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庄家吕梁和中国股市第一案
2001年2月3日，吕梁在他的北京亚运村北辰花园别墅被警方逮捕，他是当时的著名企业家兼顶级股评人，被捕的理由是涉嫌操纵一系列股票的股价，给股民造成了超过50亿元的损失。
对于警察的到来，吕梁一点也不感到惊恐，正相反，他长长舒了一口气，脸上则露出了轻松的微笑。对于他为何如此反常，一位财经评论人解释道，“他（吕梁）此时觉得待在大牢里比待在外面被人追杀更安全。”
想要“追杀”吕梁的人据说是他的合作伙伴，即那些与他共同操纵股价并造成超过50亿元损失的人。这些人之所以要杀吕梁，是因为吕梁干了一件疯狂的事。
2001年元旦，吕梁在其私人别墅约见了一家财经媒体的主编，并通过此人对外界宣称，与他合作的金融机构分布于全国，有400多家，其中不少还特别有名，而他正在写一本“庄家自述”，准备把这些机构和他们的丑事全抖搂出来。
显然吕梁已经决定主动认罪，所以他并不害怕警察上门，正相反，他希望司法部门和证监会赶紧传讯他，把他关起来。可惜他的愿望落空了，警方只是对他进行监视居住，而这让恐惧再次攫住了他。
左思右想之后他决定逃跑，逃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2月9日，他悄悄离开了自己的豪华别墅，消失在初春北京滚滚的人流中。
吕梁：一个文人的转变
吕梁原本是一个文人，最后却走上了坐庄的道路，这是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吕梁出生于1956年，原名吕新建，非常擅长写作和画画。1988年，他在巴金做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国运》，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好评。他画画也特别好，曾于1989年担任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纪事》的特邀美编。
不过，1990年之后，吕梁就不再从事文艺创作了，转而投身财经写作，主要写股市。1992年，他创作了一本名为《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的书。
创作该书与当年资本市场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
当年1月，沪深两地开始流行一种“新股认购证抽签表”，股民可以凭抽签表去申购新股，当时的股市非常火爆，只要拿到足够的认购证就能发财。而这些财富故事又激励了其他人，全国上下人心浮动，许多人都幻想一夜暴富。吕梁写书的时候，还不是一个股民，也不推崇投机，但这种情况不久就改变了。
8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以500万张抽签表的方式发售，每张表可以买1000股股票，中签率为10%。消息一出，举国骚然，150万人齐赴深圳抢购抽签表。
当时吕梁也去了深圳，不过他并不是去抢表的，而是去看这股狂潮到底如何发展。
抵达深圳之后，吕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各售表网点排起了望不到尽头的队伍，天南海北的人们前心贴后背地拥在一起，9日下午天降大雨，但购表队伍原地不动。由于来的人太多，500万张抽签表很快售罄，然而，购表人群仍不散去，他们指责售表过程存在舞弊行为，要求市政府为他们“评评理”，甚至还砸汽车，砸摩托车，以及攻击执勤干警。市政府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宣布将下一年的500万张抽签表提前增发，这才平息了事态。
吕梁将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标题为《百万股民“炒深圳”》的特稿，被国内几十家报纸转载后，他就火了。
不过，对于吕梁而言，这次经历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让他名扬天下，而是让他近身体验了一次投机狂潮。这之后，他的心也狂野起来。返京之后，他便跟一些大户学炒股，赚了一些钱。然而，这些钱很快又被他在期货市场上赔光了，他不光是赔光了自己的钱，还把利用自己的名头借来的大约1000万元也赔光了——这些钱大部分是向上海的一个老总（董沛霖）借的，后文还会提到此人。
到1996年，吕梁已经没有资本再折腾了，于是回归老本行。他成立了一个“K先生工作室”，对外号称“K先生战略投资基金”，并在报纸上以“K先生”的名义发表股评。K有两层含义，一是股票的K线图，二是英文KING，即“股评之王”。
