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哲学对比

　　笛卡尔研究哲学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用怀疑把所有的知识重新检查一遍。他直接怀疑：我眼前的这个世界是不是都是假的？会不会我见到的一切都是幻觉？ 都是梦境？

　　笛卡尔其实也有点崩溃。都怀疑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是存在的呢？想来想去，笛卡尔还真想到一个。他想，不管我再怎么怀疑，“我怀疑”这件事是确定的，它肯定存在吧。也可以说，只要有了怀疑的念头，那么“我”肯定是存在的——“我”要是不存在就不会有这些念头了。

　　这就是名言“我思故我在”的意思。

　　这句话虽然很有名，但是经常被误读。有的人以为，这话的意思是“我存在是因为我思考”，更有人引申为“人生意义就是去思考，不思考人就无所谓存在不存在了”。

　　这些解释都是错的。

　　“我思”和“我在”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推理演绎的关系。即从前者为真可以推导出后者为 真，而不是说“我不思”的时候就“我不在”了，在不在我们不知道。

　　从“我思故我在”开始，西方哲学的精妙之处才刚刚显示出来。

　　当然你可能不服，这明明就是一句浅显至极的话，连小孩子都明白，怎么就精妙了呢？ 道理很简单。

　　拿中国哲学比一比就知道了。

　　咱们说了，笛卡尔的怀疑论没什么了不起的，“庄周梦蝶”就是这个意思嘛。但是怀疑了之后，中西方哲学的思路就不一样了。

　　《庄子》里说完“庄周梦蝶”的故事，继续说： “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话意思是：周公与蝴蝶肯定有区别，这就叫“物化”。这就有问题了。

　　首先说“物化”这词现代人就有很多解释，什么“物我交融”了，“顺应变化”了，“四大皆空”了，全都能自圆其说，那么多国学家也没个定论。就看解读的人学的是哪门哲学，就能把哪门哲学的解释安在这两个字上——要是写本书后人怎么解释怎么有，那大哥，我还要你写书干吗啊？

　　其次，或许《庄子》真的包含了深刻的道理，但是它像其他的中国的哲学著作那样，说道理的时候以比喻为主。它的道理点到为止，不细说，不深究，不推理，不演绎，更不会自我怀疑。就像“一阴一阳之谓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类的话，你听着感觉韵味无穷，让你说明白它到底什么意思，又说不清楚。

　　数学是最简单清晰的吧。有个初中学的知识，我们在地面上竖两根杆子，根据影子长度能计算出太阳高度。这是个非常简单的相似三角形问题，一个公式就能表达清楚。那我们古代的数学家刘徽大哥是怎么记录这公式的呢：

　　“度高者重表，测深者累矩，孤离者三望，离而又旁求者四望。触类而长之，则虽幽遐诡伏， 靡所不入。”

　　我靠，这是首诗好不好。

　　如果当年的牛顿也是照着这个风格写《原理》，把力学定律通通藏在十四行诗里，他们英国人能赢鸦片战争鬼才信呢！

　　可老实说，刘徽也是被逼的。他要真的老老实实写成数学公式，他这本书恐怕就更没人待见了。因为中国知识界向来有重视文学的传统，连当官考试都得靠文采，写数学书自然也免不了要风雅一番。

　　而西方哲学完全相反，不讲究用词是不是优美、意境是不是深远，走的完全是扎扎实实的推理道路。“我思故我在”是按照逻辑推理顺理成章得到的结论，严谨得如同数学公式，却缺乏中式哲学的韵味，更不会让人误以为其中包含什么安邦定国的深意。哪像中国典籍，说“微言大义”，几句话就能涵盖无数道理，半本《论语》就能治天下呢。

　　那么，中国的比喻式哲学，和西方人的数学式哲学，我们该选哪一个呢？ 我们刚刚说过，我们为什么不要立刻就提供幸福的宗教，而非要追求哲学？ 因为我们想避免独断论。

　　这就是虽然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更枯燥无聊，我们却仍要了解它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介绍西方哲学史，而不是搞本《道德经新解》之类的东西，每章引一段原文，塞两个励志小故事凑成一本书把您糊弄过去。那样的书也能让我们有所得，但是假如它不把怀疑当做戒尺，不把逻辑当做纸笔，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所说的都真实可信？

　　所以，西方哲学家们一点儿情调都没有，讨论问题的方式都是抬杠抬杠再抬杠： 你敢写“道可道，非常道”，他就非要拉住你问：“你给我定义一下‘道’。”

　　你敢回答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他就继续追问：“你给我定义‘阴’和‘阳’。”一如当年的苏格拉底那样讨厌。

　　当然，这种哲学研究起来枯燥无味，要不怎么哲理书籍都得写成人生小感悟型的才好卖。有时我也恨不得干脆写一本《西哲小语》算了。就这么写：

　　笛 卡 尔 说 ： 我思故我在。

　　为了一本小说流泪的小美说： 我爱故我在。

　　刚考进美术系的阿强说：

　　我创作故我在。

　　每天都会早起打扫街道的大婶说： 我生活故我在。

　　那亲爱的朋友，你因为什么而存在呢？

　　——再配一波普风格的小插画儿，多给劲呀，您就坐星巴克里可劲儿领悟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