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若干问题的思考《三》

1、什么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改革与发展道路才能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经济学家提出了依据不同理论的政策主张，但最近几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

”华盛顿共识“最初是由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来的。针对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债务危机频频爆发的困难格局，威廉姆森系统地提出了指导这些拉美国家通过经济改革走出困境的各项政策主张。这些政策主张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 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 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 3、开展税制改革，降级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 4、实施利率市场化
• 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 6、实施贸易自由化，用低的统一关税取代数量限制，开放市场
• 7、开放外国直接投资
• 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 9、放松政府管制，扫清或消除被证明为攸关安全、环境和消费者保护以外的一切阻碍或限制竞争的制度
• 10、立法保护私有财产

后来威廉姆森本人对”华盛顿共识“下了这样的定义：”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小公分母“。

”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是私有产权条件下的资本与市场的全面开放，它显然秉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传统一脉相承。

针对新自由主义思想逻辑的局限性与实践”华盛顿共识“所产生的问题，以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所代表的西方学者向”华盛顿共识“发起了有力的挑战，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基础不同于新自由主义：

• 一是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既然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就应该发挥政府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 二是认为财政、金融、贸易、汇率、投资、政府体制等作为制度，从产生到真正能够运作需要一个成长过程，并且各项制度之间也需要配套和兼容，它们之间村子奥相互依赖性，制度之间只有相互配套和兼容，总体制度架构才能发挥作用。
• 三是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政策设计不仅应关注经济增长，而且应关注减少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等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日益被国际社会公认，直接挑战”华盛顿共识“并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北京共识“愈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定义是：

• 坚持进行革新和实验（如中国经济特区）
• 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
• 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

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包含了三个重要的原理：

• 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
• 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
• 自主发展理论

 

2、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差异是什么？

所谓市场化过程或过渡过程是指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过程。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市场化过程实际上是从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转变，其核心是资源配置权的拥有者主要由政府转变为企业与个人。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资源配置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等级规则。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构建一个层层隶属的金字塔形等级架构，然后界定每一个行为人在这个等级架构中所处的位置，之后再进一步界定与这个等级位置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权利。一个人所处的等级位置越高，资源配置的权利就越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充满着激烈的竞争，但这个竞争主要表现为等级的竞争，要想在这个体制中拥有资源配置的权利，就要在金字塔形等级架构中竞争到相关的位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遵循的基本规则就是产权规则，即一个人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利的大小与其所拥有的资产数量正相关。这里面的逻辑是这样的。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经济，市场机制起作用的关键是价格机制，价格机制发挥作用需要具有明确收益预期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的收益预期是否明确与其预算约束是否硬化有关，而市场主体的预算约束是否硬化与产权是否明晰有关。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就是产权关系必须明晰。

产权关系 -> 市场主体的预算约束硬化 -> 市场主体的收益预期 -> 价格机制发挥作用 ->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摆在所有转型国家面前的问题是，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最优改革方式来完成由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的转变。

苏联和东欧国家采用的是激进式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 第一，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所谓民主化就是多党制。通过所谓的民主化打破经济领域里的等级架构
• 第二，在经济上全盘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通过前期的民主化将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剥离，这就为公开与大规模地进行变卖和分派国有资产减小了政治上的阻力，然后通过法律的形式对国有企业实行全面的私有化，并保护私人财产权。在私有化条件下，推行贸易与金融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 第三，在经济政策上采用休克疗法。也被称为”一揽子改革方案“，核心内容就是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前提下全面放开价格，从而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的条件下，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市场价格替代计划价格，让转制后的企业马上接受价格机制的考验，从而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 

激进式改革尽管在尽早让旧体制退出历史舞台、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等反面有明显的优点，但在短期内的剧烈体制变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为大家所关注，如经济的严重衰退、政府职能明显削弱和政府权威明显下降导致国家的国际地位下降及社会问题严重，失业率大幅上升后普通百姓的贫困化问题日益严重等。

