • 第一是味觉,这是非常个人化的,跟每个人的感觉有关
  • 第二是知识,属于文化层面,跟环境、社会、技术及地方历史有关

洁净

有品质的产品要满足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它必须是“洁净”的。

“洁净”同样是复杂的条件,但相较于之前的“优质”,它客观多了。洁净同样也与食物的天然性质有关,但却指涉另一种天然。这里的天然并不是指复杂的产品天然特征,而是指产品的生产及运送过程天然。一个产品从原产地到餐桌,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也没有浪费或过度使用天然资源,那么它就是洁净的。用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讲,就是它的生产过程必须符合天然、可持续的条件。

“洁净”的定义主要依据“可持续”而来。可持续可视作一个相对的概念,但我们只有计算出付出的成本与实际利益之间的关系,才能建立符合可持续性的规则。我们常会接受因生产所导致的污染,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者低估了我们付出的环境成本。所以,我们必须设定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必须是基于我们的常识而设定的,至少在无法正确计算环境成本时,我们的常识要能派上用场。

“洁净”和“优质”两者互相依存。尊重天然是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基础,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互补互惠的关系。没有受到污染的土壤,能培育出让我们赞叹的产品,洁净的空气也让产品生产得更好。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更能降低生产的成本,让食材发挥最大的潜力。

可持续性

食物的可持续性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先仔细想想下面哪一种状况比较符合可持续原则。

是食用海运进口的巴西有机杧果,还是吃离自己家两条街的面包店做出来的面包?

要判断食物是否可持续,首先要知道食物在被送上餐桌之前的这个过程可能造成的生态影响。这时要先问问自己,这种食物是否健康,是否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可持续的优质),还有它是不是生产者在公平性的工作原则下所生产的(可持续的公平)。

回到杧果和面包的问题。乍看之下,似乎巴西有机杧果更不符合可持续原则,因为杧果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旅程,才能到达餐桌。不过答案没这么简单。这些杧果是经过认证的有机产品,没有接触农药、杀虫剂,它们经由海运,到达港口前可能是由火车运送,这种运输工具造成的污染,比飞机或卡车少得多。相反,面包使用的原料可能是密集工业化生产的小麦面粉,这些小麦经由卡车长途运送到磨坊,造成了污染,而面包师父也可能因为没有正确使用烤箱,进而排放污染空气的有害物质,这样看来,面包反而是更不符合洁净条件的产品。

有人会说,那么可持续性也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而我说,那只是因为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是假设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得到准确的数据资料,大家其实可以进行正确的比较和选择。

现在是时候了!每个人,不管你是代表生产商、贸易商、组织、机构,还是只代表自己,都应该问问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可持续的,并且要用实际行动去计算及测量产品的可持续性。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不符合可持续性原则,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环境的可持续性是“洁净”产品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目前它仍需要消费者自行判断。它可能涉及经济现实冲突(和生产商的经济利益冲突),也可能涉及社会公义。人们其实可以计算、判断是否存在可持续性,只是目前相关信息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也可以说人们懒得花时间或者无法取得相关信息去判断是否存在可持续性。

我们努力想让生产过程的信息公开,例如整个生产过程中生产原料使用的农作方法、生产区域、运输模式、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是否尊重等,并且让普通大众获取这些信息,这绝对是新美食家的任务,最好的方法是将相关信息标注于标签上。这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责任的问题,而我们所有人都要分担这个社会责任,判断产品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不论是农民、生产加工人员(不论是工业加工还是技术加工),还是有权立法的政治人物、每天购物的一般大众,大家共同分担这个社会责任,确保所有的产品都符合可持续性。

在我们问过自己这个产品是否符合“优质”的条件之后,第二个必须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它符合“洁净”原则吗?是具有“可持续性”的产品吗?如果没有办法取得相关信息做判断,那就让我们联合起来,向生产者提出要求,让这些信息能够公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评估,并且根据我们的评估去做选择,这是确保品质的唯一道路。

怎样做才能削减工业化对农业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拒绝所有非天然的东西,拒绝引进非可持续性设计,凡是破坏和谐关系的事物,我们都要拒绝。

把杀虫剂和化学肥料当作生产方式,就是非可持续性的。或许它们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我们却不能让地球一直都停留在危险状态,所以一定尽量避免使用。它们对土地和人体健康都有害,更不能延续生命,如果我们继续下去,最后留给子孙的,就只剩下贫瘠的土地。

