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2023-04-09 22:11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张向荣

163个笔记

点评

认为好看

新朝的故事结束了，对西汉末年的认识更清晰了。这本书值得一看

 

引子：皇帝之死

一般来说，王朝的覆灭往往与政治的败坏、经济的崩溃、文化的腐朽、版图的分裂、御外的失败相关联。

 

合法性危机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生根发芽。

 

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一人专制”11，给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战的机会；从汉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给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优势；从延续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断改制、依靠经师儒生，“王霸之道”让位给“周政”，给了王莽在意识形态上胜出的绝对把握

 

唐人李商隐那首名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里的贾谊，是一个怀才不遇、被君主所耽误的人物。

 

功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威胁性是下行的；但诸侯王却恰恰相反，随着血缘的疏远以及年龄的长成，威胁性是上行的。

 

通过尊天子来安天下，避免封建分权、列国纷争，这正是法家的主张。

 

孤独的皇室大权独揽，也隐藏着如果中央权力失守，皇室权力必将旁落的隐患。//权利过于集中化的弊端

 

二、汉家自有制度

以户为单位来管理人民，是谓“编户”。同时废除过去封建体制下地方上原有的贵族、长老、族长等地方领袖，所有人统统是国君的臣民，是谓“齐民”，总称“编户齐民”。

而秦制总的来说就是三条：律法、文法吏、编户齐民。

 

王道治民，霸道治国，王霸相协，君清臣勃，以霸抑王，民不畏皇，以王抑霸，武废文昌

儒家的“王道”，就这样淫浸着帝国的“霸道”，而王霸之道的关系，也就成为后来的君主所瞩目的问题。

 

领导的特权就是“既要又要还要”，至于如何实现那是下面的事情。

 

唐虞之治：唐尧，虞舜时期，指太平盛世。陛下您内心私欲太重而又声称广施仁义，却想效法尧舜之治，怎能做得到呢！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刘彻之道，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为表，同时广罗阴阳法术纵横之术为我所用，这是一种新的“汉道”。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通奸，公孙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用酷刑和栽赃迫使人认罪，大臣百姓惊恐之下胡乱指认他人犯罪，数万人因此而死。 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趁机陷害太子，并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四人诬陷太子，太子恐惧，起兵诛杀江充，后遭武帝镇压兵败，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壶关三老和田千秋等人上书讼太子冤，终于清醒过来的武帝夷江充三族，烧死苏文。又修建“思子宫”，于太子被害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志哀思。此事件牵连者达数十万人，史称巫蛊之祸。

巫蛊之乱，刘彻将卫皇后家几近灭族，太子、儿媳、公主及皇孙全部死难。长安城内，丞相刘屈氂和太子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死伤枕藉，天下震怖。//所以，要学会内敛。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桑弘羊之问。 问：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这些制度，问钱从哪里来? 2. 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紧急事务，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 如果中央在财政等各个方面不对地方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霍光对儒家没有兴趣，但政敌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桑弘羊主霸道，那就拉拢讲王道的儒生。在儒家看来，国家垄断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当然会反对。当年公孙弘设太学、选儒生入仕，积累几十年，效应显现，儒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于是霍光躲在幕后，让丞相田千秋出面召开了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从郡国选举了六十多位贤良文学也就是经生儒士，到长安与桑弘羊辩论。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论辩，桑弘羊遭到不小的挫折，他所主张的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都被取消，霍光实现了自己的意图。//本质就是让利于民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

唯独夏侯胜站了出来，坚决反对。他的理由非常清楚：武帝虽然有丰功伟绩，但代价实在太昂贵了，死人无数，耗尽天下财产，导致百姓流亡，“物故者半”，人民相食，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至今还没有恢复。这样的帝王，再怎么伟大，“亡德泽于民”，就是说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怎么能尊庙号呢！

 

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37表达了儒士的风骨：既然身为人臣，那就要有啥说啥，不能阿谀奉承，而且话都说出来了，收回也没有意义，我死也不后悔。

 

朝闻道，夕死可矣”

 

商鞅三次见秦孝公宣讲的帝道、王道和霸道，就是道家、儒家和法家。要治国安邦，不管表面文章是做成道家无为而治或儒家以礼理国，但里子里必须是法家治国的霸道。

这恰恰诠释了刘彻“汉道”的精髓：王道与霸道并用，霸道为里，王道为表。

 

刘询不愧是西汉的中兴之主，死后“中宗”的庙号当之无愧。他既能笼络儒家，又能抗衡儒家，也不惜杀戮儒臣，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汉朝的“建国”至此才算真正完成，汉家也臻于极盛之绚烂。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乱我家者，太子也！38

 

然而，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却做梦也没想到，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三、陈圣刘太平皇帝

[ jiāo sì ] 古代于郊外祭祀天地，南郊祭天，北郊祭地。郊谓大祀，祀为群祀。

郊祀

 

