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五十九年四月初八日，会蜀郡汶川地大动，山崩河堰，祸及数百里，县镇至有顷刻夷为平地者，开国以来灾害之惨烈，无过于此。自是，举国皆惊，官商军民冒死往救者以百万计。富商巨贾，贩夫走卒，无不慷慨解囊，倾力以助。几数日，举国捐助愈六十亿，其间侠义之事不胜枚举，殊可叹也，中华重现复兴之象焉。

石迫其势，痛捐二百万文以为赈，又厌善捐者过其右，乃言于众曰:“灾者，常态也，我尝语仆从，人捐十文可也，多捐则负担重矣。”闻者哗然，或责以义，石强辩于其博客，不逞，遂闭其言路，不纳众人。舆论一时汹汹，至有嗤石为“王十”者。

四月十二日，上赴蜀中抚慰，民心大定，举国抗灾，同心如鉄。上与中书令共商赈灾及重建事，语及灾民，心甚戚戚焉。忽有闻，石已通工部侍郎及蜀郡工部咨事等，言谈间，隐然已定其灾后商计矣。

太史公曰：商贾之道，固有无利不起，亦有道义存焉。富而忘义，是为富不仁也。当世富豪如和黄李氏，台塑王氏，江苏陈氏者，无不倾囊以救国难，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不亦宜乎？石暴富于先，吝捐于后，冒言于众，谋私于暗，不亦鄙乎。或讽石曰：公遍越世之绝岭，可越汶川一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