我们必须拒绝密集生产,不论针对植物还是动物。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扩大生产,我们需要的是改进以及“清理”原有的生产方式。我们不能每年都不断地对土壤或奶牛提出更多的要求,以此提升绩效,我们也不能指望一只鸡只花上自然生长期一半的时间就直接长大。大家要知道,它们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它们的自然机制不像碾磨机那样可以修理,一旦被打破就不能够修复了。

还有,我们必须赋予当地原生物种以优先权,它们的生存能确保生物多样性,能使自然系统自我平衡。它们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根源于其中,演化于其中,是维护生态系统的保证。它们能确保口味的多样性,它们继承的基因是所有人的遗产,如果能对其加以分类并保存,就能帮助我们找到看似不存在的解决方式。这样的话,现代基因科技就能帮助我们弥补损失,而非更进一步摧毁生物多样性。为了增加产量而创造出来的工业化物种及品种,让生物物种减少,需要耗费大量的天然资源去滋养,所以它们不符合“优质”及“洁净”的原则。

其次,我们不欢迎转基因生物。我不会讨论这些转基因生物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害,因为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这还需要长期的研究;我也不会单纯地停滞于道德考量上,例如,辩论人类是否有权干涉生命,人类应不应该制造在正常情况下不会产生的杂交品种,或者我们能否注册生物专利之类的问题;我更不会讨论它们是否会给农民带来经济效益,虽然根据经验和资料显示,在美国进行的商业化农业可以说是全盘失败。

从环境的角度来看,转基因的生物是不可持续的。不止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和那些密集耕种的杂交品种相比较,转基因生物常常会带来更大的冲击。某些种类的转基因生物(例如玉米)特别容易污染传统农作物,它们会侵入其他地域,并散布在环境中。转基因生物乍看像是工业化农业达到顶峰的“完美品种”,它的耐力更强、更高产,是更理想的单一栽培作物。这些转基因生物是生产系统的主要产品,颠覆了自然原则,无论它们是否与环境共容,这个系统都是错误的。

我们也必须拒绝单一栽培,它会让田野及土壤中生物物种变少。过度的单一栽培,使得不论好坏的杂草都一起被移除。为了维护作物的生存空间,进行单一栽培的人除去了存在于原生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不论是小树林、树篱、益虫、鸟类,还是两栖动物,几乎每样生物都因为占地数公顷的葡萄园、玉米田、橄榄树丛的发展而消失。即使是有机耕种也有这种情形。所以如果过度进行单一栽培,也会威胁生物多样性。

相同的可持续性原则,也可以应用于一些不需要特别去种植或养育的产品。以渔业为例,也必须遵守可持续原则,不能无止境地消耗渔业资源,到最后造成无法补救的后果。当我们谈到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因食用目的而过度开发这类议题时,不能忘记海洋中的食物。它们也需要我们关注,因为它们的受损程度,可能比土壤受到的伤害更严重。

最后,削减工业化农业是指拒绝这个系统,不单单是引进跟现代不同的生产技术,例如小规模生产、有机栽种、生物动力学等。因为某种作物即便不涉及使用化学药剂,如果它是工业化农业下的食物生产系统中的一部分,同时还代表简化及利润导向的心态,不考虑环境成本,也不尊重地球及居住其上的生命,那么这种食物也可能是不可持续的。想削减工业化农业,必须在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接受复杂的研究方法,使用或现代或传统的科学工具,评估新生产模式的可持续性。

限制:以洁净的产品为目标

在有关“洁净”的主题上,我们所能取得的信息,要比讨论“优质”的时候有更多具体的事实。但我们如何在大量信息之中找到方向呢?