搞这么大动静并不是为了写稿还钱，而是为了结交天下豪杰，最好能钓到一个能帮他翻盘的人，而这个人在1998年秋天出现了。
朱焕良：除了被杀的鸡，我大概是全深圳最不幸的了
朱焕良是一个标准的土豪，他没读过多少书，早年在工地上给人开大型装卸车。1992年他开始发迹，第一桶金就是通过参与“百万股民炒深圳”赚到的，之后就一直在股市里混，靠炒股赚了不少钱，成了中国股市上最早的亿万富翁之一，被人称为“朱大户”。
1996年前后，操作风盛行，他也想坐一把庄，看中了深交所的一支叫康达尔的股票，该公司位于深圳宝安区，是一家养鸡企业，向香港市场供应活鸡，规模不大，但效益稳定。
朱大户先是筹集了2亿元资金，其中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其余的则是从高利贷借的。其后，他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从二级市场大举收购康达尔的股票，半年之内就囤积了几千万股，掌控了90%以上的流通盘。
不过，他运气不佳，1997年，香港禽流感爆发，全港疯狂地杀鸡、禁鸡，这直接导致康达尔的股票断崖式下跌，每股从15.4元一路跌至7元，市值蒸发了一半多，朱大户则深套其中。
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康达尔内部还存在严重问题，公司账目异常混乱，有内部人不断掏空公司，外部则有大量官司，再就是发现了4亿元假账。而朱大户控股后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把事情越搞越糟，当时的盈利报表都是他填钱进去做出来的。
那段时间，朱大户彻底绝望了，逢人便讲，“除了那些被杀的鸡，我大概是全深圳最不幸的了。”
不过悲观是没有用的，放高利贷的天天催债，再拿不出办法来，恐怕连命都要没了。
抓耳挠腮之际，朱大户忽然想起了“K先生”，他经常在报纸上看“K先生”的股评文章，那文章既热情洋溢又富于思辨，对“K先生”很是仰慕。朱大户觉得，“K先生”可能有办法帮自己解套，便在1998年秋天买了一张机票，飞往北京。
吕梁与朱大户的合作
吕梁当时正在研究股神巴菲特，他对那个把几万美元做到230亿美元（当时数据）的资本传奇心驰神往。
他觉得朱焕良这事是天赐的机会，他是那种既能说动别人，也能说动自己的人。他觉得自己离成为巴菲特只差一步，那就是差一个投融资平台，而朱焕良送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平台。
至于他自己的那1000万元欠款，这时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朱焕良说康达尔是一家“好公司”，危机只是暂时的，只要“禽流感”一过，什么都会好起来。至于的财务问题、官司问题和假账问题，他则一个字都没有讲。
吕梁并不信任朱焕良，他对此人早有了解，知道这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圈内朋友告诉他，朱焕良在与深圳一些机构联手炒股时，曾多次背弃盟约，在关键时刻开溜，给盟友造成了重大损失。按理说不应该跟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打交道，但吕梁却无法说服自己拒绝朱大户，因为他此刻太需要康达尔了。
在吕梁看来，康达尔是一个开启自己“巴菲特事业”的绝佳入口：这支流通股的盘口很小，收购成本较低，拉抬起来相对容易，而更妙的是，朱焕良手中握有90%的流通股，已把盘子控起来了。一番盘算之后，吕梁决定与朱焕良合作。
协议中，他们达成了两个重要的共识：一是5年长期战略合作，二是改造国企康达尔。对于吕梁，他将组织资金以每股13元（当时的股价是7元）的价格接下朱焕良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焕良配合长期锁仓，同时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
交易达成后，这两个负债累累的男人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一场规模巨大的黑庄事件就此上演。
控盘康达尔
吕梁开始了自己的“巴菲特旅程”，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控盘，而控盘的第一步是建仓。
吕梁先让朱大户转托管给他227.9万股康达尔股票，然后用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写了一份华丽的项目建议书，称“将长期投资，长线持仓，引入美国做市商的理念，甘做善庄，与中小股民共赢”，当然这些只是漂亮噱头，最关键的一句话是——“融资中介费为15%”。
