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出了衡量文明的4个因素；
- 为什么选择这四个因素，是由作者先设定的一套选择标准。又对可信度做了分析。这样的研究方法真是厉害。
- 在古代，西方核心地带的文明程度稍稍领先；在中古和现代早期、西方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东方核心地带的文明程度稍稍领先。总的来说，东方农业生产力（无论是劳动力人均还是每单位土地）似乎一直比当时的西方要低得多。
- 近代史中东方受制于西方，不是因为东方衰落了，而是因为西方发展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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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西方将主宰多久》：既针对专业学者，也面向对一般读者；
《文明的度量》是《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姊妹篇
社会发展指数(SDI?)（“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指数）的4大特性：
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
社会发展的定义：技术、生计、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来吃饭、穿衣、居住和繁殖自身，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
社会发展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衡量，而不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解释（意思就是不负责揭示数据背后的原因）。社会发展只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需要解释的模式。
社会发展也不是衡量不同社会的价值的标尺。例如，不能说现代的日本人比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更聪明、更富裕或者更幸运（更不用说“更幸福”了）。
社会发展指数的高低，与道德、环境及其他社会发展的成本无关。社会发展是一种中性的分析范畴。
历史上“社会进化论”的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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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s and Cause，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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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最本质的成分，是从相同性质转化为不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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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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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单阶段（没有领袖的游荡营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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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复合阶段（有政治领袖的稳定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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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复合阶段（有教会、国家、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学术活动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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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复合阶段（像罗马，当然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样伟大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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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 Franz Boas，Bronislaw Malinowski，20世纪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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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Gordon Childe，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Man Makes Himself，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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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cott Parsons，社会进化是由累进的6种“进化的共性”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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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产生的是社会阶层和文化正统性（即社会内的等级制度和差别，以及社会之间的群体认同性和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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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产生官僚机构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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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普遍性的规范准则（特别是在法律和宗教方面）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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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利·怀特，能量获取是推动进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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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Culture）=能量（Energy）×技术（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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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化论。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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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oul Na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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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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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由性（不能有种族优越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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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独立性（不能充斥着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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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文献资料和可靠性（专家们不能对事实有太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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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性（如果数据太难获得，则评分系统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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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社会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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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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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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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子群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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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Carneiro。所有社会在从一级复杂/分化水平提高到另一级时，是否都必须具备“进化的共性”（卡内罗称之为“功能性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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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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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性的出现标志着复杂性程度比它们未出现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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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性一旦形成，就很可能保留下来，即使不是无限期地保留下来，至少也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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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选择了这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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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筑、政治状况、金属矿石冶炼、社会分级、织布机纺织、酿酒、陶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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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man 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将社会划分为营居群、部落、酋邦和国家，Morton Fried。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将社会分类为平等主义阶段、等级阶段、阶层化阶段和国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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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My《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使用“进化”一词是受Herbert Spencer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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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2
9个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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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定量分析不一定比定性分析更客观（但会更准确地表达作者的观点），无论我们是计算还是描述，都总会出现本能的判断和潜在的武断的识别。如果我们不对社会发展进行定量分析，争论就将继续陷于打概念仗的泥沼之中。----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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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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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数量的具体特性（可否理解为“寻找”正交基向量或正交基函数？）
Following the model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2 Ihave tried to identify the minimum number of concrete traits thatcover the full range of criteria in the formal defini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No trait list can ever be perfect, but the challenge is toselect the optimal set.
although the HDI has very different aims from my socialdevelopment index, the principle underlying it—that a small number of quantifiable traits can act as proxies for a much broader concept—is an excellent starting point
4.筛选（有用特性）的标准.how toselect good traits,
i. The trait must be relevant: that is, it must tell us somethingabout social development as I defined it in chapter 1.
ii. The trait must be culture independent. We might, for example, think that the qualit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re usefulmeasur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but judgments in thesematters are notoriously culture bound.
iii. Traits must b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if, for instance,we use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a state and the amount ofwealth in that state as traits, we should not use per capitawealth as a third trait, because it is a product of the firsttwo traits.
iv. The trait must be adequately documented. This is a realproblem when we look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becausethe evidence available varies so much. Especially in the distant past, we simply do not know much about some potentially useful traits.
v. The trait must be reliable, meaning that experts more orless agree on what the evidence says.
vi. The trait must be convenient.
5.关注东方和西方，而不是整个世界
6.哪儿是东方，哪儿是西方
我对“西方”的定义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西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地区，通过一系列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社会。
“东方”指的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东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那些社会.
