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成阳，舜渔於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後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於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锺，薪 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魨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盐豉千荅，鲐{此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观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於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锺。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巿邪赢。白圭富国，计然强兵。倮参朝请，女筑怀清。素封千户，卓郑齐名。
感谢
分享到 推荐 4人
3人 喜欢
喜欢
2010-02-09 21:16:47 斥侯 (欢迎加入天津读书组)
[编辑本段]翻译成白话文：
《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夫山西饶材、竹、谷、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入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会诸侯，匡正了整个天下的政治，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潭渊深了，里面就会有鱼，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富有者得势，越加显赫；失势了，客人也就没有去处，因此也就心情不快。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会因犯法而死于市井。”这并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天子，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成阳，舜渔於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後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於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锺，薪 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魨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盐豉千荅，鲐{此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观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於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锺。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巿邪赢。白圭富国，计然强兵。倮参朝请，女筑怀清。素封千户，卓郑齐名。
感谢
分享到 推荐 4人
3人 喜欢
喜欢
2010-02-09 21:16:47 斥侯 (欢迎加入天津读书组)
[编辑本段]翻译成白话文：
《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夫山西饶材、竹、谷、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入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会诸侯，匡正了整个天下的政治，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潭渊深了，里面就会有鱼，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富有者得势，越加显赫；失势了，客人也就没有去处，因此也就心情不快。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会因犯法而死于市井。”这并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天子，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夏京春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不仅开创性地写入了经济问题，而且表达了精辟的经济思想，即“五之”说、分工说、奔富说、“素封”说、礼仪说、生意经、“三富”说和商业地理说。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先秦以来“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在发展经济、富国利民上的重大意义，表现了唯物思想的光辉，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思想、经济史、司马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学作品，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见解和开创性的贡献。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纪’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钱先生看到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以后我国正史中多数都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记载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是与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分不开的。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先秦以来“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记述了春秋以来的著名商人的活动，分析并论证了商业活动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在发展经济、富国利民上的重大意义，表现了唯物思想的光辉。本文拟从《货殖列传》入手，分析并探讨一下司马迁卓越的经济思想及其价值。
一、“五之”说
从历史上看，汉代商业在市场商品流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尽管汉武帝大力发展官营商业，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间自由商业的发展。司马迁描述当时的状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农工商虞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这都是为的去“求富益货”；那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到处奔波，也都是为的去“奔富厚”。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认为这既符合“道”，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对于人民的趋利求富的活动，为政者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呢？司马迁同时代人董仲舒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万民之从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张用“教化”去围堵和遏止。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人们追求富裕“逸乐”的生活，“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的。面对这种客观情况，司马迁认为应该采取的对策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是司马迁对发展工商业问题的总看法，提纲挈领，非常全面。
