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语言学与语言经济学

英语语言学方向，从其分支来看，包括语用学研究、英语语法研究、句法学、语义学、语音学、音系学、形态学、修辞学等；
语言学的研究同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结合并形成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人类学语言学、数理语言学；
把语言学的理论引进到语言教学中又形成了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
此外还包括对语言和文化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 

汉语信息处理，偏重于语言学的，据我了解，国内的北京大学、北语、上海师大、南京师大、还有华科的中文系下的计算语言学或中文信息处理比较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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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计算语言研究所

詹卫东

计算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的区别（引自冯志伟文化博客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zwfengde2011 ）

我与计算语言学的缘分 My true love to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转自（冯志伟教授授2011-08-25权爱思英语发布）

计算语言学是一个横跨语言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学科。语言学和数学都是有着相当长历史的古老学科。语言学历来被看作是典型的人文科学，数学则被许多人看作是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在学校教育中，语文和数学被认为是两门最基础
的学科，成为任何一个受教育者的必修课。它们似乎成了学校教育的两个极点：一个极点是作为文科代表者的语文，另一个极点是作为理科代表者的数学。很少有人想到，这两门表面上如此不同的学科之间竟然会存在着深刻的学术联系。计算机科学是研究计算机的新兴学科，带有相当强的工程性质和浓烈的技术色彩，属于高科技的范畴，表面上看来，作为典型的人文科学的语言学与属于高科技的计算机科学也不会存在什么瓜葛。因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门横跨语言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计算语言学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有悖于常识的，就是连“计算语言学”这个名称也几乎是荒谬绝伦的。

       
然而，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却早就洞察了语言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之间的紧密联系。1847年，俄国数学家布里亚柯夫斯基(В.Я.Буляковский)提出了用概率方法来进行语法、词源及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思想。1894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De Saussure)指出，“在基本性质方面，语言中的量和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数学公式有规律地表达出来”，后来，他在其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中又指出，语言学好比一个几何系统，“它可以归结为一些待证的定理”。1904年，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Baudouin de Courtenay)认为，语言学家不仅应该掌握初等数学，而且还有必要掌握高等数学。他表示坚信，语言学将日益接近精密科学，语言学将根据数学的模式，一方面“更多地扩展量的概念”，一方面“将发展新的演绎思想的方法”。1933年，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数学只不过是语言所能到达的最高境界”。法国数学家阿达玛(J. Hadamard)说得更好：“语言学是数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桥梁”，他一语道破了语言学和数学之间的联系，并清楚地看出了语言学是人文科学中最容易与数学建立联系的学科。
       
著名俄国数学家马尔可夫(A. A. Марков)更是躬行实践，他在1913年把普希金的叙事长诗《欧根·奥涅金》中的连续字母加以分类，研究俄语字母序列内部的关系，提出了马尔可夫随机过程论，后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数学分支，对现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言结构中蕴藏着的数学规律，成为了马尔可夫创造性思想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在美国研制成功。就在电子计算机问世的同一年，英国工程师布斯（A.D.Booth）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副总裁韦弗（W.Weaver）在讨论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范围时，就提出了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自动翻译的想法。韦弗在1947年3月4日给控制论学者维纳(N. Wiener）的信中说：“我怀疑是否真的建造不出一部能够作翻译的计算机？即使只能翻译科学性的文章（在语义上问题较少），或是翻译出来的结果不怎么优雅（但能够理解），对我而言都值得一试。”可见，电子计算机一出现，计算机科学家的慧眼就投到了自然语言的自动处理方面。
       
这样看来，语言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之间确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那么，作为一门横跨语言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计算语言学的存在便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了。
        
我是一个普通的凡人，当然不可能有上述学者那样的远见卓识。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计算语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这里，我愿意说一说我与计算语言学的这种缘分。
       
