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读书集中在读库-2011,几段京剧唱词,柴静的"看见"和英若诚老先生的自传,还未读完,时间大部分还是在技术资料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篇 “我最讨厌种族主义者和黑人。” 全文转发于此.

 

长生剑.古龙


   
     她盈盈一笑,道:“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他也笑了,道:“你也喜欢李白?”
  她将衣角缠在纤纤的手指上,曼声低吟:
  “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
  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
  中年谒汉主,不惬还归家,
  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沥,
  所期就金液,飞步登云车,
  愿随夫子天坛上,
  闲与仙人扫落花。”
  念到劳山那一句,她声音似乎停了停。
  白玉京道:“劳姑娘?”
  她的头垂得更低,轻轻道:“袁紫霞。”

 

 

欢乐英雄.古龙


   


      这人道:“我叫王动,帝王的王,动如脱兔的动。”
  郭大路看着他,看了很久,突然大笑,道:“我看你实在应该叫做王不动。”
  只有死人才完全不动。
  王动虽不是死人,但动得比死人也多不了多少。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绝不动。
  他不想动的时候,谁也没法子要他动。
  油瓶子若在面前倒了,任何人都会伸手去扶起来的,王动却不动。天上若突然掉下个大元宝,无论谁都一定会捡起来的,王动也不动。甚至连世上最美的女人脱得光光的坐到他怀里,他还是不会动的。
  但他也有动的时候,而且不动则己,一动就很惊人。有一次他在片刻内不停地翻了三百八十二个跟斗,为的只不过是想让一个刚死了母亲的小孩子笑一笑。
  有一次他在两天两夜间赶了一千四百五十里路,为的只不过是去见一个朋友的最后一面。
  他那朋友早巳死了。
  有一次他在三天三夜中,踏平了四座山寨,和两百七十四个人交过手,杀了其中一百零三个,只不过因为那伙强盗杀了赵家村的赵老先生老两口子,还抢走了他们的三个女儿。
  赵老先生和那三位姑娘他根本全不认得。
  若有人欺负了他,甚至吐口痰在他脸上,他都绝不会动。你说他奇怪,他的确有点奇怪。
  你说他懒,他的确懒得出奇,懒得离谱。
  现在,他居然和郭大路交上了朋友。像他们这么样两个人凑到一起,他们若不穷,你说淮穷?
  他们虽然穷,却穷得快乐。
  因为他们既没有对不起别人,也没有对不起自己。
  因为他们既不怨天,也不尤人,无论他们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多么大的挫折,都不会令他们丧失勇气。他们不怕克服困难时所经历的艰苦,却懂得享受克服困难后那种成功的欢愉。
  就算失败了,他们也绝不气馁,更不灰心。
  他们懂得生命是可贵的,也懂得如何去享受生命、。
  所以他们的生命永远是多姿多彩。这一生中,他们做了许多出人意外、令人绝倒的事,你也许会认为他们做的事很愚蠢、很可笑。
  但你却不能不承认,他们做的事别人都做不到。
  你也做不到。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喜欢听他们的故事。


他们就是这么样的人,他们做事的法子的确特别得很。
  他们有时做得很对,有时也会做错。
  但,无论如何,他们做事,总不会做得血淋淋的,令人觉得很恶心。
  他们做的事,不但能令自己愉快,也能够令别人欢乐。

 

 

江湖行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皇图霸业谈笑中 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 白骨如山鸟惊飞 尘事如潮人如水 只叹江湖几人回 "

电影"笑傲江湖"里面这首诗作者是李白
 
 

水浒.田连元


  
  "情脉脉,意悠悠,杯酒交欢无烦愁;恨不得相聚无日夜,心能挂钩的跳,血能接管的流。世上只有你和我,其他一笔勾,卿卿我我叫不够,好的要死,爱的要抽"..




