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瘾剂量》（Dopesick）观后感

1、好剧推荐

 

这部剧豆瓣评分9.3，在这部剧你感觉很压抑，处处碰壁，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小胜利，马上又被打回原地。

这部剧真的很值得看，就如同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的话一样：沉默啊，沉默，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们不能沉默，哪怕只是很渺小的声音也该被听到。就像布里吉塔、约翰、瑞克和兰迪一样，正因为有他们，才会让更多人了解真相。真的是一部良心剧。

 

连着刷完了全部7集之后，感到十分震惊，于是google一下关于美国普渡制药的相关信息和这起震惊美国乃至全世界医疗界的惊天案件。

 

2、医药代表之祖：萌蒂制药背后的“犯罪家族”

扭曲的医药代表模式，比镇痛药滥用危害更大

从北京大学标志性的西校门进去，穿过一座小桥沿路左转，不多久就能看到坐落在鸣鹤园里的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与北大其他建筑相比，这座博物馆知名度并不高。博物馆1993年5月27日正式开放，所藏多为中国考古学各时期的典型标本。博物馆的出资者是美国友人亚瑟·赛克勒博士，1986年他和妻子来到北京为博物馆奠基。不幸的是，1987年赛克勒就去世了，没能看到博物馆的建成。

赛克勒的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他有个朋友，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13年，赛克勒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杂货商家庭。在他25岁就读纽约大学医学院期间，他通过做兼职，资助了一位“忘年交”的加拿大医生前往中国，参加中国反法西斯战争。

赛克勒的这位朋友，叫做白求恩。

赛克勒将白求恩视作自己的精神榜样，并一生都对中国充满好感。中国人民也自然不会忘了这位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在他去世后的1993年9月10日，中国以很高的规格地迎接他的企业来华投资：成立仪式放在了人民大会堂，参与合资的中方是抗战时期就成立的老牌国企北京制药厂，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题词祝贺。

这恐怕是国内外商制药企业中，获得殊荣最高的一家。

这家合资公司的名字，叫做北京萌蒂制药。成立28年之后，它灰溜溜的离开了中国，留下一地鸡毛。

最早的医药代表

萌蒂制药的诞生，与赛克勒的专业不无关系。

赛克勒据称是第一个使用超声波进行诊断的医生。大学毕业后，他主攻生物精神病学。他的两个弟弟也先后学医，也是精神科医生。

赛克勒三兄弟的研究，现在看来有点神秘色彩：他们想到了一种替代电击疗法的新技术：用大剂量的组织胺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症等。这种直接针对人体的尝试在当时并不受限制。

在搞研究的同时，赛克勒还有着出色的艺术细胞。早年他考上的是纽约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但由于家里没钱供他学艺术，赛克勒才改行学医。上世纪40年代，赛克勒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医生，而是一家名叫“威廉道格拉斯麦克亚当斯”的广告公司，专做医药广告。

可能是犹太人有经商天赋，赛克勒和他的两个弟弟很快就找到了药品销售的最大秘诀：向医生推销。

关于此事，2019年时哈佛大学一位历史学家曾评论道：赛克勒并不是第一个向医生推销药品的人，但在他的影响下，医药代表成为一股风潮。

赛克勒通过杂志等媒体，向医生直接宣传药品的功效，医生了解和熟悉这些新药后，才能向患者开出处方。赛克勒还帮助医药企业建立销售队伍。1950年时，辉瑞还只有8名销售人员，但到了1957年，辉瑞的医药代表已经超过2000人。这其中就有赛克勒的指导。

医药营销天才赛克勒曾帮助罗氏、辉瑞等公司打造多款“重磅药物”，包括罗氏的安眠药“安定”和“利眠宁”，以及辉瑞的土霉素。

不过在美国，赛克勒毁誉参半。正是由于他开创的“医药代表”销售模式，导致美国药品销售长期存在“欺诈营销”的现象：只要说服医生，哪怕用违规或欺骗的方法，也能让药品大卖。