上一小节作者讲了汉朝建立过程中的制度，这一小节讲西汉后期的改制尝试。 一、儒家改制 1.儒家改制包括宗庙制度的改革，祭祀制度的重置，最高级别官制的改革。这三件事意义重大，意味着汉朝从“霸王道杂之”真正转向了“独尊儒术”。前两件最终由王莽完成，奠定了他稳定政局、定夺改制、主导政教的合法性。 2.汉朝的经学从董仲舒开创的“天人感应”向着“复礼复古”转变。 二、独尊儒术 1.改宗庙：汉元帝刘奭时期，贡禹、韦玄成、匡衡撤销郡国皇室宗庙，中央宗庙分为祖庙、宗庙、亲庙。 2.改祭祀，汉成帝刘骜时期，匡衡用新的“南北郊”祭祀来代替郊祀体系。 3.“通三统”，在汉家天下里同时保存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不灭。 4.“建三公”，汉廷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大司马给予了印绶并改为外朝官，地位与丞相等同。 三、恢复汉道 1.汉哀帝刘欣希望恢复“霸王道杂之”的汉道，他罢乐府，亲理政事，排挤外戚，打压儒道，恢复两府旧例，与儒家争夺“仁政”的政治主导权、“天人感应”的“神学话语权”。 2.为了打破汉德中衰的谶言，在夏贺良的主张下开启“再受命”的改制，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 3.觉察改制即将挣脱皇权掌控，向着实质上的政变演进，遂废除改制。 四、汉室危机 1.汉武帝完成的“建政”，使皇权集中在中央，皇帝高度专制，诸侯王已无力无心拱卫。皇帝一旦突然身死，权力瞬间旁落，面临统治危机。 2. 汉宣帝完成的“建国”，形成了王霸平衡的“汉道”。汉哀帝时代儒家深入人心，与灾异、符命密切结合，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戚、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也因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3.汉哀帝死后王莽掌权，完成宗庙祭祀改制赢得人心，西汉末的刘姓宗室已经沦为王莽新朝的普通臣民。

要不是后来刘玄成了推翻王莽的更始皇帝，要不是刘秀中兴了汉室，这些基层治安案件和买驴贩粮之类的杂事压根儿不会被史书记载下来。 史书只会盯着王者。

 

一、仓促之夜

任何政治事件起初都是混沌的，只有具备政治品质的人，才能准确决断出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盟友。判别敌友是认清局面、把控形势的前提，而下一步，只有同时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才能付诸行动，跟随或反对谁。而不论是决断还是行动，都应当迅速，避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

 

二、安汉公是什么称号

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10就是说，等待天下百姓家给人足的时候，再给我封赏

 

第三章 王氏

公元前27年（汉成帝河平二年），成帝刘骜封他的五个舅舅为侯。他们是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立、曲阳侯王根、高平侯王逢，合称王氏五侯。因为他们是外戚，所以气焰嚣张，肆意盘剥百姓。他们用压榨人民血汗得来的钱财，为自己的享受大肆挥霍。如曲阳侯在首都长安竟模拟皇宫给自己建造宅第。对他们的骄横和奢侈，百姓积愤难平，编了这首《五侯歌》用以揭露、嘲讽他们。 译文：王氏五侯在刚被封侯得势的时候，曲阳侯王根气势最为猖狂。王氏五侯为了修筑自己的宫室，竟绕了杜门外把高都河水引过来。在建筑群中，筑成洋洋大观的水中高台，筑成的大殿酷似未央宫里的白虎殿。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 坏决高都，连境外杜 土山渐台，像西白虎

 

一、王氏之兴自凤始

王贺对此并不以为然，说了一句：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7

 

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23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人之心，是没有资格为帝王的，这不仅是汉元帝所信奉的儒道，也的确是真正的伟大帝王所具有的基本品质。

 

为王莽窜汉做好了基础

汉元帝在西汉诸帝里品德相对最为宽厚，也是西汉第一位主动遵循儒家思想治国的皇帝。在他治下，西汉的政治气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简言之，就是儒风越来越醇，改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灾异和祥瑞越来越关注，易代改姓的观念基础逐渐形成。

 

权力掌握在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能力的人手中，对这个人及汉朝来说都是致命的隐患。

 

许多人擅权，并不是出于贪婪和欲望，也不是把权力当春药，而是没有安全感。他们为了自保，不得不夺取一些权力，但为了保护这些权力，就需要攫取更大的权力。权力越揽越多，不到死根本停不下来。//死循环啊

 

但在多数情况下，权力争夺仅仅是由于掌权者拓展权力边界时遭遇了挑战，没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也不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这类权力斗争只是纯粹的争权夺利，不属于政治斗争，落败者未必值得同情，胜出者也不过是权臣而已。

 

给娃讲凿壁借光这个故事，得把后面也讲了，万不可这样😅

这年冬天，外朝首领、乐安侯、丞相匡衡利用地图的不精确私自扩大封邑，被免为庶人。以“凿壁借光”留名青史的匡衡因为这个缘故被免，实属讽刺。

 

权力是此消彼长的，要保护自己，就得扩大权力，拓展权力的边界。

 

二、大司马王莽

《寒食/寒食日即事》 唐代 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灾异也好，祥瑞也罢，当然是信仰，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天象或异象，是上天的沉默不语或雷霆教诲；但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解释权掌握在人的手中2。

 

