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年大学生活ZZ

ZZ from 本科某同学的blog，做了7年的校友的一位
看到这些，仿佛想起当年的时光，在中院三楼小教室晚自修的日子。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 
 
一 从毕业那天说起
       大学不是一个值得我留恋的地方。

       毕业离校那天，当和父母一道背着几十斤重的行李，冒着黄梅天淅沥的淫雨步履沉重地走出学校正门的时候，我这样对自己说。这是我对这个四年来几乎朝夕相伴的地方的评价。

       这时我想起了徐志摩在从剑桥大学毕业时写下的诗：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告别天边的云彩。浪漫的诗人在来来去去之间大概从来不需要考虑诸如被褥脸盆之类的事情，故而潇洒地挥一挥衣袖便可以一走了之。但我总记得每次不论是走或是来，总是背着重重的行李，汗流浃背地蹒跚而行，自然无暇顾及云彩之类的了。

       这一次依然如此，不仅汗流浃背，而且气喘吁吁。不过好歹是最后一次了，况且在背上的背包里还装着最重要的两件东西：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两本证书都是硬封面，一本红色，一本绿色，内容大致相同，而且都盖有校长的印鉴。它们的意义不言自明，用一位爱开玩笑的同仁的话说，是两万块钱买来的硬板纸。两万块钱指的是四年学费和住宿费的总和。如果算上生活费用，这两张“硬板纸”的价格还会高出不少。况且学费年年看涨，今后的学弟学妹揣着它们走出校门的时候，“硬板纸”恐怕抵得上金砖。不过，“硬板纸”真正的含金量是否也如它的标价一般走高呢？不得而知。我不禁又思考起那个从前一天的毕业典礼上就开始思考的问题：四年的大学生涯，除了这两张“硬板纸”，我还得到了些什么？

       实际上，这个问题现在思考已经有些晚了，或者说，与其这样，不如在刚刚进入这所学校的那一天，就预先考虑“大学四年，我能得到些什么？”

       这个问题恐怕很难有确切的答案。因为憧憬的蓝图往往禁不起现实无情的打磨。年复一年，当现实逐渐显露狰狞，憧憬便慢慢退色了。

       “大学四年，我能得到些什么？”

       在大学一年级时如果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到一个理直气壮的答案：知识。怀揣着一纸录取通知书与无限的使命感，踏上这片被称为象牙塔的土地，禁不住意气风发，得意洋洋。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脚下的路途再遥远，阻不住跋涉书山的坚定步伐；背上的行李再沉重，压不灭争渡学海的火热雄心。虽然刚从十二年寒窗的窠臼中挣脱出来，却迫不及待地翻阅起刚发到手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课本。名牌大学生，何其响亮的名字，让人走在大街上都像鹅一样高高抬起下巴，迈着方步。登上玉皇顶，一览众山小。新学期的第一天傍晚站在学生宿舍五楼的阳台上俯瞰整个校园时，我似乎有些气吞山河的味道。雄关漫道沙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四年之后咱即便成不了钱学森苏步青，至少也是个饱学之士。

       而今，经历了四年的风风雨雨，换回两张价值两万大洋的硬板纸，坐在桌前回顾往事的我，对这个问题又应当如何作答呢？

很明显，我远不是钱学森或者苏步青，似乎也还很难称为饱学之士。那么我得到知识了吗？想想似乎确实学了不少，但那些上课时抄在笔记本上，考试时抄在考卷上的东西到底能否称得上知识仍旧值得怀疑。况且现在连这些其真伪尚有待商榷的知识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唯一能够证明我确实曾经学过它们的也仅剩下那两张硬板纸而已。那么除此之外呢？搜肠刮肚之下，我勉强找到了一个答案：大学四年，除了这两张“硬板纸”，我唯一值得一提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中国的大学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个结论起初连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读了四年的大学，就这样的收获？但回忆一番四年来的求学历程，却猛地发现这个结论不仅一点也不好笑，而且透着无比的沉重与无奈。大学不是动物园，不是商业街，也不是展览馆。这些地方只须转上一圈，左顾右盼一番便能够了然于胸了。大学是一个有生命、有思维的个体，想要了解这个生物一般的东西，唯有成为其体内的一个细胞，融入其生生不息的新陈代谢之中。大学四年的寒窗生涯，我不仅穿梭于它庞大而臃肿的机体，也游离于它晦涩而陈腐的灵魂。