当然，医药代表模式传入中国之后，衍生出了新的变种，这自然是很多业内人士更加熟悉的话题。

在医药营销方面取得成功之后，赛克勒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有钱实现他的医学梦想。1952年，赛克勒家族的两个弟弟出面，收购了一家1892年成立、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老药厂：普渡·弗雷德里克公司。

赛克勒三兄弟把普渡公司总部搬到了美国康涅狄格州。随后，普渡制药开始在全球扩张，1966年时，赛克勒兄弟收购了英国剑桥的私人药企纳普制药；1967年又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萌蒂制药。

但是，三兄弟中的大哥亚瑟·赛克勒早已功成名就，志不在医药上。因此直到大哥1987年去世时，普渡制药和其联营公司纳普、萌蒂依然寂寂无名。

“毒品帝国”

普渡制药的早期产品包括防腐剂、泻药、“掏耳朵神器”等，大体上都是些非处方药和大健康类的小玩意。

不过赛克勒三兄弟毕竟都是精神科医生出身，普渡还是有一些核心产品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施康定”。

美施康定即硫酸吗啡控释片，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款受管制的药物，主要用于镇痛。1972年，纳普公司的科学家开发出了全球最早的缓释技术Contin，可以保证药物吃下肚子后持续释放12个小时。

Contin技术很快和吗啡结合起来，普渡制药在1984年制成了美施康定，1987年正式上市。

亚瑟·赛克勒在美施康定上市这一年就已经去世。在很多史料中，这位慈善家和营销奇才似乎后半生一直在从事艺术和收藏工作。但美国针对赛克勒家族普渡制药的调查，早在1959年就开始。当时美国参议员凯福勒成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指出：赛克勒家族拥有一个“医药帝国”，从事包括毒品发现、制造、营销和广告的一条龙工作。

在赛克勒开创的医药代表模式下，制药企业一边向顶级医学专家资助费用，开展有利于药品销售的研究；一边给基层医生提供商业贿赂，另外还通过出版物等充当喉舌，向社会和政界游说他们的营销观点。

这一系列工作似乎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药企营销模式没有什么差别。但医药代表一旦和吗啡结合起来，可怕的结果就产生了。

自从德国默克公司在1827年实现了吗啡的大规模生产之后，吗啡就一直十分敏感。一方面，吗啡在医院里和战场上帮助无数患者和伤员减轻了痛苦，另一方面，吗啡容易被滥用，容易成瘾。

在刻意的营销安排下，普渡制药的吗啡产品很快在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启动调查的参议员凯福勒虽然注意到了问题，但没有把调查深入下去，只是在1962年推动通过了“凯福勒-哈里斯修正案”。

身后戴眼镜者为凯福勒

在1962年之前，FDA只要求药品是安全的。很多药企开始钻空子，用“改剂型”的方式申报新药，谋取高价。这一幕相信国内医药行业人士也似曾相识。1962年以后，有效性成为FDA考察的关键，“改剂型”没用了，而且FDA规定必须说明书上披露药品副作用。

但是，针对普渡制药的调查就这样被放过去了，美国错过了早期限制普渡制药的最佳机会。终于在1995年之后，问题开始大规模爆发。

托名“疼痛管理”

1995年，普渡制药最为臭名昭著的药物“奥施康定”（OxyContin）获批在美国上市。

沿着亚瑟·赛克勒的医药代表模式，普渡制药开始向医生持续不断推介新款镇痛药物，称该药可以12小时长效止痛，早一片、晚一片，持续缓解疼痛24小时。

和美施康定一样，奥施康定也是吗啡类药物，而且强度大约是吗啡的1.5倍。这样的药物理应受到严格监管，但普渡制药把这款药物描绘成人人可用的普通药物，另外还通过邀请医生参加“疼痛管理研讨会”，向医生付费支持他们演讲等方式，鼓励医生开药。