王氏家族的纨绔子弟里，王莽以一种另类的形象突然冒了出来：王氏子弟骄矜傲慢，不学无术，花天酒地，王莽却待人恭敬，勤学刻苦，修身严格；王氏子弟竞逐豪奢，声色犬马，王莽却特意头戴缁布所制的进贤冠，着禅衣，束革带，一副儒生打扮。仅此一点，王莽就从默默无闻变得引人注目起来。

 

陈汤，就是汉元帝时期未承王命攻杀匈奴郅支单于的西域副校尉。因为是私自的军事行动，这件能封列侯的壮举在汉廷并没有得到鼓励，人也仅仅受赐关内侯。但他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在后世家喻户晓。//这就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由来吧

 

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他的未来

王莽意识到，必须超越王氏家族的家族利益，追求更高远、更宏大的目标。有朝一日，即使王氏家族还被认为是灾异的来源，但他王莽本人不是。

 

世界上大多数人富贵之后就高高在上，志得意满，比如淳于长。可王莽封侯之后，比从前更加礼贤下士，更加谦卑。和淳于长一样，王莽也交接卿相大夫，但不一样的是，他从不交接那些趋炎附势之人，而是名士学者。对出身低微、家境贫寒的儒士贤者，不惜散尽钱财进行接济，愿意来他门下当宾客的，饮食衣冠车马全包，很有当年萧相国、公孙丞相16的风范。

 

但这件事透露了王莽极度在乎舆论和民意，面对非议不能淡然处之，不惜以极端、激烈的举动来自证清白。这绝非圣哲处世之道。

 

三、王莽的沉浮

政治的本质在于决断国家施政的路线，她不明白达成政治意图的途径是夺取重要的职位，更不明白只有路线清晰且职位稳固，才能进一步谈论划分敌友，争取同盟，打击异己。

 

古往今来，凡是能被万众高呼推为教主的，无不是自己先有圣人的自诩。倘若自己都不信，如何能够通过行动和言语来感召世人呢？

 

出自唐代李贤的《黄台瓜辞》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黄台瓜辞》是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这首诗通俗晓畅，寓意明了。诗以瓜与采瓜人比喻子与亲，以摘瓜喻骨肉相残，充分揭示并控诉了武则天的暴虐，讽刺意味很强。

一摘使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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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递诏筹的行为，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颇流行的“连锁信”，一封信抄录若干份分发出去，每一封都要求收到信的人再抄录分发若干份，照着做的会发生好事，否则就会遭灾32。

 

《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四、拨乱反正

死人备极哀荣，活人日子就难了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一、吕宽大案

“不可谏”，说明王莽极端固执，一意孤行，难以沟通，王宇之所以不敢直接劝诫父亲，想必是“知父莫如子”，说了也没用；“好鬼神”，说明王莽极其相信灾异和祥瑞，而且是真信。

 

吕宽案进行到这个阶段，中外臣僚才慢慢咂摸出味道。原来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件，而是王莽针对汉朝上层社会的一次“整风”运动

 

今天大家来这里“上课”是来领会“为人后”之义的，你却在这里教唆金当为亲生父祖立庙，而不为礼仪上的祖先立庙，分明是你也只想给自己的父亲立庙，公然对抗公序良俗。甄邯用了一长串形容词，在伦理上宣判了金钦的死刑：进退异言，颇惑众心，乱国大纲，开祸乱原，诬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

 

二、事先张扬的婚礼

未央，是西汉的时代精神。

 

三、从宰衡到赐九锡

孔子是“讥二名”的，虽然“讥二名”指的是“名字不能取两个字”还是“不能拥有两个名字”，后代有不同看法，但王莽认为是前者，只有单名才合乎古制礼法。所以，皇帝刘箕子就改名为刘衎了。

 

熟悉农业的人知道，大水之后多瘟疫，大旱之后多蝗灾，这次青州就在大旱后遭遇了蝗灾。

 

总之，王莽的做法兼有理想主义、笼络人心、政治表演的成分。但他无疑很把“民意”当成大事，愿意收买民心，让民意为他弥补统治合法性，从而超越外戚身份对自身权力的限制。

 

王莽成为了第一人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际执行且有据可考的赐九锡，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完成了

 

九锡第一次出现就与改朝换代密切结合在一起，等到汉魏禅让，九锡制度成熟以后，隋唐之前凡是要搞禅位的都会先赐九锡。司马昭之心为什么路人皆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受了六次九锡，真是不厌其烦；宋齐梁陈的开国四帝，均受九锡；到了唐末，朱温在称帝之前，听说唐廷还要赐九锡，急不可耐地破口大骂，说明九锡“赐予权力”的象征意义已经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到了宋朝及以后，赐九锡变得罕见，宋之秦桧，明之魏忠贤，都有过大臣奏请赐九锡的记载，但均没有下文。赐九锡在皇权稳固时显得敏感，在改朝换代时显得多余，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武王之后的叛乱