二 我眼中的大学老师与学生
大学的老师远不是高中的老师；大学的学生也远不是高中的学生。

大学的老师远比高中的老师有学问，尽管如此，大学的老师到了高中里，大多数只能去看门房。这是由于大学的老师虽然有学问，但大多数不知道该怎么讲课。大学的学生远比高中的学生有智商，尽管如此，大学的学生若是回到高中里，十有八九是要被开除的。这是由于大学的学生虽然有智商，但大多数不怎么愿意听课。

不言而喻，大学的老师与学生互相造就了对方的这种缺陷。

大学的老师走进课堂一般总是这么一身行头：左手一个公文包，右手一个不锈钢保暖杯。这样的装束原本就很不吸引人，再加上一张与之相配的古板的面孔，更加显得腻味。与之相反，大学的学生走进课堂时身上的装备五花八门，各种饮料、饼干、早餐时段用塑料袋包着的馒头煎饼、下午驱赶瞌睡所需的报纸杂志，甚至随身听和手提电脑一应俱全。老师大概对学生的这类配备品颇为不屑，所以在走进课堂时从来不正眼看底下的学生。当然，学生在老师驾到时大多在互相闲聊或者专注于手中的各种装备，也就基本上忽略老师的存在。所以只有当上课铃响起时候，双方的视线才会对齐到同一条直线上。

       大学的老师讲课基本上有两种方式：边讲边抄黑板和边讲边放映电子幻灯片。无论哪种方式，其本质是一样的：一样刻板、一样乏味、一样不需要学生的参与。老师在讲课时大多看着讲义或电脑屏幕，很少注意下面学生的反应。大学老师偶尔也会提问，但风格与高中老师明显不同。中学老师提问使用疑问句，问完之后总要等待学生的回答。如果没有人自愿举手就要指名道姓。大学的老师提问使用设问句，问完之后象征性地等待一下学生的反应，在确定没有人对他的问题感兴趣之后马上公布答案。如果破天荒地有人举手回答的话，定然会博得由衷的赞许，而不论那个回答错得有多离谱。

       由于老师讲课的方式如此乏味，学生当中一般会形成三种听课的方式。第一种将黑板或是投影屏幕上的内容全数抄下。这样的人在听课时显得很忙碌，因为他所要抄的东西绝对不在少数。特别是老师放映电子幻灯片时，须赶在下一张放映之前抄完上一张的内容。由于要抄的东西实在太多，这类人虽然看上去极为认真投入，但一般全然无暇顾及老师在讲些什么。第二种人根本不去听课，全然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当然值得专注的事情很多，报纸小说、拖欠的课后作业、手机短信以及托福、GRE的单词手册之类。这类人一般到课堂里只是为了应付老师的考勤，他们外观上的共同特点是整堂课都低着头，眼皮也不会抬一下。第三类人选择了最自然的应付乏味的方式：睡觉。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到了课堂上就睡，这多半是前一天晚上熬夜没睡好；另一部分是由第一或第二类转到第三类的，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在下午一二节课的生理困顿期。在大学中，上课睡觉被学生视为一种不容侵犯的权利，干涉这种权利的老师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大多数老师在这一方面非常的知趣，很少粗暴地扰人清梦。