奥施康定有一个特点：在研磨稀释后，通过鼻子直接吸入，可以达到类似毒品海洛因的效果。产品说明书里也是这么说的：“压碎的奥施康定可以导致药效迅速吸收，达到中毒剂量。”

根据美国司法部2018年披露的一份机密报告：早在1997年，也就是奥施康定上市后的第二年，普渡制药就收集了大量市场资料，其中有超过100份内部报告中提到了“黑市价”、“粉碎”等字眼。

普渡制药早就知道奥施康定在市面上被当成毒品滥用，2000年的时候，普渡资助的一项名为“滥用、替代和成瘾性检测”计划显示，奥施康定已经成为滥用最多的镇痛药物。

但普渡制药依然继续加大推广，并聘请了知名的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研究如何通过给回扣等方式，在美国连锁药店CVS等机构中增加销量。麦肯锡给普渡制药的营销建议是：盯住有处方权的医生，同时强调药品缓解疼痛的功能。

2012年时，《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篇文章显示：76%的海洛因吸食者最初就是从滥用奥施康定开始的。

普渡制药迅速成为美国社会公敌，2007年时候，普渡制药的三名高管终于在法庭上承认，公司隐瞒了奥施康定容易上瘾的事实，并支付了6.35亿美元的罚款。

掏了罚款之后普渡制药并没有收敛其推广镇痛药的行动，只不过在美国不敢再明目张胆的搞了，普渡制药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

疼痛是一门面向全球的生意

普渡制药有两家联营公司，同为赛克勒家族控制。在美国之外的市场，萌蒂制药就成为了普渡制药生产、推广镇痛药物的主要渠道。

1993年，中国引进萌蒂制药，除了欢迎“老朋友”的投资之外，也有深层次的考量。肿瘤患者疼痛问题一直存在，在萌蒂之前，中国常用的“杜冷丁”等吗啡类镇痛药物无法实现缓释功能，患者需要短期、大量使用，才能缓解痛苦。萌蒂无疑能带来了全球最新的技术。

当时我国对于外资的管理制度还比较严格，外资药企必须和国内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才能落地，这对于技术引进有很大的帮助。

2004年开始，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的承诺陆续落地，医药领域逐渐对外资全面放开。2006年7月，萌蒂公司出资735万美元，收回了北京制药厂手中持有的北京萌蒂制药50%的股权。从此，北京萌蒂制药成为萌蒂公司在华全资子公司。

在中国，萌蒂采取的策略是“降维打击”。

早在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向全世界推荐了“癌症三阶梯止痛法”。1990年，世卫组织和中国卫生部药政局联合主办了第一届“三阶梯止痛培训班”和学习研讨会，并且将相关知识列入了中级医师专业考试题目中。

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以及首任国家药监局局长、被处以极刑的郑筱萸都十分重视癌症止痛工作，萌蒂作为长期支持我国卫生事业的跨国公司，自然在其中获得大量的市场。

推动“疼痛管理”是萌蒂公司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作。2011年3月，卫生部下发了《癌症疼痛诊疗规范》，要求在全国开展“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创建活动，在3年时间内建立150个“示范病房”，带动我国癌症疼痛规范化诊疗水平提高。

萌蒂制药在这一过程中大肆扩张，希望在“示范病房”建设中占据一定市场。有外媒报道，萌蒂公司一直强调，世卫组织的规范中，奥施康定是首选药物，而普通吗啡等药物的优先级要更低。

米内网数据显示，2011到2015的五年间，奥施康定占据国内样本医院羟考酮市场的主要份额，其中缓释片剂占到73.98%。可以说，自从2011的“症疼痛诊疗规范”之后，萌蒂的业绩就一直在快速上升。

制定标准，一向是外资药企的核心策略之一。这一点上萌蒂可谓学到了精髓。外媒报道称，和普渡制药一样，萌蒂在中国也通过付费的演讲、宴席、活动、付费旅行等等，拉拢医生。但据称，萌蒂“不需要贿赂”。