 

我国没有从先验的理论出发，而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选择了一条在党中央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推进市场化的渐进式改革道路，逐渐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种渐进式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 第一，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我国没有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采用”推倒重来“的改革方式，先彻底瓦解等级架构，再确立产权，而是不仅完整保留原先金字塔形的等级架构，而且通过原先等级架构中的领导人组织市场取向的改革，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渐扩大的过程中渐渐减小等级规则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我国的改革一开始表现为放权让利的改革，逐渐过渡到价格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进而导致政治体制的变革。总体上，我国是通过经济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 第二，增量改革。即在不率先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在边际上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即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改革实际上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我国是在原有的等级架构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引入市场机制，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利益格局的调整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增量改革，即在等级规则作用较小的边际上，选择具有帕累托改进意义的利益调整方式进行体制变革，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例如，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上，先承认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也是公有制经济，然后逐渐开放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经济与外资经济；在价格机制上，先进行双规价格的改革试点，然后逐渐由双轨价格过渡到市场价格体制；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先试行利润留成制度，向企业放权让利，然后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进而开始放开搞活国有企业等。
• 第三，先试点，后推广。即先在局部范围内取得改革经验，然后再在全局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下级逐级向上级传递关于改革需求的信息，最后中央政府按照自己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来筛选这些信息并设计一套改革方案加以推广。由于每个下级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利益，在一个等级架构中传递于接收信息时又都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在传递信息和落实改革方案时都有可能”失真“或”走样“。作为既是改革的组织者又是改革风险的最后承担着的中央政府为了即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又使改革后果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就会选择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方式。也就是说，找个企业或地区来试一试，看一看此项改革到底有多大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对改革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就全面推行该项改革，否则就终止此项改革，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股份制等都是先通过试点再逐渐推广开来的改革形式。

 

3、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特征有哪些？

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所推断的结论在我国的改革实践中并没有出现？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存在缺陷，还是我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不真实？我们认为解释这一谜团的切入点是我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发挥了没有被以前的理论所关注到的特殊作用。本章我们讨论一个制度变迁的三阶段转换假说，以解释在渐进式改革方式下出现持续经济增长的真实原因。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认为设定的一些规则，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小不确定性。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在于通过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为竞争与合作确立基本的经济秩序。

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分散决策型体制下，制度的变迁通常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为谋求在现存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而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所引发的。所以，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通常偏重于从需求角度研究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需求决定模式假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单个行为主体总是力图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谋求确立预期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安排与权利界定。一旦行为主体发现创立和利用新的制度安排的净收益为正，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这种需求能否诱导出新的制度安排，取决于赞同、支持和推动这种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集合在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中是否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力量优势明显，则原有的制度安排将被淘汰，国家通过法律等形式确立有利于占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体的产权规则，从而导致制度变迁。 

我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并非是由微观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自发推进的，而是在权利中心的组织与领导下，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的强制自上而下推进的。我国把这种由权力中心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称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其含义是在一定的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下，权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与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而这种能力与意愿主要决定于一个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与力量对比。显然，用制度变迁的需求模型很难解释清楚我国的改革过程，必须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揭示我国改革的本质特征。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 第一，在政府主体与微观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安排的社会博弈中，由于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利上均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政府主体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速度、次序、方式的主导力量
• 第二，政府主体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和层层隶属的行政系统构成的。权力中心凭借行政命令、法律规范及利益刺激，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架构内自上而下地规划、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
• 第三，尽管潜在制度收益的出现会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变革需求，但只有当权力中心的制度收益大于其成本时，实际的制度变迁才可能发生。由于权力中心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是有差异的，因此，政府主体与微观主体在具体的制度创新中的利益摩擦是难以避免的
• 第四，在存在不确定性和制度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为了控制风险，权力中心为制度创新设置了严格的进入壁垒，如类似于优先权的改革试点权等，下级政府或微观主体只有得到权力中心的授权才能进行制度创新
• 第五，统一观念，即建立和推行一套可为下级政府和广大民众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小新规则实施中的阻力，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