打渔杀家

 

昨夜晚吃醉酒和衣而卧,
稼场鸡惊醒了梦里南柯。
二贤弟在河下相劝于我,
他叫我把打鱼事一旦丢却。
我本当不打鱼家中闲坐,
怎奈我家贫穷无计奈何!
清早起开柴扉乌鸦叫过
叫过来飞过去却是为何?
将身儿来至在草堂内坐,
桂英儿看茶来为父解渴。

 

 

神雕侠侣·结尾
 
 
    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说着袍袖一拂,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 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呀啊而鸣,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泪珠夺眶而出。
   正是:
   “秋风清,秋风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倚天屠龙记·开头


  
   想到杨过,心头又即郁郁,这三年来到处寻寻觅觅,始终落得个冷冷清清,终南山古墓长闭,万花坳花落无声,绝情谷空山寂寂,风陵渡凝月冥冥。她心头早已千百遍的想过了:“其实,我便是找到了他,那又怎地?还不是重添相思,徒增烦恼?他所以悄然远引,也还不是为了我好?但明知那是镜花水月一场空,我却又不能不想,不能不找。”
 
 

看见.柴静

 
 
  上几锅最辣的干锅驴肉,颤巍巍地堆成尖儿。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红辣椒圈儿,一碗碧绿的蒜苗段,齐投进去,滚烫得直溅猩红的泡,往米饭里浇一大勺,再拿冰矿泉水一浸,把头栽进去吃,几只光头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务员说‘给我一万张餐巾纸。’
 
 
 
四郎探母.坐宫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曾记得沙滩会一场血战,
只杀得血成河尸骨堆山;
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
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
有本宫改名姓脱了此难,
十五载在辽国匹配凤鸾。
肖天佐摆天门两国交战,
我老娘押粮草来到北番。
我有心宋营中前去探看,
怎奈我无令箭焉能出关?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浅水龙被困沙滩;
我好比弹打雁失群飞散;
我好比离山虎落在平川!
思老母不由儿肝肠痛断;
想老娘不由人珠泪不干。
(转唱流水板)
眼睁睁高堂母难得相见——
(哭头)儿的老娘啊!
母子们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

 

“我最讨厌种族主义者和黑人。”  张立宪


  

张立宪 @ 2012/6/24 11:37 

 

时间:2011年5月8日
地点:杭州市网易研发中心报告厅
主讲:张立宪

特别说明:这是一份作弊的演讲笔录。杭州枫林晚书店为十五周年店庆组织的系列讲座之一,承蒙枫林晚掌门人朱升华老师抬爱,我受邀赴杭。但我实在不是个适合做演讲的人,并没有把自己想说的完整表达出来,只好事后根据录音做了大量补充和调整。
大家晚上好,朱升华老师让我来给枫林晚十五周年的店庆活动助兴。我原来设想了一个题目,但被他否定,最后成了这个名字:《一枚叫“读库”的标签》,听着特别像一个传销大会的主题。前段时间有一条新闻,一个中学生上台演讲,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放一边,说了自己的话。我今天也要对不起朱老师了,还是按照一开始准备的来吧。
 
   一枚叫“读库”的标签。其实这个题目也是我起的,但我内心确实对“标签”这个字眼有一种情绪上的反弹。我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标签中,我们每个人养成的思维习惯,也都是标签化的。我今年四十三岁,前段时间和太太回顾了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前半生,发现就是一直在摆脱别人给我们贴的标签的战斗历程。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六十年代,当年父母的心情都不太好,生活很困顿,社会不太稳定,我们一生下来,似乎脑门上就贴着几个纸条,告诉别人:你是这个社会的累赘,是大人的负担。每长大一天,都要感谢党和祖国的恩情,感谢组织的培养,生命是别人给的,不是你自己的。希望现在九零后、零零后的小朋友,不用再有这种待遇。
我生长在河北的农村,天生的标签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同时伴随着“农村户口”这样的字眼。我从小接受的教训就是要好好读书,摆脱这种身份。如果不能摆脱的话,那就只能种地——那时候连民工都还没有呢,我身上的标签就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改为“一个农民”。后来通过上大学,摆脱了这种身份,成为吃商品粮的非农业户口。毕业之后,有了工作,成为“国家干部”,并伴有事业编制、专业职称、名记名编等其他标签,招摇过市,混吃混喝。

    努力把自己从村里人变成县城人,再变成省会人,再变成北京人,再变成外国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面临这些任务。一生下来,你就要摆脱自己的身份,逃离自己的家乡,而不是说我如何认同自己的身份,享受自己的家乡。这可能是中国人的情感困境吧。我奔波了三四十年,所做的一切就是摘下一个标签,再贴上一个新的——其实是被别人给你贴上一个新的,经常过得很累,也很不爽。所以从内心来说,我是比较抗拒这种贴标签的行为的。