  1. 首先,我们要运用常识,以先前提到过的“受过训练”的自觉性为基础
  2. 其次,我们要知道,常识主要受我们对事物了解的极限的影响,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极限。我们必须明了:在极限之外,不会存在任何成长及发展的空间;超过极限,只会带来毁灭、长期的经济损失、生态损失,最后只剩下贫瘠的文化。

每种生产都是有极限的。一种蔬菜、一个品种、一个地方及一个生态系统都有其结构性限制,若突破这些限制,势必改变它们的特性。例如,有一种多脂肪的科隆纳塔培根,它只能在意大利托斯卡纳一个叫作科隆纳塔的地方生产,因为当地的气候适合,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期望不断地扩大生产。原本的地理条件及气候虽然适合生产,但它所能承受的生产量仍有其极限,把生产区域扩张得太大的话,将改变产品的本质,同时产生结构性的限制。

我们不能只为了满足生产的需求,便越过极限。我们应该以差异化为目标,以在其他地方生产不同种类的培根为目标。例如,生产方法可以类似,最后赋予它们不同的名字。

想一想那些名副其实的“牛奶机器”——荷斯坦奶牛,和它们比起来,原生奶牛生产极少量的牛奶。但是这些原生奶牛所产的牛奶却有其独特性,所以不应该只是因为想提高产量就将它们替换掉。但我们也不该无止境地增加原生奶牛的数量,它们可能已经习惯于放牧生活,而不能适应其他种类的人工豢养方式。

皮埃蒙特的朗格地区出产很棒的葡萄酒,但也不能只因为它们的葡萄酒在国际市场成功地打开销路,就让朗格成为单一栽种葡萄的地方。在这些盛产名酒的地方,本来就不应该在每一处都种植葡萄。但现在,即使是面朝北的山丘上也都种满了葡萄(过去从来没有人会想要在这个方向种葡萄),现在大家都不管实际状况如何,只依赖肥料及化学杀虫剂让葡萄藤生长。所以土壤被毁坏,越来越干旱,树木、田野、草地、树篱,还有当中所有原本存在的植物及动物都被移除,以便让出空间给葡萄园生长。生物多样性消失,山丘的生态系统被削弱,变成了制造葡萄酒的机器。这样随意地利用土地,很快便严重影响到了当地葡萄酒的生产品质,因为已经超出这里的极限。

食物产品的经销商不应该只为自己方便,就随意把产品从地球的一端运到另一端,如此一来,增加了食物里程的污染,最后可能导致严重失衡。

大家口中的丰沛富足,其实应该有其限制。世界上食物的生产量足够让全世界的人食用,为何我们还要再增加产量呢?我们为何坚持要打破地球的极限?如果继续这样做,只好不断创造出新的极限,直到我们无法挽回。如同诗人朱塞培·翁加雷蒂所写:

  • 人啊,在单调乏味的宇宙中
  • 以为创造越多,拥有越多
  • 但通过慌乱不安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 只是更多的限制,局限了自己

管理极限是迈向可持续性的第一步,这不只是针对环境意识而言。想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放弃人类进步的唯一标准——经济增长。我们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自己和国家的财富,但我更同意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利经济学专家阿玛蒂亚·森的意见,他曾说我们应该开始计算“国民幸福指数”。我们问问自己超出了哪些极限,还有哪些是快要超出的;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行为,试着管理极限。在原有的极限之内,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我们想要的成长机会,当然,前提是我们不会凡事以金钱为衡量标准。在极限以内存在着“优质”,全世界的“优质”;在极限之内也存在着“洁净”,存在着一定的品质。

洁净就代表“优质”吗?

一个洁净的产品,即使它具备所有成为“优质”产品的先决条件,也可能败在不纯熟的生产者手上,转变成不好的产品。例如,部分有机农产品就是个例子,如果从产品口味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完全无法被接受的。我们不能只追求不伤害环境的洁净产品,同时也必须努力达到“优质”这个目标才行。

然而我要再说一次:一个洁净的产品,是具有神奇滋味的;让“洁净”与“优质”这两种价值手牵手、像因果关系般联结在一起。

公平

一个有品质的产品需具备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条件,便是公平。

在食物的生产过程中,“公平”这个词含有许多意义,比如

  1. 社会正义
  2. 尊重工作者及其掌握的知识
  3. 尊重乡村生活
  4. 支付工作者适当的薪水
  5. 对优质生产怀抱感谢之心
  6. 重新评估在历史上社会地位一直处于弱势的农民的价值

把这些生产食物、种植作物、豢养牲口、把大自然变成食物的人(这些人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当作社会的弃儿,让他们在各式困境中挣扎糊口是不对的。世界各地的农民正面临各种问题,他们与农村有不寻常的关系,但只有少数农民能够成功(在这些少数幸运的农民当中,大多数不生产符合“洁净”或“优质”原则的食物)。