这类人在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会自动醒来，在走出教室时往往精神最为饱满。

       当然，上述三类都是上课时尚且在教室出现的人，还有为数不少的基本上很少露脸，以至于难得在课堂上看见觉得很是陌生，疑心是外系来旁听的。这些人一般是第一堂课或是最后一堂课出现，目的大多是看看老师长什么样。用他们的话说，有了师生的名分，好歹要见着个活的吧。更有甚者，曾听我一位上本科生某核心课程的导师说，他考试那天抱着考卷走进考场，发觉第一排坐着一位穿着入时的妙龄女郎。由于从未谋面，疑心是教务处派来的监考，但看年龄又不怎么像。由于这位导师平时不善交际，遂犹豫良久，大着胆子上前问了一句：请问你是来考试的吗？不料那女郎竟微笑点头。导师大跌眼镜，上了一学期的课，竟不知班上有这么一位。

       不过话说回来，大学老师也有受欢迎的时候，大抵是在考试前后。按惯例，每门课考试之前总有一两次答疑的时间，原本是让学生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当面请教。每逢此时，老师们总能享受一番绕膝之欢，在教师休息室宽敞的沙发上被一群红男绿女小鸟依人地簇拥着。被簇拥之下的老师们大概体会到了少有的师道尊严，故而解答起问题来分外地一丝不苟，细致入微。不过小鸟们大多各怀鬼胎，问起问题来不时旁敲侧击地试图从老师嘴里撬出些考试的题目。老师此时恰被光环围绕，春风得意口风也就不怎么紧了，于是师生各得其所，其乐融融。待到考试完毕，老师们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转而忙碌起来。倒不是来问分数的，考得如何学生们自己心里有数。电子邮件或是电话的内容无非是：本人最近身体不适或是其他课程学业繁忙故而未及复习充分，望老师高抬贵手行个方便云云。学生心知老师阅卷工作繁忙，这种事情上不了台面肯定不好上门拜见，于是借助现代化手段。公开电话邮箱原本为了学生可以随时请教学业，却只在这种时候方能派上用场，也不知老师们作何感想。不过，采用电话邮件等渠道的也还算是婉约的方法，个别豪放者直接在试卷的答题纸上对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者干脆写上“老师帮帮我吧”等简白字样，勇气实在是可嘉的。老师们虽然恨铁不成钢，但凡遇到如此情形，一般也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了。有个别实在铁面无私的，总落下个心狠手辣的骂名，被学生咬牙切齿地唤作“关公（考试不及格称为‘被关’）”，且这顶帽子一旦戴上，肯定在学生之间代代相传，以后走在路上总有人侧目而视。

       除了“关人”之外，老师受欢迎的程度还与其上课考勤的次数成反比。那些每次上课必点名签到的老师总被认为是很不识大体的，只能靠此种手段来弥补其上课对学生缺乏吸引力（缺勤要扣平时分数，对于考试在及格线上挣扎的人无疑雪上加霜）。而上课从来不考勤的老师，不论他的课程如何乏味，或是陈述如何拙劣，都不会因此招致反感。我的老师中最有人气的是一位年轻的英语教师，此君教课尚属卓有成效，而且从来不在出勤问题上为难学生。记得某日他走进课堂时，偌大的教室连他在内总共只有六个人。这位老师显得非常惊诧，犹豫了片刻从包内拿出了点名册。在座的都以为他要发飚，不料他并未点名，只是把出席的人尽数记录下来，然后说：今天大家来上课，很好，我给你们每人平时分数都加上0.5分。众人闻言绝倒。

       如此这般，大学的老师一年一年地保持着自己的教课方式，大学的学生一届一届地继承着前人的学习方式。学生的不恭日益淡薄着老师的热情；老师的刻板日益消磨着学生的激情。在来来往往之间，满怀憧憬的新鲜血液，日复一日地暗淡着，麻木着。

三 我眼中的大学考试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学生从小到大成长的历程，就是一次一次不断考试的历程。一次次考试的结果，决定了学生的前程命运，而学生的命运又决定了他将来还会经历哪些新的考试。劳心费神的考试无疑并不是一种享受，而又没有办法回避，所以大多数学生痛恨考试，这当中自然而然地包括读书时间最长、经历考试最多的大学生，也自然而然地包括作为大学生当中一员的我。