   我们用两年时间整理修复了一套民国老课本《共和国教科书》,去年出版。上个月我在成都和读者交流的时候,有家长就问,如果我的孩子看了老课本,学会繁体字之后,对他的同学会不会说,瞧,我能认繁体字,你们不会,会不会有这种优越感?我没有想到家长会产生这种想法,那套书并没有教小朋友这样去想。事实上这种思维模式已经贯穿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了。比如给一个小孩买礼物,我们一定要提醒他,这个礼物你要好好对待哦,这可是老六叔叔花了六千块钱从美国给你买的。我们会把这个价签特别强调出来。比如我们开车拉着孩子走在大街上,看到对面的车说,你看那个车值三十万,咱们这辆车才值十三万。包括家长凑在一起聊天,基本就是你们家孩子考第几名,我们家孩子考第几名,你们家孩子在哪所小学上?哦,那是一个区重点,我们家孩子在市重点。无时无刻不在对比、算计彼此身上张贴的标签。

   如果能够摆脱被张贴标签的宿命,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人性可以得到很大的解放,大家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也不致于每天都这么紧张。但是,在这个社会里,标签又 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耐心用很多的时间来认识一个人了,只能靠他身上贴的标签来迅速做出判断。我们走在大街上,每个人都像科幻电影里的机器人一样,头脑高速运转,对每一个活动图象进行计算:这个人是干什么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我应该对这个人怎么样,对那个人怎么样。包括走到单位里,看到门卫,哦,知道他是门卫;看到领导,提醒自己这是我的领导……无时无刻不在做这种思维上的训练。

    我们提枫林晚,也需要使用标签,比如“杭州最好的民营书店”,或“一家坚持了十五年的书店”来概括它。包括《读库》,前年我邀请德国一位出版人写稿,德国朋友不知道《读库》是什么,替我们作媒的朋友就说,它相当于“中国的《纽约客》”。德国人就明白了。天哪,这要是让《纽约客》的人知道,人家会哭死。
刚才在网易的食堂里和网易的领导聊天。他说他在面试的时候,一个小朋友来到他的办公室,看到他的书架,说你也看《读库》啊。他马上就把这个人给录取了。你想,这个人读《读库》,至少不是一个坏人吧。以后大家去应聘的时候学着点儿。
 
    看,我们都需要用一种外在的、物化的东西,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人。标签,没你不行。

    我起初给自己定的今天晚上的演讲题目,是一个反标签的主题,名字叫《“我最讨厌种族主义者和黑人”》。这句话是直接引语,大家自然能听出话里荒谬的地方。我为什么想用这个做标题呢?女作家严歌苓给我讲过她的一个故事。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一次回到宿舍,就对她的室友说,今天在大街上很可怕,有一个黑人对我很不礼貌,我怀疑他要抢劫我。她的室友就说,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严歌苓问,为什么呢?室友说,你不会强调他是一个男人,或其他什么的,而是首先会说他是一个黑人。
    就像标题里这种自己扇自己大嘴巴的思维,早已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一次,我在北京一家人很多的饭馆等座。旁边一家三口也在等,爸爸妈妈和儿子,儿子都是上高中的样子了,个头比爸爸还高。这个爸爸来得晚了一会儿,一到场,妈妈就勃然大怒,说瞧你爸穿的衣服这么邋遢这么丢人。把这个父亲训得五迷三道的。从这一刻开始,接下来十几分钟,一直都是这个母亲在说话,声音很大,你想不听都不行。大概的意思是,你看你那个熊样,你爸是大学教授,人家穿这个是有风度,你穿这个给我丢死人了。你真是窝囊了一辈子,当时也就是我能看上你,我嫁给你之后,为了这个家辛苦操劳,大概还有什么忠贞不贰,对别的男人都不正眼瞧什么的。你太没本事了,前些年本来能分到一套房子,也让你给弄得没分上。整整十几分钟,就充满了这些话。他们的号牌快排到了,她又问,拿优惠券了吗?这个父亲说,忘带了。她就更怒,把老公一顿暴骂,说优惠券在家里哪个鞋盒里,你快去拿。她老公就赶快走了。