7.度量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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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范围：
公元前14000年（最后一个冰期接近结束时）--公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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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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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年（公元前14000~前4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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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年（公元前4000~前2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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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年（公元前2500~前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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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公元前1400~公元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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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核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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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和讹误
How incorrect are they? Are they so wrong that I have misidentified thebasic shape of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meaning that myexplanation for why the West rules is fatally flawed? Or are the errors in fact relatively trivial?
There are two main ways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One is toassume that I have made systematic errors, pervasively overestimating the Western and underestimating the Eastern scores (or viceversa), then to ask (1) how much we would need to change the scoresto make the past look so different that the arguments advanced in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would cease to hold good and (2)whether such changes are plausible. I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inchapter 7.
The other way is to assume that the errors are unsystematic, overor underestimating both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cores in random,unpredictable ways. The only way to address errors of this kind is towork through the evidence on which I base my individual scores,which I present in detail in chapters 3–6.
社会发展指数：
（1）能量获取。是基础。食物, 燃料, 原材料
（2）社会组织（社会中最大永久定居地的人口规模（比如城市化））
（3）战争能力
（4）信息技术
后三点是“使用能量”的途径。
没有能通吃的社会发展指数。本书中的指数并非试图解释一切，只专注一个问题：为什么欧亚大陆西端的社会，在19世纪主宰了世界，而其在北美的殖民地，又在20世纪取代了它们。
我决定将1 000分定为指数的顶点——公元2000年前所可能得到的最高分数。这样的好处是不同时间的指数值可以做比较。
“因为没有明显的理由认为某一特性比另一特性有任何更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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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
经济学家通常关注的是人均实际工资、人均GDP、人均GNP和人均NDI，而不是能量获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度量标准在现代经济体（即1800年后的西方、1900年后的东方和1950年后的世界其他地方）中，比种类更广泛的能量获取记录要完备得多。然而，如果在时间跨度极长、生存实践的本质变化巨大的情况下做比较，能量获取是一种更灵活的度量标准。
西方：
丰富的采集社会（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
新仙女木小冰河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
农副产品的革命（公元前9600~前3500年），驯化动植物，畜力与带轮的车，多余的能量催生了更多的人口。
古代国家（公元前3500~前1200年），青铜时代，金字塔，长距离贸易，
青铜时代末期（公元前1200~前10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崩溃
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前500年），能量获取水平一定是急剧飙升了。地中海古代社会开始。波斯王宫，巴比伦的神庙，（公元前1200年贸易道路崩溃后，获得制作青铜器所需要的锡出现了困难，于是选择冶铁。）
公元2世纪时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意大利的能量获取能力仅比公元1700年的西北欧核心地带稍稍落后一点。
能量获取状况自罗马帝国之后曾一路下跌，最快也要到1700年时，欧洲人才刚刚赶上罗马人的水平。
贯穿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人均获取能量都有所增长，在1世纪时达到最高点，约为每人每天30 000千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达到极高的水平，接近于1700年左右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不过按现代的标准仍算很低，也许连当代美国15%的水平都达不到。
古代和现代之间（200~1700年）
衰退（200~700年)
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在1世纪60年代开始第一次下降。原因：当时穿越大草原的人口迁徙，使得欧亚大陆东西端原本迥然不同的细菌融合了起来。这种被称为“安东尼瘟疫”的突发疾病，在公元200年前就已经开始拉低能量获取水平. 随着气候开始恶化，到公元3世纪时，这种下降的趋势日渐明朗，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
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在5世纪开始第二轮暴跌. （原因呢？）
700~1300年，能量获取水平总体上缓慢上涨
欧洲基督教地区在900年后显然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复苏，到1300年时，最富裕的地区意大利赶上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埃及的水平。拜占庭帝国在10世纪也显示出经济迅速复苏的迹象
1300~1700年，快速增长
东方：