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有区别地肯定前四种做法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即国家不要干预工商业者的自由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放手发展市场经济；其次是因势利导，“疏”而不 “堵”，也就是国家的适度干预与调控；其次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运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太史公自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可见，“因之”是有前提的。国家让“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首先是由于他们“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如果他们有“害于政”，有“妨百姓”，就要对他们“整齐之”，“教诲之”。司马迁在实录历史事势发展中似乎已经朦胧看到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既要抓物质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加以适当控制，这是很了不起的。司马迁最不赞成的是最后一种做法——“与之争”，同老百姓对抗，不让老百姓去求富益货和趋利奔富。这里的“与之争”，是针对汉代实行的禁榷制度和国家官办商业、工业而言的。由于汉武帝残酷打击私商，车船税重，因而私人工商业急剧减少，流通阻塞，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其苦。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者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反对汉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五之”说是司马迁对治理国家的经济问题开出的一剂良方，可以说是“五味俱全”，用心良苦。
二、分工说
司马迁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头脑的历史家，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鄙视工商业，而是认为各行各业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就当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来看，已经出现了地区分工的倾向，例如“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就是说，已经有农业发达地区、半农半商地区，有商业、手工业发达地区，有畜牧业、蚕丝业发达地区的区别了。司马迁看到了“百道营生，积财如山，贩物求利，贸迁有无”，各种各样的经营，能积累像大山一样多的财富，商人们的贩卖活动，虽然是为了牟取利润，但他们的往返贩运，却起到了沟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作用。司马迁在概述了各地物产以后指出：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在这里司马迁把商业与工业、虞业、农业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与当时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在处理农工虞商的关系上，司马迁主张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在卖粮的市场上，一石粮只值二十几钱，便会损伤农民利益，一石粮上涨到九十钱，商人的利益便受到损害而无法经营。商人不经营，国家收不了税，财源就枯竭了；农民失去种粮的积极性，连草也不去锄了。出卖粮食，应有个价格限度，最高的价格，不能超过八十钱，最低的价格，不能少于三十钱。按这个幅度掌握，农民和商人的利益都不会受到大的损害，都有一定的利润。必须看到，粮食是一个重要商品。民以食为天，只有稳定了粮食，才能稳定人心，才能处理好农工、农商之间的关系，国家才能繁荣稳定。司马迁这种重商而不轻农、重农而不轻商的经济思想是十分中肯的，全面的。
三、奔富说
在《货殖列传》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司马迁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追求尽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人活着就需要衣食住行，患贫致富是所有人的追求。司马迁对社会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写道：“壮士在军，……，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奔富厚也。游闲公子，……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诛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然而，统治者却总是标榜自己没有任何的欲望。《礼记·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孔子说：“君子喻（了解、明白）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似乎是劳动人民唯利是图。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统治者追逐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了下来，他说：“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看到了人类这种追求物质的本性，不论是士农工商，还是将军宰相，大家爱财的本性都一样，这就把几百年来统治阶级泼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污秽，收起来又向着统治阶级泼了回去。这对于劳动人民是一种有利的维护，而对于统治阶级则是一种有力的揭发和嘲弄。难怪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极为浓重的班固批评司马迁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也从一个侧面指出了司马迁写《史记》所具有的高卓见识和反传统的倾向。
此外，司马迁还把“富家”与“富国”统一了起来，即既要“富国”，也要“富家”。但只有“富家”，才能“富国”。因为，“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只有“富家”，才能扩大国家的财源；只有“富家”，才能治国，“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四、“素封”说
司马迁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权势和地位总是同财富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连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到了秦和汉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还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司马迁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这四个字很重要。它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这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鼓吹的“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格格不入，具有明显的反天命的意义。
五、礼仪说
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司马迁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他赞赏管子的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就把统治阶级的礼仪道德从天上降到了地上，礼仪道德是由经济地位——富——所决定的。这个观点尽管有些机械，似乎否定了道德对人的制约，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对的，是经济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决定经济，这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另外，司马迁还指出了所谓道德还有它极其虚伪的一面，它是供财富占有者、供权势者们经常涂用的一种美丽的脂粉。司马迁说：“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谁有钱有势，谁就有道德。这里的言辞不无偏激，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和统治者道德的虚伪性、欺骗性。
六、生意经
司马迁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和方法。例如，奇巧取胜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勤俭节约，劳动致富，是生财的正路，但求富的人，还必须用奇巧取胜。那种只拉车不看路的人，是愚蠢的。只有善于用智谋，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来。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财富的来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职业，就像货币没有固定的主人一样。善于经营者，能使财富像车子的辐条汇向车轴一样向他集中，不善于经营者，即使原来有一定基础，也会被他搞赔，散失掉。