  
   现场有十几个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我想,大家基本都会给这个母亲贴上标签,“泼妇”。但是我们看她对自己的形容,她肯定觉得自己是含辛茹苦,又贤惠又忠诚的妻子。这就和讨厌种族主义者和黑人是一码事。
 
   一个人给自己贴的标签,可能和他实际的作为正好是相反的。就像我们看有人骂别人,总觉得他骂的就是自己,或者是一个自己想要成为而未遂的人。也有人声称自己最讨厌别人什么什么,事实上他讨厌的东西自己身上就挂着一大堆。我们不要看这个女性很让人反感,这种行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
我为此开始思考人生,思考了很长时间。没错,我们确实需要贴标签,那么,怎么贴?
   
    用句文艺点儿的话就是:当我们在贴标签的时候,我们在贴什么样的标签?
   
    我们看刚才说的这位妇女,她对自己贤妻良母的概括,估计没有多少人赞同,但是她自己非常自信,她对自己也非常满意,甚至自鸣得意。这可能就是贴标签的第一个误区。标签最好的贴法是,它的主语不应该是“我”。因为一般都是褒义词居多,没有人愿意给自己贴一些很恶心的贬义词。如果一旦主语变成我的话,听得都很假。我和大家说,站在台上的我是一个人格闪亮的人,大家听着就像一个笑话。这可能是第一个规则:标签不应该是自己给自己贴上的,而是属于别人的。
你看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对我却是想了很久才明白的道理。年底去一些公司串门,看他们作年终总结,充满了“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在坚守”、“我们多么有理想”、“我们多么不容易”,听着就很可笑,我们就尽量避免让自己这么做。
   
    这可能是我们民族人格中很幽深的一部分,就像吴思先生说的“潜规则”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潜人格”,这个人格和自我标榜的那个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也许是你一辈子都没有看清的、被遮蔽的自己,甚至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自己,在顽强地做一些坏事,然后自己视而不见,还自鸣得意,觉得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多么有道德的人。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一切褒义词的主语尽量不要是“我”,否则就是反讽。就像一个笑话里说的。一人死后,墓碑上刻着:这里长眠着某某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人们便很奇怪:一座坟里怎么能埋俩人?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去了趟南通。为什么去那里呢?因为有朋友向我举报,南通有一家蓝印花布厂,改革开放后恢复生产,八十年代还是当地的明星企业,利税大户。那时候原料好,工人的技法也好,做的蓝印花布特别棒。但是到新世纪后,这个厂就一蹶不振,他们的厂长在一次特别伤心的情况下,把那些染缸全部给砸了,就地掩埋。我问为什么要砸?她说当时已经开不了工了,如果不砸的话,维持染缸的费用都花不起。把染缸砸了之后,这个厂只能靠卖库存的布给工人发工资,因为已经没有生产能力了。我之所以赶过去,是因为听说这个厂再过几个月就要被拆迁。我到厂里,看到他们各种布样,大概有三百多种,就很随意地堆放在那里,估计一拆迁就当垃圾扔掉了。要是丢掉,以后再想找到当年的纹样,就不可能了。我就跟厂长说,干脆您把纹样给我,我整理出一本书,让这些东西都保留在纸上。厂长同意了。我们没有能力挽救这个厂子,但是我们有能力做一本书。
    因为我不懂这些,所以就邀请了设计师宁成春老师跟我一起去采风。离开南通之后,我俩讨论这本书应该怎么做,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家厂叫蓝希,那么这个书就叫《蓝希印花布厂图案集》。现在都是一个讲求包装和噱头的年代,如果把书名起作《中国蓝印花布图案精华集》、《蓝印花布:皇冠上的明珠》什么的,当然更唬人。但一路上,我和宁老师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为自己所做的产品戴一个合适的帽子,不大不小的帽子,应该这样做。叫什么“中国”“传统”“精华”什么的,这本书没有到这么拔高的程度,也不能代表中国整个蓝印花布的工艺。就是一个厂子,他们的工艺已经失传,工具也已经丢失,最后的三百多种纹样我们把它留下来。我们不可能赋予它更大的意义了。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讽刺那些以小见大的毛病,你可以通过一滴水看到大海,但不能看到一块砖就联想到万里长城。区区一本书,不要动辄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高度。当然这一点在讲究噱头和包装的年代,坚持下来是很难的,并且不会被更多的人接受,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这么做。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很难允许自己再做这种唬人又丢人的事情。
这是我对标签问题的第二个思考:让它合适就好。不要给自己戴一个大而无当的帽子,赋予什么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读库》是2005年创刊,2006年正式出版。在编稿子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常见但此前很少意识到有问题的句式,比如“这个可敬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这个听着没什么毛病,还充满感情色彩。但是仔细想想,你为什么要说他是“可敬的”呢?能不能把“可敬的”这三个字去掉?如果你前面对这个老人的描述足够丰富的话,读者自然会得出结论:这个老人是可敬的。当然也许会有另外一部分读者,通过你前面的叙述,觉得这个老人并不可敬,那么你的这个“可敬的”就是剥夺了这部分读者的意见。这是我在《读库》的编辑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想法。
      从那之后,我再编稿子,基本上贯彻了这样一种编辑理念,我称为“无定语写作”。尽量不要用那么多定语、形容词,要用事实来说话,多用动词,尤其不要在形容词前头加一些程度副词,比如说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什么的,万一人民不觉得你伟大光荣正确呢?多丢人啊。这是我对标签问题的第三点思考:尽量不用形容词,不用结论性的话,把形容词用动词来代替,把事情交代清楚即可,把结论性的话留给读者。
我们给枫林晚贴标签,说这是杭州最好的民营书店,不如说这是一家在杭州坚持了十五年的书店。我想朱升华老师可能更喜欢后面这个标签。再比如说丁磊老师,我们可以管他叫IT精英,但这个字眼太俗了,叫中国首富,倒挺吓人,但是如果用一个动词,这个人马上就生动起来了,比如说“与猪同眠”。瞧,大家马上就记住了,恭喜丁磊老师养猪事业大发展。
      这个简单的道理,后来就贯彻到我们的推广中了。我们基本上不再给自己定位成什么“中国的《纽约客》”,或者说这是什么必读书,你不看就不是读书人;或者说2012年最值得一看的书什么的,我们就老老实实把自己做的事情汇报给大家就够了,然后,尊重读者对我们做出的判断。
 