医药代表模式和镇痛药都有滥用风险

2017年8月，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疼痛诊疗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天津市肿瘤医院疼痛科科主任王昆介绍：“在中国，癌痛治疗不足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约有70%患者的疼痛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如果能尽早接受规范化治疗，70%以上的癌症疼痛都可以达到有效缓解，大大改善生活质量。”

王昆的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疼痛科医生的态度。中国肿瘤治疗疼痛管理还要进一步加强，这似乎成为行业共识。

疼痛管理，到底是一种人文关怀，还是一种商业运作？这是一个融合了医学和伦理的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萌蒂已经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2019年9月15日，普渡制药向美国政府申请破产保护。公司总共面临2600多起诉讼，指控其奥施康定等药物导致患者成瘾和死亡。赛克勒家族已经决定放弃对普渡公司的控制权，并支付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

和国外不同，中国的药物滥用问题控制得较好，麻醉药品管理十分严格，早年间甚至需要凭借户口本才能开药，以证明患者还活着。

但是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医生获得了镇痛类药物的处方资格，疼痛管理早已超出了麻醉师的范畴，外科医生、癌症科医生、疼痛科医生都有可能开具处方，这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精麻药物的管理难度。

裁判文书网上，至少记载着4起2018年以来的制贩毒案件与萌蒂制药有关。这些案件中，吸贩毒者往往能非常容易地“大量购进”萌蒂制药生产的美施康定等吗啡类药物。

另外一方面，医生在萌蒂公司长期的学术教育之下，也认为奥施康定等药物“没有成瘾性风险”，不会造成药物依赖。奥施康定的说明书中也显示：“对疼痛患者的正确冶疗中，对阿片类镇痛药产生心理依赖的报道是罕见的。”

据米内网数据，2018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麻醉剂及止痛药合计销售额约304亿元。麻醉用药市场一直相对独立，参与者不多，集中度很高。

2021年5月5日，萌蒂宣布退出中国、出售中国区业务后，还未出现明确的竞购方。路透社报道萌蒂正在邀请私募、国内药企、跨国药企等一起竞标，总的交易价格可能会超过10亿美元。

赛克勒家族有着正义的高光瞬间，同样也有为人不齿的一面。英国《卫报》在2018年11月19日一篇报道中就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犯罪家族。”

在国内，2019年浙江省就掀起了针对麻醉药物的反商业贿赂风暴，多家内外资企业被查，一大批麻醉科医生、院长被抓，这也与麻醉药物的滥用不无关系。由于商业贿赂的存在，麻醉药物被大量开出处方，无形中增加了患者成瘾的风险。

赛克勒家族创造的“医药代表模式”，在中国依然有着生存的土壤。如果追究起来，这恐怕是比奥施康定、美施康定滥用更应该让中国医药界警醒的事情。

 

3、280万受害者，550亿天价罚单：一粒药片背后的营销帝国没落的始末

2020 年 10 月 21 日，美国司法部向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开出一张高达 83 亿美元的天价罚单。

尽管在制药领域并不算出名，但被美国 28 个州联合起诉、身负 1600 多件官司的普渡制药却一直是 FBI 的「座上宾」。

在经过了十几年的调查和诉讼后，普渡制药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结局：公司宣布破产，承认三项重罪（包括共谋欺诈美国罪、违反《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罪、共谋违反联邦反回扣法罪），并认罚约合 545 亿人民币的高额赔偿金。

这场席卷全美的风波背后，煽动翅膀的不是蝴蝶，而是一粒不起眼的药片。

奥施康定的诞生：老汤换新药

普渡制药的故事，要追溯回半个世纪以前。

1952 年的一天，三位年轻人来到一家开在美国康州郊外的小型制药公司。在当时，这家毫不起眼的小公司主要销售耳垢清洁剂和泻药，经营也一度陷入困境。

这三个年轻人，正是来自萨克勒（Sackler）家族的三兄弟。

萨克勒家族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世家，在盘下这家小公司后，三兄弟将它重新命名为普渡制药，而这里，也成为了萨克勒家族梦开始的地方。