降低成本说。司马迁引用当时的谚语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超过百里之外不去贩卖柴草，超过千里之外不去贩卖粮食。因为柴草、粮食之类商品，远距离贩运，必然增加费用，加大成本，减少利润，很不合算。这说明由于地区贩运业的发展，商人已经懂得区别不同商品组织地区流通对经营盈亏的重要意义。
贵出贱取说。司马迁指出经商要有预见性，要能够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掌握“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的物价规律，看准行情的起落。他说：“晓余缺者，才知贵贱”。只有注意市场行情变化，了解市场商品剩余和缺乏情况的人，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昂贵，什么东西低贱。又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商品价格昂贵到极点时反过来就会低贱，低贱到极点时就会昂贵。这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经营者在昂贵时，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粪土一样地抛出去；在低贱时不要惜购，要把商品像对待美玉宝珠一样珍惜地买进来。这样，你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你的财富利润就会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源源而来。司马迁说周人白圭就是这样，他“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与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当人们迫切需要出售，供过于求，引起价格下跌时他买进，等到人们迫切需要吃进，供不应求，引起价格上涨时他抛出。丰年时他大量买进粮食，等到歉年卖出。丰年手工业品旺销，他抛出手工业品和原料。蚕茧成熟时，他收购丝绵和丝织品，供应粮食。总之，买卖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
择人任时说。除了抓时令、赶季节外，司马迁还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说：“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善于谋生计、做买卖的，都具备能选择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和凭借时机、抓住季节的本领。作为经营者，能够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实际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备了“人和”的条件，此外，就是讲究“天时地利”了。
薄利多销说：“欲长钱，取下谷”，要想使资金增长，最好去经营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五谷杂粮。这些下等粮食虽然利薄，但是销量大，利润反而多；而那些高档商品，虽然利润大，但由于购买对象少，必然会“曲高和寡”。
此外，还有寻根求源说：“长石斗，取上种”，要多收购粮食，就得选择良种来供应生产者，以便增加产量；开源节流说：“忍嗜欲，节衣服”等等。这样有理论依据的生意经，在司马迁以前还没有见过。今天读起来，对经商处事也是有启发的。
七、“三富”说
司马迁热衷于说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发财致富。他将社会上的富有者分为三类：“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而发财致富的人；“末富”是指经商而致富的人；“奸富”则是指那些“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司马迁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论什么人，都不愿意长期处于贫穷之中，只不过在求富的形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不论以什么方式方法求富，都应以正当劳动，以不损害别人、不损害社会为前提，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些靠作奸欺诈获取财富的人，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司马迁说：“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清廉的官吏收刮少些，就能做得长，但时间长了，就富起来了；不贪心的商人赢利虽然少些，也能富起来。
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财产、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走私漏税等非法行为而发不义之财的经济犯罪分子，也是“奸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保护一切正当的富，但绝不容许破坏改革、危害社会的“奸富”分子逍遥法外。财富与道德之间，金钱与尊严之间，是应该有也必须有一道壁垒森严的界限的。当财富增长缺乏一种道德自律与约束时，财富对人来说是真正致命的打击与毁灭。所以，“教诲之”的问题也是一件大事，要使人们能够在趋利逐利、发财致富当中不忘“大义”之所在，也就是说，能够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集体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
八、商业地理说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西汉以前的经济环境为背景，以实业家的活动为主线，分区论述了各地的地理环境、社会风气、经济发展和物产。司马迁认为商业的作用在于流通，尤其是地区流通，所以他特别重视地区之间的往来和都会的商业中心作用。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已形成了五大经济区域：
一是关中经济区。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四川。在这个经济区“自汧（今陕西陇县南）、雍（陕西凤翔县南）以东至河（黄河）、华（华山），膏壤沃野千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民“好稼穑，殖五谷”。交通便利，商人云集，“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二是三河经济区。西汉以河内、河南、河东三郡为三河区。“昔唐人都河东（指黄河以东的尧都晋阳），殷人都河内（指黄河以北的殷墟），周人都河南（周平王都黄河以南的洛阳）”三河在天下之中，三足鼎立。所以，唐尧、商代和周代先后在这个区建都。这个经济区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民风勤俭朴素。“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交通便利，是中原的商业中心。
三是燕赵经济区。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区。燕、赵“有鱼、盐、枣、粟之饶”，物产丰富。赵都邯郸和燕都蓟是这一经济区的两大商业城市。
四是齐、鲁、梁、宋经济区。包括今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位于泰山北面的临淄，是齐国故地的商业城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而鲁国故地则“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鸿沟以东，芒砀以北，至巨野，是梁、宋两国的故地，人民多务农为业，善于储藏备荒。
五是楚、越经济区。包括现在的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这是战国以后形成的经济区。越国灭吴国之后，得有江淮以北，楚国又灭越国得有吴越之地。所以，司马迁把这一经济区又分为西楚、东楚和南楚。西楚，从沛郡西至荆州。这里“地薄，寡于积聚”。但在楚夏之交界的陈（今河南睢阳），又“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东楚，包括现在的徐州（彭城）、扬州和苏州地区。这里“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所以吴王刘濞曾在东楚招致天下逃亡分子，铸钱煮盐，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南楚，包括淮南的衡山、九江二郡和江南豫章（今南昌）、长沙二郡。这里物产丰富，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楚都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寿春就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合肥是皮革、鲍、木的集散地；番禺（今广州）是珠玑、犀、玳瑁、果、布等的集散地。