这之后，吕梁把项目建议书交给助手丁福根，让后者去融资，目标是“3个月4个亿”。
丁福根原本是北京一家证券营业部的交易员，曾替吕梁操盘，几年交往下来对吕梁心生崇拜，便加入了吕梁的“K先生工作室”，成为该工作室仅有的两名员工之一。丁福根接到任务后并没有亲自去跑，而是首先找到了董沛霖。
董沛霖就是前文提到的上海那位老总，曾任职于国家计委，在金融圈人脉深厚，此时正在上海一家实业公司做总经理。他接到丁福根电话时非常兴奋，心想要是吕梁这回成了，那大家都发财，要是不成，他也可以通过融资中介费把吕梁欠他的赚回来。而仅一周之后，他便为吕梁融到1000万元，自己则赚到150万元。
丁福根一见有戏，便全面行动起来，他飞到上海和深圳，借助董沛霖这样的人，与各家证券营业部洽谈委托理财业务。该业务的具体计划是：由营业部介绍资金方给“K先生工作室”，“K先生工作室”则将手中的股票抵押给资金方，而营业部则充当炒作康达尔股票的大本营，从而拉抬股价和交易量。
当时这些行为都是严重违法的，甚至包括高息融资行为。吕梁日后曾亲口承认：“那些融资协议如果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是要蹲监狱的。”然而，在巨额利益诱惑之下，这套计划短短几个月就吸引了3.98亿元融资。
拿到融资后，吕梁从朱焕良手中买下了1300万股，并转托管了1700万股，占到总流通股的约50%。
接下来，他要控制董事会了。
吕梁觉得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应当维持神秘感，所以不想亲自抛头露面，而希望找一些傀儡替他控制董事会。
具体操作手法是：他先去向一些人推销康达尔的光明前景，然后提出让对方出任董事，最后要求对方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可帮其融资，同时要求对方把股票交给他来打理。由于康达尔的股票一直在涨，再加上吕梁给的待遇非常优渥，所以很多人都动心了。吕梁最后选了7个人，把他们安插到董事会，而董事会总共才11个人。
就这样，吕梁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完全控制了康达尔公司。
操纵康达尔
控股康达尔之后，吕梁先让丁福根通过自买自卖的手段拉抬股价。
法律有规定，任何人对一家公司持股超过5%必须举牌公告，为了绕开这条规定，丁福根在建仓时将股票打到了全国1500多个个人账户，而这些个人账户成为拉抬股价的主要工具。
1998年12月，丁福根亲自指挥拉抬股价的行动，他指挥得非常具体，包括每天哪些人抛盘，哪些人接盘，震荡幅度是多少。不久之后，他们就做出了一张形态美妙的K线图，而且没有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
与此同时，吕梁展开了他的舆论造势行动。
1999年春，他以K先生的名义，在3月6日的《证券市场周刊》上发表了《关于世纪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主要是预言牛市来了。该文中，他首次提出“你可以注意那些有重大重组题材的个股，新概念肯定会从那里脱颖而出。我看好农业和生物科技领域”——吕梁提出的重组康达尔的目标正是“农业加高科技”。
此后不久，他组织的“北京机构”两次受让了康达尔总计34%的国有股。
《证券市场周刊》为满足读者需要，刊登了一批讨论文章。吕梁借势又发表了《理念嬗变》、《操作更新》、《道指冲万点与新兴市场对策》。这些文章观念新颖，层层递进，而且有具体指导，受到极大好评，K先生给人的“战略家”印象已极为深刻。1999年5月8日，吕梁在《战略投资、摆脱颓势、创造双赢》向股民们推荐了三只股票，其中最后一只是康达尔。
吕梁很用心地把自己的4次谈话，加上一些读者的反应、附录资料等，编辑成小册子在圈子里散发。小册子黑色的封面，印有“K”字标志，封面标题下的署名是“K工作室”。在小册子灰色的封底，一行黑体字写道：“K战略投资基金设计”。
现在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私募基金项目计划策划的第一步。
此时的吕梁，已经成为中国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
有意思的是，两周后竟出现了"5.19"。
5月19日，沪深股市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转向，进入了大牛市。这就让“K先生”一下子成了预言家，荣登“中国第一股评家”宝座，而他推荐的股票康达尔也开始受到追捧，至年底时上涨了超过110%。
其实，早在1999年年初正面接触康达尔之后，精明的吕梁已经逐步发现，此次收购“就像一个骗局”。不仅地产项目子虚乌有，假账更是猖獗，如果没有朱焕良送钱早就“无利可言”。