全球食物系统应该致力于找出对每个人而言都公平的东西,根据世界不同地理区域的特性去研究,但现在这个系统反而只是创造了不公及可怕的艰难状况。

我们对“公平”所下的定义,与社会及经济可持续性等重要概念联系紧密,与生态可持续性相关,从广义上来说,也包含我们在环保描述上所丢失的要素。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公平是指平等地对待从事农业的人,尊重那些热爱土地、尊敬土地、视土地为生命之源的人。在皮埃蒙特,人们会说“土地是低下的”这句话,因为农民生活艰辛,所以许多被贬低的农民都想有翻身的机会。商业化的农业让所有农民变成工人、奴隶、贫民,他们的未来更没有希望。

所以,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系统,让这些人认同他们扮演的角色,我们绝不能没有农民这个负责生产制造的“社群”。我们必须在这种社群观念和命运、归属观念中建立新的系统。从农民开始,从这些生产社群开始,我们必须建立能对抗现行支配我们系统的全球网络,我们必须让人、土地及食物回归核心,建立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尊重多元化的人类食物网络,并推动品质原则,也就是优质、洁净及公平。

 

二、改变模式,从学校开始

如果说美食家靠自学,那是指从来都没有正式教育机构能够帮助他们。的确,如果从营养学教育的观点来看,学校存在严重的缺失。美食学从来不是以研究主题而存在(虽然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学生们只被教导一些肤浅的营养概念,结果常常适得其反。使用的教材通常不正确又无聊、重复性高且抽象,被所有年龄层的学生视为强迫教育,所以没有学习意愿。一般来说,这种课程只限于各种营养成分的一览表,和告诉你什么对你“好”、什么对你“不好”。而学生们最喜欢的产品,却往往是对他们不好的,因为那些产品用了大量的人工甜味剂。但光说这些产品不好,禁止学生们吃,并没有教授学生什么知识,反而只会让他们抗拒这种形式的教学。当然,也有由纯技术性忠告构成的布道式课程,但常常沦为一些教授生物机能和基本卫生规则的课程。

享乐的原则更是刻意被忽略,甚至根本没被列入考虑。虽然营养规则无疑是正确且需要解释的,但单靠它们是不够的。在这个美味已经标准化、某些种类的食物已经消失的世界里,我们跟食物的直接关系更加微弱,中间更存在着数不尽的人为干预及障碍。所以,我们必须让美味恢复过去原有的中心地位,并且要在所有学校里以实用的方式传授。

告诉孩子们食材从哪里来,让他们能切实触摸、处理、烹煮,最后再吃进肚子,这是教授他们关于食物及美味最有效率的方式。引导他们的感觉能力,教他们如何辨识,让他们能理解、欣赏属于自己生长区域的产品及传统烹饪法。教他们关于自己所属区域的营养文化,让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去选择,能区别、购买及评估不同种类的食物。

这个依据口味及其与食材的直接关系建立的教育模式,并不是唯一的模式,它并不能取代营养学家及以健康为目的的教学手段。我们需要的是这中间缺少的、从小就用来训练孩子认知世界的那些环节。有关运用感官能力的方法,已经有人写过,这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创举,它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远超过人们最乐观的期待。

谈到学校的食物及口味教育,依据慢食协会在意大利、德国、美国、日本证实的经验,孩子们很容易接受与享乐原则相关的教育方式,因为他们对令人惊奇的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像白纸一样的感官能力,让他们能没有偏见地接受任何事物。所以,他们会很高兴地品尝不同口味的奶酪,学习它的生产过程,并区分没有经过巴氏杀菌法处理的牛奶与经过巴氏杀菌法处理的牛奶制作出的产品有何不同。

但这不是现在的孩子们能取得的唯一直接、充满欢乐及实用的方法。慢食协会的成功经验(在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的经验)让“学校菜园”的观念崛起。这是指在学校里腾出一小块地种植蔬菜,让学生们学习自己种植食物,让学生了解四季变化的特征,撷取果实去品尝、烹煮,判断这些食材,并跟超市里的产品做比较。他们的感官能力因此变得强大,可以领悟地球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孩子们能取得那些原本和食物生产密切相关的人(在乡村中)才拥有的自然知识,因此他们能突破现今饮食环境产生的限制,像是当地饮食模式的改变、工业化农业产品的扩展、家庭料理的消失、快餐机构的扩展(这些机构持续不断地用极具吸引力的广告,以及各式各样的小玩具讨好孩子们)。

