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庆国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29年前的那段经历，情绪依然非常激动。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也高度关注着华北震情的发展。汪成民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轨”行为，也正是这次“越轨”行为使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我当时就想造舆论，把震情往下捅。”汪成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领导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1996年4月11日，新华社刊发消息：中国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最近青龙县被联合国有关机构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

　　“寻求真相是人的本能”

　　张庆洲展开这场艰苦调查的直接动力来自一个神秘电话。

　　1996年，张庆洲描写唐山地震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此后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用沙哑的男低音对他说，唐山大地震事前曾被预报出来。这个神秘致电者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却给张庆洲提供了进一步调查此事的线索——你可以去找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宸。

　　“寻求真相是人的本能。”此后，张庆洲从探访杨友宸开始，一步步接近事件的核心。

　　杨友宸告诉张庆洲，1968年，唐山市防震工作上马时就他一个人。上任后他就着手建立地震监测网。几年之内，他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个监测点每天向他报数据。他当时虽然没有被任命，但却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

　　这些监测点绝非凑数。各厂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不仅懂业务，而且极为负责。除马希融，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城关中学(“文革”中称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等一批监测者都发出了相当准确的临震预报。

　　张庆洲对记者说，杨友宸从1968年起抓地震预报，在唐山铺了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从不敢眨一下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看就要抓到这次大地震了，可不知什么原因，组织上却突然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杨友宸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张庆洲分析指出，杨友宸是这个监测网的关键人物。他所采访的众多当事人都表示，杨友宸不仅极为负责，而且敢说话。如果当时杨友宸在唐山，面对如此众多的临震预报，一定会跑去找市长，找书记，地震预报一定被他嚷嚷出去了。几乎每个唐山地震监测点的人提到这事都扼腕叹息。

　　地震预测遭到的漠视，使唐山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痛苦。1976年7月28日，张庆洲的大姐在地震中遇难。当时，大姐一只脚被楼板卡住了，余震不断。为获一线生机，大姐夫几乎是被大姐逼着，从废墟中扒出一把锯，在没有任何麻醉条件下把脚锯了下来。后来大姐因失血过多而死。那些日子，唐山人相互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你家死了几口？”

　　正是这种撕心裂肺、永远无法弥合的痛苦，使张庆洲在调查遇到阻力的时候坚持了下来。

　　“如果说，杨友宸被临时调离使唐山的群防群测工作遭到致命打击的话，那么，在中央一级地震专业部门发生的地震方位的‘东西之争’，就成为漏报地震更加重要的因素了。”张庆洲如是说。

　　据汪成民回忆，1975年1月，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对我国东部1975年、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分析预报室的权威们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两年，主要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以汪成民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专家则反对忽视东部的看法。1976年5月，云南发生了7.4级地震，结果使权威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原先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是正确的。从此，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张庆洲说。

真相为何29年后才揭开

　　“事实上，这个调查报告是2000年写完的。”张庆洲捧着20多万字的《唐山警世录》说，“压了5年啊！”

　　张庆洲告诉记者，2000年时，北京曾有一家大出版社要出这本书，刚进入印刷程序，责任编辑打来电话说，不出了，因为有人提出要把此书送国家地震局审一下，审的结果是没通过。

　　“唐山大地震过去快30年了，该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了。”张庆洲停顿了足足半分钟后说，“我做这件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实事求是地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记录，使唐山的大灾难不再重演。”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庆洲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些领导的理解和支持。2004年，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看到《唐山警世录》书稿，欣然为之作序。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真相终于公之于众。

　　张庆洲的调查是从1998年开始的，历时两年。调查难度之大，是张庆洲始料未及的。“无论是当年成功预报了地震的人，还是由于某种原因漏报地震的人，都不愿意开口。这也是事实真相20多年无法揭开的一个原因。”

