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态何以炎凉(一、二)【转载】

按:孙以丰翻译的《基础拓扑学》前几年再版之后大受好评,这里转载一篇关于孙以丰前辈的博文,希望能使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位前辈以及当年学术界的一点情况。此文转载自谢力的博客世态何以炎凉(一)世态何以炎凉(二),感谢作者的劳动。


数学家陈省身(1911年-2004年)和吴文俊(1919年-)两位先生是师生关系。1946年民国政府时期,陈省身作为代理所长主持中研院数学研究所(1946年4月-1948年12月)。吴文俊1940年上海交大数学系毕业,1946年8月被陈吸收为数学所的实习研究员,吴认为和其他来所的青年人一样,实则是陈的研究生。经陈推荐,吴文俊1947年夏去法国读博,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而后1951年8月吴文俊从法国回国为新中国效力,1952年10月成为数学家华罗庚(1910年-1985年)主持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重要成员。

2007年和2010年,新加坡的《八方文化创作室》分别为纪念陈省身和贺吴文俊90大寿出版了《陈省身与中国数学》、《吴文俊与中国数学》文集。在两本文集的作者里,出现了唯一一位曾和陈省身、吴文俊二人都做过同事、先后在前后两个数学研究所工作过的一位数学家,他就是孙以丰先生。孙以丰先生在以上两本文集里的文章如下:

  1. 受教育于陈省身先生的一段往事,131-136页。

  2. 回忆一个拓扑小组的二、三事,121-126页。

从以上两篇文章,以及网页上有限的信息,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孙以丰是谁。

一、跨越新旧时代的青年数学家

孙以丰生于1925年,安徽寿县人,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先留校,1946年夏到北大做助教,1947年8月经江泽涵先生的推荐,进入陈省身主持的南京中研院数学所,期间为所助理员,与陈有合作工作发表,研究方向为拓扑学。与孙分别四十年后,1988年,陈省身评价这位弟子:能精思。

依据1947年7月数学所正式成立后的一个成员名单,孙以丰只是陈省身中研院数学所十二个年轻助理员之一(路见可是第一个助理,但不久返回武汉)。这些青年才俊,除了上海的吴文俊1946年夏经亲友介绍、曹锡华1946年春在上海偶遇蒋硕民经其推荐、周毓麟1946年秋经友人和自荐外,都是陈省身当年致函著名大学的数学系,请他们各自推荐3年内毕业的最优秀的学生,比如路见可、陈德璜、陈杰来自当时川大吴大任的推荐,廖山涛、孙以丰、马良是北大江泽涵推荐,叶彦谦是浙大陈建功推荐。陈省身每周给这些助理们上12小时的拓扑学,并有讨论班,起初是每周两到三次,为后来新中国培养了拓扑人才。

以上这些新中国未来的年轻数学家们,在陈省身主持中研院数学所不满三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有效时间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基本上都有研究文章全文发表或会议宣读,令人印象深刻。比如

  1. 吴文俊 (Wen-Tsun Wu),On the product of sphere bundles and the duality theorem modulo two. Ann. of Math. (2)49,641-653,1948.

  2. 陈省身和孙以丰 (Shiing-Shen Chern and Yi-Fong Sun),The imbedding theorem for fibre bundles, Trans. Amer. Math. Soc. 67 (1949) 286–303.

  3. 陈省身和周毓麟 (Shiing-Shen Chern and Yuh-lin Jou),On the orientability of differentiable manifolds, Sci. Rep. Nat. Tsing Hua,Univ. 5 (1948) 13–17.