 

4、约束制度供给的因素分析

• 宪法
• 制度供给成本：每一项能预期给当事人带来收益的制度安排都需要耗费成本，但由于不同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的差异，它们对每一个具体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下，改革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非帕累托改进“，即每一项改革新举措不可能在不减少任何当事人的个人福利的条件下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一部分人利益的增加可能要以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损失为代价，也就是所谓的改革是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要求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各方对每一项制度安排都一致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
• 财政约束
• 知识约束

 

5、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之间的冲突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交易本质上是产权交易，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就是产权关系要明晰化。为此，就应该贯彻产权规则。这就需要通过政企分开、产权界定等措施使企业彻底摆脱对行政机构的依附，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从而由分散型决策体制取代集权型决策体制。然而，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所遵循的是等级规则，由于权力中心处于等级制的顶端，从而主要由其确定制度变迁的形式和内容，并通过纵向隶属的行政系统自上而下地实施制度创新。 

在推进决策权分散化的过程中，若要维持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 第一，政府需拥有完备的信息输入输出系统，接受、贮存、处理下级传递上来的制度需求等信息，捕捉获取潜在收益的机会，选择制度创新方案
• 第二，维护政府的权威。等级制的维持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基础的
• 第三，保持等级制的稳定性。等级制度越健全，就越容易实现政府预期的制度创新净收益
• 第四，各级行政代理机构能与作为委托人的权力中心”同心同德“，即能把权利中心的偏好与收益作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向上级传递真实可靠的信息，并不走样地实施权力中心做出的制度安排
• 第五，当发现下级代理机构利用上级的授权追求与权力中心不一致的目标而使制度变迁方向偏离原先的选择时，权力中心有能力监控、惩罚和校正下级的偏差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可推知，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下推进决策权分散和市场化改革，将逐步面临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障碍。

• 经济上的障碍表现为政府控制下的分权化改革将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原因有2个
  • 企业的责权利不对等，负赢不负亏，导致过度投资
  • 中央财政减少，但是中央财政所承担的责任不仅没有明显减轻，反而有所增加。为了弥合供求缺口与财政赤字，常用手段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于是，公开性的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
• 政治上的障碍表现为政府控制下的分权化改革将会导致使政府权威得以维持的等级制度瓦解。

在经济、政治双重障碍面前，权利中心面临两难抉择：如果继续推进分权化改革，则由于等级机制的挖掘和政府权威的下降，导致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自我否定，这显然违背权力中心的改革初衷；如果要维护权利中心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地位，就必须抑制过高的通货膨胀和恢复政府的权威。

在宏观间接调控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最有效的控制办法就是通过收权强化等级规则，其后果是中断分权化改革，即宏观控制与推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替代性。

双重障碍引发的两难选择，使中国的改革呈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活乱循环的局面。改革的这种周期性变化正是制度变迁方式的等级规则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分权原则相冲突的外在表现，即所谓的改革深水区。

 

6、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中的”诺斯悖论“是什么？

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理论基石。

按照诺思的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制度，核心是产权制度，因为产权的明晰是否直接决定了行为人的预期收益是否明确，而一个人从事某项经济活动的动力或激励强度与其收益预期正相关。

产权的明确界定与保护很难通过自我实施，由于国家掌握了立法、司法、执法及军队等国家机器，所以由国家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但是，作为国家权力执行机构的政府在界定与保护产权的过程中立场并非始终是中立的，它通常会追求双重目标，即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与统治者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

• 一方面，为了以社会总产出最大化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政府力图通过履行产权界定与保护的职能来构建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尽可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经济增长。
• 另一方面，为了追求统治者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政府可能力图通过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来排斥、限制那些有可能危及其执政地位的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而对那些有助于其执政地位稳固的利益集团给予优惠性关照。这种在产权界定与保护中的区别对待原则必然会导致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因此综上，在最大化统治者集团垄断租金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就存在持久的冲突。所谓诺斯悖论，是指一个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效率产权制度依赖国家对产权进行有效的界定与保护，但受双重目标的驱动，国家在界定与保护产权过程中受交易费用和竞争的双重约束，会对不同的利益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从而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及其导致的经济衰退。