管、蔡分别是周公的兄和弟，武王灭商之后，被周武王委派在商朝旧地。按照《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引来管、蔡不满，就和商纣的儿子武庚一同叛乱，后来被周公东征平叛，管、蔡二叔，一杀一放。但是，这段历史较为复杂，如据清华简：管、蔡及霍叔是作为三监被委派到商朝旧地的，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引发了管、蔡的流言，但是这种周王室内部的矛盾被武庚所利用，商朝遗民叛乱，杀掉管、蔡、霍叔“三监”，然后才有周公东征平叛之事。先不论哪条更符合历史，对西汉人来说，可能《史记》关于诛管、蔡的记录是时人的普遍认知，所以王莽才会按照“大义灭亲”的模式来模仿。

 

四、居摄：与周公异世同符

 

：五谷有祥瑞，有的苗长到一丈多长，有的一株竿上长三个穗，有的没播种自己长出来了；天上降下甘露，地上喷出酒泉，凤凰、神雀都来了。//卫星，真亮

 

“四夷”外交事务从来不是纯粹的外事，那些与外国真正相关的实质事务，臣民一般是看不到的；能让普通臣民看到的所谓外事，目的多半是应对国内的民意，匈奴、西羌与汉廷心照不宣、两边满意。//当代不也是么，比如洛佩希访台

 

虚假的盛世

总之，元始五年的秋天，一名普通的汉朝臣民特别是长安市民，看到的是海内大治、四夷宾服的盛世景象，安汉公制礼作乐，儒家“三代之治”的理想也已经基本实现——用后人的话说，就是“历史的终结”

 

12．假皇帝王莽 未央宫依旧巍峨，朝霞夕阳如血，长安人流如昨。 时隔五年，王政君、王莽姑侄二人再一次面临为汉朝选定皇帝的局面。如今，汉元帝的世系已绝嗣，只能向上追到汉宣帝。

但流传最广的仍是周公顾命大臣的形象，而非称王。这主要是王莽失败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室对于周公摄政十分敏感警惕，着重塑造这种形象；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即使是普通人也不敢想象周公会做出“篡权”之类的事了。这构成了广为人知的“显历史”。

 

在“家天下”的世代，除了自己的继嗣，一般是不可能由他人来代理皇帝的。汉武帝连擅命的皇太子都会杀，而此时的群臣却拥护异姓的外戚代理皇帝，这说明，一来天下的权势已经转移，人们普遍接受了汉室衰微、天命将尽的观念；二来，王莽代理皇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亦步亦趋模仿周公。人们信仰儒教，赞美周公，就会接受王莽。

 

五、皇太子：刘婴的身份

“天子”是一个来自周朝的旧称，皇帝是秦之后才出现的称号。天子意味着神权，源于天命；皇帝意味着治权，好比商周时期的王，源于祖先；天子是今文经学里的一个“爵位”，皇帝则是世俗称号。

 

大多数宗室是在沉默中等待爆发，只是没人敢带头

 

，因此：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5

 

昔年刘邦把刘氏子孙分封到各地，目的就是皇室受到威胁时，诸侯能够起兵勤王。

 

臣子之仇，宗室之雠，国家之贼，天下之害也。是我个人的仇人，刘氏宗亲的仇人，国家的叛逆者，天下的大祸害

 

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9伯松是张竦的字。长安市民难以理解，“文字材料”写得好，不仅自己能封侯，连被捉刀的人都能封侯。

 

在两汉，关东和关中之间的矛盾一直比较显著，汉初是关东的异姓诸侯和关中刘氏汉廷的矛盾；清除异姓诸侯之后，又变成关东的刘姓宗室与关中皇室的矛盾，所以诛灭诸吕时，是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和他同属齐悼王世系的刘章、刘兴居起了关键作用。因此翟义也是循此先例，与关东诸侯西进叩关。

 

才知道罗斯福死在希特勒前了

欧洲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奥国、俄国组成的联盟几乎要把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灭亡了，结果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病逝，继位者彼得三世亲普鲁士，而且是腓特烈大帝的“粉丝”，于是退出战争，导致联盟解体，腓特烈大帝奇迹逃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希特勒已经躲在地下室里，得知罗斯福病逝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奇迹将会在自己身上重现。

 

权利那么容易放下？

这等于是向天下重申不会取刘氏而代之的承诺，效果应该不错，因为此后没有宗室响应刘信

 

成就齐桓公霸业的“葵丘之盟

 

这一年里，凡是往来于濮阳、无盐、圉等城市的人，都会在大路旁看到极其可怕的景象：用翟义和刘信叛军尸体堆成的塔山，也就是当时所称的“京观”。京的意思是大，京观就是“大观”

 

当权利脱离约束，就成为了野兽

王莽的形象，在微妙、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他那激烈、极端乃至有些变态的性格，亦随着他权力的扩张而愈演愈烈，从早年摔碎玉石剑柄，到挖掘丁、傅两太后的坟墓，逼杀两个亲生儿子，再到以毒物污物诅咒叛乱者，直到京观，渐渐暴露出他在服膺儒学、敬天重礼的姿态下还有另一张面孔。

 

王莽的形象，在微妙、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他那激烈、极端乃至有些变态的性格，亦随着他权力的扩张而愈演愈烈，从早年摔碎玉石剑柄，到挖掘丁、傅两太后的坟墓，逼杀两个亲生儿子，再到以毒物污物诅咒叛乱者，直到京观，渐渐暴露出他在服膺儒学、敬天重礼的姿态下还有另一张面孔。

