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仿论》四至六章读书笔记
《摹仿论》四至六章读书笔记
第四章 西哈里乌斯和克拉姆内辛都斯
《法兰克人史》法兰克王国 图尔的格列高利 公元5世纪 史书
引文讲述了图尔地区的居民内斗的历史故事。
从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几乎显得混乱不堪，讲述者没有从句法角度综合叙述这件事情的能力。评论家们告诉我们，在拉丁文俗语中，“因为”一词像许多拉丁语中的连接词一样，已失去了其本来准确无误的表达力，不再表达原因，而是一个无色彩的承上启下的关联词或过渡词。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发现这个过程正在进行，还没有结束。这种在口头语言中出现的文体出现在了格列高利的书面作品里，此人出身高贵，在他的时代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
事实上，作品文字上的局限性基于作者的局限性，格列高利的视野和他观察整个事件的能力都非常差劲。罗马帝国不复存在了，格列高利也不像他的前辈一样拥有信息汇总的有利地位。他不可能再按照这些信息对于帝国的重要性进行选择和初步整理，他既不再拥有人们从前有过的信息来源，也不具备对信息进行编审的头脑。格列高利的作品依然是十分珍贵的，这些作品都是他在教区的亲身经历，他的材料主要限于其本人所见。格列高利并不具备古代的政治观点，他的作品没有反应教会的全部思想观点，无论是在素材还是在思想上，它所反映的一切都仅限于局部地区。
在古典早期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任何政治意义的事件细节顶多一笔带过，但格列高利却竭力将这些事件描写得详尽生动，例如对整个情节的进展无足轻重的西哈里乌斯及其仆人的争斗。罗马的历史著述从未进行过这样的努力，这种摹仿性的表达在古典时代的严肃文学中几乎找不到。格列高利尽可能地将事情讲述得有鼻子有眼，使各种感官都能感受到它们。为此他大量使用简短的直接引语，并用这种方式创造出故事的一个个场景。古典时代历史书中，直接引语几乎只用于具有雄辩特征的重要讲演；演说中感情及动人心弦的表达纯粹是修辞性的，它对事实进行归纳和处理，但对事实的具体情况并没有说明。而格列高利却描写对话以及行为人的类似的简短表达，这些对话突然出现在某一时刻，将这时刻变成一个场景。
大量使用直接引语的写作方法在古典时代历史著述中几乎看不到——就连古典戏剧中的对白都更具理性，更讲究语言修辞。不过在圣经故事中可以找到自发的简短对话。毫无疑问，格列高利熟悉圣经，尤其熟悉福音书的语言节奏和气氛，它们也对他的风格产生着影响。
格列高利的书面拉丁语不仅在语法和句法上相当陈旧，而且有许多最初时期或至少在鼎盛时期不太适用的地方，即对具体的现实进行摹仿。因为鼎盛时期的书面拉丁语，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拉丁语，是一种过于规范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事实情况的素材——感官性主要从上帝角度来安排，较少注重生动描绘素材的感官性。除了修辞上的传统外，罗马帝国的法律——行政精神也对鼎盛时期的这种特性发挥着影响：鼎盛时期的罗马文学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对事实仅作简单的报道，仅用很普通的语言进行暗示。所有的语言表达力度都用在了句法关联上，其文风似乎有一种战略特征，各个部分联系清晰，各连接部分之间事件的素材虽然占据着主要地位，却不具备真正的感官性。句子之间的各种连接格外分明，作者善于使用丰富多彩的连词和关系词，这使得他们能够随机应变地对事实进行理智的推理和判断，可以对一些事实避而不谈，对其他把握不大的事实进行暗示，作者拥有极大的自由。而格列高利的语言在他所在的时期只能对事实做极不全面的安排，他不具备概述稍稍复杂的事件联系的能力。但他的语言生活在具体事件中，能够传神地传递事件参与者的嬉笑怒骂。