诺斯悖论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中表现为制度变迁与制度选择目标之间的冲突。

 

在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的条件下，解开诺斯悖论的突破口可能介于个体的自愿谋利行为与完全由权力中心控制之间的集体行动，即在微观主体之间的自愿契约与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行为之间，存在一种既能满足个体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寻求最大化利益的要求，又可通过在与权利中心的谈判和交易中形成的均势来实现国家的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制度变迁方式，实现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实施这一集体行动的主体便是组织。所谓组织，是指在既定制度规则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团体。在现在约束所致的机会集合下，有目的的创立的组织是作为制度变迁的代理人角色出现的，当出现获利机会时，拥有充分的谈判力量的组织就会利用政治来实现最大化目标。

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成为同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组织。地方政府经济实力的增强所引起的谈判力量的变化导致它们开始努力重新签订政治、经济合约。当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利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时，就有可能突破权利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壁垒，使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化解诺斯悖论，这样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与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制度变迁方式，被称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7、地方政府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主要功能有哪些？

0x1：地方政府成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中的”第一行动集团“

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制度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从而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者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

由于中国选择的是一种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的增量改革，其显著特点是行政性放权。所谓行政性放权就是在行政系统内下放决策权，即权利中心根据决策权的重要性，把一部分经过选择的决策权下放到地方政府，然后再由地方政府经过选择把一部分权利下放给地方所属的国有企业。通过在等级框架内的权力下放，逐渐赋予企业部分自主权，进而引入市场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激励机制，下级的行政部门未必会把中央下放的决策权再全部或部分下放给企业，从而使得行政性放权难以放出一个市场。

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也为了稳定中央财政收入，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后在全国的省市自治区推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实现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后，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

• 一是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财政收入规模
• 二是中央和地方分享财政收入的比例 

由于分享比例经过一对一谈判已预先确定，且一定五年不变，所以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预算规模直接与本地社会总产出水平正相关。权力中心在下放财权的同时，也下放部分事权，如地方政府要为当地的居民提供公共产品以及为市场化改革提供必要的保障等。当地政府以一个预先确定的比例包干财政收支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纵向依赖的行政组织，已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目标的经济组织。此外，改革之初推行了行政性放权战略，这使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获得了实现地方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价格的逐步放开及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源直接进入市场，使地方政府有可能凭借经济实力争夺稀缺资源。

在包干期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在基数和分成比例一定的条件下，本地经济发展越快，财政收入的总规模越大，地方政府可支配的预算规模越大，从而地方政府向本地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发展经济的能力越强，从而地方政府官员职务升迁的概率越高。因此，财政包干体制不仅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一种竞争方式，即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与财政收入相联系的GDP就成为度量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于是，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发展本地经济的强烈冲动。他们不仅是纵向等级架构中的行政代理人，而且是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域资源配置权利的自主行为主体，我们把这一在转型期中的地方政府官员称为政治企业家，即他们具有政治家与企业家的双重功能。地方政府官员作为权利中心的行政代理人按照登记规则行动，但是他们通过谋求经济上的发展来达到政治家的目的，即职务升迁。

由于在财政包干体制后实现的分税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一般需要通过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即GDP的高低来实现，所以，在地方之间竞争与制度非均衡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就具有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特征，即他们具有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敏锐地发现潜在制度收益的能力，并可在政治上冒风险去率先俘获潜在制度收益，通过较其他地方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来获得更好的政治升迁机会。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安排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问题，例如：

• 地方政府之间形成非良性的GDP竞赛，导致过度投资
• 过分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卖地获得财富后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建设
• 惟GDP论英雄，对生态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投入不足