 

一、驯服君主

素王孔子让弟子们组织理想政府——德行，就是孔子的继承者，下一任圣王，比如颜渊；言语，负责外交，比如子贡；政事，相当于丞相，比如冉有；文学，负责教化，比如子游、子夏。

孔子对自己的弟子们有过期许，叫作孔门四科：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1、素王是孔子的众多称呼中的一个，有“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的说法。关于孔子为什么叫素王的一种说法：古代帝王，一般都是方脸盘，鼻如悬胆，两眼外侧微微上吊，状如飞燕，从汉朝开始，不论怎么改朝换代，当皇帝的人一定是这个型。汉朝人发现孔子的相貌很像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刘邦的相貌，是皇帝脸，所以称孔子为素王，素王是虚龙假凤的意思。 在民间传说中。说孔子降生的当天晚上，有麒麟降临的孔府阙里人家，并吐玉书，上有“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徵在贤明。”字样。既告众人孔子非凡人乃自然造化之子孙，虽未居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堪称"素王"。孔子家人将一彩绣系在职角上，以示谢意。周敬王末年时，有人在曲阜掘土犁田时，竟挖出了那条当初系于麟角的彩绣。以后，人们又引申出玉书三卷，孔子精读后成为圣人。至今，在文庙、学宫中还以《麟吐玉书》为装饰，以示祥瑞降临，圣贤诞生。 2、史官：历史是现实的镜子，鉴古可以明今，观往可以知来。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就深明这一道理，历代皆设有史官，记载时事，编撰历史，既留下人类活动的雪泥鸿爪，又为现实的政治提供借鉴。史官被称为“素王”，足见其作用重要。

 

班彪的儿子班固说，儒者选择出仕或是不出，各能获得“道”之一部分，《易》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所以“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3。 班固说的就是儒者的品质，也即“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儒者不能一味追求归隐，浪费掉一身道术；也不能贪恋禄位，忘记儒者的本分。

 

如果说政治家最重要的品格是决断力，那么儒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判断力。

 

由此可见，尽管王莽明确尊崇儒家，且获得大部分儒者支持，但并不存在一个行动一致的“儒家集团”，儒者们各有立场、各有选择。出仕的，有人真心相信王莽，愿意跟随他开万世太平；有人未必相信，但愿意投机，做一番事业或是博得禄位。不出仕的，有人是与新朝改革的设计师刘歆早有过节，如龚胜；有人是忠于汉室，要当伯夷叔齐，如薛广；有人不相信王莽是圣王，不愿意跟随；还有人预判将来会天下大乱，不如远走避祸。

 

现在，新朝显示了宏大的儒家开国气象，连皇帝都是儒者。儒者的至高理想就是由圣人当王，这颇似苏格拉底所说的“由懂得统治的人统治”，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就政治哲学的这一理想模式而言，的确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孔子创制儒学，不是自创，而是通过整理周代的“政典”来表达政治主张。这里的“政典”，并非有些史学家所说的“史料”或是“档案”，如果非要打比方，毋宁说是周代的“文件”：既有《尚书》这样的“红头文件”“政府白皮书”，也有《仪礼》这样的“规章制度”，还有《诗经》这样的“内参”。即使是孔子亲自编纂的《春秋》，也是依据鲁国的“大事记”而褒贬成书。总之，儒学与鲁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鲁地儒生的知识谱系也最为醇粹。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9，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爱征服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

 

齐学推阴阳，说灾异，究天人感应，察五际六情，其学说比鲁学要激进和夸张，而鲁学以严谨敦厚著称。

 

刘彻，后人常常用“多欲”来形容他，在历代帝王的谱系里他从来不是一位符合儒家口味的君主。他对儒家的喜好，是希望用儒学为他的一切行为蒙上合法、道德、神秘的面纱。董仲舒从一场火灾出发，竟然能够谈及对王侯贵戚的冷酷制裁，这让刘彻嗅到了儒学复杂的味道，儒学的齐学也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天人三策》是一本汉武帝征问，董仲舒作答所出的策略，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汉武帝求解的不是具体的一时权变之策，而是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能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汉朝强盛的长久治安之道。是带有规律性、普遍性、战略性的历史政治哲学。 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主要建议包括： 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事实上，“天人三策”也的确没有令皇帝非常满意，皇帝册问的那些问题直白、功利、咄咄逼人。在前两次册问中，皇帝问：“三皇五帝既然道路是对的，怎么最后就走到了桀纣？儒家推崇的复古，到底有没有用？儒家标榜的圣君，为什么尧舜就很闲，垂拱而治；而周公就很忙，连饭都吃不安生？朕现在劝农，为何没有效果？” 皇帝一如既往地急迫，他追问的还是那两个字：治乱。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4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罢黜百家”是东汉班固总结的，“独尊儒术”也是后人总结的，一定程度上只是想象。

 