      最近,吴念真老师的一个故事在网上流传很广,这是《读库1201》里,他在大陆的读者见面会上讲的段子。请允许我复述一下这个故事。
     有一天,吴念真坐计程车,司机认出了他,很含蓄地说,导演你好,我常常想,如果哪一天碰见你,我一定要讲个故事给你听。他就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他说他大学时有个非常好的女朋友,全班都以为他们会结婚。他大学毕业后去当兵,他女朋友在外商公司做事,做得非常好。他退伍之后,女朋友说不如我们一起开一个小公司,因为她在外商公司工作过程中认识很多客户,也有很多经验。两个人就开始做。这个男人是本省人,女朋友是湖南人,她妈妈很会做饭,女朋友常带他回去,她妈妈会煮很好吃的饭给他吃。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从两个人做到十几个人。他一个客户的女儿和他一起出差去马来西亚,两人就上床了。客户知道后,一定要他负责。他也知道这是蛮大的客户,跟他女儿结婚也不错,找到一个好的太太可以少奋斗十年。本来他和女朋友的计划是做到四十岁,公司上市,他们就退休环游世界。可是梦还没有完成,他们就分手了。他女朋友很好说话,这样再讲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唯一抗议的是她妈妈,她妈妈有一天中午拿着饭菜到办公室,一进来顿时鸦雀无声。他很害怕,就站起来。她妈妈只是打他嘴巴,说,坏孩子,我不煮饭给你吃了。就一直哭着走了。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其实他跟新妻子在一起也并不快乐,最后就离婚了。他很颓废,生意乱七八糟,欠了一屁股债。台北做生意失败的人常常去开计程车,因为还是自己当老板。可是不好的是常常遇见以前的客户,还会打招呼,下车后会多给钱,他就会觉得很尴尬。后来他在机场排队,遇见的正是当年的女朋友,很商业精英的打扮。他的第一反应是把后面的牌子拿掉,因为上面有他的名字。
    他女朋友上来,直接说要去台北市中心的私人医院。他就低着头,不想让她认出来。那个女的没有跟他讲话,就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回家,在外国,叫她女儿不要因为妈妈不在家就不上芭蕾舞课。叫她儿子记得吃维他命丸,游泳课要上。再打一个电话是给澳洲的公司,说已经到台北了,交待要做什么事。然后打给她在伦敦的先生,说要买什么东西。最后打一个电话给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同事,说我回来了妈妈生病要开刀,我特地回来陪她,不久就要回去,想看看你们,你们一定要带着小孩子来。然后就到了,下车。他想,还好,一路都没有认出他来。结果那个女的突然转回来,把窗户摇开。她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自己十几年来的人生变化,你连Hello都不想跟我说一声吗?讲完就走了。
     大家看吴念真老师的这个故事,有什么意味在里面呢?此情可待成追忆?人生动如参与商?还是女儿当自强,负心汉活该倒霉,你老小子也有今天?
     
