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白先勇访谈

注：接着上一篇继续转载。这篇里边谈到了三毛，谈到他的父亲白崇禧。

 

中国文化就是我的家

高晓春：在青春版《牡丹亭》之前，您是作为作家被我们记住的，比如，您的《寂寞的十七岁》《孽子》，还有《台北人》《纽约客》，等等。三毛在《惊梦三十年》里说过，你们两家比邻而居，当年的您在年幼的她的心目中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偶像，很多年后她面对您时仍如当初万古洪荒般的心惊。

白先勇：可以讲，是我发现了三毛。三毛学画时的老师是顾福生。顾是我的好朋友，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女学生，学画很努力，但是没有什么绘画的天才。可她很会写文章。他就将她的文章拿来给我看。那是一篇写人鬼恋的故事，叫《珍妮的画像》，我就把它发表在我自己办的杂志《现代文学》上了。

高晓春：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您还很年轻？

白先勇：很年轻。《现代文学》前后共出版70多期，那个时候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影响了当时一批很年轻、有才情的作家。

高晓春：您当时也写了很多青春方面的作品，比如《寂寞的十七岁》，看这本书时，我简直以为那写的就是您自己的故事。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是我的少作，用的是第一人称，写的也很像自己的故事。书中讲的是青少年内心的彷徨：一个中学生因为书念得不好，爸爸整天骂他，他怕得不得了，就逃学、离家。这跟我恰恰相反，我那时的功课很好，而且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连重话都没有说过一句，所以完全不是我的故事。写小说的人要有这种本事，要有这种想象力和观察力。

高晓春：我们知道，您的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将领，母亲是富商的后代，您又是如何走上写小说的道路的呢？

白先勇：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会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就能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老央进来了，便问我：“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历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十个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

刚才说过，大三的时候，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地盘，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坏的一起上场，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月梦》和《玉卿嫂》。1962年，出国前后，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水岭。别人出国留学，大概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因为母亲的死亡使我的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那时候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有一天黄昏，我走到一个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站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境，竟澄明清澈起来。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高晓春：所以，我们常在您的文字中读到异乡，读到淡淡的哀愁。

白先勇：是的，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就日深。我的生命是从桂林开始的。当40多年后，再回到这里时，幼年时吃过的米粉，走过的那些桥、那些山，还有那些童年的记忆统统回来了。但在美国不同，我从没觉得那儿是我的家。

高晓春：您在美国待了40多年，比您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待的时间都要长。

白先勇：哎，奇怪了，桂林是我的家，台北是我的家，香港也是我的家，但美国不是。有的时候，人家问我：你的家在哪里？我说中国文化就是我的家。

我在桂林、南京、重庆、上海度过童年，在台北念中学、大学、办杂志——很有意思的是，我写来写去，写的常常是童年的事。可以这么说吧，我是从台北的镜框来看中国内地，来看世界的。

高晓春：说说您的父亲吧。

白先勇：他对我们管教很严，我想，他是怕我们变成纨绔子弟吧。所以，他让我们拼命念书，还整天要查我们的成绩单。我记得，那时候，他从前线打电话回家，没讲几句话，就问我母亲我们的成绩：哪个好，哪个不好。他自个儿是苦读出身，所以觉得念书很重要。他还有一种超强的意志力，就是做事情他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这是我对他的理解。

高晓春：因为历史的原因，内地和台湾地区，在您心里有隔阂吗？

白先勇：政治是一时的，文化则是永恒的。我心中的中国是《诗经》《楚辞》，是黄河长江，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哪儿还有什么隔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