在最后一个冰期末期，大约公元前14000年时，在东方那些最得天独厚的地区，人均能量获取水平与西方是不相上下的，都在4 000千卡左右。出于地理原因（就此而言，生态差异使欧亚大陆西部可驯化的潜在动植物物种比东部要多），东方的分数起初上涨得比西方慢，耕种和驯养植物最早的清晰迹象的出现，比西方核心地带晚了2 000年。东方的分数增长到公元前3000年时开始加速。像西方一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发生了一次严重崩溃。（到底发生了什么？游牧蛮族入侵？）但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迅速恢复了，到公元400年时又开始向上提升了，但直到公元1000年后，达到农业社会的上限——大约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在公元1200~1400年间又经历了一次严重崩溃之后，东方的分数于1600年又恢复到农业社会的上限，然后在18~20世纪迅速增长（相对于更早的时期）。
19世纪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确上升了，但增幅比西方要小得多。在19世纪全球力量重新分配中，西方占了先机，是由西方的腾飞，而不是东方的衰落决定的。同样，20世纪东方的全球地位提高，也不是因为西方的衰落，而是因为东方人学会了利用西方人率先利用的化石能量资源。
宋朝（960~1279年）也许是中国前现代时期能量获取的巅峰时代。人口增长非常迅猛，从10世纪早期的大约5 000万人增至1200年的1.2亿人，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生活水平和能量获取水平上升得更快。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公元前200~公元200年）
汉朝最发达的农业在中国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但似乎明显不及当时最高产的罗马帝国先进。
公元前200~公元200年和1000~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估计，将其与过去2 200年西方分数的弧线对比，显示出，在古代，西方核心地带稍稍领先；在中古和现代早期、西方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东方核心地带稍稍领先。
总的来说，东方农业生产力（无论是劳动力人均还是每单位土地）似乎一直比当时的西方要低得多。
东方古代国家(公元800年前)农业产量的增长，慢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西方古代国家的灌溉农业体系所带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800~前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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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时间点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这个现象似乎证明了选择城市规模作为社会组织的间接度量手段的正确性。一个地区最大城市的规模就是衡量其政治组织职能的尺度之一。只是到了20世纪，经济力量才压倒政治力量
- 耕作开始的大致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9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7500年）
- 驯化动植物开始的大致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7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5500年）
- 古代国家兴起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3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2000年）
- 大帝国创建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75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300年）
- 化石燃料工业兴起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1800年，东方为公元1900年）。
从古代大帝国的巅峰时期到工业革命兴起，大约2 000年的时间里，能量获取水平一直被控制在一个我称之为“硬天花板”的上限之下，略高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这标志着农业社会所可能达到的极限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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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5
战争能力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Frederick William Lanchester，，量化战争消耗，
Trevor Nevitt Dupuy，“定量判断模式，不少于73种变量，
战争能力的比较，归根结底一定是对社会可调动的破坏力的衡量。“破坏力”是指社会可投入战场的兵员数量。这种力量又会因武器的射程和火力、可调动兵力的数量和速度、防御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而发生改变。而且，这些基本的要素一定要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士气、领导能力、指挥和控制能力、清楚地理解战略的能力、行动力、战术原则、组织学习能力，以及经济、后勤、思想和政治等方面更广泛的参数。
社会发展指数在衡量战争能力方面最大的困难，是将2000年的武装力量与之前阶段的武装力量的关系予以量化。1900~2000年，战争能力的飞跃实在太巨大，难以衡量；而1800~1900年，战争能力的变化也可称之为飞跃，尽管幅度不那么巨大，但也同样难以衡量。
欧洲的军事革命1500~1800年
东方的现代军事革命（1850~2000年）
枪是欧洲军事腾飞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是枪使得15世纪时的欧洲军队在很多重要方面超越罗马帝国成为可能，然而是战术、后勤、指挥和控制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才使得新武器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正如肯尼思·蔡斯（Kenneth Chase）所指出的，这些变革之所以始于欧洲，尤其是西欧，而不是中国、印度、伊朗或土耳其，是因为：（1）欧洲距草原较远，这使其难于维持较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意味着其战场上保留着大量运动缓慢的步兵，因此发射较慢的枪仍是有效的；（2）欧洲有大量筑有围墙的城市，使得大炮有较大的用途；（3）欧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意味着战事不断，因而革新是有益的。
工业革命对战争能力因素的影响比对城市规模因素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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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6
，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公元前14000年后领先于东方。东方慢慢追赶了上来，尤其是在公元前2000年后，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的领先优势都很小。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方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但到公元541年时，东方首次升到了西方之上。东方的分数保持领先直到1773年。自冰期结束后92.5%的时间里，西方的发展水平均高于东方。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能量获取分数都在社会发展总分中占到了90%以上，直到公元前100年（见表7.3）；甚至自那以后又过了2 000年，直到20世纪，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的分数全都有了爆炸式增长以后，能量获取在总分中仍然占到75%以上。
中国的发展在明朝和清朝并没有停滞
现代西方的主宰并不是以“东方的衰落”为基础的：东方社会在1400~1800年间表现得不错，但西方社会表现得更好。
决定多线进化的主要因素是地理，而非文化
第一，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现代化；
第二，只有居住在特定地方的人们能走上这条道路；
第三，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足够远了，其他所有人就都会被拽上这条道路。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发展提高了900分。2000~2100年发展还将再提高4 000分。如果2100年达不到5000分，（从过去15 000年的社会发展曲线来判断）最有可能的答案似乎是发生一场新的社会崩溃。
农业社会的“硬天花板”
工业社会的“硬天花板”
罗马帝国和宋朝等农业帝国在社会发展分数超过了40分以后，便开始动摇和衰退，现代社会在1 000~5 000分的某处，也许也会遇到新的“硬天花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