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读书笔记：《创办市场型大学——学术研究如何成为经济引擎》--科学逻辑、市场逻辑的博弈
伊丽莎白•波普•贝尔曼 著
2012年原稿出版，2017年中文版第一版出版
摘要：本书研究，几十年间，美国学术研究是怎样从二战后的科学逻辑逐步变成市场逻辑。（科学逻辑：将寻求真理视为内在的价值，研究本质上是寻求知识。市场逻辑：将科学看成一种有价值的活动。即将学术研究认为是某种市场，学者们出售科学，产业代表购买科学，以发明许可、资助研究项目、支持高校产业中心的方式来进行。）
科学逻辑的蓬勃发展
联邦政府的资助虽然在1945年以后不再保持战时水平，但是一直占据高校研发支出的一半以上。战后数十年的研究资助给了研究人员的自主管理使用经费的权力，其依据是研究人员的内在标准，而不是机构的任务，当然也不是市场的标准，到1963年联邦政府提供的资助占到高校研发经费支出总额的70%以上。科学逻辑日渐兴盛，连曾经偏爱行业资助，不喜欢政府资助的斯坦福大学，也意识到这些机会，开始提倡“充分利用战后联邦政府资助”。
科学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纠缠期
50，60年代逐渐也有一些行业附属项目，行业推广办公室，或者研究园区等实践活动，试图与市场有一些接触。但到50年代，大多数公司都不愿意与一所或多所高校保持高成本的关系，即，以半慈善的方式为项目提供几年的资助，但是获得技术的优先使用权。
市场逻辑的发展
直到联邦政府资助经费大幅减少，而少数领域，比如生物等领域的科研人员参与市场运行的大幅成功，加之公共政策的引导，逐渐改变了科学逻辑。
1. 战后资助体系的崩塌。
1966年约翰逊总统呼吁要重视使用成果。他说，“各位校长需要关注在有生之年，在任期内，将有哪些医学研究成果问世，我将关注这样的成果”。决策者开始关注联邦资助的效益，和基础研究的实用成果，意味着对研究资助开始附加一些条件。学术界当然对此十分愤怒。要求回归原有状态，即，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不断增加，经费使用不受限制。但是他们也逐渐认识到，责任少、资助快速增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博主：中国用20年时间走过美国70年的发展，科技界也应该很快看到此景）
2. 某些领域参与市场运行的大幅成功
1979至1982年间生物技术行业蓬勃发展，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备开展生物技术研究所需要的知识，这一部分人几乎全在高校任职，这些科学家无意辞去高校职务，到一个前景不明朗的行业创业。因此风险投资者不得不想法吸引科学家在不辞去高校职务的情况下参与创业。少数教授在IPO之后个人财富出现了暴涨。（例：战后数十年中，生物科学在分子水平重组方面经历了重大变革，斯坦福的传奇校长特曼希望生物系开展更多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以便更好地利用NIH的资助。他的策略是聘请国际顶尖的生物化学家进行重大整改，引进的华盛顿大学的年轻教授阿瑟•科恩伯格。特曼邀请他和全部化学系的员工包括洗碗工，到斯坦福的生物化学系，这种冒险取得了成功。此人不久之后便获得诺贝尔奖。）
3. 公共政策的影响
到70年代，经济学家已经对“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这一观点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
1980年通过了《拜杜法案》，赋予高校申请发明专利的明确权利和鼓励将这类研究商业化的责任。
科学逻辑与市场逻辑艰难的共存
虽然有很多人开始逐渐认同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价值。科学逻辑的其他一些要素仍有较强的影响力。比如同行评审的刊物仍是学术研究的黄金标准。专利申请是次要标准。很多科学家依然会从发现的乐趣和同行的认可中受到激励。
学术研究的市场还不具备充分的竞争力，实际效益很难预料，回报周期太长。比如纳米技术一直被宣扬为一种近乎革命性的技术，但直到今天难以显示其商业潜能。
也许追求科研等活动不考虑经济因素，渐渐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有得必有失，人类在试图为自身提供更好的物质环境时，也增加了诸多限制。即使推崇市场力量的顽固派也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对自由放任主义的立场，如果我们忽略了经济增长最终的，为人类服务的目标，我们将沦为经济的奴仆，而不是让经济为我们服务。
反思
博主：在市场逻辑占优的情况下，无论中外，仍然没有很好的评价体系，同行评议的论文肯定不是市场逻辑的产物，但怎样评价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新的机构、市场机制、激励机制势在必行。如何系统化值得深思。也许《系统之美--决策者的系统思考》能提供一些答案:
要实现进化需要自组织，需要一些原材料、多样性、测试机制。对于生物进化来说，原材料是DNA，基因突变是多样性的来源，测试机制是环境变化、适者生存。对于技术演进来说，原材料是各种研究机构，科研人员，通过多种机制储备大量的科学知识，多样化的来源是人的创造力。测试机制是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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