     张爱玲说过一句话:写实主义的好处是买一奉十。这句话特别有道理。读者看到一个事实,可以有若干种解读,远超过几个简单的形容词所规定好的。
我想说的第四点是,尽量避免用态度来做标签。这又恰恰是我们的通病。咱们的教育之所以特别失败,基本上就是轮番地让学生热爱生活,对人生有信心,然后继续热爱生活,继续对人生有信心,或者轮番用特别好听的故事、心灵鸡汤给大家励志。励完志之后,他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继续用新的名人名言继续励志。我今天早上出门前,看到微博上又被大家疯狂转发的一条微博,大概的意思是:对于一艘没有航行目标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很有道理,全是这样的人生格言,像报纸社论一样正确又空洞。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这种态度性的话来激励自己。但是激励自己之后又去干什么呢?找到自己航行的目标了吗?依然没有,你只是知道,所有的风都是逆风。
     有很多年轻人给我写信。基本意思都是,你知道吗?我是多么的喜欢书,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爱书的家庭,我爸爸让我读了很多书,我爷爷带我读了很多书。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本好书。然后,就句号了。怎么做一本好书?他没有去想。他第二天再读了一本谁的传记,然后继续说我要做一本好书。即使一个学过对口专业的科班出身的学生,也没有学过,怎样才能做一本好书。
     
     母亲节要到了,大家又在微博上疯狂转发,基本的意思是“妈妈我爱你”,但是怎么爱呢?可能一百个人中,最多有两个人能够陪母亲聊五分钟的天,剩下的九十八个人继续在网上疯狂转发各种“妈妈我爱你”。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教育中的误区:只是表态,但是怎么去做?没有人从技术细节上,从职业训练上去实现它。我们见的所有眼高手低、华而不实、好高骛远、夸夸其谈的人,基本上全是这种只擅长表态的人。反过来说,我们就要尽量让自己不做这样讨厌的人。这是我想说的第四点:标签不应该是一种态度,而应该是一种具体的行动,或者是一种具体的办法。
    我们的头脑中还有一个无所不在的陋习,就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二元化思维。据说在自然界,纯黑是找不到的。生产电器的厂商,他们的努力目标就是,如何在电视屏幕上实现百分之百的黑,永远都实现不了,永远都在追求。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基本上不是把一个人当成天使,就是魔鬼,很少想到大家事实上只是不同灰度的人。就像我们自己,不管多么自恋的人,其实都有一堆烂毛病,可为什么就要求别人毫无瑕疵,或挑出点儿毛病对方就失去了做人资格呢?我们看网上给对方冠以各种名号,基本不是贞洁牌坊,就是耻辱柱。
    我们做过一本京剧画册《青衣张火丁》,许多朋友以为我是个戏迷。其实我这样看戏的严重偏科,绝对称不上是“迷”,并且我从骨子里是不喜欢京剧的。当然这也是长大后才慢慢琢磨出来的,我们的戏剧就是最直白的二元化思维,非忠即奸。忠臣或忠臣的后代一上台,交代一下自己“满门忠烈”,然后干什么都是应该的了,美女对他一见钟情投怀送抱也是天经地义。奸臣呢?脸谱上就写着“羞辱我吧,我是坏人”的字样,浑身上下一无是处,坏得流脓贱得流汤,就是把他全家老少都千刀万剐,也是罪有应得。
    舞台上这种夸张的善恶分明,不知不觉地被输入到我们的思维中。大家看网上每天要放多少狠话出来,包括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全是这样。那些倒台的人,瞬间就彻底贴上恶魔的标签;那些团花锦簇的人,则是完美得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有时候特别纳闷,那些能够用很极端的方式放出那么多狠话的人,他在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甚至想,他可能就是自己口口声声要消灭的那种人。
咱们国家外交上老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生活中,有多少搁置争议的雅量?更别说“共同开发”了。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世界上有我们不喜欢、不理解的人同时存在,人家也活得有理有据的?你真有那么大权力,把你眼中的异端都给烧死吗?
    只要见到那种给别人张贴高度贬义的标签的家伙,我们直接把那种标签反贴到他脸上,肯定没错。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再也不能这样活。
这种二元化的思维深深毒害了我们。我觉得这种毒害是致命的,让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进入了一种状态: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判断一件复杂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解决一切复杂的事情,就可怜到这种程度。也许我们与别人落后就落后在这里了:我们没有能力处理复杂的事情。偏有很多人还很享受这个,因为它是最省事的,痛痛快快敞开骂就可以了。这是不是一种逃避?