我于1957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地球化学专业本科就读，当时我非常崇拜俄罗斯地球化学家费尔斯曼(Felsman)，一心想研究化学元素在地球上的分布规律。就当我在北京大学认真学习地球化学的前后，国外兴起了数理语言学，建立起了完善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在许多大学中开设了数理语言学的课程。数理语言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出现在现代语言学的百花园中。在五十年代虽然还没有出现“计算语言学”这个名称，但是，数理语言学与后来出现的计算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北京大学高举五四“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学术空气非常自由，北京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学生可以阅读到各种最新的科学杂志，了解到国内外最新的学术发展动向。当时我才十九岁，求知的愿望非常强烈，对于新事物极为敏感，我成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常客，整天泡在图书馆的书海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1956年出版的美国《信息论》  (IRE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Theory)杂志上，读到了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  Chomsky)的论文《语言描写的三个模型》(Three  model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被乔姆斯基在语言研究中的新思想深深地吸引了。乔姆斯基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形式语言和形式文法的新概念，他把自然语言和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置于相同的平面上，用统一的数学方法进行解释和定义，提出了语言描写的三个模型。用数学方法描写的这三个模型是这样地抽象，它们既可以用于描写自然语言，又可以描写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我预感到这种语言的数学描写方法，将会把自然语言和程序设计语言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信息的处理和研究中发挥出巨大的威力。于是，我下决心来研究数学方法在语言中的应用这个问题，开始了我从事计算语言学研究的美梦。

 

我的这个计算语言学的美梦一直做到现在，悠悠岁月，艰辛备尝。

1959年，经领导批准，我从理科转到中文系语言学专业从事语言学的学习。转入语言学专业之后，我一面学好传统语言学的各门课程，一面利用课余时间，继续研究数理语言学的问题，我尽量充分地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最新的杂志，跟踪着国际上数理语言学发展的足迹。1964年我考上了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定为《数学方法在语言学中的应用》，在我国语言学研究中，首次系统地、全面地来研究数理语言学这个新兴学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和朱德熙先生都支持我的数理语言学研究，王力先生对我说：“语言学不是很简单的学问，我们应该像赵元任先生那样，首先做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然后再做一个合格的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对我说：“数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都需要有逻辑抽象的能力，在这一方面，数学和语言学有共同性。”北京大学的这些第一流的学者，总是站在科学的最前沿来看待学术的发展，他们的鼓励给了我以巨大的力量。
        
可是，不久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王力先生和朱德熙先生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的数理语言学研究也随之失去了支持，我被分配到云南边疆的一所中学里教物理课。
       
在中学任教期间，我除了认认真真地教好学生，努力搞好本职工作外，还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密切地关注着国外学术发展的动向。数理语言学仍然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我，在云南边疆那样闭塞的环境中，在信息不足、资料缺乏的困难条件下，我阅读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各种关于数理语言学的资料，为了阅读散见于各种外文书刊中的数理语言学文献，我学会了英、法、德、俄、日等五种外国语，紧跟着世界上数理语言学发展的步伐。1973年，我在云南省图书馆看到了美国语言自动处理咨询委员会(Automatic Language Processing Advisory Committee) 于1966年11月发表的《语言与机器》(Language and Machine)这个关于机器翻译的调查咨询报告，这个报告一方面对于机器翻译采取了消极悲观的态度，一方面强调了继续从计算角度研究自然语言规律的重要性，明确地提出了要研究“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计算语言学”这个名称，从此以后，计算语言学便成为了我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1962 年美国就成立了计算语言学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并且出版学术季刊《美国计算语言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后改名为《国际计算语言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1965 年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国际计算语言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简称 ICCL），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叫做 COLING。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代，我们与国际的学术几乎完全隔绝了，所以，我在1973年才第一次接触到“计算语言学”这个名称，估计我是中国第一个接触到这个名称的学者，而其他没有机会阅读到《语言与机器》这个报告的中国学者，还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计算语言学”这个学科。可是，1973年我第一次接触到“计算语言学”这个名称时，离开美国计算语言学学会成立的时间，已经整整11个年头了。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这是多么可惜呀！
       
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有了归队的可能。但是，这次我归的队不是文科的队，而是理科的队。为了提高自己的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知识水平，我于1978年通过理科考试，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信息科学系的研究生，弃文学理，又开始了理科的学习，从云南边疆回到了北京。1979年，《计算机科学》杂志创刊，我在《计算机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形式语言理论》的长篇论文，用严格的数学表达方式向计算机科学界说明语言学中的形式化方法如何推动了当代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并且指出，在语言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形式语言理论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当代计算机科学不可缺少的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计算机科学绝不可忽视形式语言理论。这样，我便从语言学的领域跨入了计算机科学的领域，开始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学问题。
       