与古典作家相比，格列高利的感官体验非常直接，我们可以将他与古典作家中最具写实风格的佩特罗尼乌斯进行比较。后者摹仿他的那些变成富翁的被释放的奴隶的语言，让这些人使用自己粗俗而可憎的俚语，比格列高利的摹仿更具有意识，更加惟妙惟肖；但他只是把这种语言风格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来运用，如果他写一篇报道或一部历史著作，就会使用完全不一样的语言风格。佩特罗尼乌斯能够有意识地运用戏剧艺术，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进行写作。但格列高利则不然，除了语法上乱七八糟、句法表达单一、几乎是小学生水平的拉丁语外，他不再拥有任何技能。但他掌握着真实的具体事件，他打动读者的方式就是用半吊子的拉丁语将这些事件记录在纸上。
格列高利所报道的内容也与他的语言风格相辅相成，他报道的仅是地区性事件，发生在情欲——感官本能相当强烈、理性思索又十分原始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阶层中。我们能从中嗅到当时法兰克人治下第一世纪的政治空气。当时社会风气极为堕落，各个地区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各级政府已无力单独使用武力，各种计策和政策也已失去规范，变得野蛮和愚蠢。
格列高利作为一名主教，他对教徒进行灵魂上的帮助每时每刻都与政治和经济问题密不可分。在充满婉转高雅的古典文明社会，教会活动的重点还是确立教义，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和洞察力常常超常发挥。而到了 6 世纪，教会的主要任务至少在西方已转到了世纪性和组织性的工作上。我们这位格列高利为这种重心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示例。
从某种较高的、实际含义较少的意义上说，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的。耶稣在下层民众的生活和他那崇高而又屈辱的受难精神动摇了古典时代关于悲剧和崇高的观念。在格列高利的作品里第一次以文学形式出现了教会写实主义，这就是在实际生活中做切切实实的工作，汲取日常生活经验，具体而又实在。
格列高利的文体与古典时代后期的作家乃至基督教作家完全不同——这一根本转变是在阿米安和奥古斯丁时代开始的。当然正如人们所说，这是一种文化和语言规范的蜕化和没落；但不仅如此，也是一种感官性的复苏。真实——感官性在阿米安作品中受等级的强制制度及套叠长句束缚，突出的仅是阴森和隐喻，在格列高利的作品里却能自由发挥。
第五章 罗兰被任命为法兰克远征军后卫部队司令
《罗兰之歌》 法兰克王国 公元12世纪前后 民族英雄史诗（武功歌）
在引文中，查理大帝上帝亲王般的象征地位和他处理问题的无能为力形成了奇怪的对照。我们可以为此做出一些解释：比如采邑制封建社会里中央政权地位虚弱。另外宫廷小说为代表的部分作品习惯于半宗教半传说式地将伟大帝王的出现与受苦受难的精神和力不从心的性格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文中查理大帝身上也有耶稣的影子（十二门徒、犹太、预见而不加阻挡）。
在本诗中，作者总是尽量避免对事物做出理性的综述，而是偏爱停顿的、间歇式的、并列的及提前推后的叙事方法。这一点也是歌德——席勒所说的史诗式延缓的一种形式。在主要情节发展内部提前推后叙述，这是非常典型的史诗叙事方法，甚至可以说是吟诵史诗的方法，因为在吟诵过程中，后来的听众可以立刻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同时这种方法也把整个事件划分为用呆板固定的套语相互联结起来的小段。
《罗兰之歌》的节奏从未像古典史诗那样流畅，每一行都重新开始，每个段落也都另起炉灶。这部史诗大部分地方使用并列主句，偶然加入复杂主从句的地方也显得不通顺或不符合语法规则。这种文体没有任何滔滔不绝和套叠长句，但令人称奇的是全诗的整体感。人物的举止被严格限制在他们活动于其中的规范之中，其思想、感情及激情只能通过这些诗句得到宣泄，这些人物不知道还有荷马作品主人公所具有的那种充分而周详的、承前启后的理性。同样，在这些人物身上也很少有自然流露的、奔放的、咄咄逼人的语言表达。相比《罗兰之歌》，荷马的作品能表达更为自由、更为强烈的恳求。虽然荷马的世界的确是有限的，但它展现的远远不只是呆板的顺从，一切都更加没有把握。在荷马作品中长而细腻的诗句在这部作品中也是看不到的。