       对于大学以前的学生来说，考试虽然可恨，却也有其价值所在：小学升初中要考（现在好像政策改变了，但我那时还是要考试的），初中升高中要考，高中升大学也要考，考试不仅仅是前程路上的拦路虎，也是继续深造的敲门砖。但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由于失去了升学的功效（少数考研的人除外），考试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面目可憎了。

       大学的考试一般是安排在一学期的末尾两个星期或者在一门课程结束后的几个星期以内。如前所述，由于大学生不喜欢听课，而大学的老师几乎从来不安排复习课，所以一门课上完后几乎立即就是考试，而此时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对于课程的掌握程度不超过一知半解；在这一知半解的百分之九十当中有百分之六十从来没有自己做过一次作业；而这不做作业的百分之六十当中又有百分之三十从来没有听过老师讲课；最后，这从不听课的百分之三十当中有百分之十的人从来没有进过课堂，他们对于这门课的了解仅限于其名称和上课的时间地点。

       于是，在考试前的一个星期，仅存的那些对课程的掌握程度超过一知半解的大约百分之十的“牛人”成了剩余人的围攻对象。首先，如果他们课堂抄笔记的话，那么这些被誉为“葵花宝典”的小本本一定存在无数的复制品，包括复印版、手抄版和手抄后的复印版。当抄笔记的人较多时，就干脆以他们的姓氏来冠名，比如“赵版”、“季版”等等，当然还有综合了数家之长加以详细整理的并批注的“白金版”。在各种版本笔记的传播之下，所有人的复习工作就有了共同纲领，可以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其次，这些“牛人”在晚自修时经常被大群人围坐在中央，充当顾问的角色。为了使少数掌握程度较好的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往往分坐在自修教室的不同角落甚至不同的教室当中，使得其中的每一个都能满足尽量多的人的咨询请求。每当这种时候，在自修区会形成若干以一两个“牛人”为中心，十来个“菜鸟”为辅助的根据地，并不时有一些异常活跃的分子在其间充当信使的角色，以期达到最大的信息与资源共享。最后，连这些“牛人”考试时的座位周围的所有位置也被预订一空。从这种意义上讲，考试对于大学的学生来说并非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场全民的运动，需要在上述“牛人”领导下的全班甚至全系的共同努力。努力的目标当然是将“倒毙（不及格）率”控制到最低的限度。

       然而，即使有“牛人”们的点化，那百分之十的从未进过课堂的人要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将课程内容掌握到足以考试及格的程度仍然决非易事。如此，为了避免在考试结束以后低三下四地向平时横眉冷对的任课老师求情，就不得不采取一些冒险的做法。这种行为老师一般称之为“作弊”，学生则较为忌讳这个字眼，一般以“小抄”之类的词代之。

       在大学生当中，考试夹带纸条等小儿科的作弊方法早已遭到淘汰。作弊的技巧在考生与监考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尽管所有的学校都在不断加大对舞弊行为的打击力度，甚至于采取过勒令退学等严厉措施，但作弊者在不断的实战中所积累的经验使得这门艺术仍然能够保持其长久的活力。

       总的来说，我所经历的考试都有至少两名监考，另有一人在各考场之间来回机动。在这样的严密监视之下，抄小纸条是万万行不通的。较为有效的做法是在考前将书本上的内容用2B铅笔抄在桌面上，由于桌面颜色较深，加之表面光滑，反光比较强烈，铅笔的色泽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的地方根本无法被察觉，而坐在桌前则可以一目了然。考试时将考卷覆盖在桌面上，在需要时移开即可将桌上的内容尽收眼底。万一被监考看出眉目，一块橡皮可以迅速消除所有罪证，即使未及清除，监考也无法证明桌面上的字迹为考生所写，毕竟上课时有在桌面上涂鸦聊以自娱习惯的人不在少数，而监考一般并不懂考试内容。如果嫌桌面上过于显眼，也可以抄在阴暗的台板内部，则更加万无一失。