不久，我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选送到法国格勒诺布尔理科医科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IMAG)自动翻译中心(GETA)学习，师从当时国际计算语言学委员会主席、法国著名数学家沃古瓦(B. Vauquois)教授专门研究机器翻译和计算语言学问题。1981年回国后，我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计算中心从事机器翻译的研究工作，仍然是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学问题。直到1985年11月，由于语言文字工作的需要，我又一次弃理从文，调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这是在我第一次弃理学文26年之后的又一次改行，最后还是回到了语言学的队伍。这时我已经是47岁的人了，斗转星移，人事沧桑，其中的甘苦有谁知道呢？
       
现在我已经是白发苍苍的68岁的老人了，从1957年我开始做计算语言学研究之梦到现在，我从事计算语言学研究已经整整五十年。在这五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计算语言学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机器翻译、信息自动检索、信息自动提取等都已经投入了实用，有的达到了国际水平，这是令人欣慰的。我希望学习语言学的年轻学子注意这门新兴的语言学科，努力学好语文、数学和外语，练好基本功，为将来从事计算语言学的研究打好基础，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为我国计算语言学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指的是这样一门学科，它通过建立形式化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处理自然语言，并在计算机上用程序来实现分析和处理的过程，从而达到以机器来模拟人的部分乃至全部语言能力的目的。

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有时也叫计量语言学（Measuring Linguistic）,数理语言学（Mathematical Linguistics）,自然语言理解（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人类语言技术（Human Language Technology）。

计算语言学发展到今天，按其工作性质和复杂程度，可以归结为以下3个方面:

①自动编排：这是计算机最擅长的工作，也是计算语言学中最成熟的部分。对各种语言素材进行统计、分类、排序，编辑各种词表、索引和词典，建立语料库、术语数据库等等，已经得到广泛运用。由于这些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因而已有现成的软件包提供服务。

②自动分析：这是一种较复杂的语言自动处理。这种自动分析系统是根据事先存入计算机内的特定语言信息进行工作,目的在于得到预先规定的结论,例如让计算机查词典或进行语法测试，均属此类。若结论有误，就证明词典或语法不够完备，需要对原先的数据或规则加以修订或补充。这类系统一般尚处于试验研究阶段。

③自动研究:这是一种更复杂的语言自动处理。这种自动研究系统是根据计算机内存储的一般语言信息进行工作，借助统计、比较、类推等手段，得出自己推断的结论。人工智能研究中的某些自然语言理解系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但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

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研究的核心问题：语言的自动理解（Language Understanding）和自动生成（Language Generation）。前者从句子表层的词语符号串识别句子的句法结构，判断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最终弄清句子表达的意思；后者从要表达的意思出发选择词语，根据词语间的语义关系构造各个成分之间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最终造出符合语法和逻辑的句子。

 

语言经济学研究存在三个主要维度（光明日报　作者:张卫国 ） 2009-11-24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以跨语言学、经济学为主,同时涉及多种学科门类的边缘交叉学科,国际范围内语言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也只有几十年时间。它主要是采用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把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存在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同时也研究语言与传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等。尽管产生和发展的时间不长,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却十分广泛。理论层次上,语言经济学可以研究经济学与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交叉与融合,或用经济学的理论或方法来分析语言的产生、发展及变迁等,或研究语言及言语行为对经济行为影响和作用的机理。经济学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博弈语用学以及语言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也属于此类;应用层次上,语言经济学着重研究语言经济学理论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指导、实践及应用,研究解决社会现实中由语言问题引发的种种经济或社会问题,如语言与贸易、语言与经济发展等。

为加强语言经济学研究者的交流与合作,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国际教育学院与《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近日共同举办了“2009(首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来自国内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既有经济学界也有语言学界的专家,会议研讨内容基本囊括了语言经济学领域的所有研究方向,涉及“语言投资”、“语言保护”、“母语安全”等诸多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语言热点问题。