并列式组合用于古典时代低级文体的语言中，它多用于口头语言，少用于书面语，喜剧——现实性多于崇高性。然而在这篇文章中，这种并列却是崇高文体，这是崇高文体的一种新形式，它的基础不再是套叠长句和修辞格，而是众多并列的、各自独立的语言组合。在欧洲，并列成分构成的崇高文体并不是新东西，圣经文体就有这种特点，如《创世记》第1章第3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崇高性讨论。这句话的崇高性并不在于使用大量长句以及大量修辞格的点缀，而在于令人难忘的、冲击力极强的言简意赅，这种简洁拥有了某种能满足听众敬畏之心的深沉与神秘。正是由于省略了原因连接词而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单纯报道，这种报道不是让人进行联系和理解，而是让人惊讶地目睹，正是这种省略和单纯的报道赋予这个句子以崇高性。
《圣阿莱克西行述》法兰西王国 公元11世纪 圣徒传记
《罗兰之歌》描述对象范围狭小，对于书中的人物来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值得怀疑。生活中的一切秩序和来世的秩序都一清二楚，不可更改，以程序化的方式确定下来。如果我们看一篇古代的罗马宗教作品，也许会发现这样的作品反应的生活空间同样狭小和固定，最著名的就是《圣阿莱克西行述》，这是一部圣徒传记，11世纪用古法语写定，流传给我们的有好几个手抄本。这篇作品虽然要表达的思想与《罗兰之歌》完全不同，但它也使用同样的并列句和自成一体表达形式，反映的是同样呆板狭隘及一切无可置疑的秩序。一切都一成不变、黑白分明、善恶易见，不需要任何研究和论证。一方面为上帝效劳，为了永恒福祉而远离尘世，另一方是会导致“大悲剧”的尘世自然生活。最终除了圣徒生活的空洞无物的背景之外，什么都没有剩下。
在这本圣徒传记中我们有这样的发现：如果事件是完整地向前推进，在推进过程中各个环节均被联系起来，那么给人的印象就大大弱于三个并列的独立的类似画面给人的印象。可以从这一印象得出一般性结论：这本书是一系列自成一体、相互之间联系松散的事件，是选自一个圣徒生平的相互间独立性很强的系列画面，每个画面都包含着丰富的表现力和简单的神情。《罗兰之歌》在整体上更紧凑，但本质上也相同，是各个画面的并列。
《圣阿莱克西行述》我们可以精妙地归结为：“彼世的完成的寓意化”。这种喻象传统使事件之间失去了横向的历史关联，加速了一切秩序的僵化。这样的传统源于《旧约》，它将事件分解，一个个事件除了历史语境之外都是用形象来暗示的，于是这种分解也就成了一种模式：各种人物犹如被并列地排放在古典后期的一具具石棺上，他们不再具有真实性，而只具有意义。类似的作品大多有着类似的倾向：让事件脱离横向关联，让每一个小事件都独立存在，把它们都绷在一个呆板僵化的框架内，使它们在框架内具有色彩鲜明的神情，让他们具有说服力、示范性、典型性、重要性，让“其他”的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显而易见，现实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极其狭小的一部分，被秩序紧紧套住的一部分，才会直观表现出来。这说明僵化模式的高潮已然过去；正是在那些被独立分割的一个个画面里可以找到生动表达的萌芽。
《圣阿莱克西行述》还有一部拉丁文的版本，我们前文所引用和描述的都是俗语化的法语版本。通过对这两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俗语作品突出了各个画面，人物的形象才逐渐丰满，获得了自己的生活。当然，由于一成不变的秩序的僵化和狭隘，这种生活受到了限制，但正因为这种限制和框架提供了冲突，生活才具有真实性和威力。
- 首先是俗语作者看到了活生生的人，找到了使并列句具有诗的感染力的形式。作者用间歇式的、提前推后的、处处可见强劲开头的分节形式替代了慢慢渗透的、单一事件的接连叙述。这是一种新的崇高文体，是对古典后期圣徒传说那苍白而空洞的文体的一种摆脱。
- 俗语诗人也更懂得利用直接引语作为表达语气和神情的手段，这有着拉丁文本无可比拟的直接的表达力。