 

8、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变迁一般是指对构成制度框架的原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做的边际调整。由地方政府自主实施的制度创新能在多大程度上背离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还要视正式规则的变通余地而定。由于正式规则的实施需要支付成本，从而在边际上正式规则不起作用。巴泽尔认为，没有绝对的权利，规则总有变通的余地。这里所要关注的问题是：当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需求与权利中心的初始制度供给意愿不一致时，地方政府是如何在给定的体制条件下突破权利中心设置的进入壁垒的？权力中心为什么会从最初容忍转为最终追认地方政府自发的制度创新活动？

地方政府通过突破进入壁垒获取制度收益的能力与其谈判实力有关，而这种实力又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环境有关。在给定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通常采取以下途径从事自发的制度创新。

• 第一，先做不说。为了谋求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或者通过采用”改头换面“、”变通“、”重新解释“等方式理解和实施上级的“文件精神”，使本地的实际制度安排偏离权利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变相获得制度创新的进入权。或者通过”找关系“、”走后门“来打通有关”关节“，使管制进入权的”关键人“对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从而”悄悄地“突破进入壁垒，或者玩文字游戏，尽量使当地自发的制度安排与当时的政府条文不发生冲突，从而避开上级政府对进入权的管制。
• 第二，做了再说。自发的制度创新刺激了本地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地方政府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渠道来”说“自发制度创新的绩效，希望通过制造声势和既成事实来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同，争取正式的进入权。采取的方式通常有：邀请名人来访，由名人之口来”说“成绩；利用新闻媒体宣传当地的经济绩效；请名家写书或作文，总结自发制度安排的成功经验；召开新闻发布会或参加相关的正式会议，主动介绍当地的”独家创造“；向上级领导主动汇报；等等
• 第三，领导批示或题词，由”地下“转入”地上“。上级领导对于地方政府从事的制度创新能否正式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会想尽办法让上级领导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表态，使其悄悄干的”事“合法化，如请上级来当地视察，促其题词，或向上递报告，争取上级领导的赞同批示，然后对外宣传上级领导的题词和批示。显然，在没有获得正式授权之前，领导批示或题词是对地方政府自发创新的新产权进行非正式保护的一种形式
• 第四，先养儿子，再领结婚证。地方政府未经授权实施的制度创新一开始是个”私生子“，尽管它可能已经获得上级或媒体额赞许，但如果报不上”户口“，其实施的新产权规则就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因此，地方政府会以增缴部分收益增量为代价，通过各种关系补办”结婚证“，为”私生子“报上”户口“，使其自发的制度创新获得权力中心的正式认可

由此可见，随着行为模式的变化，地方政府具有追求本地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相应获利机会进行制度创新的动机。由于地方政府作为一级行政代理人，可以利用政治力量主动地追求本地经济利益最大化，因而相对于微观主体有更强的组织集体行为和制度创新的能力。尽管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可能因为等级规则与产权规则的冲突而使地方政府官员的初始目标并不必定包含产权明晰的内在要求，但在地方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以GDP为主要度量指标的政绩，不得不通过更明晰的产权制度和更有效的产权保护来创造更有利于吸引外资与内资的投资环境，其结果是本地市场化进程加快。这就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却导致了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所在。  

进一步的，当建立在排他性产权基础上的微观主体成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时，我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就由中间扩散型向需求诱致型方向转变，即个人或一群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制度创新。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与体制模式的转变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体制模式的转变要求制度变迁方式作出相应的转变。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具有一致性。因此，伴随着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将加快。

 

9、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

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体制模式的转变。

然而，当我们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评判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进程时，我们将发现该制度变迁方式所产生的一系列负效应。