刘彻在通过举贤良对策提拔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同时，又根据宠臣卫青的多次推荐，发现了主父偃等人才。通过推荐就可以做官，这比举贤良对策要简便多了，所以，刘彻的时代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说阴阳灾异，以儒学平决政事；主父偃则是纵横家术；公孙弘位于他们两人中间，以儒学修饰刑名之术。

 

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我好像在天已黑时，还要赶很远的路，所以我只好颠颠倒倒行走，违反常理办事。实际上是伍子胥形容自己年纪大了，怕没有时日报仇，故要违反天理。后用“倒行逆施”形容做事违背情理。原文出自于《史记·伍子胥列传》。」

主父偃却毫不惧怕，还把伍子胥的名言挂在嘴上：“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

 

主父偃的另一句为世人所熟知的名言是“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烹耳”，可见其勃勃野心和对功名的向往。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说的“善于运用狐狸与狮子两种性格的君主”便是此类。通过“狐狸”的狡猾给自己披上仁义的外衣，使人民爱戴，通过“狮子”的凶残使人民敬畏、畏惧，这才是真正的君主。

刘彻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貌似圣王，实为暴君，这样的皇帝是三代以来的第一个，是帝国时代孕育出的典型君主，与尧舜文武、秦皇高祖有着本质不同。辅佐刘彻这样的“雄才大略”，恐怕只有公孙弘才能胜任。

 

二、今古之争

在这里，董仲舒说了一条很有名的原则：君子原心。就是动机比结果更重要。

 

比起谈论灾异五行、主张皇帝要根据天道行事的公羊学，穀梁学更注重礼制尊卑、伦理教化。

 

官方的儒学，不论是公羊还是穀梁，越来越倾向于维护帝国的统治，接受皇帝对儒学的裁决。经学博士们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像后世的意识形态部门，他们虽然脱胎于儒家，但已经不纯粹是作为学术、作为理论、作为思想的儒学，而是成为“经学”。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6

 

盖宽饶透露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心里话：要实现选贤任能的“官天下”，而不是世袭制的“家天下”。一个人不具有统治才能，就没有资格当统治者。

 

「"文法吏"是战国以来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一种官僚类刑，其主要特点就是尊奉主上、晓习法律并善于合乎法律规范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公文和具体事务。 韩非子认为："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商鞅变法，在秦国所推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由于"文法吏"是官僚制度下所不可缺少的官僚群体，因此汉代虽然极力批评秦以"法术"治国的种种弊端，却无法把"文法吏"从官僚队伍中清除出去。 具体的史实告诉我们，虽然在汉武帝时已开始尊崇儒术，但"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东汉光武帝"既以吏事自婴，（明帝）尤任文法"。」 「汉代称"文法吏"为"文史法律之吏"或简称"文吏"，是与儒生相对而称的。」 「"文法吏"在汉代往往被蔑称为"刀笔吏"、"俗吏"。刀笔为"治簿书"的工具，称"文法吏"为"刀笔吏"，旨在批评他们只知依成法行事而不晓"大体"。汲黯就曾骂张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称他们为"俗吏"的原因也大体如此。」 「总之，由于汉代的"文法吏"不通"经术"，也不承担教化的责任，只是奉令行事，因而在儒生及通"经术"的官僚眼里，便成为"俗吏"了。 秦汉时期常常以"文无害"一语来评价文法吏，实则"文"与"无害"是评价的两个方面。」

文法吏从汉初以来，一直担当着各级机构的“经办”，与后来身居高位、掌握话语权但不负责具体事务的儒臣在利益和政治理念上有冲突

 

但这更说明了，经学最为重要的武器——言说灾异，已经失去了驯服君主的初心和威力。汉朝人信鬼神、信天命，对灾异祥瑞很敏感，董仲舒才会在这基础上发明“天人感应”的说辞，试图用灾异祥瑞来规诫帝王。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说辞是有作用的。汉宣帝满世界去找祥瑞，本身就是他敬畏天命的表现。

 

隙末凶终：隙：嫌隙，仇恨；凶：杀人；终、末：最后，结果。指彼此友谊不能始终保持，朋友变成了仇敌。

他们长达一生的友谊虽然隙末凶终，但此时都还年轻，一起共事当有志同道合之感

 

亦称“挟书律”。秦代禁止私人藏书讲书的法令。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准丞相李斯之议，凡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明令罢除。

所谓今文经学，简单来说，因为儒经最初主要是口口相传，再加上战国的战乱、秦朝的《挟书令》，很多经书的简帛文本没有流传下来。直到汉朝，学者们才通过记忆默写下这些经书，他们使用的文字就是当时通用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犹如今天人们使用简体字来抄写古代的书。 但是，那些先秦的旧书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有的被人保护着藏了起来，有的侥幸没有被销毁，例如汉景帝分封在曲阜的儿子鲁恭王在扩建宫殿的时候，偶然从孔子故居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些儒经，都是用先秦的文字所写，于是大家称之为“古文”，犹如今天人们得到一本古书，上面印着繁体字。

 

所谓“三代之治”，有时简称“三代”，指中国最早三个统一政权——夏、商、周。“三代之治”的说法是西汉时期的儒家人士提出的，他们认为夏、商、周是中国治理得最好的三个典范朝代。