       以上是闭卷考试的必杀方法，如果是开卷考试，则完全没有必要。常用的另一种方法是向周围的人求助。在发送请求时用手过于显眼，一般以脚轻敲对方座椅（前后）或轻踩对方脚背（左右）居多。被求助者一般虽然未必情愿，但也很少忍心见死不救，遂以眼神或手势暗示，以期对方心领神会。写纸条由于过于显眼，又容易留下物证，仅在迫不得已时使用。坐在前座的人则可以将身体略微倾侧，只要考卷上字迹端正清晰，则后座可一览无余，而自己又完全不必担心受到协助作弊的质疑。

       如果遇到监考特别严格的场合，上述方法可能皆难以奏效，此时一些格外艺高人胆大者可以借口如厕，潜至厕所隔间内将藏匿于身上的资料取出参阅。此举风险极大，因为监考随时可能入厕勘察，如若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曾有不少同仁就此在厕所折戟，被监考灰溜溜地押回考场。对于这样的人，广大同僚的态度永远是同情大于责备，哀其不幸，怒其不慎。

       当然，大意失荆州的人毕竟是少数，在斗争中积累的经验虽然不完美，但永远是卓有成效的。于是，怀着各自的心情走出考场之后，百分之十的“牛人”和百分之九十“菜鸟”们，再一次默契地担当起各自的固定角色，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应付下一场考试的战斗中去了。

       一场场的考试就这样伴随着大学的学生走完四年的风雨历程。从很久以前起，大学的考试就是这样，现在，一直到很久以后，大学的考试仍就会是这样。在所有的学校里，老师和学生的矛盾总是阶级矛盾，因而永远是主要矛盾；学生之间的矛盾总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永远是次要矛盾。而考试正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所不同的是，大学的考试期间人民内部矛盾总会出奇地缓和起来，而此时发生的种种引人注目的事件，正是老师和学生之间阶级斗争的最高级形式。

四 我经历的大学校园生活
       一个人如果对“时差”的概念不敏感，那么他肯定没有念过大学，即使念过也肯定没有住过校。

       念过大学的人大多承认大学校园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而其之所以丰富多彩的一大原因正是由于“时差”现象的存在。当然，这里所指的时差并非由于经度不同而造成的，而是缘于人生活习惯的不同。

       大学和中小学一样，有着慎密的作息时间表，比如早上八点开始上第一节课、上午九点四十分是二十分钟的课间休息、中午十一点四十分下课、下午一点十分上第一节课，等等。当然，除了上课时间之外，学校并没有规定其它时间的作息内容，例如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等等，毕竟大学不是军营，也非寄宿制高中（我以前的寄宿制高中对这些问题时有严格规定的）。虽然如此，但按常理来说，八点上课，七点半怎么也应当起床了，晚上十一点睡觉也属情理之中，学校觉得大学生是成年人了，这样简单的问题应该不难明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看似合理的学校作息制度逐渐暴露出重大的缺陷，以至于不适合大多数人了，而其问题恰恰出在“按常理”这一点上。实践证明大学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按常理办事的地方。

       毫无疑问，由于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学校的作息制度肯定是按照北京时间来制定的。然而真正能够按照北京时间遵循学校的制度，也就是早上八点去上第一节课，晚上十一二点睡觉的人大概是凤毛麟角。由此可见大学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和外面的世界有些格格不入。把这些凤毛麟角排除在外之后，余下的人大约可以分成三套班子。

       第一类（大约占一半）一般工作在乌鲁木齐时间，也就是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的那个时段。这类人大约在九点半钟起床，洗漱完毕之后去食堂，然后是教室。到达教室基本上是十点钟，恰好赶得上上午第三节课。他们在到达教室时手里大多提着一塑料袋的馒头或者类似的东西，因此经常遭到老师的白眼。乌鲁木齐族（姑且唤之）在一天当中的余下时段基本上恢复正常的作息状态，和北京族们一道吃午饭、上下午的课，然后是晚餐、晚自修。所不同的是当北京族洗漱完毕上床的时候，他们往往还在电脑前面乐此不疲地聊天或是玩游戏，以此挥霍掉剩余的一些能量。两个小时之后他们上床时，大约正好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左右。

