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有多严重?

        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提高社会流动性,就是要削弱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社会地位、收入、教育水平的影响。

   社会流动性差,就是所谓社会固化,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而社会流动性好,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实现社会流动很大程度上靠科举制度。在经济学中,衡量社会流动性的指标是两代人的相关系数,包括收入的相关系数、社会地位的相关系数、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等。

   相关系数等于1,意味着上一代人的收入完全决定了下一代人的收入,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固化的社会;相关性等于0,意味着无论上一代人的收入如何,下一代人的收入都是随机分布的,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没有相关关系,这样的社会就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如果相关性等于-1,意味着如果你的父母是社会中的最高收入者,那么你将是社会的最底层,这就是革命。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爆发革命的,因此社会流动性的相关系数通常是在0-1之间波动。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你的收入又不是完全由父母的收入完全决定。

   因此,要提升人力资本,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我们经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静态的不平等,其实基尼系数没有那么重要,美国的基尼系数很高,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很低,问题并不出在收入差距本身,重要的是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这叫动态的不平等。

   我们可以试着比较一下两个社会,假设在第一个社会中,基尼系数很低,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第二个社会中基尼系数很高,但社会流动性很高,哪个社会更有活力呢?显然是第二种社会,这就是美国型的社会,但是如今美国社会流动性也在降低。

   代际相关系数解释了一个人成功靠什么,是靠基因、靠家庭出身、靠社会环境、靠自己的努力,还靠运气。如果某个社会中人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全靠基因和家庭,那自己努力就没有用了,就不会去努力地积累人力资本。所以,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是社会活力的保证,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保证,也是我们成功地进行效率驱动增长和创新驱动增长的保证。

   事实上这个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精英为什么不能保证社会持续增长?著名经济学家Acemoglu就指出,精英社会就是一个低流动性社会,精英阶层为保护既得利益,设置壁垒,导致人才浪费和人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社会削弱精英之外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精英社会压制各种要素投入的积极性。

   这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认真的研究,实证发现,社会流动性的高低与GDP增长率呈正向关系,社会流动性高,GDP增速就快。

   从静态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要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必须有动态的视角。合理健康的社会流动性,一方面能够保持社会活力,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能够保证社会的动态平等。

   面对严重的静态不平等,如果我们只是关注静态不平等,试图以强行的再分配去实现静态的平等,则适得其反。相反,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动态平等,增强社会活力,同时能够逐渐减少静态的不平等。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Ariely and Norton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美国人民极大的低估美国社会的不平等(top 20% down 84%, 实际59%),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功:“美国梦”就是描述美国社会这种高流动性,所谓“美国梦”,就是说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大房子、大车的生活。

   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也结合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什么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社会流动性容易降低,社会结构容易固化?

   因为以前的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分层,带来利益阶层,由于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不完善,既得利益集团就想要固化这种分配模式,加上政府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社会对于动态的机会公平没有文化共识,最终就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

   我们引用Hertz等人关于社会流动性的一个研究数据,可以看到一定程度上,低流动性跟中等收入陷阱是相关的:秘鲁的代际受教育相关系数高达0.66,智利高达0.6,巴西高达0.59,美国0.46,美国现在也不低了,很多发达国家都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代际相关系数低就是流动性比较高。

丨数据来源:Hertz等(2007)

   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社会流动性是非常高的,有人开玩笑说改革开放前十年,发财靠胆子;第二个十年开始,发财靠路子,社会流动性开始降低,再过十年,发财靠老子,那就是社会流动性最低了。

   根据斯坦福教授Khor和Pencavel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1998年后,中国社会流动性在降低,所以才出现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现在这精英阶层里面还分层,比如红二代看不起官二代,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像“我爸是李刚”这种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事件。

   这种情况跟我们古代是一样的,古代科举制度刚开始给社会提供了比较高的流动性,但随着社会逐渐成熟稳定,社会流动性都会降低。

   我曾做个一个研究,看明朝的进士,有多少是精英家庭出来的,有多少人是普通老百姓:早期的时候,进士出身于精英家庭的比例只有20%,然后随着时代的推延,这个比例一直上升到60%,后来虽然有下降,但总体而言的趋势都是上升的。所以,到了万历时期,80%的进士出自精英家庭,老百姓就没什么前途了。

   进一步的,我们还研究了天气冲击对它的影响,我们发现天气非常恶劣的时候,由于收入的效应非常明显,穷人更没钱上学和考试,所以这些时段精英阶层中进士的比例更高。

图:明代出身于精英家庭的进士比例

   高考制度跟科举制度起的是类似的作用,但现在教育的水平和质量越来越取决于出生和出生地:钟莉200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是2.6%和0.9%,前者约是后者的三倍,而2003年分别为26.5%和2.7%,二者差距扩大到了近十倍;

   再看教育质量,杨东平2006年的研究指出,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

   以我们光华做例子,一个教室200多个学生,首先地区就不平衡,我说有几个是人大附中的?有十来个,但学生中来自人口大省的,比如江苏等,上光华也不超过5个;再看农村生源比例,光华管理学院本科学生中,来自农村家庭学生不到10%。为什么?社会阶层固化,他觉得没有希望,我干吗要考大学呢?反正考也考不上,为什么考不上?因为大学强调素质教育啊,农村小孩没法搞素质教育。

   这一点中国走上美国的歧途,美国的歧途是什么?就是公立教育缩短学时,一点半就放学,黑人的小孩一点半以后在街上玩儿,慢慢拉帮结派。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孩一点半以后干什么?是家长带着上各种培训班。现在据说有精英学校,一定要爸妈都参与,这个是很奢侈的,普通工薪阶层爹妈都得上班的,哪有功夫管,所以就变成精英教育。中国现在也有这个趋势,讲素质教育,比如说要弹钢琴,几个农村家庭买得起钢琴?一张笔,一支笔是最好的、最公平的竞争手段。

   所以,我们说各种不平等、各种固化使得社会活力逐渐降低,适度的社会流动性保证动态的公平,才能激发老百姓的积极性,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减少不平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互促进。

   为此,政府需要做什么?政府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首先就是要保障机会公平,需要消除体制歧视,比如户籍改革、尽快消除二元体制、市场准入、职业限制、实现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全国统一的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更重要的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

   同时,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考虑动态的机会公平,这要求政府公正有力,能科学合理决策,但这个把握度很困难,比如美国的平权法案保证大家有公平的权力,但保证过头也有问题。

   在这其中,教育和健康平等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东亚奇迹的关键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平等,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健康和教育的均等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是日本的教育平等:日本尽量保持校际间不出现师资、设施设备上的差距,中小学生均经费地区间最大差距仅约2倍,学校设备全国统一标准,山区小学和东京的小学设备一样,另外,日本教育法规定一位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年,尽量消除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在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社会组织也要承担起相关责任,社会文化要凝聚共识,增强社会公益组织的共识,要从“达则兼济天下”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posted @ 2018-07-31 08:45 AcceptedDoge 阅读(...) 评论(...) 编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