    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糟心的事儿?为什么你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有人告诉你,都是茅于轼这个卖国贼害的。多么简单直接的答案,然后呢?把这个带路党干掉就天下太平了,人民安居乐业,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多么简单直接的解决之道。真有许多人就信了。有人说,三年大饥荒死了三千万人;也有人说死的是一千五百万,也有人说是四千万;你就急了:你们这帮居心叵测的骗子,连个数都对不上,干脆我谁都不信。不去想一下背后的原因和结果,不去做一下基本的推论。这是我们的思维很无能的一种表现。
 
    去年读库做了一次编辑魔鬼训练营。其间我们除了探讨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一种说法,什么叫编辑?编辑不仅仅是处理一些是非、对错很容易判 断的问题,一个优秀的编辑,应该具备对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的判断能力和解决能力。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对一个复杂的事情,对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的解读能力、解决能力?
   原来有人问,你最讨厌什么人?我回答:我最讨厌讨厌别人的人。听起来很像绕口令,但确实如此。讨厌当然是一种权利,但太容易沦为浅薄轻佻粗暴。如今,我会说,我最怕那种正义感爆棚的人,对他们眼中的所谓“罪恶”的残忍,以及他们得势后对失败者的轻侮和玩味。
这算是标签之道的第六条吧:复杂些,再复杂些。复杂到最大的纸也容不下我们想要写的字,就自然抛弃掉动辄给人贴标签这种恶习了。回过头来再说那个饭馆门口怒斥老公的女性,我们可以很解气地暗骂一声“泼妇”,但再仔细想一下,也许是这位大姐有什么抑郁症或更年期的疾病,才导致她如此发作,她的家人又如此忍受呢?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再遭遇一次“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可能的,我相信,她绝对能够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老公,和家庭,比我们都要勇敢,就像她自我感动的那样。
 
    我的主题演讲基本上就是这样,说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话。我平时脑子里除了编读库之外,就是琢磨这些没有什么用的问题,今天汇报给大家。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是我十年前写的一本小书,我给大家念其中一段。因为做文字工作,我总喜欢对文字字斟句酌,琢磨其中的各种细节。有一天我和朋友探讨,对方就说,像《战争风云》这样的小说才好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套当年的畅销书,赫尔曼·沃克的二战史诗,分成《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两部,规模庞大,朋友却说这样的小说好写,因为冲突激烈,故事性和传奇性强。我大为点头,“没错,真正难写的,是平凡生活下暗潮涌动的潜流,寻常表情背后,彷徨无计的挣扎和刻骨铭心的忧伤。”我提到了《战争风云》中最具张力的一句话:“罗达熄了灯,像一个问心无愧的人一样睡熟了。”
念这一段话,为这次杭州之行结束。大家经常感慨,如今许多人连条一百四十个字的微博都看不懂,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基本不看一百四十个字以上的书了。
我们读书为了什么?也许就是为了对一些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去寻找背后的复杂。有时候,读书能让我们看到那个被遮蔽的自己,被隐藏的真相。
谢谢大家。
 
 
最后小图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