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将古典后期圣徒传记反映出的僵化和狭隘归结为基督教的局限。我们曾证明犹太——基督教文学对于事件的描述毫不僵化狭隘。包括上帝的隐蔽性、世界末日基督再现、基督化身为任意的普通生命，这些都引起过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观的重大变化，大大超出了古典时期对变化和对生活的摹仿。
当然，喻象式地诠释事件在基督教地产生和传播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诠释去掉了事件的真实形象，仅留给他们意义，这对僵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基督教会进行传教工作，且目标是那些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对其一无所知的民族的情况下，这种喻象诠释就只能成为一种简单的僵化模式。但僵化这一问题整体上和古典文化的蜕化过程有关。不是基督教文化产生了僵化，而是基督教文化被僵化所裹挟。
当西罗马帝国崩溃时，世界的内在联系也随之土崩瓦解，而一个新的世界只能由小部件重新组建起来。这一过程中新兴国家的制度还显得十分除草，它会在各个不同的方面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罗马帝国各种机构以及古典文化产生碰撞。这是新生和古老之间的碰撞，新生的一方从软弱无力直到可以和传统文化势均力敌，最终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充实传统文化并使之获得新生。这种僵化的过程在古典后期文化从未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即日耳曼语国家中影响最小（法国作为最具日耳曼特色的国家，也最早摆脱了僵化过程）；在罗曼语国家中这种影响要大得多，在那里出现了真正的冲撞。
法国英雄史诗的文体是一种崇高文体，这种文体的结构观念仍很呆板，由于时间久远、视角单一以及社会等级的局限，它所描绘的生活仅是十分有限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我们前面已多次重复的东西的一种新表述。在这种文体中，英雄的崇高与日常现实之间区域的分离是完全理所当然的。除了封建社会上层人物之外，其他阶层的人物无一登场，生活的经济基础只字未提，这比日耳曼或中古高地德语时期的英雄史诗走得更远。但武功歌，尤其是《罗兰之歌》依然有着鲜明的大众性。这种史诗虽然表达的是社会上层事迹，但也是面向大众的。因为不同阶层的非僧侣教徒之间虽然地位悬殊，但受教育水平并没有根本区别，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一致的。除了骑士英雄理想观以外，其他尘世理想观还未体现在文字和形象上。
事实上，英雄史诗即使有歪曲和简化历史的情况，但它能使人回忆起历史的真实场景，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历史，而且史诗中的人物形象也始终具有历史——政治作用。宫廷小说放弃了这种历史——政治特点，因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是另一种关系。
第六章 宫廷骑士小说录
《伊万》 法兰西王国 克雷蒂安·德·特罗亚 12世纪后半叶 宫廷小说
引文讲述了亚瑟王宫的一位名叫卡洛格列万的骑士在外的冒险故事。
松散前进的句式
虽然这部骑士小说和《罗兰之歌》只相隔七十年，并且也是封建时代的一部史诗，但文体完全不同。这首诗故事轻松流畅、近于欢快。故事进展虽然不急不快，但情节始终向前发展；各部分衔接紧密。小说里没有组织紧凑的套叠长句，也没有整体上的规划，而是事情一部分一部分松散地向下过渡。
句子组合之间松散的连接使得叙事风格十分自然，这也使得宫廷小说比武功歌要灵活、流畅得多。下面给出一个例子：
”然后他又请求我，如果可能的话，返程时再回到他的身边，那便是对主人款待的答谢。于是我对他说，我很愿意，主人。因为要是拒绝了他的好意，那将是一个耻辱。
这是一个表示结果的套叠长句。
- 它的上扬部分分为三个阶梯，第三个阶梯包含了一个对照的总结，它反映出对人物评价时的一种高级的、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分析法。（返程..答谢）