　　张庆洲说，为了说服梅世蓉接受采访，他已经数不清打了多少个长途电话，每个电话结束后都发现自己的烟灰缸里多了好几个烟头。就连当年创造了无一人死亡奇迹的青龙县长冉广岐，也是三顾茅庐才访问到的。

　　“当时冉广岐问，你有介绍信吗？有公章吗？我还是组织的人呢。”张庆洲不解，组织的人怎么了？“地委有话，不让说。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死亡。国家地震局交待不过去，这个事就压下了。”冉广岐后来向张庆洲这样解释自己多次拒绝采访的原因。

　　汪成民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1976年8月20日，河北省科委曾发出一份《地震群测群防简报》，首次披露了青龙成功预防了唐山大地震的事实。但没过多久，简报就被回收了。

　　汪成民还说，青龙经验最初为公众知晓，要感谢联合国的科尔博士。这位联合国女官员，1995年10月在北京参加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时获悉青龙县的奇迹。经中国政府批准，次年，她亲自带队赴青龙调查。从此，青龙奇迹不胫而走，被各国媒体广为报道。

　　“真相的揭开是需要过程的。”张庆洲透露，至今，很多唐山人都不知道事实真相。一些人通过小道消息打听他的调查结果，有的还托人辗转购买登载《唐山警世录》的那期《报告文学》杂志。

　　在采访张庆洲的这些日子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参观了唐山抗震纪念馆。事情过去了近30年，总该看到灾难的全过程了。出乎意料的是，9个展厅有8个展厅展示的是“新唐山建设成就”。只有1个展厅与地震题材有关。至于地震预报情况，只有缩在角落里的4幅小图画。画的是鸡不上窝、黄鼠狼搬家等图案。“参观这个纪念馆的人从这4 幅描绘了动物异常的画面上，怎能看出当年唐山有着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张庆洲反问道。

　　就在张庆洲《唐山警世录》问世的同时，钱钢的那本于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再版。

　　这本广为人知的书的新版本，收录了钱钢2003年的一篇讲演稿。他说，很多人问他，为什么唐山大地震10年之后才写这本书。钱钢直言，在1976年那个历史条件下，出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唐山大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和人员伤亡数字都是秘密。地震的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立刻会被警察抓起来，相机也会被没收。

　　“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主要是写地震之后发生的事，2005年问世的《唐山警世录》，则是对地震前的预报问题进行了调查。29年过去，唐山大地震终于在公众面前呈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全貌。”正在写回忆录的汪成民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

　　《唐山警世录》问世不久，2005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沈永社宣布，自今年8月起，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

　唐山大地震预测时间表

　　1967年10月

　　距唐山大地震9年

　　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在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议上指出，“应向滦县、迁安地区(属唐山地区)做些工作。如果这些地区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

　　1976年初

　　距唐山大地震不到半年

　　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综合唐山市40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到7级强震发生。

　　1976年7月6日

　　距唐山大地震22天

　　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物局地震办公室做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预报。

　　1976年7月7日

　　距唐山大地震21天

　　山海关一中的地震科研小组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14日

　　距唐山大地震14天

　　北京市地震队电告国家地震局，出现七大异常，要求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和渤海沿岸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近百名中国地震界官员、专家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唐山二中田金武老师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赵各庄矿地震台姜义仓在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会商会上正式提出：唐山即将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

　　距唐山大地震12天

　　乐亭红卫中学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发出书面地震预报意见：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1976年7月22日

　　距唐山大地震6天

　　山海关一中的地震科研小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书面预报意见：7月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26日

　　距唐山大地震2天

　　国家地震局汪成民等一行15人到北京市地震队听取汇报，北京队提出，发现临震七大异常。

　　1976年7月27日10时

　　距唐山大地震17小时

　　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人听取了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等的汇报。之后，查志远决定，下周一开会研究一下，让汪成民等先去廊坊落实水氡异常。