我们迫切需要关于感官及“土地”的教育。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要从孩子小时候就提供给他们必需的工具,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世界,找出自己的定位。学校若未能教授孩子关于享乐、美食、食物处理、基础农业以及属于他们自我认同的营养文化,绝对是不可取的。

 

三、共同生产模式

农业及美食行为

温德尔·贝里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把共同生产者的意义全都浓缩到一个句子里:“吃东西是一种农业行为。”我们应该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因为它把所有共同生产者的意义都浓缩了进来。

漫长的生产过程是从土地开始的,我们身为最后的消费者做出的选择,可以影响生产过程、地球及环境管理形态和农业社群的未来。这句话也传达了团结一致的社群意识及归属感,这是我们对食物生产者应有的感觉。不论是在生理还是心理方面,都要让生产者更贴近我们,这就是新美食家的任务。

生产者也必须共享这种社群感,他们要有自觉及完全开放的心态。因此,再进一步诠释贝里这句话,我们可能也需讨论“耕种、豢养牲口、加工”这些过程。现在消费系统成为主导系统,制造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导致彼此分离,甚至冲突、对立。生产者孤单无助,被控制中间过程的人操控。最近在意大利有个案例,农产品的零售价暴涨,但是辛苦种植产品的人却抱怨收购价格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农民生产的产品经过漫长的旅程,最终到达世界上某个人家的盘子里,但中间过程已不可考,徒留农民的绝望与困苦。

生产者跟消费者一样,任由这个错误的系统摆布,许多人失去了对自然美味的鉴赏能力,他们不再保有原先对土地的认识,没有相关知识及技术,被放逐到工业化的农业生产环境中。工业化农业为他们提供种子、肥料、化学处理方式、动物饲料、抗生素——看起来似乎都很适合土地及动物。生产者就像工厂里的工人,和地球一点儿直接关系也没有。

在过去,农民和土地结合,但今非昔比。我们遇到在生产线上工作的人,感觉就像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所饰演的角色一样异乎寻常。在牛棚做按件计酬工作的人,在偌大的田野中不断地给地球及生长在其中的生物灌喂药物,不计一切代价,就是想让产量及销售量达到最高点。地球是生是死并不重要,食物真假、天然与否并不重要,是否美味也不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知道谁会吃到他们生产的食物,生产实现了完全的工业化,形成了规模经济。有人养了上百头荷斯坦奶牛,把它们圈养在大型牛棚里,喂食它们经过特别设计、能带来最大产奶量的饲料,只要一按按钮,自动控制系统便会连接上饲料储存塔开始输送饲料。每天几乎不停地用机器轮班挤奶,再把牛奶传送到储奶槽,由大卡车载走。利润增加,甚至每头牛的产奶量也增加,就像卓别林电影里工厂的工人。不尊重消费者(他不认识消费者,也不想认识消费者),不尊重牛奶品质,更不尊重自己以及身为一个食物生产者所该扮演的重要角色。

农民越来越习惯这种生产方式,经历几个世代之后,他们便会失去自己的本能感觉,而他们与大自然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连带影响着他们所吃的食物。曾经,即使贫穷,他们也不愿意做不美味的食物,传统乡村料理的美味程度可以佐证这点。然而,现在为了生活,他们也到最近的超市里,跟其他消费者一样搜寻货架上的工业化食品。就像普通的消费者一样,农夫也被剥夺了感官能力,不再是自己生活及未来的主人。

接下来,我们会有孤立、困惑而且融入消费者的生产者;另一边则是孤立、困惑的消费者。每个人都在消费,但消费的人不知道任何关于农业的事,而生产食物的人不知道任何美食方面的事情,关心生态的人又与食物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因此财富分配不均,知识也消失了。

在这种情形下,大权握在经销商、中间商、为农民提供原料(如种子等)的人以及最后创造商品品牌的人手中。除了看广告以外,我们完全没办法追踪食物的起源或了解这个产品。(重要的是,这些广告总会设法用一些天然的东西刺激大众的欲望,例如从树上取的橄榄油、完全不明确的绿洲生态、切片面包包装上的金黄麦穗图案等)。再举一些大型控股公司的例子,它们同时拥有动物饲料工厂、采取代养方式的动物饲养系统、卡车车队、香肠工厂、乳制品工厂及连锁超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难以理解的工业之间的关联,其实是由少数个人所管理及控制的。