- 下降部分由两个互相稍稍脱离的部分组成。
- 第一部分表达惊喜，用的是直陈式。（于是..主人）
- 第二部分表达假设，用的是虚拟式，这种再讲述中浑然天成插入的句子成分再宫廷小说以前的俗语中几乎找不到。（因为要是..耻辱）
在假设意义较多的套叠长句式的结构逐渐产生的过程中，结果连词一直持续到但丁之前都占据主要地位，其他表示情态的连词还很少使用，只有表示结果的连词用得很多，显示了其独特的、后来又失去了的表达作用。
内容和风格、表达方式
宫廷小说，特别是布列塔尼宫廷小说中，所有的城堡、宫殿、战斗、历险都发生在神话世界中，这一切都像从地底冒出来的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的地理环境、社会和经济基础等等都没有交代，甚至对它们的道德或是象征性意义都很少有明确的介绍。这一切源于布列塔尼的民间传说，它接受了这种东西并使其服务于骑士理想的教育，它比同时被汲取的，却又很快退化的古典素材更适合于这种教育。
封建骑士自我表述其生活方式及里相关年是宫廷小说的本意，他们也带着闲情逸致描述了外部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下它便摆脱了童话那迷雾般的遥不可及，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的风土人情。和武功歌一样，宫廷小说表达的社会圈子，即宫廷社会，也是固定的、封闭的，与其他阶层的生活方式毫不相关。不过宫廷小说中的社会礼仪要讲究得多，高尚得多。
“优雅惬意“的文学风格（如少女和骑士在草地上散步）在法语文学中很早就出现过，包括《织女之歌》和《罗兰之歌》，但直到宫廷文化繁荣的时代，这种风格才真正形成。克雷蒂安就是精于此道的大师，将爱情游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风格纤巧可爱，魅力在于清新活泼，危险在于狭隘肤浅。在古典诗歌中几乎没有这种纯粹的风格，这是法国中世纪的创造。它表现的世界相比武功歌更加纷繁、多变、充实。
宫廷小说的现实手法展示了一个唯一阶层的十分丰富而富有情趣的生活画卷，这个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相互隔离，其他阶层的出场只是华丽的陪衬。只有封建阶层的人物才能进入第一个圈子。但当时的宫廷小说并不知道有什么”崇高文体“，也谈不上文体分用。轻快利落灵活的八音节诗可以毫无困难地讲述任何题材，这种带有多姿多彩方言土语的文学语言表达了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对各种俗语来说，文体高低是很久以后，直到但丁时代才意识到的事情。
对于宫廷小说的现实主义而言，比等级制度带来的限制更大的限制是它的童话气氛。所有绚丽生动的现实画面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没有任何政治基础。这些画面的地理、经济和社会关系从未澄清，它们径直产生于童话和历险故事。童话气氛是宫廷小说最根本的生活气息，不仅表达了外部的生活方式，更首先表达了12世纪末期封建社会的理想观念。这样我们便谈到了宫廷小说本质的核心，这个核心对于理解写实文学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宫廷小说和武功歌的政治、道德意义比较
武功歌中外出的骑士都重任在身，有着政治历史背景；而《伊万》中卡洛格列万不承担任何政治历史使命，仅仅是外出寻找能够考验自己的危险经历，亚瑟王宫的其他骑士也都是如此。这种封建伦理道德不服务于任何政治功能，甚至不为任何实际的现实服务，而是一种绝对和纯粹的伦理道德，除了实现自我以外没有其他目的。
在《罗兰之歌》中最常用的词汇”侯爵”在宫廷小说中很少被使用，而新词汇宫廷 corteisie 被大量使用。这个词汇在宫廷文化中得到了综合性的含义，包含了武功规则的优雅化、宫廷礼仪、为妇女效力等一系列含义。这一切都为了表达个人的纯粹理想。高贵的品德并非简单的天性，而是出生在一个等级之内，且接受教育才能孕育出来。并且还需要时时自愿接受新考验才能保持住这种品德。考验和保持的手段便是历险，历险是一种特殊的罕见的经历，它造就了宫廷文化。