       第二套班子（占余下的大多数）工作在格林尼治时间，也就是比北京时间晚六个小时的时段。他们起床的时候一般已经将近中午十二点。格林尼治族梳洗完毕之后也有去食堂的，不过是吃午饭罢了。如果下午没有课的话，有些人也会拖到近两点才去吃饭。当然，下午去上课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毕竟上午逃课四节是有一些负罪感的。不过格林尼治族在下午的课上并不怎么受老师的欢迎，这是由于他们此时精力过于充沛，聊起天来嗓音也就不知不觉间大了一些，常常将正常的课堂秩序打乱。另外，晚自修是不可不去的，一来向北京族讨教一下上午上课的内容，以便将脱下的课补上；二来在回寝室的时候要买好点心以供夜宵之用，以免夜深人静之际无处觅食。晚上回宿舍之后是格林尼治族的黄金时段，其丰富的活动从上网、联机对战到补习作业、忙课程设计的都有。他们占据的宿舍无一例外地灯火通明，但却并没有太多的嘈杂：此时前两班的族人们正在酣梦之中，对此格林尼治族还是相当照顾的。当格林尼治族完成在电脑键盘上的最后一次敲击，宣告他们的一天结束时，正是破晓时分。

       最后只剩下一部分避世的人，他们工作在华盛顿时间，也就是比北京时间推延约十二个小时的时段，我们通常可以称之为“夜班”。华盛顿族的人整个白天都蛰伏在宿舍的床上，与外界完全处于隔绝状态。拥有特殊生活习惯的他们练就了在无论多么嘈杂的环境当中也能够酣睡自如的本领。在大约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经过充分休憩的华盛顿族们相继开始了一天的生活。与冬眠之后醒来的熊一样，他们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食物以恢复由于漫长的睡眠而减轻的体重。于是在食堂、超市等地点搜罗了一阵之后，他们会带回一大堆水饺、方便面、饼干以及牛肉干、花生和牛奶饮料之类的各色食品。当然，他们并不会一口气将之清理完毕，而是风风火火地将热食先填充胃袋，以缓解饥饿的状态，其余的留待一会儿慢慢地享用。毕竟漫漫长夜是需要不时地用食物来打点精神的。由于完全没有上课，所以他们也没什么可以温习或是忙碌的。其余班次的人大多还在教室里上晚自习，留下的在这一时候大抵也没什么兴致谈论课堂上的内容，所以也不太好硬着头皮去问。于是，华盛顿族们在此时此刻的活动只剩下开电脑上网或是玩游戏了。大约经过两三个小时的百无聊赖之后，教室里的人陆陆续续地回到寝室。于是华盛顿族的选择余地稍大了一些，可以找北京族的人问问功课，和其余两族的人一道继续玩游戏则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每天的这一时间是宿舍里最为热闹的时候，四个班次的族人同时活跃在楼层的每一个角落。此时的华盛顿族们活力四射，在各种娱乐活动中充当着主导的角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逐渐地减少，各个寝室终于慢慢地冷清下来。等到东方渐白，格林尼治族也上床就寝的时候，华盛顿族们又恢复了一贯的孤独，他们冰凉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跳跃着，密集的咔嚓声凝聚成静寂的空气中唯一的节奏。七点过半，随着北京族人的闹钟发出清脆的起床号，华盛顿族们动作迟缓地按下计算机电源，带着猩红的双眼和蓬乱的头发爬上床去，开始了又一天的长眠。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北京族、乌鲁木齐族、格林尼治族和华盛顿族的族人们共同填满了校园生活的全部节拍，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有一部分人醒着，总有另外一部分人睡着。所有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北京族心安理得地享受优等生的荣耀；乌鲁木齐族在循规蹈矩和放浪形骸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点；格林尼治族充分遵循着享乐主义者的信条；而华盛顿族在黑夜中如同哲学家般创造着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另类思维。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正是在四族人的生生不息下才如此的绚丽多姿，如此的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