陈杰、孙以丰(和陈省身)、贺锡璋、马良(和胡世桢)、周毓麟(早一年加入数学所,此时有会议1篇和期刊文章3)、廖山涛(2篇)、叶彦谦在1948年10月10日南京年会中宣读了研究工作。随后论文以提要的形式出现在1948年《科学》杂志,第12期,367-374页。《科学》杂志,始于1915年1月,起初由中国旅美学生撰稿、编辑,目前仍然在上海发行。

1949年春中研院数学所搬去台湾,孙以丰和马良成为中研院数学所留守人员。

除了吴文俊、曹锡华与廖山涛以外(三人中,吴1947年夏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曹1948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廖先去台湾,1950年代追随陈省身芝加哥大学读博,建国后吴1951年8月到北大,后1952年10月中科院,曹1950年9月回到浙大,后华中师大,廖1956年回北大工作),八个年轻人都以各种方式留了下来。1949年夏秋,周毓麟、陈德璜、贺锡璋、马良、陈杰和孙以丰被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段学复聘为清华大学教员,林兟(shen2)先去了南开、后是浙大,叶彦谦回到了浙大。 去清华的几人当中,周毓麟、陈德璜、陈杰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调到北大数学力学系。据丁石孙访谈录,1952年原本被北大数力系安排调去新疆大学的丁石孙,据说由于可能的新系主任段学复需要他帮助代教代数课,而改派陈德璜去了新疆大学。陈杰1957年带了一批学生支援内蒙古大学建校。二人为新疆、内蒙古的数学教育做出贡献。周毓麟1954年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读书,1957年获得偏微分方程方向的副博士学位,1960年到北京九所工作,参加了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1988年,陈省身对他的弟子们做了评价,其中有马良书讲得好,当年已去世,贺锡璋英年早逝,有才,等等。

在1951年第三期《数学学报》(当时是季刊)上,孙以丰以第二作者身份和北大的江泽涵发表了一篇文章:球上纤维丛的同调群(英文)。由其提供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在1951年9月以前,孙以丰已经离开了清华,到了筹备中的中科院数学所。

跨越新旧时代26岁的青年数学家孙以丰,已经和成熟的数学家陈省身和江泽涵共同发表过研究工作,并且较早地加入到新中国的数学中心之一: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在中国gcd(转载注:原文被博客园定为敏感词,此处只能以字母代替)的领导下,他将以怎样的思想和姿态继续在精力最好时期,在研究工作上大显身手呢?1955年的一份中共机密报告将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一切。

待续

二、一份秘密报告与青年数学家的命运

1952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在一份1953年1月的全所人员名单上,我们发现了孙以丰的名字,此时的他已经是助理研究员(中级),与吴文俊研究员和张素诚副研究员(1947年在中研院数学所是助理研究员,1949年在英国牛津在J.H.C. Whitehead指导下获得拓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 组成拓扑三人组。没有出国读书,留在北京的前中研院数学所的六个年轻助理员,只有孙以丰加入新数学所。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经江泽涵和陈省身两位数学家刻意培养的年轻数学家孙以丰,五年之后选择离开了研究条件好、有吴文俊和张素诚这样系统训练过的数学家做同行的数学所,这是因为什么呢?

195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编印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给出了我们要找的答案。

这个参考资料的第二部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办公室”提交的。该秘密报告由如下9个部分组成:

  1. 对知识分子的政治估计 2. 业务估计 3. 信任问题 4. 安排和使用问题 5. 待遇问题

  2. 帮助改造 7. 学术组织 8. 党的工作 9. 数学界情况

这篇15页的材料,以下简称为《资料》,不仅仅限于数学所的情况,还包括国内数学界及其学术组织的情况,它俨然就是在指点中国数学的未来,领导中国的数学。如果提出合适的未解决的数学问题,那么它就是1900年希尔伯特在第二届巴黎世界数学家大会演说的中国版《新中国数学的未来》。我们这里只涉及1、2、9三部分。

2.1. 具有反共思想的孙以丰

《资料》的第一部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估计”首先肯定了数学所从筹备六年以来,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是有进步的,除了个别人(如孙以丰)。然后列出了个别人的具体表现:

  1. 保留了反革命立场和反革命思想情绪。

  2. 经常与同类聚会,谈论反动言论。偷听“美国之音”。

  3. 包庇参加地主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已被镇压),找领导岔子,打击党员。

《资料》提供了一个如下的政治评估表:

从表中可见,对孙以丰的政治鉴定是:具有反共思想。

北大前校长数学家丁石孙在其访谈录里,对孙的问题给出了一个解释:

“反胡风运动(作者注:反胡风运动发生在1950年代,这里时间指向为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不久,在暑假前就开始‘肃反运动’。当时数学界批判四个人,叫‘西郊四怪’。其中有清华的施惠同,北大的李同孚和赵仲哲,科学院的孙以丰。这四个人没什么政治倾向,就是脾气比较怪,和大家来往比较少。他们四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喝点茶,可能也讲了点怪话。当时说怪话就被认为是反革命,这是没有道理的。”

丁石孙的解释给出了数学所对研究人员做政治评估的时代背景。在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一场群众性肃反运动中,孙以丰不幸地成为中科院数学所的主角。

注意这里“当时说怪话就被认为是反革命”,看来孙以丰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数学所毕竟没有为他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而只是具有“反共思想”、“保留了反革命立场和反革命思想情绪”。但毫无疑问,孙以丰是数学所肃反运动的牺牲品,如后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个人是否是右派,和他在什么单位是有关的,比如东北人民大学的徐利治因为上面要增加右派所占比例的原因,被“追加”为右派,就是说不仅要有,还要有一定的比例、数量,徐就是右派比例从3%追加到5%而成为右派,而后又成为“反党集团”一员。

2.2 工作不努力的孙以丰

《资料》的第二部分业务估计描述了数学所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并给出了下表:

其中年轻数学家孙以丰在数学所的工作表现与态度是:

“只有孙以丰工作消极,晚上忙于搞翻译得稿费,对研究工作不肯钻研。”

对孙以丰工作态度的评价是:“工作不努力,疲踏”,见上表。

下面来看看孙以丰这个期间都翻译了什么:

  1. 巴利,里阿普诺夫,门寿夫等著,孙以丰译,三十年来的苏联数学,1917-1947年,度量性实变数函数论,中国科学院, 1953.04,59页。

  2. 索波列夫著,孙以丰译,三十年来的苏联数学,1917-1947年,偏微分方程,中国科学院,1954.08,41页。

  3. 邦德里亚金,孫以丰译,拓扑学在苏联[J]. 科学通报,1953,第7期,78-80页。

  4. 库拉托夫斯基,孙以丰译,论抽象空间及超空间在近代拓扑学中的作用[J],数学进展,1955,第3期,601-608页。

当时的助理研究员数学方面的有:王寿仁、冯康、越民义、孙以丰,在中国和苏联蜜月期,他们都在翻译苏联人的工作,比如王寿仁翻译了格涅坚科和柯尔莫哥洛夫合著的《相互独立随机变数之和的极限分布》。1960年代后,和苏联不好了,开始学习和翻译西方工作。孙以丰翻译的都是拓扑名家的工作,对于没有接受过博士学位数学训练的他来说实乃必要。工作不努力的孙以丰,其问题出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资料》对其他中级人员工作态度的评价:“只有少数人较疲沓,如越民义只是按部就班做好华罗庚交给他的工作,主动钻研不够。只有孙以丰...,王寿仁强调“神经衰弱”,晚上一般不做工作。”

看来之所以孙以丰在“工作态度”上落在最后,不是所有人的态度都好,其根源是在五年期间,除了以上其他人也做的翻译工作外,孙以丰没有研究工作发表,而其他人是有研究工作发表的,比如王寿仁在1954-1956年间在《数学学报》有三篇概率文章发表,越民义1953-1956年间在《数学学报》有三篇数论文章发表,所以孙以丰“工作不努力,疲踏”。这也可以从孙对“拓扑小组”的回忆看出一点端倪:

“我报告说,Postnikov不变量可通过将Eilenberg-Maclance空间的基本上同调类经过transgrassion到底空间而得到。吴文俊听了大为高兴。他说,Postnikov在苏联科学院院报上发表的短文他见到过,相当复杂难懂,放在Cartan-Serre理论的框架内来看就清楚多了。他敦促我将细节写出来。不仅仅在讨论班上高兴,那几天吴文俊在路上与我迎面相见时总是远远地举起手来热情地打招呼。我觉得这是吴先生对我极大的鼓励。"

不知道孙是否将细节写出来,这个研究是否成功,吴文俊对于孙以丰没有及时总结、发表有什么想法?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此外没有查到孙以丰1952年至1956年在国内期刊有研究工作发表。假定对孙以丰发表记录的检索可靠,孙没有工作发表或进一步“工作不努力,疲踏”的原因可能是:1. 陈省身1988年评价吴文俊在中研所期间有独立工作能力。孙以丰或许独立工作能力不足,他可以和成熟的数学家一起工作,比如陈省身和江泽涵。2. 吴文俊以研究员身份带一个小组,经验上不足。3. 孙以丰不屑这样的工作,以及他的同事们用中文在国内期刊发表工作。但可以肯定孙在研究上有国际视野,这一定来自于陈省身的影响。

无论怎样,经过官方的对比、鉴定,孙以丰在数学所的压力相当大,一方面来自政治,另一方面来自若有若无的考核。最后,年轻的数学家选择了逃离。

2.3 孙以丰北上长春

1956年秋,在徐利治的帮助下,孙以丰离开了中科院数学所,北上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改名吉林大学)。徐利治访谈录里,徐利治先生转述了孙以丰自己道出的感受:

“当时孙以丰的一个舅舅(或是叔父)在台湾,研究所总是让他检讨思想,要求他交代与台湾亲属的关系,因而他在那里很不得志。他对我们讲,在关肇直领导下,大约开了他将近100次会。但他无论如何也交代不出什么来,要他证明‘有关系’这个命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是让他证明‘没有关系’,那就更加困难。他对关肇直(数学家、系统与控制学家。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7年赴法留学,1950年回国后曾长期担任数学所书记、副所长。)很有意见,坚决要求离开数学所。”

就这样,由于当时东北人民大学在拓扑方面力量很弱,在数学系副主任徐利治和系主任王湘浩商量后,以优秀毕业生交换为代价,将孙以丰引进东北人民大学。

离开了北大江泽涵,再与恩师陈省身隔海相望,又告别了中科院数学所的拓扑三人组,远离了数学中心的孙以丰,在后来的吉林大学安分守己地做了数学系资料室主任。从政治上来看,北上长春之举,使得他逃离了未来的那个“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中科院,躲过了数学所未来政治斗争对他的评估,以此孙以丰平安地活过了2010年后。从个人事业发展来看,一个曾经年轻有为的数学家,被老一辈寄予厚望,最后终于过早地成为了数学教育家,这又是谁的损失呢?对于孙以丰个人来说,这是命运,对于国家而言,这是人祸。

2.4 西郊四怪

政治和考核对每个人都是不轻松的话题,前者在红彤彤的年代,掌控一个人的命运;对后者来说,在那个大锅饭年代的绝大部份时间里,干得多是一种原罪,但在当今则是一个重要棋子,再厉害的牛们,都有可能栽倒在考核这条终点线前,俗语憋死牛。

好吧,课间休息,八卦一下“西郊四怪”的豪放不羁吧。这四人当时都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

1)施惠同在西南联大时是华罗庚的助教,比徐利治略大一些,徐是1920年生人。施不仅仅在数学上得到华罗庚的指导,在政治上华也为其掌舵,据说华将施发展为国民党员。华说施是天才,但才华未用到正路上,这可能是指施到中学去兼职吧。在中文的世界里,有一个组合数学等式被称为施惠同等式,是李善兰等式的进一步推广。据文献检索,1960年代施后来可能到了成都地质学院数学教研室。1948年在青年学生“反饥饿”浪潮里,因饥饿,施惠同曾自杀。徐利治说施惠同后来变得精神上不太正常,很早就去世了。天才们大抵如此,就是善于折腾、颠沛流离、流离失所呀。