这一时期的这一阶层把战胜危险，拯救他人视为自己真正的使命。这个阶层接受了形形色色的传说，尤其是布列塔尼传说，还有其他传说，以便创造一个专门为此准备的骑士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充满幻想的遭遇和危险仿佛是用传送带一个个送到骑士面前——这种安排是宫廷小说的新创造。
准确的说，通过历险经受考验才是骑士理想生活的真正意义。一系列冒险成为了决定人命运的、逐级挑选考验的等级，因而历险成为了通过命运所决定的事态发展进行人格完善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后来打破了宫廷文化的等级界限。
- 当然，除了宫廷文化，还有另一种运动描述逐级经受挑选的各种现象，也更严格更明确地表达了爱情理论。这就是维克多学派与西妥教团僧侣神话。它不受等级制度限制，因此不需经历冒险。
骑士精神和理想世界
宫廷骑士小说的世界是一个专为考验骑士而创造和准备的世界，这种理想化与摹仿现实相去甚远。在宫廷小说中，功能的、等级的历史真实消失了。虽说从这种作品中可以看出许多交往习俗，特别是外部生活方式的文化史方面的细节，却不能获得关于时代的真实，看不到骑士阶层的历史真实。
- 当他描写真实时，它表现的是五光十色的肤浅的现实。
- 当他不肤浅时，它表现的是其他内容和其他观念，而不是时代的真实。
尽管如此，宫廷小说中的等级道德和道德要求还是在世俗世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道德有着巨大的魅力。魅力的基础建立在两个特点之上：
- 这种道德是绝对的，游荡在一切尘世大地之上。
- 这种道德使臣服于它的人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和平民大众隔离的特殊群体。
封建道德、完美骑士的理想观念，都获得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与骑士共生的关于勇敢、荣誉、忠诚、相互尊重、高贵的礼仪和为妇女效力的观念对后来的人们保持着吸引力。后来崛起的城市和市民阶层也接受了这种思想。由于它远离现实，因此只要存在统治阶层，它作为理想就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地位的人。就这样，骑士精神便能够经受几百年来封建社会所遇到的一切灾难而延续下来。它最终延续到以完美无瑕的方式阐释这个问题的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 西班牙 塞万提斯 1605年 反骑士小说
堂吉诃德第一次出游时，晚上到了一个酒店，他以为是一个城堡，这完全是对卡洛格列万出游的戏仿。也就是说，堂吉诃德所在的并不是为考验骑士准备的理想世界，而是真实世界。
塞万提斯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明堂吉诃德迷茫的根源所在：他是一个社会阶级的牺牲品，他和此阶层属于一个毫无用处的社会等级。骑士小说只能令他这样的人感到迷茫，他的出游是对一种无法忍受而又忍受过久的现状的逃避，他想迫使自己发挥与其等级地位相符的作用。
宫廷小说不是以诗歌塑造真实，而是遁入童话世界。当宫廷文化处于全盛时期时，统治阶层便为自己制定出掩盖其真是作用的道德和理想，把他们自己的生活描绘成脱离历史的、无任何目的的、纯美学的产物。这种现象当然可以解释为那个时代具有伟大的想象力，现实可以自发升华至纯美学的高度，但这种解释显然太一般化，不够充分。宫廷叙事文学不仅表现了历险和纯粹的理想化，也反映了优雅的习俗和奢华的礼仪。可以设想，在当时，宫廷文学的全盛时期，封建阶层的长期作用危机便已初见端倪。
宫廷小说对文学现实主义的限制性影响
早在古典时期，关于文体有高低的学说发挥同样的限制作用之前，宫廷小说广泛而久远的作用便对文学的现实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一种限制性的影响；最后这两者在关于崇高文体的观念上取得了一致，这种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形成。
宫廷文学在语言（高雅文体）上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是有限的，它在内容方面的局限更大。这种局限是等级式的：只有骑士——宫廷成员才有资格历险，只有他们才会遭遇严肃重大的事件；不属于这个等级的人只能以滑稽、荒诞、卑微的角色出现。无论是在古典文学还是中世纪较古老的英雄史诗中，这种现象都不如在宫廷骑士小说中那么明显。