三代之治

 

一种思想如果在野，就总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如果在朝成为官方理论，就免不了功利化、“政治正确”化。//所以从个人角度来说，也是需要不断的自我评判，多从自身找原因，而非推脱到客观因素上。

 

比起今文经学尊孔子为“素王”，古文学则更看重周公，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而孔子呢，是传播周公的“先师”。一个把孔子看成是王，一个看成是师，差别不可谓不大。而一旦认定周公的地位更重要，那就给汉朝的制礼作乐提供了依据。

 

《左传》原本不算儒经，据说是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撰，是一部单独的史书，并非孔子《春秋》的“传”，所以时人称之为《左氏春秋》。

 

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了一点，就是限制土地兼并、防止贫富分化已经是朝野特别是儒家各派的共识。

 

西汉许多皇帝如汉景帝都没有资格拥有庙号，而东汉的皇帝无论多差劲都能有庙号，在这个问题上的堕落，刘歆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自古以来凡是冲破旧制度，发动大论辩以“解放思想”是前提。

 

《让太常博士书》汉·刘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记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阵，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书。至于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赞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以远矣。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愍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或脱编。博问人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叹癏，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不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愍此文教错乱，学士若兹，虽深照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于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内外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 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让太常博士书》

 

禅让，是儒家一系列礼乐制度设计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禅让的实现，意味着天下终于回到唐尧虞舜的“三代”政治，政权可以和平更替，谁贤能帝位就让给谁，既不要“家天下”的世袭，也不要战国秦汉的比拼武力，最好连“汤武革命”也尽量避免，这就保证了政治永恒的和平稳定。

 

第六章 始建国元年春正月：皇帝

公元9年，王莽夺取了西汉政权后，改国号为“新”，在文字上极力复古，仿效秦始皇，在所制定的量器腹部周围用小篆刻上了这段诏书。 译文：黄帝是我的初祖，他的美德汇集到虞帝，虞帝是我的先祖，他的美德又辗转汇集到了新朝。戊辰年木星运行到了大梁之次，北斗星的斗柄正指向苍龙星系，天下安定，上天命我继承汉代的天下，拥有所有的臣民，于是建立国号，即真天子位，以建丑之月作为岁首，社稷长寿兴隆。制定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考察精细且合乎前人的制度，在岁星运行到实沉之次的己巳年，把新朝的度量衡制诏告天下，令各郡国遵照执行，让子孙后世，享有天下，而传之于亿年万代。

据土德受，正号既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 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 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新莽时期铜嘉量铭

 

一、从周公到尧舜的22天

王莽的道德就体现在这种为了公义而不顾私亲的行为上，类似于后世那些为公事而不顾家庭的“榜样”“楷模”。

 

mark 西游记一下

就在这一天，据说天宫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如来佛反手为“五行山”，将一只大闹天宫的神猴压在了山下的一个“石匣”里。33

太保道：“这山旧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改名两界山。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饮食，自有土神监押，教他饥餐铁丸，渴饮铜汁。自昔到今，冻饿不死。’”自王莽开国到唐朝肇始，大概是六百多年。

 

二、始建国传亿年

总想着左右逢源，这也不情愿，那也不情愿，但最后这也不得不做，那也不得不做；总拖着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幻想着问题会自己消失，直到面临不得不决断的时刻，却已丧失决断的主动权，只能被动选择。

 

只要活的够久，就已经能超过很多竞争对手了

身旁的帷幕后面坐着太皇太后王政君，已经快八十周岁了

 

按照儒家的设想，“通三统”并不只是形式，还要求现任统治者善待前代皇（王）族，吸取前面两朝的“治理经验”，而不是一味地改弦更张。这也是为了本朝终结后，继任的朝代也会以同样的善意来对待自己。

 

始建国，寄托着王氏家族永恒继承的信念，也意味着纯正的儒家天下从此开始，今后再也不会改变。时间开始了，历史已经终结6。

 

这座房子被专门看管，刘婴没有踏出大门的权力；他的保姆、奶妈以及所有的侍者，都被命令不得与刘婴说一句话；即使在定安公第，刘婴也被限制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外界的一切风景和人世皆不可见，以至于王莽覆灭后被放出来时，连六畜都不认识。对待刘婴的态度，把王莽内心深处的阴暗表现得一览无余。

 

把政治予以象征化，也的确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征，塑造了古代中国人在生活中泛政治化的倾向。

 

“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教员

政治的核心就是划分敌友，王莽这个举措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特别是笼络了地方势力，从而能够一定程度上对遍布天下的刘氏宗族形成抵抗。

 

王莽称帝的真正推手是无形的经学主张，他真正的统治基础是儒家士大夫们。这些人不是血缘的集合，而是经学或者说意识形态的聚拢。

 

由此看来，三公是政府机构的首脑，在外朝抓具体工作，调和的是人间的秩序，其神性弱于四辅。如果比拟的话，四辅相当于西汉的大司马，承皇帝之意居内朝辅政；三公相当于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等，居外朝施政。

 