仅靠耳垢清洁剂和泻药显然不能满足三兄弟的雄心壮志。1980 年左右，他们先是研发出了一款名为美施康定（MS Contin）的止痛药。MS 是硫酸化吗啡的缩写，Contin 则指的是普渡独家研制的一种缓释配方，它可以让药片里的高剂量吗啡缓慢地被身体吸收，延长药效。

在英国和美国上市后，美施康定主要被推广用于癌症止痛，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成为普渡制药的主打产品。

但到了 1990 年时，风头正盛的美施康定即将面临专利过期，等候多时的仿制药厂们早已蠢蠢欲动。

创新还是死亡？生死存亡关头，普渡将目光瞄准了羟考酮（Oxycodone）

这是一种诞生于 1916 年的人工合成海洛因类似物。1939 年前后，羟考酮进入美国，成为了当时常用的口服止痛药之一。它的优点在于吸收迅速，见效快，但药效只能持续四到六个小时。不过普渡看中的却是羟考酮简单的合成技术，以及十分低廉的成本。

普渡决定「老汤换新药」。它将美施康定中的缓释专利 Contin 部分保留，再将硫酸化吗啡换成羟考酮，于是，普渡制药真正的「明星产品」诞生了——口服缓释型羟考酮，奥施康定（OxyContin）。

上市

尽管羟考酮早已被广泛使用，但普渡将它与自己独家的缓释配方结合却是创新之举，符合 FDA 对于新药的定义，可以拥有专利和独家经销权。

在决定采取羟考酮 + Contin 的配方后，普渡投入了超过 4000 万美元研发进行临床试验。

第一批使用奥施康定的病人是 1989 年在波多黎各两家医院接受腹部和妇科手术后康复的妇女。在这项由普渡制药设计、监督、并出资的临床研究中，90 名女性被给予单剂量的药物，而其他病人则被给予短效止痛药或安慰剂。

这项研究的结果给了人们希望：奥施康定比短效止痛药安全、缓解疼痛、持续时间更长。

然而，根据 FDA 对这项研究的分析，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在用药后不到八小时就开始抱怨疼痛，大约一半的女性 12 小时后下一剂量前需要服用更多的止痛药。

而另外一项临床试验也显示，15 名慢性疼痛患者中有 8 人需要改为 8 小时给药，因为每天服药两次并不能充分的缓解疼痛。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奥施康定的止痛效果是肯定的，止痛持续时间也确实变长了，但是，还远远没有人们希望的那样长。

尽管如此，普渡制药还是以这些试验为依据，向 FDA 提出专利和上市申请，并将奥施康定描述为一种医学上的突破，「大约 90% 的患者可以止痛 12 小时」。

或许是研究的缺陷，或许是有意的忽视，出乎意料的是，1995 年 12 月，FDA 批准了奥施康定上市。

站上风口：第五生命体征

小米创始人雷军曾经说过一句话：「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

这句诞生在 21 世纪的名言，用来解释 20 世纪末的故事，也丝毫没有违和感。

奥施康定之所以能够顺利获得 FDA 批准，正是因为普渡乘上了一阵席卷西方医学界的狂风：第五生命体征——疼痛。

在 1980 年代，疼痛这个命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疼痛患者，尤其是癌症晚期患者对镇痛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人们越来越相信「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并因此寻求更多治疗。但几代临床医生们一直秉承的原则却是：吗啡等止痛药极易上瘾，应该谨慎使用。