• 第一，政治企业家行为规范的模糊化导致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在等级规则与产权规则同时对资源配置权的分配发挥作用以及改革优先权在行政系统内纵向安排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在资源配置权由政府向微观主体转移的市场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政治企业家的作用，这在弱化改革阻力的同时也导致政府官员行为合理化标准的模糊化，从而为权利的货币化创造了条件。价格双轨制中的”官倒“、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城市土地批租中的权钱交易、审批权配置中的”走关系“、”开后门“等腐败现象都是权利货币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 第二，地方政府官员对GDP的盲目追求导致忽视资源、环境、社会等问题，导致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
• 第三，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加剧导致地方封锁，产生了所谓的”诸侯经济“现象。地方政府为了在地方之间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不惜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策略，从而导致市场的分割，妨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 第四，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方式导致获得试点权的企业或地方因能持续地获得垄断性租金而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相反，其他企业或地方则发展能力相对不足，这是导致不同阶层、不同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10、我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0x1：重塑改革的动力机制是保持长期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2012年以来的经济下行是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即传统经济增长要素发生衰变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进而导致中国经济呈现L型态势，所以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结构调整，培育新的增长动能。然而大家发现，如果不改革，结构是无法调整的。为什么？因为现有的经济结构实际上是在既定体制和发展模式下的利益结构的反映，搜易如果体制模式、发展模式不变，利益结构就有刚性，这时，结构性调整只能借用政府之手来进行，但是用政府之手调结构的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摁下葫芦飘起瓢，这就是以来经济结构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当前很多人都明白必须神话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改革的进程有所放缓，甚至在有些地方光打雷不下雨，很重要的原因是当下中国改革最缺失的是动力机制。

过去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能有实质性的进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告诉我们，用政府之手，由政府主导推进市场化改革，改革有很大的阻力，但是中国的改革在过去40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前面讨论的制度变迁模型告诉我们，其主要原因是，在这样一个由政府主导市场化的改革方式中引入变革动力机制，就是满足了参与性的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的条件。

地方官员要升迁就要做大GDP，在他有限的任期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招商引资。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就不得不改善投资环境，而最好的投资环境是可以让投资者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这常常可以通过获得改革优先权创造出来，因为所有改革优先权或者试点权的背后都是特殊体制和优惠政策。特殊体制和优惠政策会带来垄断利润，如果试点权是排他的，垄断利润就会转为租金，这个租金会使投资人获得超额的投资回报。这样的话，中国过去40年尽管改革权是在行政系统内配置的，但在这样的体制里，由于引入了这样一种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有兴趣、有热情与企业联合，和企业合谋，共同从中央获得改革优先权，这样一种政企合作或者”合谋“关系构成了过去40年中国改革的激励机制。这种机制安排就是上文所谓的动力机制。

这样一种改革权纵向分配的改革形势，当引入财政分权这种激励机制之后，导致了持续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政企合谋的市场化改革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行为失范、合理不合法、腐败越演越烈、打擦边球式的潜规则蔓延、资本和劳动的冲突等。这几年针对这些负面现象，我们开始坚决反腐，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然而，在这种铁腕反腐败极大改善了社会风气、大大提升了党的威信的同时，过去那种政商关系下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家通过合谋来竞争改革优先权的激励相容机制发生了变化，从而行政权主导下的改革动力机制相对就变异了。

目前，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基于从改革中获得的个人收益小于改革带来的风险，因而为了规避风险，存在懒政、慵政的现象，过去商人见官员是脸难看，门难进，现在则常常是门进不了，脸看不见。所以当下中国的关键在于改革，而改革改不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改革动力机制，我们就是在空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难取得实际的效果。如果我们还想坚持改革权在行政系统内分配的渐进式改革方式，那么毫无疑问必须调动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地方政府要有改革热情，要认识到经济过度下滑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风险。

因此，在反腐倡廉取得战略性重大胜利之后，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一轮大改革、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需要重新理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

0x2：我国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路径与方式

我国渐进式改革条件下产生一系列负效应的主要原因是等级规则与产权规则存在冲突，或者说新旧体制并存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存在矛盾。化解上述冲突进而减少上述负效应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为进一步的市场化进程创造更好的条件。