但“开工没有回头箭”。
尽管吕梁在1999年一年中，对康达尔并不存在实质性作为，但在市场上，这已经扩展成为一个机构博弈的游戏。机构们也故意放出一些“不胫而走"的利好消息，康达尔股价持续攀升。当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名股票中名列17位。
这段时间，为了稳固胜利成果，吕梁写了一篇关于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价值分析的文章。此文以正版形式刊登在8月的《中国证券报》上。
打造“中科系”
康达尔虽然涨得猛，但毕竟只有一支股票。他必须要搞一个更大的计划。
1999年7月，在吕梁的一手操办下，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经营范围包括项目投资、项目管理、管理顾问、财务顾问等。2000年中，他着手筹划建立了中科创业集团，自己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中科创业”是一个很唬人的名头，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一家中央企业，而这正是吕梁想要的效果。此外，他还将时任科技部一家直属单位的副主任聘为公司董事长，对外宣称中科创业“有科技部的背景”。
为了让中科创业听起来威风凛凛，吕梁还炮制出了“系”的概念——“中科系”，而这原本是历史教科书用来形容军阀的词汇。
2000年3月和7月，他通过两次收购行动成为中西药业的第一大股东；然后通过中西药业将北京中科、海南中网以及海南禾华等资产重组整合，所持股份超过30%，变身第一大股东，然后通过这些上市公司，进一步操纵莱钢股份、岁宝热电等上市公司的股价。
这些收购行动并没有通过二级市场，而是直接购买国有法人股，这样做收购速度会更快，而且几乎不受监管。
为了方便炮制概念，大公司之外，吕梁还入股了一些小公司，同时自己也成立一些小公司。
他不断对外发布利好消息，而这种消息归结起来就是他旗下的大公司要投资一家小公司，去开发一种概念火热的科技项目，比如“癌症治疗仪”、“中国电子商务联合网”、具有“生态功能和医药功能”的苜蓿项目。
但事实上，吕梁除了在苜蓿项目上投了100万元之外，从未推进过任何一个项目。但神奇的是，中科系股票却开始大涨，甚至不需要拉抬都会涨！
当时吕梁完全成了一个神话人物，他只要多看一眼某支股票，那支股票就会涨，要是他买了，那支股票就会涨疯。除此之外，他还被大量企业和地方政府聘请为“投资顾问”，经常在全国飞来飞去。
光环效应之下，中科创业开始受到权威媒体推荐，连续26个月排在《中国证券报》公布的风险最小的10只股票榜首，被道琼斯选入中国指数样本，同时被《证券周刊》列为可以放心长期持仓的大牛股，被市场专业人士推崇。
就这样，一家养鸡公司华丽变身为一家受到热捧的“高科技企业”，而吕梁也达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
雪崩
后面的事情来得猝不及防。
2000年8月的一天，约在凌晨两点，吕梁被人从睡梦中叫醒。他被告知，朱焕良已经乘上装满“至少有四亿元”现金的游艇直奔香港。据称，朱焕良已经用这笔钱在香港置业，还将部分资金转往了海外。听到消息后，丁福根气愤地说，“我们上当了，纯粹是给他打工。”
事实上，早在五六月间，丁福根就告诉了吕梁：朱焕良时常从营业部提走现金，每次都是1500万元。当时一番思量后，他决定朱焕良抛多少他就接多少。他觉得让这家伙抛一些也挺好，有利于日后自己控盘。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朱焕良抛起来没完了，这惹急了合作的各家机构，大家要求吕梁去劝阻朱焕良，让他不要玩火。
那次见面时间很短，朱焕良没有对吕梁遮掩自己的行为，他表示当前股市太疯狂，早晚会出事，他不愿这样整日担惊受怕，所以他不想玩了，最后他对吕梁说：“股票总要卖出才会赚钱吧。”这一下吕梁没招了，他没想到朱大户居然是一个滚刀肉，没办法，他只好继续当接盘侠。
“缺了一角”的中科创业此时的问题还不算太大。但是危机信号接连传来——他手下的重臣、北京中科的董事兼执行总裁申杲华受到一项重大案件的牵连，已被有关部门看管起来。
从对申杲华的查处中，检察机关发现其在私下炒作深圳中科等公司的股票，按市场上的行话说，开了“老鼠仓”。
所谓“老鼠仓”，就是中科系的高管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股票质押给金融机构，套现出来再炒卖中科系的股票。