这个系统必须改变,而只有一种人可以将大家联合起来,并且影响每一个人,那就是新美食家。这个词不只对有美食概念的农夫适用,对共同生产者也一样适用。两者都是在食物生产方面,属于寻找自己应得尊严的领导人物。他们必须教育自己成为新美食家,也必须超越各个社群之间的距离,认为自己是社群的一分子,属于食物社群,同时也是有着共同命运的“命运社群”的一分子。

不论远近

生产者及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不只是抽象的,还象征着两者之间完全缺乏沟通,甚至常常近乎对立。事实上,也是因为他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才会被利润和失控的消费者保护意识蒙蔽。

这个距离其实是具体的、可感觉到的,同时也是很难跨越的。

消费者如果觉得自己是共同生产者,就必须从这里入手,努力消除彼此的对立,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越来越两极化的问题。这个距离是全球化的结果(食品到达餐桌前,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旅行)。工业化农业其实是城市的发明,事实上,是城市里的消费者和设计体系的人决定了现在的农业方式。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农民被迫接受这个系统,因为他们靠市场生存。新农业如果想有发展空间,也必须靠城市人的发明,只不过会是依据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紧密关系而发明的。明显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更新本地经济模式与缩短食物生产链的问题。

用比较实际的话来说,我们必须开始采取“适应本地生长”的方法。这是地球上所有物种一直都在遵循的原则,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脱离这种需求。过去人类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农业必须适应环境,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但现在我们不再遵照这个原则,却是因为大自然给了我们更大的便利,经济规则也演变为“在这里找不到的东西,可以到其他地方去找”。但是当这种方法不再可行时(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接近那个完全不可行的极限),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如何适应当地的环境。这意味着,我们将重新思考一个地区所具有的潜力和极限,我们必须思考当地存在的是哪一种生产社群,以及他们如何为我们提供营养。

这个概念和生计经济概念很相近,也跟区域人民靠自身资源生存的能力关系紧密。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加速农业工业化的转变因素之一,就是许多家庭放弃自己原本的小型农业生计。相反,原本的规则应该是,让每个国家或社群优先想到喂饱自己,并且只有当这个目标达成后,才能把多余的产出拿去进行贸易。然而,这条规则显然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大不相同。最贫穷的区域大多数都是乡村形态,这个形态是他们保证生活尊严的基本条件——确保与传统及周遭环境和谐共存,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富裕地区则是城市形态盛行,这个规则可以应用于简单的产品本地化,通过创造直接购买群体,寻找最贴近当地环境的产品(像研究“食物里程”的影响一样的方法),这个直接购买群体,将是由消费者和互助农会,或与更多新创立的农友市场,共同组成的。

例如,以当地为基础的城市购买团,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值得发展和执行。美国及法国的经验(还有意大利一些零星的独立案例)都显示这个方法可行,可以避开不公平及不可持续的经销系统。做法就是城市居民团体和农民团体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符合彼此的需求。城市人想要新鲜、应季、价格合理的产品,也想要认识种植这些食物的人;而农民们想要得到价格的保证,不想受市场价格波动的摆布,希望他们的生产成果能被奉为美食,而不会被销售及市场系统混淆、降级,甚至永久消失。他们彼此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然后由城市人预付一整年购买农产品的款项,这样农民便同意每周送水果、蔬菜、鱼、奶酪等产品到城市人的家中。这是对双方而言都很理想的解决方案,大家或许已经发现,我们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些善意及分享精神,或者说是共同生产的观念。

从根本上来说,问题在于重新配置生产及消费区域,让两者在同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地理位置上不要相差太远。现代运输及全球化食物系统提供的设备,能补充所有匮乏、协调所有不平衡,使系统和谐,并且确保为“生产社群”(指工业化的生产)提供最重要的服务。同样的看法也可以用来说明新的传播沟通方式,从这个观点来看,食物网络就是一个尚未被完全开发却有着巨大能量的工具。

我们必须采用适应当地生长的原则,重新配置生产消费系统,必须了解食物是一种共同生产网络,在这个网络上知识是共享的,生产方式是可持续的。食物必须先被视为一个网络,才能进一步构成由食物社群组成的美食家网络系统。

 

posted @ 2022-05-19 07:56  郑瀚  阅读(257)  评论(0编辑  收藏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