显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条件发生变化，原有的改革路径遇到困境，改革必须进行重新调整和规划。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方式遇到了新的挑战：

• 第一，以政府为先导进行改革。由于新的增长模式的构建，内需持续增长更多依赖市场引导，政府主导可能破坏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的调整
• 第二，利用原有组织推进改革。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组织可能与某些市场主体结盟，形成特定的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继续改革的动力在衰退。例如过去通过地方政府推进改革，但地方政府主导改革的副作用日益明显
• 第三，增量改革。新的增量改革常常是非帕累托改进的，一部分人将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新的改革要求约束政府权力，增强政府透明度，这些都会损害官员的个人利益
• 第四，过去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模式不可持续。改革试点权在行政系统中的配发在调动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试点权会带来垄断性制度收益。但是随着经济发生，这种试点造成的寻租行为日益严重，从而扭曲了市场化改革的真实成本与收益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渐进式改革，但同时需要保持社会稳定。然而，随着各种失衡和矛盾的加剧，包括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失衡、地区发展失衡和收入分配失衡等，不改革就无法继续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我们不能就改革谈改革，改革的重点不是重新界定收入分配结构，而是重新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通过政府自身的改革，打破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使得政府的角色从”与民争利“转变为”为民创利“。因此，没有政府推动自我改革，深层次的改革就难以推进。当前，政府需要认清改革的局面，坚定改革的决心，从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寻找改革的动力，调动各方的积极因素，促使改革不断推进。

那么，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目标，那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体来说，改革的四个突破口在于：

• 第一，政府功能重新定位
• 第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发展民营经济
• 第三，完善要素市场和分配机制
• 第四，社会改革

1）政府功能重新定位

政府体制改革，重点是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有所谓有所不为，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必须从增长型政府向发展型政府转变。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打破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转变政府职能，避免政府“与民争利”。政府有选择地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减少“审批制”，特别是限制有可能产生大规模寻租活动的审批，停止干预市场价格和交易，逐步废除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矿物以及资本价格（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政府必须推进结构性改革，改革垄断企业，并改革税收制度，以全面落实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增加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

政府政策要注意以下方面：一是平衡，即宏观政策的松紧平衡，该压的要压，但该保的一定要保；二是服务，政府应该为放松微观经济提供服务，创造环境；三是改革，市场化的改革要及时跟上，这样才能打破市场中的各种藩篱，释放经济活力。

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发展民营经济

市场交易本质上是产权交易，没有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就难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所以，进一步市场化的关键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确立产权原则，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微观条件。

产权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 二是发展民营经济，保护私人产权
• 三是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3）完善要素市场和分配机制

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重点是要素价格体系的完善与金融体制的改革，核心是金融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中央银行独立化。

当前，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格机制，消除政策性扭曲，使劳动、资金等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在市场上得到真实体现，并最终在工资和利率等价格信息中得到真实显露。完善要素市场，是要素市场真实显露不同产业部门或行业的投资成本与收益的前提。在要素市场能够真实反映要素成本和收益的情况下，市场力量才能成为投资结构演进过程的主导力量。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收入增长过快，一定程度挤占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尽管政府可以通过再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但由于我国的财政主要是生产型财政，在财政支出的顺序中，与医疗、交易、社会保障相关的支出和转移支付并不处于优先位置，所以，财政的再分配功能并不强。

从调整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说，由于税种设置不合理，部分税种可能对创新和转型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在保持税收收入适度增加的同时，调整税种结构，完善和培育合理的地税体系，可能更有利于地区发展、区际平衡以及良性地区竞争。

4）社会改革

市场化进程中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改革，那么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是困难的。中国的改革者必须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社会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

• 第一，随着网络发展和信息的传播扩散，社会成员对自我利益的感受和追求增强
• 第二，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互动性、互相影响性增强，从原来分割的局面转变为日益融合
• 第三，社会成员的利益日益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日益加剧，要求多样、灵活的社会政策与之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