据与会专家介绍,语言经济学的学术主线大体分为三条:一是人力资本理论下的语言与经济关系研究,例如语言与收入关系的研究;二是经济学语言的修辞分析,也就是说,经济研究中其经济学语言的运用本身也有一个经济学问题;三是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语言的结构、现象及相关的语言问题。其中,第一条主线是人力资本理论在语言与经济变量相关联问题中的应用,即把语言看作一种技能或资本加以分析研究。后两条主线可以被认为是经济学理论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朝着语言领域自然延伸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语言经济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重要性日益加强,因而推动语言学和经济学学科交叉的研究非常必要。

与会专家认为,加强经济学界和语言学界的交流对促进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尽管二者的学科特点不同,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分析工具都有差异,但通过深入沟通,与会学者依然达成了众多共识:语言经济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学科建设意义;语言经济学研究存在三个主要维度――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能力)、作为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官方)语言和作为制度的(社会)语言,可用的经济学工具很多;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与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语言有不同的演化规律;要注重经济学原理在语言问题中的应用,利用语言经济学理论指导我国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汉语国际推广以及外语学习运用的实践;每个个人也可利用语言经济学的原理指导自己语言学习的选择;每一学科,尤其是经济学,表达和传递信息以及使用相关工具时,都要遵循经济学的原则,以合适的工具和文字研究问题和表述信息。

本次语言经济学研讨会是国内首次由经济学界倡议、联合语言学界共同发起的专业论坛,是经济学界和语言学界第一次就语言经济学这一交叉学科的集体对话,对于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有着重要意义。

2015年度（第六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征文通知

会议主题为“语言政策、语言教育与经济发展”。具体议题包括：

  1）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2）语言政策的国别研究；

  3）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关系研究

  4）国家语言规划和战略与地区经济发展；

  5）汉语国际教育的经济评估；

  6）外语教育与国际经贸关系分析；

  7）语言学习、语言技能与人力资本积累、就业和收入

  8）少数语种保护的经济学分析

  除以上选题外，也可根据本人研究领域自拟相关选题。

 

语言经济学 - 概述

语言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Jacob Marschak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因此，他认定经济学与探求语言方面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对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成为语言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语言经济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分别在语言与收入的关系、语言与经济发展、语言的动态发展及语言政策方面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并对宏观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一、语言与收入的关系

语言与收入的关系一直都是语言经济学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探讨语言与收入的关系主要从下面两个视角入手：一方面，某个人群或社会阶层归属于一个特定的语言种群，该种群在社会经济中实物和金融资产所占份额比较低。则归属于这一特定语言种群的社会阶层也将获得劣势的收入水平。研究结果g-明，教育水平或者其他合理的因素和语言水平相关，特定语言种群成员的收入理所当然会与其他种群成员的收入有所差别、另一方面，讨论第二语言对收入的影响。语言经济学家不是从种族歧视的角度而是从语言沟通费用的角度来考察这两者的关系。F．Grin等人2000年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收集了在瑞士掌握英语对收入影响的数据。在研究中，英语被分为听、说、读、写四种不同的技巧，根据掌握情况的不同，每种技巧又分为四个等级：熟练、良好、一般、无。下列表格说明了这种关系：

 

语言经济学图册

 

很显然，调整后的收入与第二语言水平有很大关系，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英语水平高收入水平也高，英语水平低收入相对也低。当然，第二语言水平高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受教育水平高，收入的提高同时也是来自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他因素比如经验也都会影响收入的高低。

二、语言与经济发展

这个方向的研究成果很多，而且内容各异，主要是考察在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中语言所起的作用。有些学者研究过语言在广告和客户关系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双语国家或地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实证性、描述性的。还有一些学者从“跨文化管理”的角度来解释语言对经济的作用。他们并没有把语言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而是指出文化差异在生产和交换中的作用，语言差异是作为文化差异的一部分来影响生产和交换的在这方面．Hoeevar(1975)和Sabourln(1985)的研究贡献是深远的。Hoeevar分析了把语言作为影响生产的一个单独变量后生产成本函数的变化，Sabourin考察了具有一定外语能力的雇员和要求一定外语能力的工作岗位之间的匹配过程。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最基础的理论。

从宏观角度上，有些学者试图把经济体内工人的语言能力和经济体的外部贸易联系起来(Stanton&lee，1995)，但是这个联系只是叙述性的，没有任何实证验证。很多研究也都试图量化特定语言的出现对某些地区经济的影响(Cinneide& Keane，1998；Sproull，1996)。Albert Breton在《语言和双语主义》中提出，国际贸易中的语言障碍类似于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间的地理距离，要克服这种距离是要花费成本的，这种成本类似于运费，是支付给翻译人员的酬薪。