有一份资料上纪录着，一名叫“裴瑞普”的客户，于2000年1月以其股票市值向中经开公司深圳证券业务部融资3000万元。而此人系深圳中科董事长陈枫的弟媳，深圳中科投资企业布吉镇自来水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此后发生的事情，被吕梁自嘲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下令在深圳中科、北京中科内部查“老鼠仓”，并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年底以前结清。
有消息称，2000年秋冬，吕梁及他背后的机构力量早就有心以某种方式放弃深圳中科这个“长庄”，希望尽早获利了结，但一直顾虑长期拖市资金的下跌承受风险。此前一段时间的重大注资，更是为了稳住股价择机出货。所以，吕梁要求公司先平“老鼠仓”，无非是担心后者会打乱出货顺序。
吕梁的算盘打得好，然而现实却不在他的计算之中。那些持有“老鼠仓”的高管，一听说要清查“老鼠仓”，更加疯狂地抛盘，而且完全没有指挥和章法，导致中科系股票突然雪崩：从12月25日开始，一连出现了9个跌停，股价从33.59元一直跌到11.71元，市值蒸发超过50亿元。
崩盘之后，丁福根也跑了，有人警告他，要是再敢回北京，就剁了他的脚。不过，他还是在当年4月份被警方抓获了，之后在看守所里一夜白了半边头，庭审时则沉默以对，最终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入狱4年，罚金50万元。
至于那些中科系高管，他们在1月5日召开了一次记者会，声称他们就是吕梁的“光绪皇帝”，也是受害者，最后，他们大声宣布——“彻底与吕梁决裂！”后来，只有5名高管与丁福根判处了类似罪名，刑期也都很短。
就这样，这场性质恶劣、规模庞大的黑庄大案结束了。
圈内人评价，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运用循环融资链条圈以巨资54亿元打造的第一庄股。
中科创业的股价操纵案堪称“中国股市第一案”：吕梁募集资金的渠道惊人庞大，几乎动用了能想到的各种手段，如上市公司互保、银行质押贷款、券商融资、个人锁仓等，横跨北京、上海、浙江等20多个省市，100余家单位及个人、120多家证券营业部卷入其中。
吕梁潜逃之后，人们一直在问：这小子到底跑哪去了？
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人知道答案，有说他隐居在内地某个小城市里，一直没离开过资本市场；还有人说，他在保定的一个桑拿房里被“做掉”了。也有人说，他逃到了加拿大——因为他新婚不久的画家太太久居加拿大。
关于吕梁逃跑的细节，一个无法验证却颇具可信度的说法是，他被监视居住之前一再要求保护性拘留并口若悬河地跟同样关心股票梦想赚钱的公安人员大谈股市投机，这让人家放松了警惕。据说某日他被通知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好“换个地方”，而他的大别墅东西多，可供收拾的实物也多，几名公安人员忙做一团。偏偏此时有一名公安人员生病而不得不去医院，就在大家手忙脚乱时，大冬天的，吕梁只穿一身阿迪达斯运动衣便逃了出来。
吕梁本来是一个文人，以写作为生，是朱大户改变了他的命运——朱大户有一个可资运作的金融平台，但其自身却负债累累、深陷困境，急需一位懂资本运作的合伙人，而吕梁正是这样一个人。通过“百万股民炒深圳”狂潮的洗礼，吕梁对普罗大众的人性了如指掌，他知道只要让人们看到足够高的回报，人们就会疯狂。
果然，他通过15%的高息回报，就快速启动了对康达尔的建仓，之后则通过自买自卖的方式，给公众做出一条大家想看的K线图，随后又碰上了大牛市，接着投资者就疯了，拦都拦不住。丁福根后来在法庭上供述称，“送钱的人排成长队，以致1000万元以下的投资者被拒之门外。”
到了后期，吕梁连像模像样地搞项目都省了，不用懂农业，不用懂医学，不用懂电子商务，甚至不用成立什么实体公司，只要用“K先生”和“中科系”的名头，在市场上随便一招呼，就应者云集，财源滚滚——人们都生怕自己错过了“一夜暴富”的机会。
对，“一夜暴富”，这就是吕梁的秘密，这就是操控股民的真相！中国股市不属于巴菲特式的投资者，而属于吕梁这样的文学家，而股民们需要的也不是好公司，而是好故事。
然而再好的故事，也需要庄家集团一起编下去。庄家吕梁的悲剧在于，他碰上的是朱大户，一个生死不怕、不管不顾的家伙，结果导致股价动摇，神话破灭，而这又催生了“老鼠仓”问题，最终，庄家集团因内讧而灰飞烟灭。
事实上，吕梁这种坐庄方式，是当时很多私募惯用的手法。
不管吕梁去向如何，究竟是生是死，都无关紧要，至少他的命运与结局，仿佛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人们传递股市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