上述五个经济区域及其商业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利于商业往来；各经济区的商业城市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治中心，又是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贷者聚居的地方；商人贩运各地区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封建官吏、地主、富商等的消费需求。西汉五大经济区的形成和商业城市中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显示了西汉商业是相当兴盛的。司马迁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商业地理学和商业发展史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高度赞扬了私人工商业者们的特殊才能，表彰了他们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通过说富论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看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种朴素的唯物的因素。司马迁论货殖，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与我们今天的商品经济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司马迁所提出的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史记》中，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除了表现在《货殖列传》中，还体现在《平准书》里。这两篇互文相衬，相反相成。因此，仅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但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从〈货殖列传〉和〈平准书〉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这个题目，只好留待以后来做了。
参考文献：
1．史记 汉司马迁撰 中华书局
2．史记通论 韩兆琦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中国传统文化名著选读 王燕南编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国经济史论丛 傅筑夫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5．中国商业史 王孝通著 上海书店1984年版
夏京春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不仅开创性地写入了经济问题，而且表达了精辟的经济思想，即“五之”说、分工说、奔富说、“素封”说、礼仪说、生意经、“三富”说和商业地理说。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先秦以来“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在发展经济、富国利民上的重大意义，表现了唯物思想的光辉，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思想、经济史、司马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学作品，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见解和开创性的贡献。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纪’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钱先生看到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以后我国正史中多数都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记载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是与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分不开的。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先秦以来“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记述了春秋以来的著名商人的活动，分析并论证了商业活动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在发展经济、富国利民上的重大意义，表现了唯物思想的光辉。本文拟从《货殖列传》入手，分析并探讨一下司马迁卓越的经济思想及其价值。
一、“五之”说
从历史上看，汉代商业在市场商品流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尽管汉武帝大力发展官营商业，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间自由商业的发展。司马迁描述当时的状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农工商虞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这都是为的去“求富益货”；那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到处奔波，也都是为的去“奔富厚”。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认为这既符合“道”，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对于人民的趋利求富的活动，为政者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呢？司马迁同时代人董仲舒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万民之从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张用“教化”去围堵和遏止。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人们追求富裕“逸乐”的生活，“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的。面对这种客观情况，司马迁认为应该采取的对策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是司马迁对发展工商业问题的总看法，提纲挈领，非常全面。
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有区别地肯定前四种做法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即国家不要干预工商业者的自由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放手发展市场经济；其次是因势利导，“疏”而不 “堵”，也就是国家的适度干预与调控；其次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运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太史公自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可见，“因之”是有前提的。国家让“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首先是由于他们“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如果他们有“害于政”，有“妨百姓”，就要对他们“整齐之”，“教诲之”。司马迁在实录历史事势发展中似乎已经朦胧看到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既要抓物质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加以适当控制，这是很了不起的。司马迁最不赞成的是最后一种做法——“与之争”，同老百姓对抗，不让老百姓去求富益货和趋利奔富。这里的“与之争”，是针对汉代实行的禁榷制度和国家官办商业、工业而言的。由于汉武帝残酷打击私商，车船税重，因而私人工商业急剧减少，流通阻塞，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其苦。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者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反对汉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五之”说是司马迁对治理国家的经济问题开出的一剂良方，可以说是“五味俱全”，用心良苦。
二、分工说