三、语言的“网络效应”与语言的动态发展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Reinhard Sehen与经济学家-Jonathan Pool合作的《外语技巧分布的博弈均衡》验证了语言的“网络效应”：当更多人使用一种语言时，对其他人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语言变得更有用了。语言的这种性质明显不同于公共产品，也不同于私人产品。毫无疑问，网络效应在语言动态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语言的网络效应在解释语言的动态发展的应用这个问题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语种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小语种的生存问题；二是世界通用语言的出现，尤其是在网络经济条件下通用语言的出现问题。

对于语言的动态发展问题，社会语言学家的理论难以很好地解释，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John和Yi在1996年提出了语言随经济发展进化的一般过程：第一阶段。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两种语言群落并存，并且它们很少有经济往来；第二阶段，其中一个群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繁荣时期，比如工业化；第三阶段，另一个语言群落被收到经济力量强大的群落中，只懂经济力量弱小群落语言的人越来越少。针对如何保持和发展小语种的问题，语言经济学目前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政府的语言政策鼓励对劳动力市场上小语种掌握者的需求，提高小语种人群的收入，由需求来刺激供给，激励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小语种。

　　四、语言经济学中的语言政策分析

　　语言经济学能够通过同时考虑经济变量和语言变量之间的关系为语言政策提供有效的引导。语言经济学不仅通过严格地测量语言的货币费用和价值来讨论一国语言的经济效用，而且全面地测度语言政策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以及预期的社会效益、个人效益和文化效益，从不同语言的总成本和总收益比较来指导国家语言政策。在语言政策方面语言经济学硕果累累。近年来，F．Grin在语言政策研究方面做出很多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来指导瑞士双语教育的公共政策(2000)。

语言经济学 - 研究成果

　　正如Francois Grin所说，至今为止，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少得可怜，以致于在文献综述中几乎可以按作者姓名介绍研究成果。

　　虽然，语言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很少，语言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分支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不过，分析语言在人们经济活动以及在社会交往中的习俗、惯例和制度生成和演化中的作用，从经济思想史上来看，应该说这已经是非常久远的事了。维森在评鲁宾斯坦的《经济学和语言》中提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提到了语言的起源和生成过程，并且他还分析了语言在经济活动、市场秩序与规则生成中的作用问题，并且认为语言的成长符合“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认为，语言与市场的自发形成过程是相似的：“语言是一个能够逐渐演化的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结构。然而，没有任何人按照某种方式来设计它。它只不过是随着千百万人通过自由的语言交流所进行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萨丕尔(1921)、布龙菲尔德(1955)在论述人类活动的起源和作用时也都提到语言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关系。而真正把语言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分支来研究的，则应该从语言经济学创始人Marschak开始。他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研究时揭示了言语具有经济学的本质的东西：价值(value)和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效益(benefit)，并认为这是影响语言和经济两种活动的内在机制。自此以后，语言经济学研究者逐渐多了起来。

　　研究语言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的。这主要是二战后民族主义势力在欧洲殖民地各国的兴起，尤其是1970年代后期，欧洲各国政府制定官方语言政策，产生了对“语言经济学”的需求(Breton，1978)。在这一背景下，很多人开始从经济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比如：Vaillan—court(1987)。Chiswick(1991)，Dustmann(1994)，Grin(1994)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对移民的外语能力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Grin(1992，1990)研究少数族裔使用多数族裔的语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其带来经济上的好处；Holden(1987)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属地的语言政策；Colomer(1991，1996)对发展中国家外文翻译工作的比较经济效益的研究；Selten and Pool(1991)从博弈论角度对语言行为均衡问题的探讨。塞尔腾等人以博弈论方法解释语言现象的文献正式为语言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通过博弈论使得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有可能与语言的哲学和政治学、语言的社会交往理沦，以及符号交往的社会学等已有的西方学术传统融合起来。在此基础上，语言经济学的“主流”传统开始形成。在“主流”传统的影响下，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开始进入“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如，Rubinstein(1996，2000)，汪丁了(2001)等。