昏聩如此……

这当然难不倒王莽，他令有关部门把长安城里叫这两个名字的人都找出来，再根据面相进行占卜，找出最有福相、最能应和新朝德命的两个人。于是，在长安市里卖饼的王盛、在城门担任城门守将属官的令史王兴，被王莽亲自敲定，入列符命所说的新朝十一大臣。其他的王兴、王盛们，也因为沾了这两个令名的光，都被拜为郎，进入中央当“公务员”。

 

三、改制与王制

打个比方，贾谊等人谈论“重农抑商”，就好比今天互联网上的忧国忧民者在呼吁“抵制资本”。

 

在后世有些人看来，两汉之际的“大变局”要比周秦之际的“大变局”更有意义，就是因为新朝的一大使命便是解决资本肆虐下的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距问题5。

 

哪六种？用皇帝诏书里的话说： 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筦）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

利好茅台😃

哪六种？用皇帝诏书里的话说： 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筦）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7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 第一，酒的专卖。 第二，盐的专卖。 第三，铁的专卖。

 

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就是说，诸侯之家，宁可有贪污的家臣，也不任用专门从老百姓身上赚钱的家臣。//这才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应用的样子

 

利益的最终受体不同，视角不同罢了

所以，在刘歆以及皇帝看来，汉家的盐铁专卖，就是聚敛，收了钱去打仗，去搞奢靡之风；而新朝的盐铁专卖，是为了抑制以往通过经营盐铁酒而发财的商人，两者虽然看上去一样（事实就是一样），但性质是不同的

 

长安和洛阳、临淄、宛、成都、邯郸这六座全国商业和物流最发达的“一线城市”作为枢纽

 

商品经济发达，供求关系发挥作用，价格就会波动起伏，就有投机的空间。

 

轰轰烈烈的新莽改制，也没能撼动甚至触及秦制最根本的三个要素：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有些方面甚至还加剧了。

 

一、奇怪的战争

儒家今文经学关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异内外”，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意思是说，文明和野蛮是有内外区别的，文明的华夏就是要高于野蛮的夷狄，新朝比汉朝都要“文明”，比匈奴就更不必说了。

 

二、皇帝的执政艺术

政治是需要敌人的，当外部的敌人逐渐被消灭，政治就会从内部制造敌人。

 

随意杀人并不能体现拥有权力，“一个小偷犯罪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本可以处死他，但却赦免了他，这才是权力”，皇帝赦免亭长，是通过对底层官吏的仁慈展示自己拥有王者的权力。

 

不干正事

莽很多时候把大臣喊来待上一整天，可不是在商讨政事，而是研究学术问题，诸如这一处礼仪怎么安排，那一句儒经如何理解，等等，乐此不疲，废寝忘食。//加强思想学习

 

历史上，每个时代总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实行了什么样的制度，社会就会立刻变好。但事实是，维系一个版图庞大的国家很难，古代更难。周代采取封建制，是因为没法中央集权，只能委任诸侯自治，以宗法和礼乐维系忠诚。秦汉帝国演变为中央集权，就必须采取郡县制度，派出官僚治理。新朝虽然标榜实现了周代的礼乐，内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帝国，当然也必须实施郡县制，官僚机构不可或缺。

 

三、再造危局

自此，绿林兵开始表现出某种“思汉”的特征，但细究其逻辑，作为情感的“思汉”仍然很微弱，但作为政治的“思汉”其价值终于被发掘。刘氏兄弟逐渐意识到，“思汉”是判定并划分敌人和同盟的有效工具，再没有什么比汉朝的旗帜最能体现反莽了。以复汉为号召，不仅能笼络人心、坚定同盟，还能凭借宗室身份取得主导权。换言之，“思汉”本身并无政治意义，但恰好在此时具备了政治的内涵。

 

3000 对阵30万

昆阳大战是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一、回首故人千里远

王莽篡汉自立后，扬雄仿司马相如《封禅文》，上封事给王莽，指斥秦朝，美化新朝，故名《剧秦美新》。文中抨击秦始皇焚书﹑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对王莽则歌功颂德。 此文曾被看做是扬雄的“白圭之玷”。

剧秦美新

 

人能够使道发扬光大，不是道使人的才能扩大。人必须首先修养自身、扩充自己、提高自己，才可以把道发扬光大，反过来，以道弘人，用来装点门面，哗众取宠，那就不是真正的君子之所为。

孔子曾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符命，就是新朝的立国之基，合法之源，是皇帝的灵魂，维护符命，就是维护皇帝。

 

二、第一家庭

政治家最需要的是决断力，优秀的政治家既能决断善恶，判定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从而将政治引向更美好、更公正、更进步的方向；还能决断敌友，判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而把自己人搞得越来越多，对手的人越来越少，最终赢得博弈。

 

诗最后一句，王莽六亲不认到头了。 李贤《黄台瓜词》：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摘绝抱蔓归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三、登仙——！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每个帝王都想长生不老，最谦虚的也想再活五百年

 

余韵：孔子为汉制法

赞许一个人，就将他捧为圣王；否定一个人，就恨不能食肉寝皮，实在是当时许多人的本性。

 

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儒家失此良机，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对一个制度来说，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搞砸了，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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