奥施康定的诞生，正为这个供需矛盾提供了一种新的解法，换句话说，奥斯康定提供了一个填补了一个市场空白。

首先，当时被广泛应用于癌症和手术的镇痛药物有效成分以吗啡为主，这使得患者和医生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将吗啡与「成瘾」、「绝症」等负面形象连结在一起，而羟考酮这个角色则很好地模糊了药品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其次，采用的缓释剂型的镇痛药物理论上能在较长时间里维持平稳的体内浓度，因此可以有效降低上瘾的风险，同时，缓释药物起效慢，很难被用来满足毒瘾。

这些背景使得奥施康定几乎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而与此同时，医学界对于疼痛治疗的研究和呼吁也正如火如荼。

一位参与了奥施康定审批的 FDA 主管后来在接受杂志采访时回忆，在当时，疼痛领域几乎所有的顶尖专家都在告诉医疗界：我们对疼痛的治疗太少了，镇痛药物的应用还不够充分。

这场狂风在 1995 年时达到了顶峰，这一年，美国疼痛学会的主席詹姆斯 · 坎贝尔（Dr. James Campbell）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疼痛是第五种生命体征」。他认为，提高医疗质量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评估并治疗疼痛，应该像监测心率和血压一样理所当然地控制疼痛。

这个理论迅速流行起来，全美各地的诊所和医院都开始定期评估疼痛，疼痛指数甚至成为评估医疗人员或机构的质量指标。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 12 月，奥施康定通过审批，正式问世。同时，FDA 批准奥施康定的使用范围不再局限于癌症患者，而是扩大到几乎所有慢性病疼痛，包括关节炎和背部疼痛。

营销传奇和造富神话

以奥施康定上市为起点，普渡制药和它背后的萨克勒家族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造富神话。

在当时，疼痛患者如果使用扑热息痛或其他短效药物，每天需要服药六次左右。普渡因此制定了极具诱惑力的卖点：「12 小时缓释，每天只需服 2 次。」

这个重磅卖点意味着，患者只需每天早晚各服一次就可以起到长久的止痛作用，比起当时市面上的其他产品来说，是一次飞跃般的巨大进步。

而对于医生来说，12 小时的长时间缓释意味着可以少开不少处方，也更容易进行患者管理。同时，FDA 批准的奥施康定标签中还写着这样一句话：「奥施康定片的延迟吸收被认为可以减少药物滥用的可能性。」（Delayed absorption as provided by OxyContin tablets, is believed to reduce the abuse liability of a drug.）

在此之前，麻醉类管制药品的说明书中从未出现类似的表达。而实际上，FDA 也没有要求普渡提供任何研究支持，就对奥施康定的成瘾问题作出了一个草率的「承诺」。

这个「承诺」让不少医生卸下了防备

为了全面占领美国医疗界，影响更多医生，1996 年到 2000 年，普渡花了 2.07 亿美元，将内部销售人员从 318 增加到 671 名，他们联络的医生名单也从大约 35,000 名，增加到大约 80,000 名。

短短五年时间，普渡在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度假胜地举办了 40 多次疼痛管理讲座，这些讲座上，不单有普渡赞助的专家来推广疼痛治疗研究，还有晚宴、温泉、高尔夫等消遣和享受，并全部由公司买单。

据统计，有超过 5000 名医生、药剂师和护士参加了这些免费的座谈会。有分析显示，这些医生和没参加讲座的医生相比，会多开出两倍以上的奥施康定处方。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据《洛杉矶时报》报道，2008 年，洛杉矶一个小镇上的诊所在短短 3 个月时间里，开出了 73,000 片奥施康定，总进账 600 多万美金。其中，最大剂量（80 毫克）处方一天就可以开出 26 张。

就这样，奥施康定的营销在所有阿片类药物里名列前茅。1996 年当年，普渡就提前四个月完成了全年的销售额，2008 年后销售额稳定在 20 亿美元之上，巅峰的 2010 年则超过 30 亿美元。