　　尽管国内的语言学家非常多，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语言问题的却不多。近几十年也有研究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探讨了一些语言问题，虽然在研究层次上不够深入，所用工具还很单一，但终究还是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所涉足，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启示。

　　一是语言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对于语言经济学的纯理论研究，可以说，至今在国外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国内则更是鲜有从事语言经济学纯理论研究的。在国内的研究者中，汪丁丁、周端明和韦森等人可以说是从纯理论角度研究语言经济学。他们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析研究语言的形成和人们对自己所用语言的选择，他们认为，语言的习得和选择是一个理性选择过程，这个过程受语言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使用语言的人数、社会开放与自由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学习语言天赋和所学语言与母语的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一个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二是语言经济学应用研究，可以说，目前大多数语言经济学研究者的研究都在此领域。他们的目光集中在流行语、方言、外语学习等一些应用性语言方面，这些研究者从应用或实用的角度，主要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研究这些语言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如，任荣、王伯浩、许其潮等用成本——收益方法对流行语、外语教学、网络流行语和语言修辞学的研究。宋金芳、林勇则通过分析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案例，论述语言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并对语言政策的经济分析方法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加以研究评述。

　　另外，山东大学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值得关注。2005年，在黄少安教授的主持下，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成立了“语言经济学研究室”，这是全国最早也是惟一的一个语言经济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同年，研究室与国家汉语推广办公室合作，承担了汉语推广办公室立项的课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汉语国际推广问题。宁继鸣博士完成的博士论文《汉语斟际推广：孔子学院建立和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说是国内在语言经济学领域第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实证性研究成果。

　　不过，语言经济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还处于发展初期。尤其在国内，其研究对象还局限于很小的研究范围内。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语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它的应用范围和领域必将进一步扩大，其研究者所运用的工具和分析方法也将进一步成熟和多样化。

语言经济学 - 理论框架

　语言经济学定义

语言经济学发展较晚，研究者还没有给它一个很明确的定义。但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因此，Grin于1994年给语言经济学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它把经济学通常的概念和手段应用到研究存在语言变量的关系上，尤其(但不是仅仅)对那些经济变量传统上也起作用的关系感兴趣。”后来，他又指出，“下此定义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那些话题采用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上就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部分”(Grin，1996)。可见，Grin是从所用的工具和分析方法来区别语言学和语言经济学的。

　　我们可以在Grin给出的定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拓展它：语言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运用经济学通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及其工具，把语言作为变量，不仅研究语言本身产生、发展、演化和变迁的规律和路径，而且考察语言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语言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内容大体应包括：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语言的产生、发展、变迁、传播的机理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所用语言的异同及其根源；语言在人类活动中，特别是人类的经济活动的运用规律；研究某个国家和民族或地区的语言政策与当地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经济学语言自身的应用及其演变规律；而且还要包括一些语言哲学，语言经济学和别的语言学科之间的关系，语言经济学和别的经济理论分支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和制度经济学之间的联系。

　　从上文可以看到，不同的研究者都在某个方面对语言经济学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尽管有时候他们对语言经济学的理解各异。但是，对于语言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还没有一个人明确地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框架。在此，本文尝试建立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以就教于研究同仁。

　　和其他的经济学理论或者其它学科的理论一样，语言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应该包括理论假设，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或者说是研究分析工具，实证研究(应用研究)，提供政策建议等。

　　理论假设

　　很多研究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但既然语言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符合各个理论经济学分支的假设同样适合语言经济学。首先“理性经济人”假设应适合于语言经济学，还有我们分析不同的语言经济学的问题，假设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而不同，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研究对象

　　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某个地区、国家和民族语言的产生、发展、演变规律，这种规律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又包括很多内容：一个国家和民族或者地区的语言产生、发展、演变问题，为何不同国家和民族语言会不同，产生不同的根源是什么?为何演变路径会差别如此之大，这种差别的根源何在?这种语言产生根源的不同以及演变路径的不同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文明走向、习俗和制度的选择会造成何种影响?又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何种影响?这种受到影响的经济又反过来对语言的演变从而制度的选择、文明的走向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涉及范围很广，而且也不仅是语言经济学家想解决的问题。