司马迁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头脑的历史家，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鄙视工商业，而是认为各行各业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就当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来看，已经出现了地区分工的倾向，例如“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就是说，已经有农业发达地区、半农半商地区，有商业、手工业发达地区，有畜牧业、蚕丝业发达地区的区别了。司马迁看到了“百道营生，积财如山，贩物求利，贸迁有无”，各种各样的经营，能积累像大山一样多的财富，商人们的贩卖活动，虽然是为了牟取利润，但他们的往返贩运，却起到了沟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作用。司马迁在概述了各地物产以后指出：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在这里司马迁把商业与工业、虞业、农业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与当时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在处理农工虞商的关系上，司马迁主张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在卖粮的市场上，一石粮只值二十几钱，便会损伤农民利益，一石粮上涨到九十钱，商人的利益便受到损害而无法经营。商人不经营，国家收不了税，财源就枯竭了；农民失去种粮的积极性，连草也不去锄了。出卖粮食，应有个价格限度，最高的价格，不能超过八十钱，最低的价格，不能少于三十钱。按这个幅度掌握，农民和商人的利益都不会受到大的损害，都有一定的利润。必须看到，粮食是一个重要商品。民以食为天，只有稳定了粮食，才能稳定人心，才能处理好农工、农商之间的关系，国家才能繁荣稳定。司马迁这种重商而不轻农、重农而不轻商的经济思想是十分中肯的，全面的。
三、奔富说
在《货殖列传》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司马迁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追求尽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人活着就需要衣食住行，患贫致富是所有人的追求。司马迁对社会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写道：“壮士在军，……，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奔富厚也。游闲公子，……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诛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然而，统治者却总是标榜自己没有任何的欲望。《礼记·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孔子说：“君子喻（了解、明白）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似乎是劳动人民唯利是图。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统治者追逐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了下来，他说：“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看到了人类这种追求物质的本性，不论是士农工商，还是将军宰相，大家爱财的本性都一样，这就把几百年来统治阶级泼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污秽，收起来又向着统治阶级泼了回去。这对于劳动人民是一种有利的维护，而对于统治阶级则是一种有力的揭发和嘲弄。难怪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极为浓重的班固批评司马迁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也从一个侧面指出了司马迁写《史记》所具有的高卓见识和反传统的倾向。
此外，司马迁还把“富家”与“富国”统一了起来，即既要“富国”，也要“富家”。但只有“富家”，才能“富国”。因为，“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只有“富家”，才能扩大国家的财源；只有“富家”，才能治国，“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四、“素封”说
司马迁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权势和地位总是同财富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连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到了秦和汉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还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司马迁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这四个字很重要。它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这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鼓吹的“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格格不入，具有明显的反天命的意义。
五、礼仪说
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司马迁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他赞赏管子的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就把统治阶级的礼仪道德从天上降到了地上，礼仪道德是由经济地位——富——所决定的。这个观点尽管有些机械，似乎否定了道德对人的制约，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对的，是经济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决定经济，这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另外，司马迁还指出了所谓道德还有它极其虚伪的一面，它是供财富占有者、供权势者们经常涂用的一种美丽的脂粉。司马迁说：“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谁有钱有势，谁就有道德。这里的言辞不无偏激，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和统治者道德的虚伪性、欺骗性。
六、生意经
司马迁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和方法。例如，奇巧取胜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勤俭节约，劳动致富，是生财的正路，但求富的人，还必须用奇巧取胜。那种只拉车不看路的人，是愚蠢的。只有善于用智谋，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来。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财富的来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职业，就像货币没有固定的主人一样。善于经营者，能使财富像车子的辐条汇向车轴一样向他集中，不善于经营者，即使原来有一定基础，也会被他搞赔，散失掉。
降低成本说。司马迁引用当时的谚语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超过百里之外不去贩卖柴草，超过千里之外不去贩卖粮食。因为柴草、粮食之类商品，远距离贩运，必然增加费用，加大成本，减少利润，很不合算。这说明由于地区贩运业的发展，商人已经懂得区别不同商品组织地区流通对经营盈亏的重要意义。
贵出贱取说。司马迁指出经商要有预见性，要能够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掌握“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的物价规律，看准行情的起落。他说：“晓余缺者，才知贵贱”。只有注意市场行情变化，了解市场商品剩余和缺乏情况的人，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昂贵，什么东西低贱。又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商品价格昂贵到极点时反过来就会低贱，低贱到极点时就会昂贵。这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经营者在昂贵时，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粪土一样地抛出去；在低贱时不要惜购，要把商品像对待美玉宝珠一样珍惜地买进来。这样，你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你的财富利润就会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源源而来。司马迁说周人白圭就是这样，他“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与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当人们迫切需要出售，供过于求，引起价格下跌时他买进，等到人们迫切需要吃进，供不应求，引起价格上涨时他抛出。丰年时他大量买进粮食，等到歉年卖出。丰年手工业品旺销，他抛出手工业品和原料。蚕茧成熟时，他收购丝绵和丝织品，供应粮食。总之，买卖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