普渡背后的萨克勒家族更是赚得盆满钵满。直到现在，净资产超 140 亿美元的萨克勒家族仍名列美国最富有家族排行榜，他们也是榜单中唯一一个以医药发家的家族。

噩梦：阿片危机

但萨克勒家族的造富神话，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是一场噩梦。

2000 年左右，奥施康定风头正盛之时，处方阿片类药物过量和死亡的病例开始急剧上升。

2009 年，全美约有 120 万次急症就诊和阿片类药物滥用有关，和 2004 年相比上升超过 98% ，数量甚至超过了海洛因、可卡因等非法毒品。

这其中，最为突出就是奥施康定。1999 年时，非医疗目的使用奥施康定有大约 40 万人次，2002 年增加至 190 万，2003 年，甚至已经达到了 280 万。

奥施康定成为了美国史上被滥用最严重的药物之一，掀起席卷全美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造成这一切的，并非有效成分羟考酮，而是奥施康定的卖点：「12 小时缓释」。

在奥施康定以前，口服羟考酮的剂量一般比较很低，每片从二点五毫克到十毫克不等，还常和非阿片类镇痛药做成复方片剂。

然而，奥施康定的羟考酮最小剂量就是每片十毫克，最高则有八十毫克，甚至一度出现过一百六十毫克。

在如此高的剂量下，羟考酮的实际药效早已大大超过吗啡，但奥施康定的 Contin 缓释却并没能起到想象中的效果。

为了维系「12 小时缓释」的卖点，普渡要求全美所有医生必须坚持让病人按照 12 小时一次的频率服药，如果药效维持不到 12 小时就加大剂量，有的销售代表甚至私下暗示医生，每次服药的剂量可以没有上限。

显然，在这样的宣传和滥用下，所谓「降低成瘾性」的承诺，也最终成为了一句空话。

2001 年，FDA 对奥施康定作出「黑框警告」，这是 FDA 对处方药最严重的警告，意味着奥施康定存在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风险。

2007 年，在弗吉尼亚州检察官首次起诉普渡制药，认为它在推广奥施康定时，使用了错误的标语，意指奥施康定成瘾性低于其他止痛药；同时引导培训销售代表，在阿片类药物风险问题上误导医生。

普渡制药承认了以上指控，并支付 6.3 亿美元罚金。随后，针对普渡的诉讼一个接一个出现，受害人及家属、公益组织、联邦政府……截至今年，已累计超过 1600 起。

痛定思痛的美国开始作出改变。

谁是凶手

2019 年，普渡制药宣布破产，但以奥施康定为代表的阿片类药物滥用，早已演变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回顾整个事件，我们似乎很难找出明确的「凶手」。无论是萨克勒家族、普渡制药、FDA、美国疼痛学会，都并非那个唯一的始作俑者。

美国的阿片危机就像一场流行病，有着独特的自然历史。卫生保健系统、监管制度、文化和社会经济……在一些机遇和巧合下，它们被时代裹挟着前进，共同造就了这场悲剧。

悲剧的结果，最终由人民买单。

那么，贯穿始终的奥施康定，它的诞生注定是错误的吗？

事实上，羟考酮自 1917 年首次应用于临床至今，已有拥有近百年历史，是一种早已十分成熟的镇痛成分。而羟考酮衍生出的镇痛类药物，至今还在被临床广泛应用于癌痛的治疗。

疼痛是否该被作为「第五种生命体征」？医学界至今仍有争论。反对的声音认为，疼痛只是一种信号，过度治疗很有可能带来药物滥用的风险；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镇痛药物的更新和发展，临床医学仍在不断探索针对肿瘤等绝症的姑息治疗方案。

奥施康定并没有错，错的是滥用药物的人。

在宣布破产后，萨克勒家族被查出曾向海外转移百亿资产，而宣布破产的普渡制药也早已改头换面，在亚洲、南美、非洲粉墨登场，试图以同样的方式续写自己的「销售神话」……

为抚慰疼痛而诞生的药物，绝不能再成为另一场悲剧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