　　2）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运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语言在经济活动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何使它更好地服务于经济活动。这包括：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应当如何选择语言政策使之符合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国际交流El益增加的大环境下，我们如何选择外语政策，使之服务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总结出语言在人类活动中，特别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运用规律。

　　3）研究一个国家和民族或地区的各种方言与当地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不同国家和民族所用的语言是不同的，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会有很多种语言，同一个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使用的语言也有区别。一个国家内部各种方言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各种方言之间的相互融通、替代和消亡，各种语言的融合交流对各自经济活动的影响及其之间的关系。

　　4）经济学语言自身的演变规律。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一个理论体系才初步建立起来。而在此之前，人类也有过许多经济思想。但不管是一个理论体系还是单一的经济思想，都需要用一定的语言来加以表述。而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述思想，才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我们认知的本意，才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才能让思想更好地交流和传播，这是一个具有本源意义的问题。很多时候怎么说，比说的内容更重要。从经济学思想产生伊始，到今天经济学理论林立，经济学帝国的形成，表述经济学思想的工具及其语言也经历了演变和更替。我们要研究的是，这种经济学语言的变化究竟符合什么规律?其实，经济学语言的选择也符合经济学理性，即符合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当然，这种理性又分为个体理性和整体理性。即单个经济学家选择经济学语言的理性和做为一个研究群体经济学家们选择经济学语言的理性。能否通过探究经济学语言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以促进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呢?

　　5）语言经济学家研究语言问题最终都不得不上升到哲学层面，因为，经济理论都是反映现实的。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反映现实，什么样的方法能更好地、更真实的反映现实，就需要求助于哲学思考。这就需要讨论诸如“本体论”、“认知论”、“方法论”等哲学层面的问题。因为，所采用的认识世界的方法的不同，就会影响到所看到的世界，所看到的世界的不同就会影响到选择反映世界的语言，所选择的反映世界的语言不同就会影响是否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世界，是否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世界就会影响到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又会影响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造世界。所以，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还应包括语言哲学方面的内容。

　　研究方法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大的方面可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借助现代数学方法，通过计量分析，力求客观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针对某一经济事物的现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决策和方案，但它企图超脱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回答应该作出那种选择的问题。相反，规范研究却把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力求回答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针对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提出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因而带有根据某种原则规范人们行为的性质。

　　语言经济学既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实证科学又像一般社会科学一样是一门规范科学。由于语言问题的复杂性，实证研究有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由于计量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而规范研究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和观念的不同，对同一经济事物有迥然不同的意见和价值判断，结果可能导致不同的学者对同一问题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统一，是研究语言经济学的最好方法。当然，具体到某一问题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要根据自己面临的问题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比如，当分析不同时期的语言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时，可以采用历史分析方法，也可以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经济学理论中运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交易费用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等等都可以运用到合适的语言问题上。关键是我们要运用得当。

语言经济学 - 研究前景

　　虽然，目前国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语言经济学在国内的研究大多是应用性研究，而且我们对语言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和纯理论研究还做的很不够，很多领域我们还没6-涉及。如，对一个地区方言的研究；对语言和制度文化习俗之间关系的研究；语言和其他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等。也许我们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探究语言起源方面。在语言起源方面，为何不同的民族、人种选择不同的语言，即使相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区语言tE相差很大。是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的，还是人种生理结构之问的差异和其他还不为认知的原因造成了语言的不同。随着脑科学、生命科学和其它学科的研究进展，我们有望获得进一步的结论。作为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语言经济学如果合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就能够推进自身学科的理论研究。

　　2）所用研究方法和工具。现阶段研究者大都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计量方法、统计方法等经济学分析方法。语言的形成、发展、传播、更新和消亡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人们的经济理性选择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应该进一步借鉴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或者其它学科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比如，进一步借鉴动态优化方法和演化经济学中的分析方法。因为，语言的选择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理性选择，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和人类的进步一样符合生物演化的规律。

　　3）和其他学科的融合。语言无所不在，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个空间，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决策。可以说，语言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有着天然的姻亲关系。语言的选择也和习俗、道德规范和制度的选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语言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应该很好的交流和融合。还有，语言经济学也应该和其他社会学科沟通和结合，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

　　可见，语言经济学有着很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也预示着经济学帝国将进一步远征，远征的成功与否和远征取得的成果的多少，就看研究者所做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