2)生于1925年北大的李同孚也很有故事。北大前校长丁石孙说:“施惠同确实比较怪。在‘西郊四怪’中,我和李同孚比较熟。他比我早一年毕业,个子不高,穿得很随便。因为怪,他不教课,但每月还照拿工资,经常进城到饭馆吃饭。当时大家说他是寄生虫。” 北大前副校长郝斌回忆李同孚这样一件事。文革不久,北大牛鬼蛇神们被押送到太平庄由红卫兵监管。“李同孚,也是数学系的教师,湖南人,此人有点怪癖。大夏天,干那么重的活儿,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休息,大家都要抓紧时间躺一躺,宿舍之内,悄无声息。一天中午。突然一声尖叫,把大家惊醒。原来是一只蝉。李同孚慌不迭地从抽屉里把蝉拿出来,一下捂死。我们一屋的‘牛鬼蛇神’全怨恨他,怒目相向,但没有人去举报。我们只是琢磨不透,在监管学生的眼皮底下,他什么时候捉到这只蝉,又怎么带回了宿舍。” 接着郝斌描述了平时监管学生如何用奇招整治李同孚。“一次,李受命走到一棵树前,距树干一步远,用头顶住树干,然后把腰挺直,身子、树干和地面恰成一个三角形。如此姿势,几分钟就够他受了。每到这个时候,物伤其类,我们又会同情他。”

学生们眼睛里的李同孚,“为人正直,待人诚恳,乐于助人,深得学生和友人的尊敬和爱戴”,他为1957和1959级拓扑班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基础拓扑学》和《同调代数》深受好评。1995年李去世后,按照他的愿望,藏书委托北大数力系1959级拓扑班的学生,转赠给了广西大学图书馆。时代飞速变化,说不定不久在旧书网站,就能看到李1995年的部分藏书。

3) 北大赵仲哲的传说基本没有。他是北大统计数学家许宝騄解放后的第一个研究生,1948年入校读研究生,1951年毕业。

4) 话说孙以丰到了东北人大以后,学校领导也没想到,他一个安徽人会真地跑到天寒地冻的东北来,而几乎这里的所有老师要么是国家调来支援东北人大,要么是毕业分配或留校来的,他是个人志愿来的。再说刚刚从他的档案里发现他是一个具有反共思想的人,如今后再有重大政治问题,谁负得起责呀。学校领导找来系领导一顿抱怨,逼他们想个办法,让孙以丰不要有精力搞小圈子,要融入到群众中去,系领导们灵机一动,说这样吧,既然孙英语和俄语都通,让他去管理系资料室,即占着他的时间和精力,也发挥他外语好的特长。领导们捧着这烫手的山芋,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于是孙以丰当上了数学系资料室主任,这一干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短波收音机不听了,但喝茶的习惯还是保留下来。后来,由于右派名额被分配给徐利治先生,孙以丰这个在中科院数学所具有反共思想的人,在吉林大学没有机会成为老运动员,传说中得以善终。有人说,一日有学生在资料室最不显眼的地方扒拉出一本数学所有人写的《泛函分析》要外借,结果被孙一顿臭骂,说是拓扑基础部分有瑕疵。后来有人在收破烂的那里看到了数本《泛函分析》,一时传为笑谈。

写到这,我们可以猜测施、李二怪很有可能终生未昏。从现在眼光来看,当时说这四人为四怪,真是少见多怪呀。那个什么,李同孚不就是金庸笔下的老顽童吗? “四怪”时常聚会,很有可能是他们一起交流学术和思想,这种聚会,比如下午茶,常常是学者们合作研究的一种方式。四十年后的1983年,北京大学出版了孙以丰的译作M.A. Armstrong的《基础拓扑学》,李同孚校,谁能说这不是他们经常交流产生的想法呢?

待续

草稿,修改完成中 controlhopeless copyright

posted on 2016-10-17 20:27 星空暗流 阅读(...) 评论(...) 编辑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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