择人任时说。除了抓时令、赶季节外，司马迁还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说：“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善于谋生计、做买卖的，都具备能选择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和凭借时机、抓住季节的本领。作为经营者，能够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实际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备了“人和”的条件，此外，就是讲究“天时地利”了。
薄利多销说：“欲长钱，取下谷”，要想使资金增长，最好去经营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五谷杂粮。这些下等粮食虽然利薄，但是销量大，利润反而多；而那些高档商品，虽然利润大，但由于购买对象少，必然会“曲高和寡”。
此外，还有寻根求源说：“长石斗，取上种”，要多收购粮食，就得选择良种来供应生产者，以便增加产量；开源节流说：“忍嗜欲，节衣服”等等。这样有理论依据的生意经，在司马迁以前还没有见过。今天读起来，对经商处事也是有启发的。
七、“三富”说
司马迁热衷于说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发财致富。他将社会上的富有者分为三类：“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而发财致富的人；“末富”是指经商而致富的人；“奸富”则是指那些“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司马迁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论什么人，都不愿意长期处于贫穷之中，只不过在求富的形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不论以什么方式方法求富，都应以正当劳动，以不损害别人、不损害社会为前提，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些靠作奸欺诈获取财富的人，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司马迁说：“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清廉的官吏收刮少些，就能做得长，但时间长了，就富起来了；不贪心的商人赢利虽然少些，也能富起来。
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财产、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走私漏税等非法行为而发不义之财的经济犯罪分子，也是“奸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保护一切正当的富，但绝不容许破坏改革、危害社会的“奸富”分子逍遥法外。财富与道德之间，金钱与尊严之间，是应该有也必须有一道壁垒森严的界限的。当财富增长缺乏一种道德自律与约束时，财富对人来说是真正致命的打击与毁灭。所以，“教诲之”的问题也是一件大事，要使人们能够在趋利逐利、发财致富当中不忘“大义”之所在，也就是说，能够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集体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
八、商业地理说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西汉以前的经济环境为背景，以实业家的活动为主线，分区论述了各地的地理环境、社会风气、经济发展和物产。司马迁认为商业的作用在于流通，尤其是地区流通，所以他特别重视地区之间的往来和都会的商业中心作用。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已形成了五大经济区域：
一是关中经济区。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四川。在这个经济区“自汧（今陕西陇县南）、雍（陕西凤翔县南）以东至河（黄河）、华（华山），膏壤沃野千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民“好稼穑，殖五谷”。交通便利，商人云集，“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二是三河经济区。西汉以河内、河南、河东三郡为三河区。“昔唐人都河东（指黄河以东的尧都晋阳），殷人都河内（指黄河以北的殷墟），周人都河南（周平王都黄河以南的洛阳）”三河在天下之中，三足鼎立。所以，唐尧、商代和周代先后在这个区建都。这个经济区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民风勤俭朴素。“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交通便利，是中原的商业中心。
三是燕赵经济区。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区。燕、赵“有鱼、盐、枣、粟之饶”，物产丰富。赵都邯郸和燕都蓟是这一经济区的两大商业城市。
四是齐、鲁、梁、宋经济区。包括今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位于泰山北面的临淄，是齐国故地的商业城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而鲁国故地则“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鸿沟以东，芒砀以北，至巨野，是梁、宋两国的故地，人民多务农为业，善于储藏备荒。
五是楚、越经济区。包括现在的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这是战国以后形成的经济区。越国灭吴国之后，得有江淮以北，楚国又灭越国得有吴越之地。所以，司马迁把这一经济区又分为西楚、东楚和南楚。西楚，从沛郡西至荆州。这里“地薄，寡于积聚”。但在楚夏之交界的陈（今河南睢阳），又“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东楚，包括现在的徐州（彭城）、扬州和苏州地区。这里“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所以吴王刘濞曾在东楚招致天下逃亡分子，铸钱煮盐，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南楚，包括淮南的衡山、九江二郡和江南豫章（今南昌）、长沙二郡。这里物产丰富，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楚都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寿春就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合肥是皮革、鲍、木的集散地；番禺（今广州）是珠玑、犀、玳瑁、果、布等的集散地。
上述五个经济区域及其商业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利于商业往来；各经济区的商业城市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治中心，又是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贷者聚居的地方；商人贩运各地区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封建官吏、地主、富商等的消费需求。西汉五大经济区的形成和商业城市中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显示了西汉商业是相当兴盛的。司马迁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商业地理学和商业发展史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高度赞扬了私人工商业者们的特殊才能，表彰了他们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通过说富论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看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种朴素的唯物的因素。司马迁论货殖，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与我们今天的商品经济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司马迁所提出的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史记》中，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除了表现在《货殖列传》中，还体现在《平准书》里。这两篇互文相衬，相反相成。因此，仅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但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从〈货殖列传〉和〈平准书〉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这个题目，只好留待以后来做了。
参考文献：
1．史记 汉司马迁撰 中华书局
2．史记通论 韩兆琦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中国传统文化名著选读 王燕南编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国经济史论丛 傅筑夫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5．中国商业史 王孝通著 上海书店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