　　1976年7月27日16时

　　距唐山大地震11小时

　　吕家坨矿地震办公室的赵声和王守信两人通过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做了紧急震情汇报：第二个峰值一直在上升、上升、上升……

　　1976年7月27日18时

　　距唐山大地震9小时

　　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

　　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　　(记者李杨根据《唐山警世录》编辑整理)

　　“我总有一种犯罪感”

　　刘占武，这位当年唐山地震监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事隔20多年后终于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

　　★ 本刊记者／李杨

　　刘占武，1976年任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业务组组长。从1979年起，担任中心台台长，直至2002年退休。

　　这位当年唐山地震监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事隔20多年后终于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为张庆洲调查唐山地震漏报真相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内容。

　　刘占武也是钱钢《唐山大地震》一书中的人物。钱钢描述了震后受伤的刘占武被群众唾弃的过程，这部分的小标题是“‘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

　　中国新闻周刊：请介绍一下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地区的地震监测情况。

　　刘占武：当时唐山地区监测地震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唐山监测中心台，还有一个是唐山地震办公室。我们中心台是专业队伍，唐山地震办公室管辖唐山市市区范围内的地震台，是业余地震监测队伍，负责人是杨友宸。我们两家是平行机构，两家上面还有一个机构，是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

　　杨友宸这个人非常能干。他东奔西走，在唐山市建起了几十个地震监测台站。遗憾的是，地震前不久，他被弄到干校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地震前，你们掌握了哪些情况？

　　刘占武：我们管辖的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地电阻出现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到了1976年上半年，地电阻率值下降得相当快，很不正常。我们先后到昌黎后土桥地震台检查了3次，线路没有问题，也排除了干扰。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杨友宸下辖的地震台站很多出现了异常，而且有的台站还做出了明确的地震预报？

　　刘占武：是。唐山二中的地震台、唐山八中的地震台、马家沟矿地震台都和我们交流过震情。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还发出了地震警报。杨友宸下面的地震台站真的很厉害。吕兴亚预报：山海关西南100公里左右的地方(正好是唐山南火车站附近)，7月底8月初将发生6到7级地震。侯世钧预报：7月23日前后，唐山将发生6到7级地震。

　　中国新闻周刊：吕兴亚和侯世钧的地震预报报给你们中心台了吗？

　　刘占武：报给我们了。

　　中国新闻周刊：接到他们的预报之后，你们是怎么做的？

　　刘占武：我们向上级机构，就是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做了汇报。当时我说，第一，应该肯定他们的大胆预报，这种探索精神是可嘉的。第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现在地震预报尚处于探索阶段，不能说人家的预测结果完全不对。第三，我们认为应继续观察。

　　当时已经有昌黎后土桥地震台出现异常，又有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的短期预报，还有唐山二中、唐山八中、马家沟矿等好几家监测台站提出可能发生大震。我们收到的异常资料已经很多了，当时应该立即要求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会商，可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做，而是提出继续观察，延误了战机。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当年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原因在哪里？

　　刘占武：没有做好专群结合。当时对于吕兴亚和侯世钧的预报，我也是将信将疑，有点看不起群测群防的土方法，觉得他们用的是土地电，只能打到地下几米深，而我们专业台用的地电能打到地下1000多米深。现在看来，他们搞了多年的监测，经验丰富，能够敏锐地捕捉地震信息，也积累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料，他们才是真正的专家。

　　另外就是国家地震局的作用没有发挥好。专业地震队和地方地震工作队是地震预测的两条线，这两条线的交汇点应该在国家地震局。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今天，唐山灾难能够不再重演吗？

　　刘占武：很难说。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

　　刘占武：地震预测要靠两条腿走路，专群结合。可唐山大地震以后，群测点都撤了。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群测群防那么重要，怎么反而撤了呢？

　　刘占武：(沉默)。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事当年你向《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说过吗？

　　刘占武：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为什么20多年后又讲出来？

　　刘占武：我总有一种犯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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