宫廷小说讲的是一个等级共同体内部有意识地封闭和对优秀人才的培育。随后不久便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共同体注重的不是出身，而是个人品德及高贵的待人接物的方式和礼仪；宫廷叙事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本身就已经显露出这方面的迹象。后来，尤其是在意大利，当城市文化阶层接受和改造了宫廷思想时，高贵品德的观念越来越成为个人的观念，它甚至与只注重出身的贵族观念进行过多次较量。
世俗真实中根本没有高贵、伟大和优秀，这一切是属于少数人的类似“秘密团体“的特征。这一长期以来在欧洲影响巨大的观念是从宫廷小说中产生的。这种思想充满激情，能对人产生更大的影响，它反映了斯多葛学派的伦理道德。诚然，柏拉图主义是一种脱离真实的更感人的古典形式，但事实上有人曾多次试图证明宫廷理想本就是受柏拉图主义影响的产物。后来，柏拉图主义和宫廷理想恰到好处地形成了互相补充，卡斯蒂廖内伯爵地《侍臣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不过，尽管在宫廷文化上笼罩着柏拉图主义的气氛，它所创造的脱离真实地这种特殊形式、它所建立的等级制度、供骑士经受考验的虚幻世界，这些都是中世纪特有的产物。
武功和爱情
与上述一切有密切关系的是宫廷叙事文学对表现对象的特殊选择，长期以来这种选择对欧洲文学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挑选骑士时只注意两点：武功和爱情。除了武功和爱情以外，宫廷世界中不可能发生别的事情，并且这两者具有一种特殊的方式——武功和爱情并不是时间上可以延续的事件或感觉，而是永远与完美的骑士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它就是骑士的定义。
关于武功没什么好补充的，我们依照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的模式选用了”武功”而不是“战争“这个词，因为这里指的是与政治目的完全无关的戎马生涯。
宫廷叙事文学同时还表现了形形色色具体而真实的爱情故事，这些爱情故事有时会令读者全然忘记爱情故事所发生的世界的虚构性。而不可企及、爱慕而无法得到的、从遥远的地方激励着主人公的贵妇人，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源于普罗旺斯的抒情诗而成型于意大利新体诗，它起初在宫廷文学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在宫廷小说中，爱情往往成为英雄创造业绩的直接原因。在没有政治历史方面实际动机的前提下，爱情取代了他们，成为了骑士生活的行为动机，使得它们虚构的生活经历有了基本的线条。
另外经由宫廷文学，爱情作为诗歌题材在文学中提高了地位。古典时期的文学只承认爱情具有中等地位，在悲剧或是叙事诗中，爱情都不是主要题材。爱情在宫廷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对于逐渐形成的欧洲俗语的崇高文体来说是一种典范，爱情也就成了崇高文体的一种表现对象（正如但丁在《论俗语》第2章第2节所证实的那样），并且经常是这种文体的最重要题材。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在爱情后来的地位升华中，普罗旺斯叙事诗和意大利新体诗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总结
宫廷小说仅仅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着有限的影响，过度依赖宫廷文化进行解释也不利于在广度和深度上把我真实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不过在12和13世纪还存在着能够为这种发展提供养分的其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